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新科学正在揭开人性的奥秘

“不要再写关于天性和教养的书了！真的还有人相信人类心智就是一块白板吗？对一部分孩子的父母来说，或者对异性恋者来说，或者对那些注意到儿童能够学会语言而家中宠物却无法学会语言的人来说，人类生来就具有某些天赋和秉性，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实吗？难道还有人相信遗传和环境的简单二分法吗？我们难道不都觉得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属于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吗？”

人类心智=天性+教养

当我向周围同事说起这本书的写作计划时，他们都表现出了上述反应。乍看起来，他们的反应并不是没有道理。天性和教养之争是一个过时的话题。但凡对当前心理和行为研究领域比较熟悉的人，都会了解下面这些持中间立场的观点：

如果读者觉得单纯用基因或者环境因素而不用考虑另外一种因素就能解释清楚，那只能说是因为我们未能清晰地揭示另外一种要素的作用。我们认为，基因和环境都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影响。那么，两者是如何共同发挥作用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坚定的不可知论者，我们无法确定，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让我们做出判断。

本书并不认为任何行为都是由基因决定的。环境的重要性一点儿也不亚于基因。儿童的成长经历与他们与生俱来的特质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即便某个行为是可遗传的，但就个体的行为而言，它依然是个体发展的产物，因此，它与环境因素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现代观点认为，表现型是由基因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这实际上意味着，文化传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儿童的行为是从他们的父母那里模仿而来的）。

如果你觉得这些平淡无奇的折中表明人们都已经超越了天性与教养之争，那你就得三思了。实际上，我引用的这几段话出自过去10年中最具煽动性的三本书。第一段话出自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nstein）和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合著的《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非裔美国人和白人在平均智商水平上的差异是由基因和环境共同造就的。第二段话出自朱迪思·里奇·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的《教养的迷思》（The Nurture Assumption），这本书的观点是：儿童的人格是由他们的基因以及环境决定的，因此，儿童和父母的相似性源于他们之间基因的共性，而不是源于父母的养育。第三段话出自兰迪·桑希尔（Randy Thornhill）和克雷格·帕尔默（Craig Palmer）合著的《强奸的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 Rape），他们的观点是：强奸不单单是文化的产物，还根源于男性的性欲。由于他们用教养和天性两种因素而不仅仅是教养一种因素来解释人类行为，因此遭到了各种抗议和斥责，受到新闻媒体的严厉抨击，甚至于美国国会的公开指责。其他一些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而他们的言论则受到审查，人身受到攻击，甚至有人威胁说要对他们提出指控。

人类心智在一定程度上是天性和教养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这种观点可能最终会被证明是错的，但它并不是空洞无聊的，也并非无懈可击的，即便是在21世纪，在这一议题出现了数千年之后依然如此。在解释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时，那些认为遗传有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观点依然会让很多人感到不安。在这些人看来，承认人性的存在就会导致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战争、贪婪、种族灭绝、虚无主义、反动政治，以及对儿童和其他处境不利人群的漠视。任何主张人类拥有先天大脑组织的观点都会给人们带来冲击，人们并不是把这种观点视作一种有可能错误的假说，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不道德的思考方式。

本书要探讨的是人性这一概念在现代生活中引发的道德、情感和政治上的反应。我将从历史的角度来追溯人类是如何将人性视为一种危险观念的，我将试图揭示形成这种看法的道德和政治源头。虽然没有一本探讨人性的书能够避免争议，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想追求“爆炸性”，尽管将这个词放在书本封面上效果会非常不错。我也不会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用极端的“天性”立场来反驳极端的“教养”立场，也不会说真理就在于这两者的折中。在一些情境下，极端环境决定论者的观点确实是正确的，比如一个人会讲哪种语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测验成绩方面的差异时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例证。在其他一些情境下，比如就某些遗传性的神经性疾病而言，极端遗传论者的观点则是正确的。在大部分情境下，要想对人类行为做出正确的解释，需要探讨遗传和环境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文化很关键，但如果人类大脑不具备学习和创造文化的能力，那么文化也就不存在了。本书并不是说基因决定一切，文化毫无影响（也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而是要探讨为什么一些极端立场（文化决定一切）会被人们认为是比较温和的，一些比较温和的立场反而会被认为是比较极端的。

并非像很多人担忧的那样，承认人性的存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的政治含义，比如说，它不会要求人们放弃女性主义，或者接受当前存在的种种不公或暴力，或者把道德性看成是虚幻的产物。在本书的大部分章节中，我都不会提出某些特定的政策，推进左派或右派的政策议程。在我看来，围绕政策产生的争议总是涉及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权衡，我们可以用科学来验证而不是解决这种权衡。我将向读者表明，许多权衡都源于人类的本性，通过确认这些特性，我希望我们在进行集体选择之前能够获得更高层次的知识。如果一定要说我鼓吹了什么，那必定是那些在现代社会讨论人类事务时，被忽视或者被压制的关于人性的科学发现。

否认人性存在的恶果

为什么说把关于人性的科学发现整理出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拒绝承认人类的本性，就像维多利亚时期人们谈性色变一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它会带来科学发现和学术研究的扭曲，我们的公共话语及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逻辑学家告诉我们，最简单的矛盾就可以使得一系列观点站不住脚，从而使谎言扩散开来。当来自科学的证据和人类的常识都表明人性确实存在时，那种否定人性存在的教条主义，正面临着这种窘境。

首先，那种认为人类心智是一块白板的教条扭曲了关于人类的研究，从而使公众和个体依据这些研究做出决策时受到影响。比如，很多关于儿童抚养的政策都是建立在父母和儿童行为之间存在相关性这样一种研究发现之上的。父母仁爱，孩子就会比较自信；父母强调权威（既不放任又不严惩），孩子就会有良好的举止；父母经常和孩子交谈，孩子的语言技能就会比较高；等等。每个人都认为要想培养出最出色的孩子，父母必须充满仁爱、威严和善于交谈。如果儿童没有表现得这么出色，那肯定是父母的问题。这种论点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的：儿童的心智就是一块白板。然而，我们应该要知道，父母提供给孩子的，除了家庭环境，还包括基因。因此，父母和儿童之间的相关性可能源于这样一种可能性：使父母充满仁爱、威严和善于交谈的基因可能同样会使儿童充满自信、行为良好、能言善辩。除非我们对被收养的儿童（他们从父母那里获得的只有环境，没有基因）也进行研究，验证到底是基因造就了所有的不同，还是父母教养导致了所有的差异。然而，几乎在所有情况下，研究者考虑的都是最极端的情况：父母的养育意味着一切。

视人性的存在为禁忌，不仅使研究者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还使任何关于该问题的讨论都成为一种被禁止的异端邪说。很多作者为了否定人性的存在，甚至放弃了逻辑和最基本的素养。他们通过一些最初级的区分：“一些”与“全部”，“可能”与“总是”，“实然”与“应然”，从而将提倡人性的说法描绘成一种极端主义的教条，以避免读者去关注这些学说。他们对这些观念很少进行理性分析，往往代之以政治层面的污蔑和人格层面的攻击。这种对学术氛围的毒害，让我们无法去分析那些关于人性的重大问题，但新的科学发展正在使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对人性的否认已经超出学术界，导致知识研究和常识的分离。我撰写这本书，最初的想法源于我收集到的一些评论员和社会批评家关于人类心理可塑性的令人惊诧的言论：小男孩之所以会争吵、打闹是因为大人鼓励他们这样做；儿童之所以喜欢吃糖，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经常用糖来奖励他们，从而鼓励儿童多吃蔬菜；十几岁的青少年从英语拼字比赛和学术奖励中学到的东西会使得他们相互比拼容貌和时尚；男人可以通过对艳遇对象的想象获得性高潮，这是由他们的社会化方式决定的。问题在于，这些观点不仅荒唐可笑，而且可能经不起常识的拷问。这是宗教狂热信仰的典型心智特征，信徒们通过炫耀这些虚假的信条来显示自己的虔诚。在我看来，这种心智无法与对真理的尊崇共存，它是当前知识界一些令人遗憾的潮流的根源。这种潮流的表现之一就是，一些学者公然表达了对真理、逻辑和证据这样一些概念的轻视。另一种表现是知识分子的言不由衷，在公开场合的发言和他真正相信的往往不一致。第三种表现是故意大放厥词的“政治取向错误”的娱乐节目主持人文化的盛行，这些主持人既反智又固执，而知识界的研究在社会大众眼中可信度的丧失，无疑又进一步纵容了他们的口无遮拦。

最后一点，对人性的否定不仅使批评界和学术界分崩离析，而且还对现实世界中芸芸众生的生活造成了伤害。那种认为父母可以像捏泥块一样塑造自己孩子的观点，给儿童抚养方法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其中一些方法明显违背了儿童的天性，有些甚至显得极为残酷。当一些母亲试图在她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做出权衡时，这种观点会限制她们的选择，而且会让父母因孩子没有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发展而烦恼。那种认为人类的好恶只是一种可逆转的文化产物的观念，使得社会计划者抹杀了人类对于装饰、自然光、人性化的需求，强迫上百万的人们住进毫无生气的水泥盒子里。那种认为一切罪恶都是社会产物的浪漫观点，使那些危险的精神病患者被释放出来，而这些人极有可能会给无辜的人们带来伤害。那种认为人性可以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进行重新塑造的信念更是导致了人类历史上一些极大的暴行。

科学视角下的人性观

我的很多观点都是通过冷静分析得出的，从逻辑上说，承认人性的存在并不会带来很多人担忧的消极影响，而且我将证明，这反而会带来积极的效果。契诃夫说：“当你向人类展示他是什么样的时候，他会变得更好。”因此，关于人性的科学新发现，带来的将是一种更加现实的、建立在生物学知识之上的人道主义。它将揭示出，虽然不存在拥有同样面孔的两个人，各种地方文化也存在种种差异，但这些都只是一种表象，就本质而言，人类拥有同样的心理结构。它使得我们赞叹人类心智的复杂性，心智运行是如此奇妙，以至于我们往往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它确认了道德直觉的存在，使得我们可以发挥这种直觉的作用，以改善人类的命运。它将会带来一种更加自然的人际关系，鼓励我们在待人接物时关注对方的真实感受，而不是像一些理论所宣称的对方应该是怎样的感受。它提供了一块试金石，当苦难和压迫出现时，我们能够对之进行明辨，从而揭开强权者看似合理的借口背后的荒谬。它使得我们能够看穿那些自封的社会改革家的鬼把戏，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只会剥夺我们的快乐。它使得我们再次赞叹民主和法治的伟大成就。它为艺术家、哲学家在新千年对人类境况的反思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对人性进行一番认真的探讨在任何时候都是合适的。整个20世纪，许多知识分子在论证人类的高贵品质时，立论的材料都经不起推敲。比如，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们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的内心并没有什么卑劣的动机，就本质而言，他们完全有能力去做出自由的选择。但这些观点如今都受到了来自心理学、大脑科学、基因科学和进化领域的新进展的质疑。单单“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就将史无前例地为我们揭开人类智力和情感的基因根源，这会让我们猛醒。新科学的发展已经对那种否定人性存在的观点构成了挑战。如果我们不想放弃和平、平等这样的价值观，以及对科学和真理的热爱，那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将这些价值观建立在那种轻而易举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关于人类心智的观念之上。

本书适合的阅读对象是：想了解人性是如何成为一个敏感话题的人，或者想了解向这一禁忌发起挑战是真的充满危险还是仅仅因为人们不熟悉而抗拒它的人。它还适合那些对人类这一物种的最新研究发现好奇的人，以及那些好奇如何对这些新的发现提出合理批评的人。本书也适合那些怀疑视人性的存在为禁忌将会导致我们无法很好应对人类当前面临的迫切挑战的人。本书还适合那些认为心理、大脑、基因和进化科学的新发展将会永远改变我们对自身看法的读者，进而他们会思索我们先前信奉的那些价值观将会消亡还是得以保存，又或是得到强化（我将具体阐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