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泰伯三让天下

泰伯三让天下的故事发生于周朝兴盛之前，并且对“小邦周”的兴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曾对泰伯三让之德极力赞扬，称其为“至德”：“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而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以《吴泰伯世家》作为七十世家之首，对泰伯的让德推崇备至。

关于这一故事许多早期文献都有涉及，除了《论语》之外，《左传》也多次提到，但大多是在叙述其他事件时附带提及，或作为例证来引用。如闵公元年，大臣士蒍在劝晋国太子申生学习吴太伯的做法，出逃避祸，以保声名时说：“太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间接点出了太伯奔吴的故事。又如僖公五年在叙述假途伐虢之事时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这里借宫之奇之口点出了太伯让位的故事。最早详细记录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是《史记》中的《周本纪》和《吴太伯世家》，其中《吴太伯世家》云：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周太王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即泰伯、仲雍和季历。季历生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生下来就有祥瑞之象，预示着他将带领周走向兴盛。古公亶父因此想立少子季历为嗣，从而能够传位于姬昌。泰伯知道他父亲的这种想法后，就与二弟仲雍商量，两人一致决定主动离开岐下，逃到南方荆蛮之地，并顺从当地的习俗文身断发，来表示不再回去的决心，从而将王位的继承权让与了三弟季历，进而成就姬昌和其子武王姬发一统天下的大业。

其实，关于泰伯三让天下的故事有许多版本，上述《史记》的记载只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韩诗外传》卷十、《穆天子传》卷二、《吴越春秋》卷一等，也对这一故事有更为详细、生动的记述，内容与《史记》的记载大同小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韩诗外传》的记载：

君子温俭以求于仁，恭让以求于礼，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于道也，犹农夫之耕，虽不获年，优之无以易也。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历，历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贤昌而欲季为后也，太伯去之吴。大王将死，谓季曰：“我死，汝往让两兄，彼即不来，汝有义而安。”大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伯谓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仲曰：“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养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独见，王季独知。伯见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太伯、王季，可谓见始知终而能承志矣。

这里主要是通过叙述泰伯三让天下的故事，揭示君子要“温俭以求于仁，恭让以求于礼”，而不要斤斤于个人的得失。另外，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引用了孔子对三让故事的评述，这是《论语·泰伯》之外仅存的另一条孔子对泰伯故事的评论。孔子认为泰伯能够切身领会父亲的意志，主动避让，而王季又能够领会父亲的苦心，所以他们都能够承父之志，这才是孔子一直提倡的最大的孝道，正如同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关于“三让”的具体含义，历代也有不同的解释。东汉王充在《论衡·四讳》中说：“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大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大王薨，太伯还，王季避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认为三让是在处理太王的丧事时，三次谦让不作丧主，不继承王位。郑玄在《论语注》中提出另一种说法：“三以天下让者，见季历贤，又生文王，有圣人之表，欲以让焉。以为无大王之命，将不见听，大王有疾，因过吴越采药，大王没而不返，季历为丧主，一让。季历赴之，不来奔丧，二让也。免丧之后，遂断发文身，倮以为饰，三让。”认为泰伯共让了三次，第一次是生让，即在太王病的时候，以采药为名逃奔吴越而不归。第二次是死让，太王去世后，季历来赴告，不去奔丧，不去做丧主。第三次是俗让，泰伯可能在吴地为太王守丧，丧期满后便断发文身，示不可用，终不归。这种看法是认为“三让”是指泰伯在周太王生、死、祭三个重大变故中主动让位于季历。另外，皇侃《论语义疏》引用了晋人范宁的两种解释，第二种与郑玄略同，第一种则认为：“因太王病，托采药于吴越，不反。太王薨而季历立，一让也；季历薨而文王立，二让也；文王薨而武王立，于是遂有天下，是为三让也。”认为泰伯让季历、文王、武王三代，最终成就了周朝一统天下的大业。而宋代的朱熹则认为“古人辞让，以三为节。一辞为礼辞，再辞为固辞，三辞为终辞”。这种说法明显受后世权臣篡位时的三辞三让现象的影响。

对于泰伯三让天下，一向喜欢辨析义理的宋儒更从春秋大义、天理人欲等方面进行更烦琐的讨论，产生了许多奇特的观点。如有人认为“三以天下让”是有预谋的行为，是为了帮助周国取得天下，是一种阴谋。还有人认为太王有灭商之志，泰伯认为不合法，为存商，才逃亡到吴越，又将泰伯描绘成忠于商朝的忠臣。还有人认为泰伯让天下并非主动为之，而是被迫的。无论观点如何，都可见泰伯三让天下的故事对后世影响深远，并被儒家赋予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成为一种道德的典范和标杆。孔子以“至德”评价泰伯，可以说是最高的评价了。在孔子时代流传着不少让天下的故事，如伯夷、叔齐、务光等，孔子对他们的评价也很高，但仅局限于个体道德层面的“求仁而得仁”（《论语·述而》），而之所以称泰伯为至德，则可能有着更为深远的用意。在孔子看来，正是泰伯、仲雍的主动让位，才开启了文武周公等圣王的时代，开创了为孔子所津津乐道的周代礼乐文明。而对泰伯来说，正因为他的奔吴，才点亮了吴地和江南灿烂的文明之光，成为江南人文始祖。东汉永兴二年(154)，汉桓帝命吴郡太守麋豹在吴郡郡城（今苏州）阊门外修太伯庙，封吴允承为奉祀侯，至今近二千年，太伯、仲雍一直为吴人世世代代祭祀。

泰伯三让天下的道德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谦让之德。让是儒家的重要德目之一，孔子温良恭俭让，礼的重要内涵也是让。在现实中，面对利益的诱惑，能够做到谦让，甚至弃之若敝屣，就更加难能可贵。第二是睿智之德。君子处世，要懂得进退适宜的道理。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孟子说君子不立严墙之下，都是充满睿智的处世之道。泰伯面对当时的家庭境况和周国的发展形势，能够不失时机地采取三让天下的行动，从而避免家庭的内部纷争，甚至更严重的事态出现，正是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睿智果敢。第三是为公之德。泰伯的三让天下，更多的还体现了他一心为公的品德，为周国选择真正能够治理天下，带领周国走向繁荣昌盛的领袖，为此他宁愿自己隐姓埋名，远遁他乡，体现了奉公无私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