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万物理论……

《公平之怒》曾被称为“万物理论”，但这样说只是在恭维，而事实并非真的如此。它只是特别适用于那些涉及社会梯度的问题（换句话说，那些社会阶层越低就越常见的问题）。几十年前我们就已经明白，健康状况不良、暴力、儿童福祉、监禁、精神疾病、药物成瘾等许多问题都涉及社会梯度。无论你拿什么——例如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社会阶层的高低，或者受教育水平的高低——来衡量，只要进行比较，这些问题在更低的社会阶层中总会更频繁地出现。《公平之怒》实际上讲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在我们的社会中，有许多与社会地位 （衡量标准可能是收入水平、教育水平或者职业性质）有关、看起来十分突出的问题，而随着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社会地位的差距会继续扩大，变得更加不容忽视，社会问题也会更加棘手。在社会阶层中所处的位置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即不平等的水平，与受社会梯度影响的问题存在因果关系。

一个格外让人吃惊的发现是，不平等影响的是绝大多数的人口，而不只是社会中的极少数人。尽管不平等对那些接近社会阶梯底层的人影响更严重，但大部分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其所害。也就是说，如果受过良好教育、工作条件和收入水平都比较理想的人能以相同的职业、收入水平居住在一个相对更加平等的社会里，他们的预期寿命也会增加一些，并且不那么容易沦为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可能也会表现得更好一点，不那么容易在未成年时就当上父母，也不太容易染上毒瘾。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更加不平等的国家会不会有更多的穷人，而在于一旦社会中存在更大的收入差距，这种不平等将会让所有人更深地陷入对社会地位的竞争，并怀有更强烈的不安全感。

正因为收入不平等影响的是大多数人，因此，更平等的社会和更不平等的社会中的健康与社会问题发生率会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我们发现，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中，精神疾病患病率和婴儿死亡率要高出一到两倍。[1]青少年生育率、监禁率——一些研究指出，还有凶杀率——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甚至能高出九倍之多。[1]

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诸多问题之所以在较低而非较高的社会阶层中更为常见，也受到了社会阶层两极的人群自身素质的影响——这种看法认为，有能力且坚忍不拔的人会在社会阶梯中向上攀爬，而那些更脆弱的人则会跌落至更贫困的阶层。但是，不平等产生的各种影响挑战了这种观点的立论之本。只要社会筛选系统一直存在，不断把所谓合格的人向上托，把不合格的人向下压，这样必然会令更靠近底部的社会阶层产生更多健康问题和其他各类社会问题。但是，阶层流动本身并不会改变社会中具有某种特性的人群总数。例如，如果社会流动性是根据人们头发颜色的深浅来进行的，那么，必然会存在以头发颜色深浅为标准的社会梯度，但这并不会改变拥有浅色头发或者深色头发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因此，即便按照人们患上疾病的难易程度以及暴力倾向来进行分类，也是同理。

不过，若能缩小贫富差距，就能缓解社会梯度中的各种问题形成的负担。更大的收入差距会让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收入差距会给穷人而非富人造成更深远的影响，不同社会梯度之间的差异也就会愈发突出。这表明，健康状况、暴力事件发生率、儿童识数率和识字率，以及其他要素中存在的社会梯度，不完全是社会筛选造成的结果，一定还有别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我们认为，这些问题背后的驱动力在于社会地位差异本身形成的压力：在社会阶梯上的位置越低，不同社会地位之间的差距越大，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事实上，更大的收入差距确实会让社会地位的差距更加显著。

正因为现代社会刻意强调阶级差距，使得我们在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时，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指标——甚至快要成为评判标准了。并且，人们越是倾向于通过社会地位的高低评判他人，社会地位下降产生的影响就越大。因此，显而易见，当社会地位之间的差距扩大时，那些与这种阶级划分相关的问题也会随之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