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二 见证预流的学术
陈卫平[1]
这本书记录了一个年轻人在《文史哲》干了六年编辑的经历，以及对于如何干好编辑的思考。我从未有过在学术刊物做编辑的经历，要说和“编辑”沾点边的，就是在中小学和知青下乡期间“编辑”过黑板报。因此，我实在不是为此书写序的合适人选。在邹晓东的执意邀请之下，只能勉为其难。我和晓东并不很熟，在《文史哲》的一些会议上见过面，也看过他写的两部著作《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性善与治教》，给我的印象是颇善哲理分析。读了这本著作，我觉得他是把哲理分析的头脑运用到了对编辑工作的思考上。
我在学术道路上得到过《文史哲》编辑的扶植[2]，也参与过这本书提及的几次人文高端论坛等活动，与该刊现任主编王学典和前两任主编蔡德贵、陈炎都是年龄相近的朋友。和前些年不幸病逝的陈炎一起，2003年秋天我们同在台湾，一到休息日就结伴旅游。有一次，台湾朋友开车陪我们玩，半途车子掉进高山的路沟，我俩从侧翻的车子中爬出来，颇为狼狈，幸好有惊无险。因为这些，我于《文史哲》怀有特别的亲切感。晓东的这本书使我的这种感情更深了一层，因为它让我比较深入地知晓其成为名刊的秘诀。下面说的是对于这本书的读后感。
晓东写的这些文章有三个特点：实践性、概括性、前瞻性。
首先，实践性。书名中的“干”字凸显了这一点，即所言所思都是源自“干”的实践。尽管作者原初想做个学者，但他“干”了编辑之后，确实是真“干”，开始从实践中学习如何做个好编辑，探索如何提升刊物的质量。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关于“如何加强编委会建设”的论述，它认为现在很多刊物聘请学术“大咖”组成编委会，这样的“门面编委”固然有一定作用，但从更好发挥“引领”和“创新”的作用来说，需要建立由刊物编辑主持的“实用编委工作室”，使学者和编辑一起策划选题、审稿、约稿。对此，晓东提出了一些切实的可操作的措施。这样的认识和对策，没有“干”的实践是不可能提出来的。
其次，概括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如何干好学术刊物编辑的讨论做了概括；二，对于《文史哲》在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办刊的历程做了概括。前者集中于作者概括的“七个关系”：“类工作”与创造性工作的关系、编辑身份与学者身份的关系、配合刊物举宏观学术大旗与探索具体新知的关系、扎实守成与开拓工作新局面的关系、服从程序与精英人治的关系、立足中国传统与面向世界学术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一般人文学术的关系。后者就是作者所谓的“预见大势、介入大势、见证大势”，并以相关的事例进行了说明。
最后，前瞻性。上述两方面概括，其实质指向便是该书《跋》中所说的“预流”，即如何以史为鉴，“得预”学术之新潮流[3]。这一旨趣意味着，作者关注当下如何“预流”的问题，这就是其前瞻性。《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提出了这样的预见：新中国的人文学术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转型。此前的第一次大转型是1949年以后从民国学术到新中国学术，第二次大转型是1978年以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到“以现代化（现代西方是其标杆）为纲”，而第三次大转型就是走向“以本土化（中国化）为纲”。本书的第三、四、五编的文章大多体现了对这一前瞻性预见的论证和思考。
接着“预流”的话题，从编辑与作者、刊物与读者的角度谈点意见。就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来说，刊物需要“预流”学术新潮流，特别需要注重发现、扶植年轻作者。因为预示学术新潮流的新概念、新领域、新思想往往首先是由他们提出来的。年轻作者作为学术新潮流的先锋和弄潮儿，这一点，《文史哲》是有切身体会的。1954年该刊发表了两位年轻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由此引发的讨论成为上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第一次大转型的标志性事件。这被毛泽东称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4]。
毛泽东对于青年人何以更能发明创造做过思考。他说：“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5]这个结论不见得无可商，但它认为“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有着内在联系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刊物编辑鼓励学术地位低微的年轻作者，激发他们生力旺盛的学术创新，是刊物“得预”学术新潮流的重要基础。现在大多数刊物为了追求引用率、转载率，很少发表年轻人的文章。按照毛泽东上述的说法，似乎刊物上文章的作者应当青年人占七成。这也许很难做到，但青年作者要有较高的比例，则是应该提倡的。从晓东的文章中不难看到，注意“小人物”的传统，正在《文史哲》干编辑的实践中得到继承发扬。这必将助力于《文史哲》在共和国人文学术第三次大转型中实现“得预”学术新潮流的办刊境界。
刊物出来了，是为了给人看的。因此，这就需要了解一下在读者的眼光里什么样的文章是具有“预流”的意义的。按照本书作者自己的体会，可以用心头一“震”、眼前一“亮”来概括。所谓心头一“震”，就是揭示了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颠覆了原先以为天经地义的定论。在上述1978年由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在学术领域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潮流中发表的某些文章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读书》在当时之所以洛阳纸贵，就在于那里总有这样的文章。“不入主流，难成一流”，似乎已为学术刊物界所公认。入主流就是要关注时代问题，但这绝不是套用、注解某些宣传口号，而是要把时代课题转化为具体的学术问题，使读者从中感受到时代的脉动。所谓眼前一“亮”，就是打开了学术研究的新视野，看到了学术研究的新方向。以中国哲学史研究来说，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发表的论文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向，比如救亡与启蒙的关系、心理积淀与思想传统的关系等。李泽厚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不一定都是对的，重要的是在读者眼前展现了某种另外的可能性。《文史哲》近些年连续举办人文高端论坛、策划重要选题，为的就是要让读者心头一“震”、眼前一“亮”。
写了这些读后感，是希望晓东在今后干编辑的实践中，进一步记录下《文史哲》在共和国人文学术第三次大转型中的“预流”。
注释
[1]陈卫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原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原副会长。
[2]我最早发表在《文史哲》的论文，是该刊1992年第2期的《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的天主教儒学化》，而且是这期的头条。当时我41岁，不认识《文史哲》的任何人，而编辑陈绍燕给我回复了既热情又学术的信件，不久他来上海出差，特意到华东师范大学看望我。这些给了我很大的也是难以忘怀的鼓励。
[3]陈寅恪在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序文中，认为学术要“预流”，即“得预”学术新潮流，否则，就是“未入流”。
[4]《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5]《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