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灰色黎明

库尔特·冯内古特在短篇科幻小说《明天，明天，明天》中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人们的预期寿命已经延长，可以享六世同堂之乐。93岁高龄的埃姆总是抱怨她172岁的公公仍在当家做主，他占据了房子里唯一的私人房间、最好的椅子和食物，而且最令人感到不公平的是，他甚至控制着电视遥控器。

冯内古特的这篇小说发表于1953年，表达了他那一代人对政治权力的恐惧，因为战后婴儿潮的到来预示着政治权力可能会掌控在预期寿命增加的人手中。这是一个代际斗争的终极故事，年轻人憎恨老一辈人控制着所有的资产、工作和选票。在冯内古特写完这篇小说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担忧越来越转化为对政治权力的担忧，因为我们总是害怕自己未知的事物。最新出现的人口趋势无疑是人口老龄化，但是对此我们却认知落后。

在人口政治学家看来，人口老龄化是有积极意义的。今天，日本创纪录的年龄中位数是48.4岁，这要高于一个世纪前许多国家的预期寿命。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世界人口的13.5%,也就是超过10亿人，年龄在60岁以上，而且这个群体正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医学的进步几乎已经能保证后工业世界迎来一个以银发和皱纹(可能还有髋关节置换和成人纸尿裤）为标志的时代。尽管低生育率是降低婴儿死亡率之后取得的进步，但是它重塑了社会结构，将发达国家的人口重心转移到了老年人身上。“重心”这一措辞很重要。在讨论人口老龄化时，我们指的是人口整体老龄化。当然，在讨论老龄化的重要性时，个体也属于讨论范畴，但是纵观历史，至少总有一些人能够活到老年。的确，一旦一个社会开始经历人口转变，人口就会出现“老龄化”。这种现象很普遍，但真正的新动态是人口年龄中位数的急剧上升，导致现在小孩减少、老年人增多。

老龄化现象逐渐出现在许多国家。1950年，发达国家的年龄中位数为29岁，只有3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年龄中位数达到35岁。在全球范围内，人口都很年轻，而且数量在不断增长，直到20世纪90年代，年龄中位数超过35岁才越来越普遍。即便如此，从地理分布来看，老龄化国家也仅限于欧洲和日本。到21世纪初，美国加入了这一次浪潮，使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家总数达到32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批年龄中位数超过40岁的国家。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要从这么少的样本中得出可靠的结论非常困难，这一点任何社会科学家都知道。然而，许多人得出了可靠的结论。大多数跟踪老龄化发展趋势的研究人员和记者发现，人口老龄化将阻碍经济增长、妨碍人们创新、导致老年人管理政治——和冯内古特小说中想象的一样。

早期的预测仍然是今天报告人口老龄化的基础，但是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已不再是新鲜事，也不再局限于第一批国家。在过去几年里，这种年龄结构已经成为后工业国家的常态。2020年，发达国家的年龄中位数为42岁，到2035年将达到45岁。2020年，年龄中位数在40岁及以上的国家已经发展到38个。老龄化问题在欧洲、北美和亚洲都在加剧。日本不再是亚洲唯一的老龄化国家，中国、韩国和新加坡都在加入第二次浪潮。“老龄化国家俱乐部”不仅年龄越来越大，成员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多样化。不久将有更多地区加入第二次浪潮。到2035年，年龄中位数超过35岁的国家将包括伊朗、突尼斯和朝鲜。巴西是最近加入这个俱乐部的。到2035年，东欧、西欧和东亚的大多数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将在45岁以上——这个群体包括中国和泰国，甚至还有拉丁美洲的古巴。新浪潮将会带来许多新的改变，很可能会迫使我们重新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第一次浪潮中的那些国家人口转变缓慢，生育率和死亡率逐渐下降。在第二次浪潮中，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要快得多，部分原因是死亡率的下降也快得多。在某些国家，这是因为西方输出的健康知识和资金援助加速了老龄化。其他国家由于实施了有效的全民健康卫生运动，如中国和伊朗，加快了人口的老龄化速度。196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6.61,从1990年到1995年，中国逐渐接近生育更替水平，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达到顶峰。

在韩国，老龄化不仅速度快，而且对社会体系产生了明显压力。韩国的养老金仅占平均工资的6%,是亚洲最脆弱的养老金体系之一。民众要求国家支持老年人，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产生足够改变现状的政治影响力。因此，老年人深受其苦。经合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的贫困率为45.7%——是该组织中比例最高的国家，远远高于只有19.6%的日本。韩国老年人的自杀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日本《日经亚洲评论》的一篇报道称：“这一代60～80岁的韩国人是在经济上支持过父母的最后一代人，从广义上讲，他们将成为第一批无法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人。”

请记住一点，人口老龄化是由低生育率和长预期寿命共同驱动的。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挖掘一下“低生育率”的真正含义。

人口学家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这一说法，用来描述超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和婚姻推迟。两种现象似乎同时发生，而且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这种说法是在试图描述女性决定延迟生育将会发生什么吗？将会只生一个或者两个？又或者完全不生？延迟生育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其范围不仅涉及个人，也有可能更加广泛。考虑到这个问题，许多国家都出台了激励措施，比如对父母提供减税优惠或带薪产假。

这与第一章讨论的晚生育政策不同。前者是指妇女生第一胎的时间推迟到19岁之后。在第二次人口转变中，我们讨论的是比这个年龄还要晚得多的时间。名人新闻(我承认经常在拖延时翻看这类新闻）经常报道40岁以后首次生育的名人，比如歌手玛丽亚·凯莉、珍妮·杰克逊和演员妮可·基德曼。更多的女性在35岁以后才生第一胎，包括歌手詹妮弗·洛佩兹和格温·史蒂芬妮。这些名人究竟是特例，还是代表了其他延迟生育的女性呢？

事实证明，她们的确是在延迟生育。拿英国来说,20世纪60年代末，女性平均在23岁生第一胎，而现在的女性等到29岁才开始生育。这种延迟生育现象非常典型。所有富裕国家的女性生第一胎的时间都越来越晚，其中韩国的第一胎平均生育年龄最高，超过了31岁。在经合组织的发达国家中，女性生第一胎的最小平均年龄是26岁，出现在美国、罗马尼亚、拉脱维亚。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请记住，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会说，女性开始生孩子的年龄越大，她们一生中生孩子的数量就越少。这是一个概率问题——从生物学角度来讲，一个女性延迟生育的时间越长，她的育龄期就越短，即使她已经开始生育，那也不能想生多少就生多少。正如第一章提到的，在某些贫穷国家，女性平均生5～6个孩子，为此当地的节制生育项目将重点放在让女性继续上学，鼓励她们晚婚，以此延迟女性开始生育的时间，缩短“活跃”的生育期。

富裕国家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总体来说，女性开始生育的时间较晚，生育的孩子也更少，不过她们一开始就不想要很多孩子，这会对整个国家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富裕国家出生的孩子数量并不足以平衡即将死亡的一代。我今年40岁，但是并不清楚与我同龄的女人一生会生多少孩子，因为严格来说，我们的育龄期还没有结束，关于我们的任何说法都不过是预测。但是关于年龄更大一点的女性的数据是真实的。1974年出生的女性平均生多少个孩子呢？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她们平均每人生育1.4个；在德国和俄罗斯，平均生育1.6个；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和美国比较接近生育更替水平2.1。近年，美国甚至加入了低于更替水平的行列。2020年，美国的出生率降至197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总和生育率为1.63,创下了历史新低。

只看总和生育率可能会掩盖代际差异，因为统计样本内的妇女存在30年的年龄跨度，她们生活在不同时代，生育习惯也可能不同。这是人口统计学家在欧洲许多国家发现的情况。当生育率较低时，总和生育率也可能掩盖差异，因为少数妇女会生很多孩子，但另一些妇女可能一个都不生，这使平均生育率大约处于中间水平。关于女性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范围，平均生育率并不能告诉我们更多信息。在意大利、英国和荷兰，不生育相当普遍，但在俄罗斯,2010年的人口统计显示，结束了育龄期的妇女只有6%没有生育过。

延迟生育或不生育并非生育率普遍偏低的原因。在俄罗斯，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龄低于欧洲大部分国家，但很少有女性会生第二胎、第三胎或更多孩子，一个孩子的家庭是常态,2010年有近68%的家庭属于这一类。有趣的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接受调查时都声称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比较理想。政府将这一说法视为行动的号召，尝试出台财政激励等政策，旨在缩小本国女性认为的理想子女数量与实际所生子女数量之间的差距。

在富裕国家，上大学的女性越来越多，而且在家庭之外取得了事业成功，这是社会上出现延迟生育现象的一个原因。我身边就发生过这种情况，而且我自己的情况也与此相似。在我参加第15次大学同学聚会时，我发现有的同学处于孕期，有的处于哺乳期，还有的刚开始考虑生孩子(我上的是女子学院）。她们曾经忙着攻读研究生学位、打拼事业或者四处旅行、享受生活，没有多少人考虑毕业后马上生孩子。

但是，教育和事业并不是女性延迟生育的唯一原因。其他的人生大事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婚姻。我和大学同学都延迟生育，但是并非必须推迟结婚。我是在刚跨过23岁就结婚的，宿舍四个人属我结婚最晚。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在美国，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是28岁，男性是30.5岁——与1960年相比，分别高出了8岁和7岁。正如作家丽贝卡·特雷斯特在她的著作《单身女性的时代》中所说,2009年美国单身女性的数量首次超过已婚女性。

当然，这些事情是有关联的。有些女人，还有男人，更注重教育和创业，而不是结婚。一些女性不想等找到伴侣后再生孩子，毕竟寻找伴侣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还有一些女性干脆回避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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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头有一件珍品，这是1967年出版的一本教育手册《青少年家政指南》，是多年前我在旧货店的货架上找到的。封面是一个甜美的草莓色金发女郎的侧影，她的短发上别着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读者可以从书中学习熨烫衣服、合理营养的基本知识，书中还提到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罐头食品。在职业建议部分，作者解释称，男孩和女孩可能有不同的职业目标。女孩“肯定清楚将来必须学会如何成为家庭主妇和母亲”，因此对她们而言，职业生涯不会像对男孩那样重要。

今天青少年生活的世界与1967年截然不同。当时美国的青少年正在阅读《青少年家政指南》，但是性别革命是否使女性完全摆脱了社会束缚呢？斗争结束了吗？

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她研究了全职工作的妇女，她们的丈夫也是全职工作者，小孩都在6岁或6岁以下。换句话说，她研究的妇女和正在撰写本书初稿时的我一模一样。[1]据阿莉·霍赫希尔德观察，这些妇女下班回家后一边叠衣服一边打电话，还要给孩子洗澡，不停地忙碌。她在《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一书中把观察到的现象记录了下来。霍赫希尔德发现，尽管几十年来性别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存在更大的社会问题，导致一些女性质疑结婚和生孩子是否值得——她们既要在外面上第一轮班，又要在家里上第二轮班，真是让人筋疲力尽。

妇女面临多重压力，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研究员玛丽·布林顿和李东珠发现，后工业社会既鼓励女性外出工作，又把她们描绘成天生的看护者，这种强加给女性的相互矛盾的角色，导致这些社会的生育率较低。我们在东亚可以看到这种两难的处境。在东亚的大部分地区，男人养家糊口，女人照顾家庭和养育子女，但是社会也欢迎女性出去工作。受到这种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女性既要外出工作，又要承担家庭责任，经常难以两全。因此，她们通常只生一两个孩子，或者干脆不生。2009年美国东西方中心的研究表明，在低生育率的日本，育龄妇女每周做27个小时的家务，而她们的丈夫每周只做3个小时，这些主妇大多有一份带薪工作。对日本女性来说，家庭和工作仍然无法做到两头兼顾。经合组织对18个成员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将日本排在倒数第二位，这个排名涉及“协调工作和家庭的政策覆盖范围与力度，以及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的举措”，同时指出日本雇主提供的儿童保育服务体系和产假制度都特别脆弱。与此类似，许多韩国人不敢结婚，而且教育成本过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们不愿生孩子。

相反，如果社会不鼓励女性工作，她们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就会更加明确，生育率也会更高。但是仍然存在影响生育的不稳定因素：在传统社会中，男性被视为经济支柱，在组建家庭前拥有稳定的工作，但是一旦缺乏工作机会，生育率就会降低。近几十年来，我们在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都观察到了这种现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影响生育的是性别观念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男女性别平等的国家，生育率实际上更低，因为社会规范将女性限制在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中，没有给她们提供既能兼顾工作和家庭，也能被社会接受的选项。我们发现芬兰、荷兰、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的生育率相对更高，因为它们的安排更为灵活，不强调严格平等。我们的结论不应该是为了提高生育率而限制女性工作。更确切地说，减轻女性分担家务的压力，或许能更有效地支持女性的生育意愿。与芬兰等能够做出灵活安排的国家不同，我们看到韩国的生育率低得惊人，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不到一个孩子。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韩国的性别收入差距最高。延迟生育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对经济的担忧。当今育龄妇女的经济状况并不总是令人乐观。在韩国,2018年15～29岁的妇女失业率为9.5%,而同一年的总和生育率创下了0.98的历史新低。

这种模式也可能会发生在其他地方。2020年初，美国女性的就业人数有史以来首次超过男性，但工作的质量和工资普遍偏低，无法养活家庭，尤其是对劳动阶层而言。但是，这次就业新纪录并未持续多久。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人们从2020年2月开始封闭在家,3月的形势更加严峻，这对美国的女性劳动力产生了巨大影响。孩子待在家里暂停上学，托儿所关闭，一些女性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工作岗位。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相当比例的女性都在休闲行业或酒店工作，居家隔离期间，这些行业受到的影响最大。从2020年2月到2021年1月，近210万美国女性退出了劳动大军，被定义为不再寻找工作，因此未出现在官方失业统计数据中。有色人种女性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美国全国妇女法律中心报告称,2020年12月，年龄20岁及以上的拉丁裔女性失业率为9.1%,比前一个月高出近1%,是居家隔离前失业率(2020年2月为4.9%)的1.86倍。美国失业率升高最终可能会使其生育率进一步降低。

如果性别角色是问题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女性不直接绕过婚姻生孩子呢？在一些国家，女性就是这么做的。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非婚生育的比例从1970年的7.2%上升到2016年的近40%。[2]

这个数据掩盖了一个事实：在一些富裕国家，人们认为非婚生育是耻辱的，通常女性不会这样做——在日本和韩国，只有2%～3%的非婚生育。也正是因为这种耻辱感，意大利、波兰、希腊等以天主教或东正教为主的国家生育率才会非常低。在其他存在这种耻辱文化的地方，女性如果不想结婚，就不会生孩子。

当然，这种耻辱感并非无处不在。在许多国家，夫妻没有正式结婚就住在一起，尤其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在智利和冰岛，大约三分之二的孩子是婚外出生的。在其他国家，如比利时、丹麦、法国、墨西哥和瑞典，超过一半的新生儿是由未合法结婚的母亲生育的。在全球范围内，非婚生子的数量日益增多。在美国,1970年只有10%的婴儿是非婚生子，如今这一比例已达到40%。在欧洲，这一比例甚至更高——仅在法国就高达60%。

一般来说，推迟结婚、非婚生育的耻辱感以及推迟怀孕都会明显影响个人的生活。这些个人意愿叠加在一起，就会以降低生育率的形式带来社会变化。

我们一直在谈论高龄生育，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不孕不育。难道富裕国家的女性不想至少生两个孩子吗？还是说她们不能生育呢？据《怀孕之路：探索生育前沿的启示》的作者伊丽莎白·卡特金说，当女性延迟生育时，“计划”就会化为泡影。卡特金在书中描述了自己在9年的时间里经历了7次流产、8次体外受精鲜胚移植、2次体外受精冻胚移植、5次自然怀孕和4次体外受精怀孕，共花费了20万美元。个人经历促使卡特金成了一名不孕不育专家。她通过研究和经验证明年龄因素并非最大障碍，但它确实会影响女性的生育数量，因为那些注定难以怀孕的女性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找出问题所在。

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在婚姻和生育模式方面，我们已经发生了永久性变化。2008—2013年的经济衰退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大事件会严重影响生育模式。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与其他危机一样，新冠病毒感染极有可能影响大多数女性的生育时间，但不会影响她们一生生育的总数——延迟生育会。有些延迟生育的女性最终所生的孩子数量不会变，但是另一些女性所生的孩子会有所减少。

向超级低生育率转变会快速引发一种后果：一些国家的人口不仅出现老龄化，而且在不断减少。德国的人口在2005年开始下降，日本是在2010年——这些国家都是趋势的引领者。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2020年日本总人口减少了150万，到2035年甚至将减少930万。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预计，到2065年日本人口将减少到8 800万，相比于2015年的人口减少3 900万，约等于智利和马里人口的总和。到那时,65岁及以上的老人将创纪录地占到总人口的40%。世界终究是个小世界。

在全球范围内，由于许多国家的人口非常年轻而且增长迅速，人口总数仍在增长。但是，联合国预计，到21世纪末,70%的发达国家和65%的欠发达国家人口都会减少。如果仔细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人口数量也减少过。例如，从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爱尔兰的人口由于大饥荒大幅减少，导致100万人死亡，并迫使更多人移居国外寻找更好的生活。但是，爱尔兰大饥荒以及因传染病或移民而导致的人口减少，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并无多少启示，因为今天的人口减少是由于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导致年龄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造成的。这种减少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过去，由疾病、战争和饥荒导致的人口下降，可以通过改善公共卫生和技术来弥补(准确地说，战争除外），但是今天的人口下降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公共卫生得到改善——人的寿命延长了，家庭规模更小了。因为女性能够更好地控制生育，男性和女性都选择少生孩子。

人口减少本身并非坏事，但是经济理论不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且对于如何理解这种转变，我们也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例如，经济健康的两个关键标志是高消费和GDP增长，但在总人口下降2%～3%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GDP增长2%～3%吗？这种人口转变应该迫使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进行对话，但总体而言，这些基本问题并未出现在公共话语和学术话语中。

我们在第一章看到，人口非常年轻的社会在创造就业机会、社会治理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容易出现动荡，面临重大挑战。但是，人口老龄化并非不存在问题。库尔特·冯内古特的预测比较极端，但我们不能否认政治权力掌握在最年长的几代人手中，他们在世界各地投票表决和担任政治职务的比例远远超过年轻人。法国参议员的平均年龄为64岁，其中50岁以下的只有7%。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两个竞争对手中，一个74岁，另一个77岁。即使经济还没有出现萎缩，富裕国家也在担心如何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老龄化并非大多数发达国家唯一的人口变化：随着历史主流群体的衰退，移民的到来改变了种族(以及宗教和政治）构成，尤其是对年轻一代而言。西方社会正在努力适应这些相对快速的人口变化，身份政治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种种挑战，但是请记住人类进化的积极一面。不可持续的消费和人口增长导致塑料制品正在填满海洋，化学物质正在阻塞河流，温室气体充满地球的大气层。从长远来看，富裕消费者的减少可能会对地球产生正面影响。我们的生育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它反映出人们开始重视生活质量而非家庭成员数量。如果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是人类最终对小家庭感到安全与满足的必然结果，那么将这种现象称为悲剧似乎并不明智；如果我们相信贫穷国家的人口增长将是世界末日，这显然更不明智。这种新的现实意味着什么，需要世界上优秀的思想家去把握，但是就此假设老龄化是坏事将会造成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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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研究老龄化的影响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看一下衡量老龄化的方法。从严格意义上讲，任何生育率下降、年龄中位数上升的国家都是老龄化国家，但是本章的重点是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这些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已经较高，而且老年人和年轻人的比例已经发生了变化。

经常用来表示这种变化的指标是抚养比，尤其是老年人口抚养比，它用来衡量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通常是15～64岁）的比例。这些比例都能反映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说明那些对经济进行“投入”的人(黄金年龄劳动力）比例在减少，而那些“消耗”经济的人(老年人）比例在上升。例如,2018年欧洲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创了新纪录——1/5的人超过65岁。根据大多数解释，这意味着需要3个劳动力来抚养1个65岁以上的人。正如《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上的几十篇报道所称，这一比率一直在迅速下降。20年前，每5个劳动力抚养1个65岁以上的人，而10年前是4个劳动力。正如我们经常读到的那样，在大多数国家，这一比率正朝着每2个劳动力抚养1个老年人的趋势发展。但真的是这样吗？

从概念上讲，关于抚养比有种种未经证实的假设。其中一个问题便是“抚养”这个标签。其实并非所有65岁以上的人在经济上都依靠他人，他们不需要别人照顾自己做饭、如厕、开车等日常生活，反倒是有些老年人需要帮助年轻一代照顾小孩。抚养比说明一个社会不同年龄人口的比例，而不是他们的抚养状况。为此，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各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抚养文化。

第二个问题是“老”这个标签。一个人多大年纪才算“老”呢？选择一个年龄，在世界范围内横向对比抚养比是不可能的。一些社会的预期寿命只有40岁，我认为这个年龄相当年轻。和“青年”一样，“老年”这个概念也是文化构建的产物，而且和所有文化构建一样，“老年”的概念可以被重新定义，也经常被重新定义。

要说重新界定“老年”，也许没有比强大的政治游说团体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演变更恰当的了。1998年，这个组织进行了一次彻底变革，从全称“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变成只使用首字母缩写“AARP”。该协会在20多年前就意识到，总体而言，人们的工作年限正变得越来越长，因此如果换成一个人们熟悉的首字母缩略词并且剥离其具体含义，应该会对这个群体更加有利。这个组织包括年龄在50岁及以上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它的影响力的来源，但是由于许多成员仍在工作，它需要排除“退休”这层含义。

由此可见，我们需要通过更多细微的变化来准确了解人口老龄化，甚至可能需要一系列新的概念去认识这个变革性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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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而言，退休年龄是在几十年前设定的，它和今天的预期寿命存在较大差距，这一点清楚地说明了人口老龄化的出现超出人们的意料。

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使用精算表计算某一年龄的人在下一个生日之前死亡的概率。根据这种表格，我预计还能再活47年。等我活到62岁时，便可以享受部分社会保障福利，这样预计还能再活26年；等我活到67岁时，便可以享受全额社会保障福利，到时候我还能再活21年。退休年龄和死亡年龄间隔的时间相当长，这对我个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会给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的偿付能力带来麻烦。

美国并非唯一存在这种问题的国家。如今，德国男性享有大约18年的退休时光。[3]在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和许多其他国家，有效退休年龄(一般人的实际退休年龄）比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正常年龄要低几年。

但是，尤其是在韩国、墨西哥、日本、智利和以色列，男性和女性(图2-1显示的只是男性，因为他们参加劳动的人数更多）会工作到远远超过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工作文化鼓励延长工作年限(或者国情需要延长工作年限），意味着就应对老龄化带来的经济挑战而言，这些国家比德国等领取养老金和有效退休年龄较低的国家更具有优势。选择退休的时机非常重要，因为在一些国家，人们在较年轻时尽管无法申请全额退休福利，但是可以申请部分退休福利，而且还有其他退出劳动大军的方式，比如申请残疾或失业补助金。在德国,2014年退休的人中约56%属于提前退休。在意大利，男性可以在67岁(经合组织称之为“正常”退休年龄）时领取全额退休金，但通常男性的退休年龄会提前5年。一般来说，尽管女性寿命更长一些，但是她们比男性要早退休一两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合组织成员国的预期寿命都比现在短，有效退休年龄却比现在要高，不过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例外。

1889年，德国采取了一个与就业相关的强制养老计划，费用由个人、雇主和政府承担，不过当时的德国总理奥托·冯·俾斯麦无法预见仅仅100年后德国人口结构就会发生转变，国家几乎不堪重负。总的来说，这些制度已经达到目的：提高了最贫困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在美国通过《社会保障法案》的前一年，超过一半的老年人无法养活自己。就连持保守态度的美国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都承认，如果没有社会保障福利，今天三分之二的美国老年人都会陷入贫困之中。当我们讨论老龄化在全球蔓延时，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的地区没有相关福利，生活在那里的老年人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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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引发老年人口与年轻人口的比例发生结构性变化，这就意味着退出劳动大军的人数要大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这是大约一半的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情况。那么，为了减轻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冲击，世界各国做出了哪些选择呢？

目前，各国主要有4种选择：增加移民数量，提高退休年龄，削减福利，为国内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有人估计，为了增加劳动力，欧盟要么需要增加1亿移民(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要么在21世纪中叶将退休年龄提高10岁，并提高劳动参与率。提高退休年龄一直在缓慢进展中。在许多情况下，退休年龄最初设定得很低，因此想提高退休年龄在政治上一直困难重重，而且只能渐渐推进。如果是今天第一次制定相关法律，退休年龄可能会高出很多，就像预期寿命高了很多一样。但是现在，退休年龄能提高一到两年就被认为是一种“胜利”，而且为此总会出现矛盾纠纷。在法国，法定退休年龄为62岁,2019年提出将64岁定为全额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结果抗议持续了整个12月，导致繁忙的假期交通被迫关闭。2015年9月至2017年9月，在34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只有6个国家改变了法定退休年龄,1/3的国家改变了缴费水平,1/3的国家改变了部分或所有退休人员的福利。通常来说，到2060年这些改革将使经合组织的平均退休年龄达到略低于66岁。这是一大进步，但是经济问题依然存在：就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而言，今天如果一个人活到65岁，那他预计还能再活21年。削减福利这种提议经常意味着提高退休年龄，这在政治上同样令人不快。2017年,6000名巴西人走上里约街头抗议养老金改革提案，其中便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和削减养老金数额。

最后一种选择是让人们工作更长时间，或者(重新）接收由于各种原因而未充分就业的人，主要包括女性、因技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而未充分就业的人以及老年人。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工作文化，人们的法定退休年龄与实际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便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老龄化国家没有统一的退休模式。尽管在一些国家，人们甚至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就试图离开劳动力市场，但是在日本，情况却恰恰相反。日本人一直在争取老年继续工作的权利，要求取消强制性退休和年龄歧视。历史上，日本女性和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很低，但日本女性和男性保持着最长平均健康寿命的世界纪录：分别是75岁和72岁。与欧洲许多国家一样，日本一直在努力减少老年人加入劳动者行列的障碍，而且也取得了成效。黄金年龄( prime-age,这种说法更加准确，即20～64岁）人口到2035年将减少15%,但是工作制度也在发生变化。从2000年到2016年,55～64岁的人口就业率增长近10%,2016年65～69岁的人口中有近43%的人在工作。“弹性退休”允许工作的人领取部分福利，或者减少提前退休的人的福利。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在出现老龄化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并不受欢迎，但它有望减少福利支出，通过增加劳动力来促进经济增长。

我要强调前面提到的一点：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成功的标志是增长。对于人口不断减少的国家来说，这仍然是衡量成功的正确标准吗？我们所有的理论、计算和指标都是针对经济永久增长这一目标的。这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状况的标尺，所以我们都对人口老龄化充满担忧。我在大学讲授的是环境政治，我每天都要告诉年轻人他们接手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我们有必要从其他角度来考虑经济健康问题，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永久增长。

如果我们坚持不惜一切促增长的原则，那么人口老龄化甚至会带来经济机会。经济学家预计，老龄化社会的消费将日益转向服务，尤其是医疗保健，而远离消费品或住宅等资本密集型商品。这一转变意味着老龄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可能的——制药公司和医疗行业的其他公司将从人们增加的支出中获益。这也意味着某些经济行业可能会增长，而其他行业会停滞不前。麻省理工学院年龄实验室的主任约瑟夫·库格林博士提及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老年人追求休闲，只需要助听器、行动辅助设备等有助于他们安度晚年的产品。他认为这类观点完全是有误导性的，导致大量的消费群体未被开发。一些行业，比如医疗保健行业，会因为老年人比例较高而蓬勃发展。但是在儿童数量众多的地方，人们可以通过儿童商品来赚钱。苏斯博士出版《圣诞怪杰》的1966年正是美国婴儿潮的高峰期——把握的时机真是“恰到好处”。[4]现在，高峰期出生的婴儿已经变老，所以人们有机会向这个巨大的市场销售产品和服务。由于老年人的储蓄往往多于任何一代人，针对这一群体的产品和服务也是潜在的增长领域。老年人开销很大:2015年，美国50岁及以上的人消费了5.6万亿美元，而50岁以下的人则消费了4.9万亿美元。

当老年人和政府都在探索如何满足个人财务和国家财政的需求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家庭必将遭受“池鱼之殃”，政治关注的是谁会获得利益、获得什么利益、何时何地获得利益，政治总是需要做出平衡。但是老龄化社会要平衡什么呢？为了政府补助而牺牲教育吗？为了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而牺牲军费开支吗？需要赡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但是年轻劳动力却越来越少，那么谁将首先承担这份压力呢？

在某种程度上，答案取决于政治制度放大或削弱呼声的方式。如果一个社会的“老年人”团结在一起，无论是哪个国家，都可能会倾听他们的声音。但是他们真能一致吗？虽然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家，投票的老年选民人数远远高于年轻选民，但是投票人数并不能完全反映老年群体的影响力。到目前为止，年龄还不是最重要的特征。我尚未见过印有“灰色自豪”字样的T恤(这么说来，我算是可以注册商标了吧），这背后至少有三个充分的理由。

首先，年龄是动态的，并非永久不变，这意味着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年龄阶段；而其他的分类，如社会阶层或文化身份，则各自设定了界限。在早期的一项人口学研究中，我发现在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这三个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截至2008年，年龄尚未成为一种具有凝聚力的身份认同，它还无法取代地域认同。从政治上讲，一个16岁的巴伐利亚人与一个60岁的巴伐利亚人的共同点，要多于他和住在德国东北部的同龄人的共同点。我们可以看到同一年龄段的人对政党的偏好存在很大差别，种族、阶层甚至性别往往要比年龄更重要。

其次，老龄化问题对所有人都很重要，因为有朝一日每个人都会变老。

最后，老年人并非纯粹以自我为中心，他们也乐于支持其他年龄群体。比如在美国，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每年花在孙辈身上的钱累计高达1 790亿美元。

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投票正在催生一种老龄化政治，但是这个广阔领域值得未来的研究人员积极探索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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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老年人越来越多，需要的国家资源也更多。要为这些福利买单，就需要年轻一代付出更多，因此年轻一代担心自己将无法共享国家的繁荣。但是在另一个方面，许多老年人担心随着家庭规模缩小，照顾他们的年轻人太少，社会会抛弃他们。日本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因轻微犯罪登上了新闻头条，他们之所以犯罪，通常是为了在监狱找一个落脚之处，这样他们就能获得他人的照顾，因为很多人已经不能再依赖子女的照顾了。美国《商业内幕》曾经报道，每5名日本罪犯中就有一名是老年人，这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罪犯也会变老。但是要看到一点,90%的老年女性选择入店行窃，这样她们就可以不用造成人身伤害而被捕入狱。日本的老年罪犯不仅能享用一日三餐，找到落脚之地，还能得到特殊的医疗照顾。事实上，监狱已经变成了“养老院”。

这些报道和老年人留给他人的普遍印象，可能会让人觉得他们都渴望获得额外的社会保障和来自家庭的接济。其实，许多老年人既可能从年轻的家庭成员那里得到资源，也同样愿意与他们分享自己的资源，曾经得到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看护的人都清楚这一点。代际转移并不是单向的，也并非局限于一个方面。这些转移可以采取的形式包括时间(陪伴）和共同居住，也可能是资产转移，这意味着金钱或物质支持。老年人还为年轻一代提供重要的交流，比如情感支持。在很多方面，社会中的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是一种共生关系。在荷兰，有些公寓混住着大学生和老年人——与中年人相比，这两个群体相对贫穷。这种制度行之有效，因为年轻的荷兰人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志愿者，帮助年迈的邻居。意大利是欧洲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与德国并列），而米兰是意大利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米兰的“带一个学生回家”项目将老年人与大学生配对，帮助这两个群体应对孤独和经济挑战。该项目由一个名为“米兰会更好”的机构运营，自2004年以来已经成功配对600组老人和大学生志愿者。在世界各地和不同的社会中，人们对年轻人照顾老年人的期望存在巨大差异，这往往取决于一个人是富裕还是贫穷，是男性还是女性。压力并非平均承担，利益的分配也不均等。然而，在讨论衰老时，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些区别。

在日本，老年人可能会选择进监狱，但是在新加坡，如果成年子女忽视了自己的长辈，他们将面临惩罚。1995年新加坡的《赡养父母法令》(以及2010年的修正案）规定成年子女有照顾年迈父母的法律责任。在一项学术研究中，我和同事发现新加坡的政策试图将一种做法制度化。这种做法鼓励个人承担人口老龄化的费用，而不是让国家承担。这种“儒家文化下的福利国家”模式强调的是社会责任。

当然，在世界各国，甚至在文化相似的国家之间，并非只有一种赡养方式。例如，亚洲国家的赡养方式差异就很大。在中国，人们仍然寄希望于家庭责任，即由儿子照顾年迈的父母；这种期望使男孩比女孩更有价值，这也是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期间女胎流产率高的原因之一。如果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他们需要保证生的是儿子，这样在自己年老时就能得到照顾。同样，在新加坡，老年人对儿子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女儿。但是在菲律宾和泰国，老年人对儿子或女儿的依赖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在一些国家，老年人更有可能得到女儿的照顾，而在另一些国家，他们更有可能得到儿子的照顾。因此，研究人口老龄化时，我们需要意识到让社会适应人口变化并非万全之策。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我经常听到两个大胆的论断。第一个论断是政府着手行动，给老年人更慷慨的支持，因为他们的数量正在增加。但在一些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国家，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或养老金覆盖面都有限。这对国家而言是好消息，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财政负担相对较轻，但是对老年人却是坏消息，因为他们的贫困率可能会更高，容易被忽视。

第二个论断是，出现老龄化和人口萎缩的国家必将开始接收移民。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减少，最令人担心的是缺乏足够的劳动力养活那些享受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等福利的老年人。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尽管计算起来并非那么简单），所以许多国家选择通过移民等方法引进外来人口来补充本国劳动力。但是，并非每个国家都这样做。日本会引进少数具有专业技能的人，但是会缩减规模，而不是冒险引进大批不同文化的外来者。在日本，只有1.7%的人口(约220万人）是外国人或在外国出生的人。到2060年，每两个退休人员将由三个劳动力赡养，但是尽管劳动力正在减少，日本也不必然向移民敞开大门。日本有多种选择，其中一个是保持族裔同质性，而不是接收外国移民——目前，这似乎是首选。2010年，《朝日新闻》调查日本人对“接收移民以保持经济活力”的看法，结果26%的受访者表示赞成,65%的人表示反对。但是，选择是会产生后果的。截至2018年11月，即使为非熟练外国劳动力发放了签证，求职者与空缺岗位的比例仍然达到100∶ 163。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话来说：“我们不考虑采取所谓的移民政策……但是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我们将放宽现有制度，在特殊领域接收外国劳动力。我们将接收具有技术和工作能力的外国劳动力，但是仅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尽管日本是一个族裔同质的国家，但是大多数日本人都支持吸收外来务工人员的计划，可能是因为日本再三强调这是一项临时计划。然而，如果临时计划变为永久计划，那就会引发政治和社会后果。

移民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却无法扭转这一趋势。大量移民的涌入会带来社会挑战(第四章将会对此进行详细讨论）。在全世界，由于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多种多样，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含义也各不相同。在每个国家的不同文化中，老年人都需要被照顾，所以必须有人去照顾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被忽视。多代人同住或引进外来养老护理员等创新解决方案可以暂时发挥作用，但是我们需要全面的创新解决方案，而不是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