关于此书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心理学书籍致力于分析痛苦，讨论如何解除痛苦。心理学产生的前一百年内，对消极情绪（抑郁、焦虑、压力）的研究远远超过了对积极情绪的研究。因此，心理学教科书（我对这一领域比较了解，也写过若干本书）充斥着痛苦，而非欢乐。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感谢新时代的研究者，给古老的难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什么是幸福？如何获得幸福？在1979年的《心理学摘要》（Psychological Abstracts）中，有关“幸福”“生活满意度”或“福祉”的文章只有150篇。到了1989年，这一数量暴增到了780篇。本书将描述截至目前的发现，尽管最新的研究也无法提供通往幸福的捷径，但却照亮了寻找幸福的道路。站在追寻人类幸福的科学家肩上，我们可以尝试眺望追寻个体幸福的方法。
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幸福是科学的新进展，而探索幸福之谜的理论却源远流长。古希腊哲学家曾深深思考过幸福之谜。他们的答案是：幸福源自从容的人生和睿智的思考。“世界上没有幸福的愚人，也没有不幸的智者。”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Cicero，106—43 B.C.）如此回应道。对于古希腊哲学家和西塞罗，生命中的愉悦主要在于心灵，而非身体。要得到幸福，就必须宁静生活，超越俗世的欲望和物质财富。
思考幸福之时，伊壁鸠鲁派（Epicurean）和斯多葛派（Stoic）哲学家奏响了不同的曲调。伊壁鸠鲁（Epicurus，342—270 B.C.）认为，幸福来自人生中简单、可持续的愉悦，比如心灵的安宁平静。他认为，智者对过去心怀感激，享受当下的快乐，对无尽的未来一无所惧。而斯多葛学派认为，与其说幸福是享受简单的快乐，不如说是获得高尚的态度——拥有分辨善恶、厘清恐惧与否的智慧，并懂得如何控制欲望。与其垂涎他人，不如接受自己的处境。现在看来，这些古希腊人确实很酷，很有头脑。
此后，数百上千年来，针对幸福这一主题，各位圣贤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观点。他们告诉我们，幸福来自高尚生活，也来自远离邪恶；来自理解真相，也来自拒绝幻觉；来自克制，也来自清除自己被压抑的愤怒和痛苦。他们还告诉我们，幸福来自活在当下，也来自活在未来；来自让他人幸福，也来自享受敌人的痛苦；来自与他人共处，也来自独自生活。这一清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但为了去伪存真，是时候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研究幸福的新兴科学吧。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通过研究饮食、死亡率、财富和住所来观测自己的生理健康状况。北美、欧洲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再探索“客观的幸福”如何测量，而开始关注“主观的幸福”——也就是幸福感，即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首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经历、环境、特质和态度能帮人们获得幸福？什么又会阻碍人们获得幸福？简而言之，谁会获得幸福？怎么获得？
就像所有写过或读过“如何获得幸福”书籍的人一样，社会学者对幸福之谜也有自己的直觉答案。为了检验他们的直觉，也就是从各种看似合理的答案中，筛选出真正能影响幸福的因素，幸福研究者做了两件事。一方面，他们对大数据样本进行调查；另一方面，他们也做了许多实验。
为了调查不同人群的经验和情绪，研究者需要随机选取样本，确保每个研究对象被抽中的机会都是一样的。想象一下，有一个巨大的谷仓，里面有6000万颗白色的豆子和4000万颗绿色的豆子，它们被均匀地混合在一起了。我们用一把铲子，随机铲出1500颗豆子，里面应该会有60%的白豆和40%的绿豆，误差为2%～3%。对人群进行抽样也是如此，随机抽样的1500个人可以代表1亿人的基本状态，误差处于可以接受的水平。
除了代表性随机抽样，另一种常用的替代方式是任意抽样。那些不相信谨慎调查结果的人，可能会基于自己的直觉选择对熟人进行任意抽样。比起自己进行的非正式调查，他们往往会更质疑系统调查的结果。与之类似的例子是雪儿·海蒂（Shere Hite）的《女性与爱情》调查，基于非代表性抽样的10万名美国妇女，对她们进行邮件调查，得到的回复率为4.5%。这一样本的代表性值得质疑，不仅因为回邮件是妇女的自我选择，也因为最初联系上的妇女都是女性组织成员。尽管如此，海蒂认为，“有4500个人参与，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显然，这对《时代周刊》也够用了，海蒂的发现登上了杂志封面。她提出，在结婚五年以上的女性中有70%存在外遇，95%感觉在情感上受到丈夫的侵扰。那些欣然接受这一观点的人似乎并不在意，在其他宣传力度不那么强的调查中，通过对美国妇女样本进行调查，发现的生活满意度远高于海蒂的调查，具体而言：半数以上的妇女感到婚姻“很幸福”或“完全满意”，只有3%的人认为自己“完全不幸福”，有10%的人表示自己在现存婚姻中有外遇行为。
我们可以通过任意抽样（观察云层，用手指感受风力）来谈论天气，也可以看天气预报来了解天气，后者是通过综合报告得出的结果。我们也可以通过直觉、经验智慧和任意抽样来描述人们的经验。然而，如果要形成人类整体的经验、态度的准确图像，唯一的方法就是代表性抽样调查。
有了这样的调查，我们才能汇总出人们自我报告的幸福感，也能回答许多有趣的问题。如果你想要预测一个人能否获得幸福，需要知道些什么呢？这个人是年轻还是年老？男性还是女性？外向还是内向？幸福与什么相关？健康、财富、人际关系、职业抑或心灵？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够显现幸福的成因，表明如果我们想要变得更愉悦，应该做些什么。然而，如果要厘清因果关系，还需要由社会学家进行社会面实验。要测量几种可能的影响因素，科学家会设置两组人，其他因素都保持一致，唯一的差异只在这个需测量的因素。
那么，播放积极信息刺激阈下听觉，能让我们更幸福（或者能帮我们戒烟、学习或提高性兴趣）吗？为了得出结论，研究者可以将人们随机分配为两组，让一组人听音乐，其中嵌入了相关的阈下信息，另一组则听没有特殊信息的音乐。由于阈下信息无法进入意识，被试都不知道自己听的是哪种信息（相关实验的结果详见第5章）。
或者，想想看：财富能让人更幸福吗？改变期望和比较点能让人更幸福吗？躺在沙滩上休息一天能让人更幸福吗？心理治疗能让人更幸福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随机分配人群，让一部分人体验相关因素，另一部分人则不体验，从而进行对比。
显然，有些情况可能无法使用实验法，比如说，要研究婚姻与幸福的关系，理论上可以随机安排一部分人结婚，另一部分人终身不婚——但可能不会有志愿者参加这样的研究。所以，我们只能尽力去寻找婚姻与幸福之间的复杂联系，进而得出可信结论。
在探索幸福这一新的科学主题之前，有必要厘清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
聚焦个人幸福是不是太自私了？幸福真的是我们的终极追求吗？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不这样认为，他说：“宁为痛苦的苏格拉底，不当幸福的动物。”
佛罗里达的心理学家迈克尔·福代斯（Michael Fordyce）常年教学、研究幸福，为了帮助人们评价幸福的重要性，他提出了一种心理测试法。其一，你可以获得最高梦想中的名誉和财富，但是并不幸福；其二，你终日忙碌，所得只有生活的必需品，但却很愉快。以上两种生活，你想要哪一种？
约翰·穆勒可能是对的，幸福不是，或不应该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当我们将幸福与其他目标相对比——健康强壮、社会尊重、高收入等——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幸福。事实上，我们始终致力于追寻幸福、解除痛苦，这种需求会导致一系列行为，包括追逐成功、性乃至自杀。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也是如此认为。他提出了“幸福是至善”的观点，引导古希腊人对幸福的哲学思考：幸福如此重要，以至于其他一切都只是获得它的手段而已。幸福如此重要，美国将《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基础——人权，建构在追寻幸福的基础之上。幸福如此重要，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不论在哪个时代，获取、保持、重得幸福，是绝大部分人的秘密动机。”
那么，这种对幸福的追寻值得吗？有没有自我放纵的意味？当罗马陷入熊熊大火时，这些幸福的人会得意地笑吗？
荷兰心理学家鲁特·范霍温升华了对幸福相关因素的研究。研究者选取了幸福／不幸福的人，研究他们的自我报告、行为和同伴评定，结果发现，特别关注自我的不是幸福的人，而是那些失去亲人或抑郁的人。处于悲伤情绪的人（研究者请他们想象了令人抑郁的情况）报告的痛苦程度，是较少自我关注、处于幸福情绪的人的两倍。抑郁的人更可能昏昏欲睡、自责式沉思、社交退缩，甚至怀有敌意。在某些方面，这是健康的。就像生理疼痛一样，心理疼痛是一种对危险、威胁和失去的预警。痛苦蕴含理智，疯狂产生出路。消极情绪表示整体状况不太好，激励人们不断反思、重新评估，而不是像无忧无虑的幸福之人那样随意做出判断。然而，认为“别人针对自己”的假设并不完全是错误的，抑郁的人很难在身边找到快乐。痛苦的人或许会喜爱别人的陪伴，但别人却不喜欢痛苦。尽管一开始，配偶、同事会对抑郁者寄予同情和支持，但时间长了之后，他们也会疲于应付那些绝望、疲惫和抱怨。
反之，幸福的人精力充沛、果断、灵活、富有创造力且善于交际。与不幸福的人相比，他们更愿意相信别人，更愿意爱别人，也更愿意给予别人回应。举个例子，面试官在回忆求职者的表现时，幸福的人会记得更多积极的行为，给的评分也会更高。如果先给参与调查者一份小礼物（他们会因此产生短期的幸福感），再请他们评价自己的汽车、电视机的性能，会发现他们的评价会高于其他没收到礼物的人。
幸福的人能容忍更多的失败。他们不粗暴对待他人，并且对他人也更宽容。不管是暂时性还是长期性的幸福，都会让人充满爱意，更仁慈，更不容易夸大或过度解释轻微的批评。与眼前利益相比，他们会选择长期利益。两幅画摆在面前，一幅是幸福的画面（人们欢笑、玩耍），另一幅则是悲伤的画面（葬礼、灾难），他们会花更长时间看前者。悲伤的人更容易关注生活的阴暗面，相对不喜欢快乐的人、故事、电影和音乐。
多个实验之后，人们发现，幸福的人更乐于助人。这就是所谓的“自己感觉好才会做好事”，感觉自己成功的人更愿意教导别人。在电话亭里捡到钱的人更愿意帮别人捡掉落的纸。通过听喜剧集而激发了愉快情绪的人，更愿意借钱给别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提出：“哦，让我们幸福，幸福让我们变好！”
证据仍在不断积累，正如谚语所言：“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情绪也属于生理事件。与抑郁的时候相比，幸福时，我们的免疫系统抗击疾病的能力会更强大。抑郁时，特定的抗击疾病的细胞数量会下降。因此，应激状态中的动物，处于压力之中或抑郁的人，都更容易生病。
人类的幸福既是目标（希望自己生活充实、愉快），也是达成更充满关怀、更健康的社会的手段。正如海伦·凯勒（Helen Keller）所写：“幸福如同圣火，温暖我们的目标，照亮我们的智慧。”既然如此，是时候思考了，幸福不只停留在生理和物质层面，更重要的是内心的福祉。
通过经验，我们可以知道，有关幸福的不同观点，会肯定我们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也会对一部分传统价值观提出挑战。这种批判性分析能帮助我们重新评估自己的优先级，也能帮助我们恢复一部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所以，要确认特定的价值观，我们的目标不是创造新事物，而是进行报告。如果说，报告“积累财富的物质主义、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不会带来人们期望中的幸福”是一种“自由”，那么，我们所报告的人类经验就蕴含了自由主义。如果说，报告“活跃的精神和亲密的关系（如婚姻）有助于幸福”是“保守”的，那么，与其说是我们的总结“保守”，不如说是我们所报告的反应很“保守”。
虽然我们社会学者很追求客观，但事实是，毫无价值判断的客观是不存在的。为了追求真实，我们会追随自己的直觉、偏见和内心的声音。究竟应该报告什么？如何报告？感情会以各种方式微妙地牵引着我们做出决定。写这本书是一种乐趣，因为它既结合了科学研究与大众出版，也结合了客观事实与价值观。
我个人的兴趣首先在于心理学的实证（科学）传统。作为一个研究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家（主要研究人类如何看待、影响他人，如何与彼此建立关系），我不太相信逸事、证词、鼓舞人心的公告或传统智慧。我们会发现，从这些资源中开创的“流行心理学”有时是对的，但具有代表性的调查和谨慎的实验会证实它们有时是错的。
严谨的研究不需要保持冷酷，也不需要剥除感情。充满学术探索性的研究工作，也可以充满乐趣和人文关怀。尽管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所有观点都基于科学研究，但我会将这些结论与真实人生联系在一起。什么人会获得幸福？他们如何获得？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会停下来思考，哪些答案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意义。
虽然我知道，科学家不是以虔诚著称的职业，但我个人的情感早已被宗教的价值观和精神染上色彩。实证主义者的怀疑精神与基督教信仰汇聚于我身上，这种组合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我却觉得很有趣。因为，缺失科学的信仰会拒绝新的理解，而缺失信仰的科学难以获得深入理解。
这也是一种传统的组合方式。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伊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和其他现代科学奠基者都认为科学家必须谦卑地将自己的思想交给实证验证，接受大自然反馈的任何结果。这也是一种大胆假设和脚踏实地的结合。对于很多事物，我都不会视之为理所当然，而我的力量来自希望感（正如我所在机构的名称——霍普学院）(1)。
我知道自己无法拥有幸福之谜的终极答案——有关幸福的科学研究刚刚起步，本书只是针对前期探索的暂时性报告——我希望读者不会感觉被按着头同意书中的结论。事实上，我更希望读者能加入我们，加入对幸福的未竟研究。如果科学家们提出的启示，以及我对这些启示的反思，能激起读者诸君的思考，想想如何能在自己的人生中找到更深的意义和满足感，以及人类如何共同建设一个更幸福的世界，我写这本书的目标就实现了。
(1)作者就职于霍普学院（Hope College），也可以译为“希望学院”。——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