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我原本的写作计划中，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家道德社会化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16ZDA107）的研究方案里，都未曾想过要专门辟出一个主题，写一部立足于中国文化来探讨“信任”的书。或许是因为我自2003年以来写过十来篇信任方面的论文，又作为首席专家完成了2009年度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的课题，便受出版界友人的鼓动，建议我在此基础上再写一本以西方信任研究为参照系，从中国社会与文化出发，并同儒家思想相连接，来探寻中国社会信任发展脉络的学术作品。我原本以为，探讨信任似乎未必要有多么高深的学术功力，但不知为何，每当我读到诸多学者的论述时，总感觉到此方面的研究竟然如此晦涩难懂，导致我对自己如何表述也缺乏信心。我更加担心的是：当此书把我在不同时间点上发表过的相关论述连成一片时，是否具备一定的逻辑线索和严谨的框架体系？既然有了这些顾虑，计划也就搁置了。可万万没想到，新冠肺炎的肆虐，意外地给了我一段安心写作的时光。而当我在键盘上敲出书稿的最后一个句号的那一刻，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的这一目标算是达成了。

此书想研究的主题是：作为一个贯穿于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受儒家高度重视，且被放入“五常”中的“信”，是如何在中国人的人伦日用中落地并产生持续影响的？虽然本书的起点是从中国文化中的“信”字开始的，但相较于孟子的“四端”及后来儒家“五常”中的“仁”“义”“礼”及“智”来说，这一被后补进去的“信”字恰恰被历史证明最具“常”之品格，而其他这些人性之端和人伦之“常”反倒没了下落，只在研究中国思想传统时才被提及。可见，“信”不仅是儒家的言说，而且自始至终都是人类生活的真实写照。所以，作为一项从社会学角度（而非国学角度）来探讨其内在理路、社会运行及演化的研究，我在不时观照儒家学说、比较西方理论的同时，更倾向于回到社会现实层面，看一看这一儒家“德目”之社会化途径在哪里。

其实，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特别是近30年来，中西方关注信任话题的学者暴增，学者们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论文和书籍。但就我自己阅读到的成果而言，令人信服的研究不多，尤其是对于信任含义的理解，总是让人感到迷茫。我一直疑惑不解的是：那么多聪明的脑袋难道就说不清信任究竟是什么吗？信念、信心、态度、信息、理性、期待、利益、美德、合作、承诺、诚实、依赖、情感、声誉、公信力甚至赌博等等，都被作为信任的含义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应该说，每一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都触及信任的部分内容，可为什么就是说不出其最根本的特征呢？我思前想后，最终认为，信任的本质其实是附着性的，它或许有自己的含义，但这个含义总是透过人类社会的各种表现而表现的，进而也难以实现自身含义的独立完整性。所以，关键问题已不在于我们如何去说清楚信任本身，而是应考虑当它被人类社会前定（设定）后，如何随其他社会行为特征而特征化。我们能做的不是把它从人类各种行为中剥离出来探讨其纯粹的含义，而只能确定自己究竟用什么学科、什么角度、什么框架来言说信任。从信仰上说，从德行上说，从交换上说，从信息上说，从风险上说，从社会资本上说，从约束力上说；是理性主义的，是乐观主义的，还是特殊主义或是普遍主义的；是哲学的，是经济学的，是心理学的，是社会学的，是政治学的，是历史学的，还是人类学的，甚至是国学的等等：都是可行之路。只要研究者以自身的视角，探索了信任是如何附着且透过各种行为发挥其自身能量的即可。这或许是我在完成此书时的一个觉悟吧。

于是，为了说清楚中国人的社会信任，本书所提供的特定视角是同儒学保持一致的，且可以同西方相关理论产生对话的“关系”视角。具体而言，本书将以我所建构的关系向度理论为基础，来考察中国人的信任方式及其轨迹。借助这一理论：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国人信任运行模式的相对稳固性；另一方面也能意识到其内在的紧张性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危机，而不再像有些研究那样径直套用现成的信任类型并附带以实证的验证，由此造成无论数据本身如何，都免不了随意塞入现成的或颇显杂乱的信任分类体系，甚至于粗暴地归结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同样，由上述之觉悟，我也意识到，当社会交往的性质本身发生变化时，附着于其中的信任也一定会随之改变。比如，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从真实社会走到虚拟社会时，交往方式变了，信任也就跟着变了。这应该成为现代信息社会，或者互联网时代需要关注的重要话题，因为此种新型的社会连接或团结，抑或新型的网络谣言或欺诈等都在其中孕育和引发再生产。

这里还需要顺带提及的一点是：近些年来，关于社会学是否或如何本土化的争论不绝于耳，我个人的看法可以归结到，这不是一个需要多加争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尝试去做的问题。一条道路能不能行，不是争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如果各位理论家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不停地争论下去，那么即使争论到老，依然还是站在原处。当然，此时此景，有人带路是再好不过的。这样一来，其他人不但可以追随其后，还能一路拍照留影，并边走边发点牢骚。是的，西方社会科学曾在理论、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式、方法上当过我们的“领路人”，可遗憾的是，尚有一些路是没人带的。虽然探路装备乃至于拐棍都分发完毕，可路还是要自己去找。我写本书即为一次寻路，好不好，对不对，都出发了。

出于上述这样一种思考，我把我过去所写过的相关论文都做了重新布局和改写，成就了本书的基本面貌。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曾为我出版《中国社会信用：理论、实证与对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的责任编辑王茵女士，因为本书是在她的提议下启动的，自然在个别篇章上也留有原书的小部分文字和数据。另外，我的博士生陈云龙还根据我提出的“关系向度理论”，发表过一篇题为《关系信任：中国人信任的实践逻辑》的文章，我亦有所选择地编入了本书，我也要感谢河海大学的黄晓晔和南昌航空大学的汪火根为本书提供的部分资料，感谢兰州大学的高学德所做的统计分析。当以上部分文字和数据汇集于此后，我根据本书的意图与整体框架对它们做了大面积的删改、重组、更新及扩充。我还应该感谢《社会学研究》《社会》《开放时代》《探索与争鸣》《江海学刊》《江苏社会科学》《学海》《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及《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学术报刊，因为此书中有不少观点最先是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如果没有它们最初的肯定，我也没有底气来重整此书。再有一点需要交代的是，本书还从拙作《中国人的关系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抽取了《中国人的关系向度及其在互联网中的可能性转变》一文，在加工、改造的基础上成为本书的基础理论部分，以表明我的信任研究是从哪里开始推演的。

最后，由于本书成稿于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期间，我想说的是，只要社会还在发展，信任的意思就不可能凝固。其多变性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地渗透在我们的每一回承诺、每一份合约、每一趟赴会、每一次交友和每一段人生经历中，也出现在一笔笔生意、一款款情谊、一条条短信或链接，以至于日复一日的网上视频和聊天之中。信任研究不能仅满足于空泛的或抽象的论述以及数据的堆砌，而总带有认知上的、文化上的及日常习性上的差异。这次新冠肺炎全球大爆发，一个口罩问题，已经说明了一切。它再一次启动了我们对信任背后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以及人际关系的多方位反思。

翟学伟

2020年4月3日写于新冠病毒全球感染者破100万人之际

6月28日修订于全球感染者破1000万人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