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修昔底德和他的时代

一、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世界由两场大战塑造，第一场战争是世纪初的希波战争，第二场战争是爆发于世纪后半段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希波战争的直接结果是波斯帝国从爱琴海周边退回内陆，更为深远的影响是雅典在希腊世界的崛起。从古风时代（Archaic Greece）到希波战争期间，斯巴达一直是希腊世界的领袖，希波战争的进程以及结束后的爱琴海局势实质性地改变了希腊世界的力量对比。雅典凭靠强大的海军逐渐形成对爱琴海地区的支配秩序，成为与斯巴达分庭抗礼的重要一极。以两个城邦为首的两大阵营在公元前431年开启了一场持续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重塑了整个希腊世界。

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世界最好的时代。希波战争的胜利让希腊世界充满自信和活力：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摆脱了波斯的控制；雅典卫城上建起多座恢宏的神庙；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为后世留下不朽的悲剧著作；旧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也用戏谑的笔触讽刺着城邦中的政客；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留下最早的历史著作；环爱琴海地区的智慧之人游走在城邦之间，思考着天上与地上事务的道理；苏格拉底每天在雅典的广场上与年轻人交谈，提醒人们要省察自己的生活；雅典最终建成了民主制度，公民们在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上讨论着城邦的公共事务，伯里克利在演说中对这一制度进行了高度赞颂。可以说，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为后世留下了无比灿烂的文明遗产。

公元前5世纪也是希腊世界最坏的时代。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给整个希腊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当波斯大军压境时，大多数希腊城邦主动献上“土和水”，臣服并跟随波斯大王作战；温泉关留下了斯巴达三百勇士的美名，代价是全军覆没；雅典卫城多次被波斯大军烧毁；爱琴海的诸多希腊岛邦在摆脱了波斯的统治之后，紧接着又要向雅典纳贡，稍有反抗便招致血腥镇压；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大多数希腊城邦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战争，杀戮乃至灭绝式屠杀频现；战争之初，雅典暴发了严重的瘟疫；战争期间，城邦内乱像瘟疫一样在希腊世界传播，父子相残，价值体系崩塌。战争不只给战士带来荣耀，还给无数人带去了难以言说的苦痛。

在希腊世界中，公元前5世纪最重要的两个主角，就是雅典与斯巴达。在进入修昔底德之前，有必要对这两个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的状况进行简单介绍。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那就是“民主帝国”。雅典在公元前6世纪时还在被城内外各种力量撕扯，并不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城邦。关键性的变化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与前5世纪之交，雅典先是在斯巴达的帮助下驱逐了僭主（tyrannos/tyrant）家族，并很快（公元前508年或前507年）由克里斯提尼完成了政治整合，在城邦中建立了平等的秩序。希罗多德曾评价说：“雅典人就这样强大起来了。显而易见的是，言论的平等是一件绝好的事情。这不只是从这一个例证中，而是从许多的例证中得到证明的。因为处于僭主统治下的雅典人，在军事方面丝毫不强于他们的任何邻人，但是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成为最优秀的。”[1]改革之后的雅典，不仅成功挫败了斯巴达的干涉计划，还在不久之后的马拉松战役中，凭自身的力量击败了数倍于自己的波斯大军。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雅典为抗击波斯的希腊联军贡献了半数船只，并在关键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希波战争决定性地改变了雅典，既改变了雅典的政体，也改变了雅典在希腊世界中的地位。从城邦内部政体来看，雅典从平等的秩序进一步发展为民主政体，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海军力量的增长。希腊城邦传统的作战方式是重装步兵方阵，重装步兵的装备通常由公民自己购买，所以重装步兵的主体是有一定资产的人，相应的城邦政体更接近中道政体或混合政体。海军则不同，舰船由城邦出资兴建，平民只需要一把子力气便可在船上划桨，而大量平民（demos）乃至贫民加入军队，决定性地改变了城邦的政治力量结构。这一趋势在希波战争后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虽然最初城邦权力掌握在由贵族群体构成的战神山议事会手中，但是城内的政治家开始主动通过恩惠来换取平民的支持。

公元前5世纪60年代末，埃菲阿尔特（Ephialtes）和伯里克利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大部分权力，将权力转交给了五百人议事会、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2]到伯里克利时期，雅典最终建立起民主政体：公民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并无财产要求，城邦最终的决策机构是公民大会；公民大会事务由五百人议事会筹备，议事会成员每年轮换。今天看来，雅典的民主制度是直接民主制，其标志并非选举，而是抽签。选举在古代希腊被视为是贵族制的制度，因为选贤与能是选出更优秀的人，而抽签才是真正平等身份的体现。当然，雅典的军事将领是由选举产生的，每年10位，可以连任，伯里克利就连续多年当选为将军，在城邦中拥有显赫的影响力。

根据古代记载，伯里克利会给参加陪审法庭的公民发放津贴。此外，根据普鲁塔克（Plutarchus）的记述：“伯里克利把缰绳交给民众，向民众实行讨好政策，在雅典不断地为民众设计很多节日看戏、会餐、游行，用‘粗俗的娱乐哄孩子似的’哄着民众，而且每年派出60艘船，载着许多平民，出去航行8个月，都付给工资，让他们学习和操练航海的知识。”[3]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之所以能负担如此规模的财政支出，很重要的原因是有盟邦缴纳的贡赋，因为雅典已经不再是一个城邦，而是成了帝国统领。

当希腊联军在海上和陆上决定性地击败波斯军队后，斯巴达本可以继续率领这一反波斯的联盟，但身为联军领袖的斯巴达国王鲍桑尼亚斯（Pausanias）的傲慢和专断逐渐显露出来，盟军中很多人开始控诉鲍桑尼亚斯，并拒绝接受斯巴达派出的继任者多喀斯（Dorcis）担任联军统帅，而是恳求在希波战争中表现卓越的雅典人出任盟主。斯巴达没有继续派人接替，雅典则欣然接受了盟邦的请求。公元前478年（或前477年）冬天，盟邦代表在提洛岛（Delos）开会，成立新联盟，旨在蹂躏波斯领土，为希腊的苦难报仇，还要将那些仍在波斯统治下的希腊人解放出来。这个联盟被现代学者称为“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提洛同盟中没有伯罗奔尼撒的城邦，基本由爱琴海的岛邦以及伊奥尼亚（Ionia）和卡里亚（Caria）等地区的城邦组成，雅典被推为盟主。同盟有公共的金库，放在提洛岛上。

提洛同盟成立的目的是针对波斯，在成立之初也的确履行了这一职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波斯的威胁逐渐减弱。公元前449年春天，雅典人和波斯签订了《卡里阿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明确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获得自治，波斯和希腊停战。波斯的威胁消除后，雅典没有放弃同盟，反而加强了对同盟的控制。公元前454年（或前453年），伯里克利将提洛同盟的金库从提洛岛迁到雅典卫城。公元前449年（或前448年），一则雅典法令要求关闭各盟邦的造币厂，将雅典的度量衡标准以及货币强加于盟邦。一年以后，克雷尼亚斯法令规定各盟邦的执政官与雅典驻邦督察官要负责确保每年的贡赋按时征收，并送往雅典。至此，提洛同盟已经由一个反击波斯的联盟转变为由雅典控制的帝国，雅典成为霸权城邦，建立起对爱琴海区域的海上支配性秩序。

雅典从克里斯提尼改革和希波战争之后开始快速崛起，而斯巴达从古风时期开始就是希腊世界的头号城邦。斯巴达独特的地位源自强大的城邦实力，仔细考究会发现斯巴达力量的基础既来自其独特的政体结构，也来自复合型的权力支配秩序。从政体结构看，斯巴达在莱库古（Lykourgos）立法之后建立了独特的混合政体。斯巴达设有两个国王，他们分别来自两个世袭家族，负责统领军队发动战争、履行宗教和司法职能；5位监察官（ephors）每年一届，通过选举产生，负责监督国王行使职权；长老议事会（gerousia），由30位60岁以上的贵族组成（包含两位国王），承担重大事务提案、司法及外交事务决策等职责，也是唯一能够判处死刑或流放的司法组织；公民大会由斯巴达公民构成，偶尔召开，普通公民不能在公民大会上发言讨论，但有通过和否决权。斯巴达的这一政体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公元前3世纪一直保持稳定，这不仅为同时代的希腊人所认可，而且为后世所称道。概览整个西方思想史，会发现直到19世纪前，欧洲的思想家大都将斯巴达而非雅典视为希腊城邦政体的典范。

除了稳定的政体结构外，斯巴达还拥有多重的权力支配秩序。这一秩序中最核心的是斯巴达城邦，城内公民享有完备的公民权。斯巴达城外面一环则是位于拉科尼亚（Laconia）的庇里阿西人（perioikoi），直译就是“住在周边的人”，庇里阿西人往往有独立的城邦和政治机构，只是在对外政策和战争方面要听从斯巴达统率。斯巴达人和庇里阿西人合起来称为拉凯戴孟人（Lacedaemonian），后者在修昔底德的书中被频繁提及。斯巴达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群黑劳士（Helots），这是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Messenia）以及部分拉科尼亚地区获得的奴隶，黑劳士没有自由身，虽然拥有自己的村落，可以结婚，但要向他们的主人缴纳所耕种土地上的一大半产品，就像在重负下筋疲力尽的驴子。上述这三类人基本上构成斯巴达本土的主要人群，主要集中在伯罗奔尼撒的南部地区。

除了三重领土和人群秩序外，斯巴达还维系着一个联盟，它被古代作家称作“斯巴达人和他们的盟邦”，现代学者直接称之为“伯罗奔尼撒联盟”。联盟成立的确切时间不可考，学者们推测很可能是在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在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一书中，有关于这个联盟集体行动干预其他城邦的事迹。伯罗奔尼撒联盟，顾名思义，成员城邦大都是位于伯罗奔尼撒的陆地城邦，如科林斯就是典型的代表。与后来雅典控制的提洛同盟不同，斯巴达在公元前5世纪末之前通常不干涉同盟城邦的内部事务，同盟城邦也无须向斯巴达定期缴纳贡赋。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共同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上，联盟城邦和斯巴达有共同的朋友和敌人，跟随斯巴达对外征战。从一些案例来看，斯巴达甚至对整个联盟的行动也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如公元前506年前后，斯巴达国王曾号召伯罗奔尼撒人一起攻击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并在公元前504年的联盟大会上提出让被驱逐的雅典僭主希皮亚斯（Hippias）重返雅典掌权，但因遭到科林斯等城邦的强烈反对无果而终。[4]

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率领伯罗奔尼撒盟友在希腊本土乃至岛屿上推翻一个又一个僭主政体，恢复了那些城邦的自由。因为这些举动，斯巴达赢得了“解放者”的称号。在希波战争期间，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支持下，毋庸置疑地成为抗击波斯联军的统领城邦，联军将军也由斯巴达国王担任。到了战争后期，雅典凭靠海军力量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表现卓越，而斯巴达则在其擅长的陆战中大显身手，在决定性的普拉提亚陆战中，斯巴达率领希腊联军击败了数量三倍于己的波斯军队。在波斯撤军之后不久，斯巴达无意继续统领对抗波斯的联盟，将权力让给了雅典。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黑劳士叛乱。黑劳士群体的人数是斯巴达人的数倍，经常在斯巴达遇到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在外作战时发动叛乱。黑劳士为斯巴达公民提供了专心军事训练和集体生活的物质基础，却也成了斯巴达政体安全的持久威胁。这就使得斯巴达并不放心长期在外征战，城邦的对外战略总体趋于保守。

以上就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两大势力集团的基本状况，两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就生活在这一时代背景中。希罗多德撰写了他没有亲身经历的希波战争，并在晚年看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而修昔底德出生于雅典民主帝国的成型之时，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了希腊世界的这场内战，更重要的是，他将这场战争记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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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希罗多德，《历史》，5.78。

[2]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5.1—25.2；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9.4。

[3]参见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11.4—11.5。

[4]希罗多德，《历史》，5.91—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