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这不是一本自助书

“这场派对真的棒极了，每位参加者都比我更没有安全感！”

很多心态平衡、行动自在的人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他们甚至可能会愤愤不平地否认这点，宣称自己的言行不受他人的影响。但这种想法只是一种错觉。如果真的失败或者颜面尽失，却突然发现旁人的脸上写满冷漠和蔑视，而不是自己所习惯的亲切和恭敬时，当事人就会震惊、恐惧，觉得自己被众人离弃、孤立无助。那时，我们会意识到自己无意间已经生活在别人的看法中，就像每天走在坚实的地面上，却没有想到它是如何支撑我们的。

——查尔斯·库利，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1902年，第207页[5]

在奥普拉·温弗瑞的《奥普拉杂志》上，她的“时尚指导”玛莎·贝克写了一篇文章，探讨了自己对所谓“派对焦虑”的几点感受[6]：当暴露在他人面前时，“真正的敌人是羞耻、恐惧和他人冷酷的臆断”。贝克还说，“有数百万像我一样患有派对障碍的人……都是惧怕派对闲谈的社恐人士”, “我们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说出什么蠢话，或者暴露自己是个傻瓜，一想到自己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社交大师，就会被吓得浑身僵硬”。贝克觉得自己“需要一个装满了神兵利器的武器库，例如智慧、修长的大腿、人脉、财富等，这样才能在一场派对上存活下来。从挑选衣服，到在现场寒暄，每一步都是在恐惧的驱使下，针对可能出现的批评意见进行的防御行动”。

我们把羞怯、自我怀疑和与他人相处时的不自在完全看作自身的性格弱点，仿佛这些都是我们情绪系统中天生就有的缺陷，我们只能尽最大可能去克服。因为我们都倾向于在他人面前隐藏这些感受，所以就无法看到别人身上同样的不安全感。不过，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种不安全感非常普遍，只有少数极为自信的人例外。事实上，在20世纪初就与弗洛伊德的圈子分道扬镳的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把这一切看作个体心理的基本要素，他由此提出“自卑情结”这个概念，并坚持认为，“只要是人就会感到自卑”。阿德勒当时就预见了现在的研究数据反映出的结果，他认为人们面对这些感觉时会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一种会表现得很羞怯、自信心不足，有的时候还会产生社交恐惧；另一种则通过表现得狂妄自大、自恋又势利来遮掩自己的不安全感。他把自恃高人一等的态度解读成一种防御心理，主要是为了遮掩内心深处的自卑感。阿德勒认为，潜藏的自卑感越强，自我防御就会表现得越明显。“我们推测，每个表现得高人一等的人其实都是在格外努力地遮掩心中低人一等的自卑感。”“自卑感越强，想要征服他人的冲动就越强，情绪起伏也会尤为激烈。”[7]当然，正是因为这些“努力遮掩”的举动十分有效，我们才会低估这种不安全感的影响范围，把它当成自己独有的感受。

事实上，这些心理困境，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不同类型的遮掩行为在某些社会环境中更为常见，阿德勒无法从其病患的心理状态推断出这点，但我们可以分析现代统计学数据来进行推论。这就意味着，我们或许能够辨识出究竟是哪些有力的外界因素让人们的心理状态变得更糟或者更好。

流行病学家接受过培训，能够研究疾病的分布以及决定性因素。比如，他们会研究空气污染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加重哮喘、支气管炎等疾病的病情。以同样的方法研究羞怯、社交焦虑、自信心不足等状况出现的频率，假设这些状态的产生——或至少是加重——也受某个原因的影响，比如特定的心理或者社会氛围，这样我们或许就能确认这些原因。尽管我们都知道，要想减轻生理疾病的负担，就必须减少空气中的污染物和致癌物质，但人们还不太习惯对抗有害的情绪氛围或者心理环境。然而，如果社会焦虑增长会严重损害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幸福，那么，政治领袖和社会大众都不该掉以轻心，一如我们对待呼吸的空气一样。

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对人际关系保持敏感、避免做出冒犯他人的行为，这些都是必须掌握的社交技能。对周围的人保持敏感既正常又有用，但是，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太过敏感，使它变成了一种强大的反作用力。人们常常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以至于到后来，即便是面对微小的批评也要摆出一副防御姿态；还有一些人社交时万分紧张，最后只好与所有人割断联系。我们也可以发现，有些人对代表社会地位的各种身份标志充满渴望，但背后隐藏着的正是不安全感。人们普遍缺乏自信，并怀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其影响甚广，已经严重限制了许多富裕国家的人们的幸福水平和生活质量。接下来我们的建议并非是让大家变得厚脸皮一些，而是要辨别对社会造成重大损害的那些要素，并学会应对。

羞怯感和自我意识的出现取决于内部、外部两种因素，为了更好地理解二者的区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人们是在进行跨栏比赛：如果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跑起来会撞倒更多的栏架，你会留心运动员之间的个体差异——年龄、体格、身高等；但如果想知道为什么在某些赛事中运动员们会撞倒更多栏架，你就会观察这场比赛中的栏架，看它们是不是比另外一场比赛中的栏架要高。同理，如果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擅长心算，而另一些人不擅长，你首先会观察他们在能力方面的差异以及熟练程度；但是，如果想知道为什么有些问题会被更多人解出，而有些问题少有人知道答案，你就会留意这些问题的难易程度。

本书不是一本自助书，我们不会花时间探讨自信、羞怯的个体差异的内在成因，而是希望通过研究来揭示社会抑制性行为如此轻易地被触发的原因，从而为提高全人类的幸福水平做出贡献。我们主要关注社会中的“纵向不平等”，关注社会中自上而下存在的物质水平差异造成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出各种社会等级和地位，导致人们用不同的态度对待他人，并助长了自信或者自我怀疑。而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所谓“横向不平等”，无论是按性别、种族、阶级、身体残障、宗教、语言、文化这些因素中的哪一个来划分，也都被视为极大的不公平，因为它们同样涉及高人一等或低人一等的问题。但我们并不会聚焦于上述某个特定领域存在的差异，而是致力于解开存在于所有此类不平等现象核心的那种支配与从属关系。首先，我们会探讨面对不公平时普遍存在的脆弱性。实际上，我们必须先要弄清楚是什么让我们感受到社会环境带来的痛苦，然后才能辨析造成这种痛苦的结构性因素。

当前，在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中，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社会评价威胁”——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国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体验和质量。这种负面影响不仅表现为过多的压力、焦虑和抑郁，还包括让人们健康状况恶化、频繁依靠酒精和药物来驱走内心的焦虑、失去和睦友好的社交生活，进而感到与世隔绝、无比孤独。然而，作为我们社会生活中滋生的毒瘤，这种不安全感却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出现在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准中。

我们没有讨论遗传基因、童年经历或在学校受到的待遇等方面存在的个体差异——尽管这些差异可能是造成不同个体脆弱程度不同的根源。相反，我们把这种普遍的心理状态作为公共卫生问题进行研讨。一直以来，公共卫生问题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课题：从下水道的管理规定，到《清洁空气法案》，再到近期的关于汽车尾气排放的论战，莫不如此。正如19世纪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魏尔啸所言：“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政治也是一种医学，只不过规模更大而已。”本书也遵循了这种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