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618—907)

初唐儒学之复振

隋朝这个短命王朝共存在了三十七年。隋文帝在位初期，曾诏天下劝学行礼，厉俗敦风，倡导学习儒经，谨遵儒训。然其晚年崇尚佛道思想，不悦儒术，并废太学、四门、州县学。隋炀帝即位之初，下诏巡省方俗，宣扬风化，复开庠序。然其统治后期，穷兵黩武，统治残暴，儒学更无生机。隋朝虽终结数百年来南北的分裂，但旋即又陷入新的破碎和混乱当中，这也导致了有隋一代儒学之不昌。隋代皇权动荡，末期社会混乱，大肆征伐，儒家典籍和儒学思想的传承遭到破坏。唐朝建国之初，统治者为巩固国家统一，保障社会长治久安，虽主张三教并行，而实际更加推行儒学，重用儒臣，教化风俗，儒学一直处于思想领域的主流地位。

唐高祖崇尚儒学，疏离释道，即位之初，恢复学校，于国子、太学、四门以及各郡县学并置生员，为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不时亲临国子学释奠，听诸生讲解经义。武德七年，有《赐学官胄子诏》云：“自古为政，莫不以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博深。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而三教虽异，善归一揆，沙门事佛，灵宇相望；朝贤宗儒，辟雍顿废，王公以下，宁得不惭。朕今亲自观览，仍征集四方胄子，冀日就月将，并得成业，礼让既行，风教渐改。使期门介士，比屋可封；横经庠序，皆遵雅俗。诸王公子弟，并皆率先，自相劝励。”可见，其虽然主张“三教虽异，善归一揆”，但却要“崇尚儒宗”。

高祖恢复学校、并置生员等举措为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进一步迅猛推进儒学发展的，当为唐太宗李世民。武德三年，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在讨平东夏，海内无事之后，“乃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为秦王府十八学士。李世民登基后，又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召勋贤三品已上子孙，为弘文馆学士”。唐太宗曾对群臣说：“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而对于佛道二教则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太宗重儒轻佛道的态度显而易见。

贞观二年，太宗诏停周公为先圣，升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又立孔子庙堂于国学，大征天下儒士，增筑国子学舍、增置生员。史书载：“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唐太宗对历代名儒进行了褒扬，贞观二十一年，诏令将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元凯、范宁等历代名儒二十一人与颜子一起配享孔庙，行其道而用其书，褒崇有加。

初唐儒学的复振和繁荣，除了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支持，还因儒士们的大力阐扬。诸如，令狐德棻曾请“购募遗书”、收集儒典，以至“数年间，群书毕备”。颜师古考定《五经》，太宗“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两汉以来的繁杂多说，自此得到了统一。

较之于宋明理学，唐代儒学虽然没有实现理论体系的颠覆式革新，但其在儒学的统一和整合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儒学实践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放光彩。然而，初唐儒学虽于贞观年间辉煌一时，但为时甚短，《旧唐书·儒学传序》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醲日去，华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准贞观旧事，祭酒孔颖达等赴上日，皆讲《五经》题。至是，诸王与驸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是时复将亲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将取弘文国子生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武则天时期的大肆尊佛，玄宗朝后期的安史之乱，皆使儒家伦理纲常受到毁坏。然而，儒学的困境也酝酿着儒学自身的更新，从韩愈、李翱开始，儒学将迎来自身的新一轮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