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一）国际背景

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日趋交织复杂，中美大国博弈常态化深度影响国内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节奏，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政策也应适时调整，发挥更大作用。近年来，全球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矛盾凸显。鉴于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对我国政策遏制持续强化，如美国采取“301调查”、“232调查”、技术封锁、出口管制等一系列措施，试图打压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打乱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节奏。作为重要宏观调控工具，财税政策应适时发挥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采取有效举措，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全球制造业版图和竞争格局加速变化，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国际竞争“双重压力”，应增强财税政策的调节能力，纾缓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世界范围内孕育兴起，叠加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重新审视制造业的地位和作用，把制造业视为促进经济繁荣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纷纷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加紧实施“再工业化”。新兴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如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家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推进“快工业化”，在制造业部分领域已形成追赶竞争之势，替代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意愿日益强烈。因此，我国制造业正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在高端制造业领先和新兴国家在中低端制造业追赶的“双向挤压”，倒逼我国制造业快速转型升级，否则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将不断增加，我国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将受到严重威胁。这就需要进一步优化国内营商环境，鼓励企业自主创新，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稳定核心企业，吸引优质外资进驻。财税政策的调节作用与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税费负担等密切相关，是决定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应继续推动改革进程，优化产业营商环境，提高产业链安全。

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面临深度调整，给我国制造业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实现转型升级带来新挑战，也对现有财税政策体系提出新要求。2008年金融危机打破了世界原有贸易和投资格局，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竞争力全面提升，对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构成了挑战。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希望通过WTO改革构建新的标准或规则，并借助贸易投资谈判实现新一轮的经济复苏。特别是美国通过《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多重区域一体化安排，努力在美、日、欧建立零关税区域，企图重塑全球贸易规则，以取得战略上的主导权。这就迫使我国制造业唯有改变现有全球资源配置格局，加快推动市场转型升级，变“被动”为“主动”，才能适应全球经贸格局变化。在此大背景下，我国现有支撑制造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已有所滞后，应精准把脉国际格局变化，对接国际市场需求，构建新时代下财税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