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1年1月7日的早晨，为了摆脱逐渐蔓延的绝望情绪，我离开自己在华盛顿特区入住的酒店，搭乘出租车来到了林肯纪念堂。我想要在这里寻找心灵的避难所。这是一座设计得犹如庙宇的露天厅堂，一个似乎可以让人找到慰藉的地方。我之前来过一两次。每次穿梭在大理石柱之间，我内心感受到的并非谦卑不语，而是一种被欢迎的气息。可是，这一次，当我抵达时，林肯纪念堂大门紧闭。门前停着警车，一群警察正在驱逐一帮叫嚣的暴徒。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头戴红色MAGA帽[1]，身穿印有“特朗普2020”的竞选衬衫。我问一个人刚才发生了什么。对方说，好像是有一名妇女拿着一面加兹登旗[2]正在摆姿拍照，在它黄色的旗面上有一条卷曲的美国西部响尾蛇，下面有一行字“不要踩在我的头上”。这时，一名警察上前劝阻，说这里不允许公开展示这样的旗帜。一场争吵接踵而至。特朗普的支持者拥堵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下面，开始叫骂警察是纳粹，是蠢猪。也正是在这里，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发表了他的知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一些身穿西装的青年男子竖起中指，嘴里不停地高呼着“基督为王”。一名个子不高的秃头男士在现场问道：“我们难道是娘儿们吗？说实话，我们难道碾压不了他们吗？”“他们一旦想要置人于死地，我们就干。”一个30多岁的女人一边说一边恶狠狠地瞪着对面的警察。
我突然想到，在这群面对暴徒的叫嚣辱骂丝毫不为所动的警察中间，一定有人有朋友现在正躺在医院里。就在不到24个小时之前，我亲眼看到特朗普就在我们身后的倒影池的另一头，面对着一群同样激愤但规模更为庞大的暴徒说：“如果你们再不誓死抗争，国将不国。”成千上万的人（许多人手里拿着球棒、棍子、鞭子以及其他简单粗糙的武器）浩浩荡荡地走在国家广场上开始游行。他们后来冲进了国会大厦，打伤了大约180名执法人员。他们穿过四处弥漫的胡椒喷雾和不断射来的橡胶子弹，在国会大厦里砸门破窗，疯狂围堵政界人士，一心想要破坏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权力的和平交接。他们中有人手里拿着绞索，骂着种族主义的污言秽语，殴打记者并叫嚣着要将美国副总统处以绞刑。在美国参议院所在的楼层，我看见特朗普的支持者冲进办公室、搜索办公桌并窃取了国家的机密文件。一名头戴尖角头饰、赤裸上身的男子挥舞着一把长矛，宣称迈克·彭斯就是个“该死的叛徒”。接着他带领一帮暴徒开始祈祷。再后来，一名被暴徒用胡椒喷雾袭击的警员因中风去世。
那一刻，出离愤怒的不是警察，而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们再一次感到自己才是被侮辱、被不公正对待的一群人。他们再一次感到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之前举起加兹登旗的那个女人是洛杉矶的一名牧师。她在谈到国会暴乱时说：“我就知道那一定是安提法[3]干的。我就知道。因为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社区精神的。”她一边说一边指了指那对抗警察的愤怒人群。她哭着质问道：“这帮警察怎么敢这样？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这不是我的美国。我想不明白。”
当时只有我们俩。我唯一想到的问题是：“然后呢？”
牧师擦干了眼泪，痛苦难耐，抽泣着说：“我绝不会让他们打完左脸再给右脸。不会的，面对不公不义，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报道的第一场疫情发生在2014年的西非。尽管当时埃博拉病毒比如今的新冠病毒更具致命性和传染性，但是国际社会的反应严重不足。从蒙罗维亚市中心伸入大西洋的狭窄半岛上有一个简陋密集的棚户区。那里是利比里亚最大的贫民窟，也是埃博拉病毒早期可怕的热点地区。在生锈的金属板盖下生活着大约8万居民。他们缺乏自来水，在狭窄的墙缝间随地大小便，且只能用一些碎石来重新加固侵蚀的河岸。就在病毒肆虐之际，利比里亚军队用城墙和带刺的铁丝网封锁了整片贫民窟。武装直升机沿海岸线不断巡逻。贫民窟内犯罪激增，恐慌蔓延。士兵向任何试图逃跑的人直接开枪。整个社区似乎已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10天后，来自贫民窟的代表试图说服政府结束封锁。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同意实施一套预防措施：确认患者并使其居家隔离，追踪密接者并在三个星期内对其中每个人进行严密监测。三个星期是埃博拉病毒已知的最长潜伏期。这些工作通常应该由医学专家和流行病学家来负责，但是在贫民窟里，这些工作落在了当地普通人的身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真就得到了控制。
发生在蒙罗维亚的这一切并非异常。在没有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本国政府救援的情况下，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西非人用事实证明他们善于彼此互助、共渡难关。整个社区都被动员了起来。医护工作者志愿参加。与世隔绝的村庄组成了特别工作组来负责监督环境卫生、防疫隔离以及保持强制性的社交距离。教育民众更是重中之重。一开始，阴谋论比比皆是。一些西非人相信了一个谣言，即埃博拉病毒实际上是一种向国外捐助者募集资金的手段。精神治疗师则为人生无常的疾病与死亡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解释。我在塞拉利昂访问过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那里的村民中有30多人因埃博拉病毒丧生。有人告诉当地酋长，因为有一架商用飞机在附近某处坠毁，所以每一名死去的乘客都会带走当地的一个村民。
“我们一开始得到的信息就是这样，”酋长略有尴尬地解释道，“我们有我们的文化和信仰。”塞拉利昂的卫生官员很快找到了这位酋长并向他通报了疫情，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之前得到的信息是错误的。根据专家的建议，他开始禁止民众为尸体抹油和其他一些传统的丧葬仪式，隔离潜在的病毒传播者，还组建了一个行动小组对密接者进行密切追踪。所以，当我来到那个村庄时，已经没有病例了。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曾警告称，埃博拉病毒可能会在短短几个月内感染150万西非人。这个可怕的预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社区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然而，西非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个前提是错误的。埃博拉病毒最终感染的人数不到3万。因此，当我讲述一个又一个在无情的灾难面前人们展现出勇敢坚毅和足智多谋的故事时，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问题：如果面对同样的压力，美国会如何应对？得克萨斯州和纽约州发现了4例埃博拉病例就在全美引发恐慌，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不过，真要事到临头，我们可能也会挺身而出。或许，我们会像刚刚从多年内战中走出来的西非人一样摒弃前嫌，面对困难团结一致，众志成城。
这的确是特朗普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向民众发出的呼吁。2020年3月，他在白宫宣布：“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必须一起面对困难，一起有所牺牲。”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新冠病毒将会夺走50万美国人的生命。这个数字远超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成群结队的美国人将加入一波千禧一代的互联网狂潮，其间充斥着对所谓理所当然的大屠杀的种种预言。政治部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萌芽和毫无节制的煽风点火将导致美国的民众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都开始彼此对立、互相伤害。一场宣传造势的“风暴”将彻底掩埋真相。银行、邮局和警察局被纵火烧毁。数千名士兵被部署在数十个城市。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大幅扩张。枪支暴力将夺去近2万美国人的生命，创下几十年来的最高伤亡数字。仇恨犯罪、吸毒过量和家庭暴力的案件与日俱增。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普遍降低，对美国治理体系的信心也逐步瓦解。战争、革命乃至世界末日都会成为司空见惯的话题。民选的政府官员甚至企图发动政变。
在新冠疫情开始之前，我主要负责报道阿富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争状况。在我的印象里，大多数美国人，无论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都会认为这些地区是由于内部的某种缺陷而易于陷入武装冲突和动荡不安，而这种缺陷，美国不深受其害，也无能为力。当然，我从未怀疑过，如果在某些反常的情况下，美国也会陷入暴力的恶性循环，其棘手程度会和我在国外看到的差不多。那么，什么是反常的情况呢？2020年，我在为《纽约客》撰稿期间目睹了民众对美国防疫政策的失望如何演变为一场疯狂的反政府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对种族正义的呼声却激起了另一些人的军事化对抗，最终形成了对美国民主政治有组织的践踏和破坏。2021年1月6日所发生的一切绝不是整个事态演化的顶峰，相反，它预示着一个新的阶段，预示着一切正在进行中。
我在林肯纪念堂前离开那名牧师后又独自乘车返回了酒店。这一次，司机是一名刚刚从埃塞俄比亚来美的新移民。我们在车上闲聊时，他提出了很多问题，不仅仅是关于暴乱，而是关于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他移民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很想知道。
我结结巴巴地想要寻找一个答案。我该说些什么呢？说一句“我们有我们的文化和信仰”？我想告诉他一些真实的东西，因为实际上我和他一样，有很多次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问过同样的问题。然而，为了得到一个诚实的答案，我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1]红色MAGA帽是指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推出的MAGA棒球帽，是特朗普竞选造势的周边商品，帽子上印有“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文中还会提到MAGA大游行，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大游行”。本书中一律采用MAGA来表示“让美国再次伟大”。——译者注
[2]加兹登旗象征着自由与反抗，因设计师是美国军事专家克里斯多夫·加兹登而得名。——译者注
[3]安提法是Antifa的音译，表示反法西斯主义者（Anti-fascist），是一批带有左翼及极左翼政治倾向、反对种族主义的活动人士。——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