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开始谋生了，在城里主街上一家“时尚鞋店”当学徒。[1]

我的老板是个矮胖子，有一张粗糙的褐色脸孔和铁青色的牙齿，黏糊糊的眼睛长满眼眵。我觉得他是瞎子，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便扮起鬼脸来。

“别做怪相。”他低声而严厉地说。

真讨厌，原来他那双昏花的眼睛看得见我，可是我不相信他能看得见。也许老板只是猜测我在做鬼脸吧？

“我说过了——别做怪相。”他的声音更低了，厚厚的嘴唇几乎没有动。

“别挠手，”他压低声音，冷冰冰地说，“记住，你是在城里大街上一流铺子里做事，当学徒就应当像雕像那样站在门口……”

我不知道什么是雕像，也不能不挠手。我的两手臂肘以下全都是红斑和溃疡，疥螨咬得我实在受不了。

“你在家里干过什么活儿？”老板一边问，一边仔细地看着我的手。

当我告诉他时，他却摇晃着灰白头发的圆脑袋，令人难堪地说：

“捡破烂——这比讨饭还糟，比偷东西还糟。”

我不无自豪地声明：

“偷东西我也干过。”

于是，他把像猫爪子一样的两只手平放在账桌上，用呆滞的眼睛吃惊地死死盯住我的脸，发狠地低声说：

“什——么？你偷过东西？”

我把事情的经过做了解释。

“喏，这倒是小事。可是如果你要在我铺子里偷皮鞋或钱的话，我就把你关进大牢，直到你长大……”

他说得很平和，可我却吓坏了，也更加厌恶他了。

除了老板以外，铺子里还有我的表兄萨沙，即雅科夫[2]的儿子和一个脸膛绯红的大伙计——他这个人挺精明，爱缠人。萨沙穿着棕红色的常礼服、胸衣，打着领带，穿着散腿裤，他很傲慢，看不起我。

外公带我去见老板，并让萨沙帮助我，指教我，他却趾高气扬地把眉头一皱，警告说：

“那他得听我的！”

外公把一只手放在我头上，使我弯下脖子。

“你要听他的话，他年龄比你大，职位也比你高……”

萨沙瞪大眼睛，对我训诫道：

“你要记住外公的话！”

于是，从第一天起，他便极力摆起老资格来。

“卡希林，别老吹胡子瞪眼的。”老板劝告他。

“我——我没有啊。”萨沙一边回答，一边低下脑袋，可是老板却喋喋不休地说：

“不要老绷着脸，顾客会以为你是只山羊呢……”

大伙计恭敬地笑着，老板难看地咧开嘴唇，萨沙涨红了脸，躲到柜台后面去了。

我不喜欢这些话，里面有好多词我都听不懂，有时我觉得他们这些人在讲外国话。

当女顾客走进铺子时，老板便从衣兜里抽出一只手，摸摸髭须，脸上堆出甜蜜的微笑，面颊上叠出许多皱纹，可那双呆滞的眼睛却没有改变。大伙计挺直身子，两只臂肘贴在腰间，恭敬地摊开两手。萨沙胆怯地眨着凸鼓的眼睛，极力想掩盖起来。我站在门口，悄悄地挠着手，注意着他们做买卖的规矩。

大伙计跪在女顾客面前，令人惊讶地大张着手指，测量女顾客的矮靿皮鞋。他两手发抖，小心翼翼地触摸那女人的脚，好像害怕会把脚弄伤似的，而这只脚却肥得像一个倒放着的溜肩形的瓶子。

有一次，一个太太蹬动着脚，微微蜷缩着身子说：

“哎哟，您弄得我痒酥酥的……”

“这——是我们的礼貌。”大伙计机灵而热情地解释说。

他那纠缠女顾客的样子，真叫人好笑，为了不笑出声来，我转过脸去，对着门玻璃。可是我憋不住要看看他们做买卖的情景，因为大伙计的举动使我感到非常可笑。同时，心里在想，我永远不会那样有礼貌地大张着手指，那样灵巧地给别人穿鞋。

老板常常离开铺子，到柜台后边的小屋里去，同时把萨沙也叫去，只留下大伙计跟女顾客周旋。有一次，他碰了一位棕红色头发的女顾客的脚，然后便把拇指、食指和中指合在一起，吻了吻。

“唉，”那女人长叹了一口气，“您真是个捣蛋鬼！”

他却鼓起腮帮子，吃力地说：

“呣——嚄！”

这时，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怕我笑得跌倒，便靠在门把手上，门开了，我的脑袋撞到玻璃上，把玻璃也撞碎了。大伙计直冲我跺脚，老板用戴在手指上的镶嵌宝石的沉甸甸的金戒指敲我的头，萨沙试图揪我的耳朵。晚上，我们回家的时候，他厉声训斥说：

“你这样瞎胡闹，早晚会把你撵走的！有什么可笑的？”

他又解释说：如果太太们都喜欢大伙计，那么生意会更好。

“太太只为了看一眼讨人喜欢的伙计，即使不需要鞋子，也会跑来买上一双的。可你就是不明白！真叫人替你操心……”

这使我感到委屈，因为没有任何人为我操心，尤其是他。

每天早晨，病恹恹的、脾气暴躁的厨娘总是比萨沙早一个钟头把我叫起来。我把老板一家人、大伙计和萨沙的鞋擦好，把衣服刷干净，烧好茶炊，给所有的炉子准备劈柴，把午饭用的手提饭盒洗干净。一到铺子里，我便扫地、擦拭灰尘、烧茶、给顾客们送货上门，然后回家取午饭。在这段时间里，我那站门口的差事，便由萨沙来干。他认为干这件事有损他的尊严，对我骂道：

“笨手笨脚的东西！叫人家替你干活……”

我感到痛苦、烦闷。我过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从早到晚待在库纳维诺区的沙土街道上和浑浊的奥卡河边，待在旷野和森林里。这里没有外婆，没有小伙伴，没有可以说话的人，而生活却向我展示了它那丑陋和虚伪的内幕，这使我很气恼。

常有这种事，女顾客什么都没有买就走了，这时，他们三个人就觉得受了侮辱。老板收敛起自己甜蜜的微笑，命令道：

“卡希林，把货收拾起来！”

接着，他骂道：

“呸，猪都跑进来了！蠢婆娘待在家里闷得慌，跑出来挨着铺子瞎逛。你要是我的老婆——瞧我把你……”

他的老婆是个黑眼睛、大鼻子的干瘦女人，经常跺着脚对他大喊大叫，像对待仆人一样。

这是常事：他们彬彬有礼地鞠着躬，说着恭维话，把熟悉的女顾客送走后，便不知羞耻地用污言秽语议论她，我真想跑出去，追上那女人，把他们背后说的话告诉她。

当然，我知道人们在背后一般都彼此说坏话，可是他们几个说起人来特别令人气愤，好像有谁曾经承认他们是最优秀的人物，委派他们来给世界当裁判似的。他们老是嫉妒别人，从来没有夸过任何人，无论对谁，都知道一点他的什么不光彩的事。

有一次，铺子里来了一位年轻女人，面色绯红，两眼明亮，披一袭黑皮领子的天鹅绒斗篷，她那面庞在黑皮领子的衬托下，宛如一朵奇葩。她快捷地脱下斗篷，交给萨沙，这样显得更加漂亮了：苗条的身材紧裹在淡淡的蓝灰色的绸衣里，耳朵上的钻石闪闪发光。她使我想起了美丽的瓦西莉萨[3]，于是我坚信，这个女人一定是省长夫人。他们格外毕恭毕敬地接待她，在她面前点头哈腰，如同面对一个激情四射的人一样，喋喋不休地说着恭维话。三个人像魔鬼似的在铺子里跑来跑去。他们的影子在橱窗玻璃上晃动，仿佛周围的一切都着了火，正在消失，眼看就要变成另一种样子，另一种形式。

她迅速地挑选了一双高价皮鞋，离开了铺子。老板咂了一下嘴，打着口哨说：

“母狗……”

“干脆说，是个女戏子。”大伙计轻蔑地说。

于是，他们开始谈论起这位太太的几个情人和她纵酒行乐的奢侈生活。

午饭后，老板在铺子后边的小屋里睡午觉时，我把他的金表打开，在机芯上滴了几滴醋。我很开心，看见他醒来后拿着表走进铺子，慌慌张张地嘟哝道：

“这是什么怪事？表突然蒙上一层水汽！从来没有过这种事，表上会有水汽！怕是要出什么祸事吧？”

尽管铺子里和家里的活计忙得我团团转，我好像还是陷入了一种难以忍受的苦闷之中，于是我常常想：要干一件什么事，才能让他们把我撵走呢？

身上落满雪花的行人默默地从铺子门口走过去，好像他们正要到墓地去给什么人送葬，但没赶上出殡，现在正急急忙忙追赶灵柩似的。马拉着颠簸的车子，吃力地越过一个个雪堆。铺子后边的教堂钟楼上，每天都响着凄凉的钟声——现在正是大斋期。钟声一下一下地敲打着，好像用枕头撞击脑袋：不觉得痛，但能使人变傻、变聋。

有一次，我正在铺子门前的院子里拆卸刚刚收到的货箱，那个教堂守夜人，斜肩膀的小老头，走到我跟前，一副软绵绵的样子，似乎是用破布做成的，穿着破衣烂衫，好像被一群狗撕碎了似的。

“好孩子，你给我偷一双套鞋好吗，啊？”他说道。

我没有吭声。他在空箱子上坐下来，打了个哈欠，在嘴上画了个十字，又说道：

“偷一双套鞋吧，怎么样？”

“不能偷！”我说道。

“可是有人在偷。行行好，给我老头儿个面子吧！”

他挺招人喜欢，不像我周围的那些人。我觉得，他深信我愿意为他偷，于是我答应把套鞋从通风小窗里递给他。

“那好吧，”他平静地说，并不显得高兴，“你不骗人吧？喏，我看得出来，你不会骗人……”

老头儿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用长筒皮靴的底蹭着肮脏的雪，然后点着黏土烧制的烟斗抽起来。突然，他吓唬我说：

“假如是我在骗你呢？我拿这双套鞋到老板那里，说你只收了半个卢布，就把鞋卖给我了，那会怎么样？这双套鞋值两个多卢布，而你只卖了半个卢布！是不是拿钱买糖果了，啊？”

我默默地看着他，好像他已经照他所说的那样做了，但是他仍然平静地、鼻音很重地一边说着，一边仔细看着他的靴子，吐着青烟。

“比方说，如果是老板教唆我这样做的：你替我去考验考验那小子，看他到底是不是小偷。那怎么办呢？”

“我不给你套鞋了。”我生气地说。

“不给不行，你已经答应了！”

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他跟前，用冰凉的手指敲着我的脑门，懒洋洋地继续说：

“你怎么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随便说：给，拿去吧？”

“是你自己要的。”

“我要的东西可多啦！我要你抢教堂，怎么样，你去抢吗？难道可以随便相信一个人吗？你呀，小傻瓜……”

说完，他把我推开，站起身来。

“我不需要偷来的套鞋，我不是老爷，用不着穿套鞋。我只是开个玩笑……你很纯朴，到了复活节，我让你到钟楼上去敲敲钟，看看城市的景物。”

“这城市我熟悉。”

“从钟楼上看，它更漂亮……”

他把鞋尖踩进雪里，向教堂拐角后边慢慢走去。我望着他的背影，沮丧地、惶惶不安地想：那老头儿真的只是开玩笑，还是老板暗中派他来试探我的呢？当时我真怕到铺子里去。

萨沙突然窜到院子里，大声叫嚷道：

“你在搞什么鬼！”

我一下子火了，抡起钳子想要揍他。

我知道，他和大伙计经常偷老板的东西：他们把一双皮鞋藏在炉子的烟囱里，等离开铺子时，便塞到大衣袖子里。我不喜欢这种事，我害怕这种事。我记住了老板的恫吓。

“你在偷东西？”我问萨沙。

“不是我，是大伙计，”他一本正经地向我解释说，“我只是给他帮个忙。他说：‘帮个忙！’我得听从，要不然他会给我使坏的。老板，他就是伙计出身，他什么都明白。你可别乱说！”

他边说边照镜子，不自然地伸开手指，动作笨拙地整理领带，像大伙计那样。他总是在我面前摆资格，发号施令，用低沉的声音训斥我，而且，他吩咐我时，总是伸出手做推开的姿势。我个子比他高，力气比他大，但却瘦削而笨拙。他倒挺结实、轻捷，满面油光。我觉得他穿上常礼服和散腿裤很气派，很潇洒，但是他给人一种讨厌、可笑的感觉。厨娘挺古怪，他恨她，弄不清她是好人还是坏人。

“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就是看打架，”她睁大乌黑热切的眼睛说，“不管什么样的打架，对我都一样：鸡斗、狗咬、汉子们打架，我觉得都好看！”

要是院子里有公鸡或者鸽子在打架，她准扔下活计，出神地从窗户里望着，观战到底。一到晚上，她就对我和萨沙说：

“怎么样，毛头小子，你们别闲坐着呀，打打架多好玩啊！”

萨沙生气地说：

“我告诉你，蠢货，我不是毛头小子，我是二伙计！”

“嗯，这我倒没看出来。对我来说，没有娶亲就是毛头小子！”

“蠢货，笨脑袋……”

“魔鬼倒聪明，可上帝不喜欢他。”

她的谚语尤其使萨沙恼火。萨沙戏弄了她一通，她却轻蔑地斜了他一眼，说道：

“嗨，你这个蟑螂，老天爷不长眼，错生了你！”

萨沙不止一次调唆我，要我趁她睡着的时候，给她脸上抹黑鞋油或烟黑，往她枕头上扎一些大头针，或用别的办法跟她开开玩笑。可是我害怕厨娘，再说，她睡觉很轻，常常醒来。她一醒来就点上灯，坐在床上，望着墙角。有时候，她从炉子那边走到我跟前，把我叫醒，声音嘶哑地说：

“我睡不着，列克谢伊卡，我有点怕，你陪我说说话吧。”

我迷迷糊糊地给她讲着什么，她却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微微摇晃着身子。我似乎觉得，她那热乎乎的身体散发出一股蜂蜡和神香的气味，她快要死了。也许，她会一头栽倒在地板上死掉。由于害怕，我开始大声说话，但她却阻止我道：

“嘘！要是那两个坏蛋醒了，他们会以为你是我的情人呢……”

她坐在我旁边，从来都是一个姿势：弯腰弓背，两手插在膝盖之间，用瘦骨嶙峋的腿紧紧夹住。她是平胸，一条条肋骨甚至透过厚厚的粗麻布衫也可隐约看出来，就像干裂的大木桶上的铁箍。她默默地坐了好长时间，突然小声说起来：

“干脆死了倒好，活着真是受罪……”

要么，她好像在问谁：

“我该活到头了吧，嗯？”

“睡吧！”她打断我的话，直起腰，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厨房的黑暗中。

“老妖婆！”萨沙背后这样叫她。

我撺掇他：

“你就当面这样叫她吧！”

“你以为我不敢吗？”

但他立刻皱起眉头，说：

“不，我不当面叫！说不定她真是个妖婆呢……”

她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看见谁都生气，对我也毫不留情——每天早上一到六点，她准猛地拉一下我的腿，嚷嚷道：

“别贪睡！快去抱劈柴！烧茶炊！削土豆……”

萨沙醒了，抱怨地喃喃说：

“你喊叫什么？我要告诉老板，吵得人简直没法睡觉……”

她那两只干枯的手在厨房里不停地忙碌着，用睡眠不足而红肿的眼睛瞪着萨沙：

“哼，老天爷不长眼，错生了你！我要是你的后娘，就扒了你的皮。”

“该死的，”萨沙骂了一句，并在去铺子的路上唆使我，“得找个什么碴儿，好把她撵走。对，偷偷地在饭菜里加些盐，如果饭菜太咸，她就会被赶走。要不，就倒点煤油！你干吗发愣啊？”

“那你怎么不干？”

他气呼呼地说：

“胆小鬼！”

厨娘的死我们都看见了：她弯下腰去端茶炊，突然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好像被谁当胸推了一把，然后一侧身倒下去，一句话没说，双手向前伸着，嘴里流出血来。

我们俩立刻明白了，她死了。但是我们吓蒙了，久久地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萨沙拼命地从厨房里跑出去，而我却六神无主，不知该怎么办，紧靠着有光亮的窗户。老板来了，惴惴不安地蹲下来，用手指按了按厨娘的脸，说：

“她真的死了……怎么回事呢？”

说完，他走到挂在屋角处的奇迹创造者尼古拉小圣像面前，画起十字。祈祷之后，他在门厅里吩咐说：

“卡希林，快去报告警察局！”

来了一个警察，在屋里踅摸一圈，收了小费，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来了，带着一个车夫。他们一个抬脚，一个抬头，把厨娘抬到了街上。老板娘从门厅往外瞥了一眼，吩咐我：

“把地板擦洗干净！”

而老板说：

“好在她是晚上死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说她死在晚上好。我们躺下睡觉时，萨沙特别温和地对我说：

“别关灯！”

“你害怕吗？”

他用被子蒙住头，默默地躺了好久。夜静悄悄的，仿佛在仔细谛听什么，期待什么。我好像觉得，钟声马上就要敲响，全城的人会被吓得突然仓皇奔逃，叫喊，乱作一团。

萨沙从被窝里露出鼻子，小声对我说：

“到灶台上一块睡好吗？”

“灶台上太热。”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她怎么说死就死了，啊？真想不到这妖婆……我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他开始讲起死人来，说他们怎样从坟墓里出来，在城里转悠到半夜，寻找自己住过的地方和亲人所在的地方。

“死人只记得自己的城市，”他小声说，“而街道和房子就记不清了……”

四周更加寂静，似乎也更加黑暗了。萨沙微微抬起头，问：

“你想看看我的箱子吗？”

我早就想知道他箱子里藏着什么东西了。他用挂锁锁着箱子，而每次开箱子时，总是格外小心，要是我想往箱子里瞧一眼，他就粗鲁地问：

“你要干什么？嗯？”

我同意之后，他便在床上坐起来，没有下床，用命令的口吻叫我把箱子搬到床上，放在他脚边。钥匙和一个贴身的十字架用一根细绳拴着，挂在他脖子上。他回头看了看黑黢黢的厨房角落，装模作样地皱起眉头，打开挂锁，吹了吹箱盖，好像盖子很热似的，然后稍稍打开一点儿，取出几套内衣。

药盒，各种颜色的一卷一卷的茶叶包装纸，装鞋油的白铁盒和装沙丁鱼的罐头盒塞了半箱子。

“这是什么？”

“你马上会看到的……”

他两腿夹住箱子，俯下身去，一边低声哼唱：

“愿上帝……”

我期望看到玩具，因为我从来没有过玩具，而在表面上却装作对玩具蔑视的样子，但是我对拥有玩具的人不无羡慕。我真高兴，像萨沙这样有派头的人还有玩具。虽然他不好意思地把玩具都藏起来，但我理解这种不好意思。

他打开第一只盒子，取出一副眼镜架，架在鼻梁上，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说：

“没有镜片也无所谓，反正这眼镜够棒的！”

“让我瞧瞧！”

“你戴不合适。这副眼镜适合黑眼睛戴，而你的眼睛是浅色的。”他解释说，像老板那样咳了一声，但他立刻惊惶地环顾了一下厨房。

空鞋油盒里装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纽扣。他自豪地向我解释说：

“这都是我在街上捡来的！自己捡的。已经有三十七颗了……”

第三只盒子里装了许多大头针，也是从大街上捡来的，还有磨损的、折断的和完好的皮靴铁掌，皮鞋和便鞋的扣环，铜制门把手，被损坏的骨制手杖镶头，一把女孩子用的梳子，一本叫《圆梦与占卜》[4]的书以及许多这种不值钱的东西。

我捡破烂的时候，像这种不值钱的玩意儿，一个月捡的就顶他的十倍以上，而且不费什么力气。萨沙的这些东西使我感到失望、难为情，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令人压抑的怜悯之情。而他却对每一件东西都全神贯注地仔细看来看去，爱不释手地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他自命不凡地噘起厚嘴唇，凸鼓的眼睛流露出动情而忧虑的神色，但是那副眼镜使他那张稚气的脸变得滑稽可笑。

“你要这些玩意儿干什么？”

他从镜框里瞥了我一眼，用忽高忽低的童声问：

“你想要吗，我送你一件？”

“不，我不要……”

看来，由于我的拒绝和没有看重他的财富，惹他生气了。他沉默了一会儿，低声对我说：

“拿条毛巾来，我们把这些东西擦一擦，全蒙上灰了……”

所有的东西都擦拭干净和放好以后，他钻进被窝，脸冲着墙。下雨了，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风吹打着窗户。

萨沙没有转过脸来，对我说：

“等到园子里干一点的时候，我让你看一件东西——准叫你大吃一惊！”

我没有吱声，准备上床睡觉。

又过了几秒钟，他猛地坐起来，两手抓着墙，极其诚恳地说：

“我害怕……主啊，我害怕！主饶恕我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我也吓得说不出话来，我仿佛看到，厨娘背对着我，正站在朝向院子的窗户跟前，低着头，前额靠在玻璃上，好像她活着时看公鸡打架的模样。

萨沙放声大哭，手不停地抓墙，两腿乱蹬。我像踩着滚烫的炭火一样，头也不回地穿过厨房，在他身边躺下。

我们大哭一场，哭得筋疲力尽，睡着了。

几天以后，是个什么节日，我们做了半天买卖，便回家吃午饭。饭后，当老板夫妇睡午觉时，萨沙神秘地对我说：

“走吧！”

我猜到，我马上就要看见使我大吃一惊的东西了。

我们来到园子里。在两座房子之间一块窄小的地方，长着十五棵老椴树，粗壮的树干上长满厚厚一层绿色苔藓，光秃秃的黑色枯枝伸展着，上面连一个乌鸦窝也没有。这些树简直像墓地上的墓碑。除了这些椴树以外，园子里什么都没有，既没有灌木，也没有青草。人行小道被踩得像生铁一样坚硬而发黑。陈年的枯叶下边露出光秃秃的地面，上边也长了一层霉污，犹如死水中的浮萍。

萨沙拐过弯，向邻街的木栅栏走去，在一棵椴树下停住，瞪大眼睛，朝隔壁房子昏暗的窗户里看了看，蹲下来，双手扒开一堆落叶——露出一个粗大的树根，旁边有两块砖，深深地埋在土里。他把砖稍稍掀开——下边是一块瓦垄铁，瓦垄铁下边有一小块方木板，最后出现在我面前的是顺着树根下面延伸下去的一个大洞。

萨沙划了一根火柴，点上蜡头，伸进洞里，对我说：

“快看！可别害怕啊……”

看来，他自己害怕了：手中的蜡头直颤抖，脸色变得煞白，很难看地咧着嘴，眼睛泪汪汪的，空着的那只手轻轻背到背后。他的恐惧感染了我，我格外小心地向树根下边的洞里扫了一眼——树根就是整个洞穴的拱顶。在洞的深处，萨沙点了三支蜡烛，整个洞里蓝光闪烁。洞穴相当宽阔，足有一只水桶那么深，但是更宽一些，两侧砌满了彩色玻璃和茶具碎片。在中间高出的地方，铺着一块红布，上面放着一口用铅灰色的纸糊成的小棺材，棺材的上半部分盖着一块像锦缎一样的布头，盖棺布下边露出麻雀的两只灰爪子和长着尖喙的头。棺材后边摆着一张读经台，上边放着一枚铜质的护身十字架，读经台周围点着三支插在烛台上的蜡头，烛台上贴着包糖果用的银纸和金纸。

蜡头的火苗倾斜向洞口，洞里朦胧地闪烁着五光十色的火花和光斑。一股蜡烛的气味、腐烂东西和泥土的气味，热乎乎地扑面而来，四射的虹光在我眼前闪变、跳动。这一切引起我极不愉快的惊奇，并消除了我的恐惧。

“好玩吗？”萨沙问道。

“这是什么？”

“小礼拜堂，”他解释说，“像吗？”

“我不知道。”

“那麻雀就是死者！也许它会活过来，因为它是无辜丧生的……”

“你发现它时，它已经死了吗？”

“没有，它飞进板棚里，我用帽子捂住它，闷死了。”

“为什么要捂死它呢？”

“不为什么……”

他望了一下我的眼睛，又问道：

“好玩吗？”

“不！”

于是，他朝洞口俯下身去，麻利地盖上木板和瓦垄铁，使劲把砖压进土里，站起身，拍净膝盖上的泥土，厉声问道：

“你为什么不喜欢？”

“我可怜那只麻雀。”

他像瞎子似的，用呆滞无光的眼睛看了看我，当胸推了我一把，大声骂道：

“傻瓜！你是出于嫉妒，才说不喜欢的！你以为你在缆索街你家园子里干的事更好吗？”

我想起了家里的凉亭，坚决地说：

“当然，比你干得好！”

萨沙迅速地脱下常礼服，扔到地上，卷起袖子，向手心啐了口唾沫，提议道：

“既然如此，那就打一架！”

我不想打架，一种折磨人的苦闷使我心灰意冷，看着表哥那张暴怒的脸，我感到很不舒服。

他向我猛扑过来，一头撞到我胸口上，把我撞倒在地。他骑在我身上，大叫道：

“想活还是想死？”

但是我比他力气大，而且非常生气。转眼间，他已脸朝下趴在地上，两手抱着脑袋，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我吓坏了，想把他扶起来，可是他手脚乱抓乱蹬，我更加害怕了。我走到一边，不知该怎么办，而他却微微抬起头，说：

“怎么，你赢了？我就这么躺着，一直到老板家里人看见，到时候，我告你一状，他们就会把你撵走！”

他不停地骂着，威胁着，他的话把我激怒了。我向洞穴冲去，搬开砖头，把装着麻雀的棺材从篱笆上扔到了大街上，把洞里所有的东西都挖出来，用脚把洞踩平。

“活该，看见了吗？”

萨沙对我的蛮横举动感到莫名其妙：他坐在地上，微微张开嘴，皱起眉头，一句话不说地注视着我。当我干完以后，他才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抖掉身上的土，把常礼服往肩上一披，平静而狠毒地说：

“不久会有你好看的，等着瞧吧！要知道，这都是我故意做给你看的，这是魔法！懂吗，啊？”

他的话好像刺伤了我，我猛然蹲下去，全身冰凉。而他却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被他的镇定彻底摧垮了。

我决定明天就逃走，离开这个城市，摆脱开老板，摆脱开萨沙和他的魔法，摆脱开这种无聊乏味的愚蠢生活。

第二天早晨，新来的厨娘把我叫醒，大声嚷道：

“哎呀，我的天啊！你的脸上怎么啦？……”

“这就是魔法！”我心里抑郁不乐地想。

可是厨娘朗声大笑起来，弄得我也忍不住笑了，我用她的镜子照了照，原来我脸上抹了厚厚一层烟黑。

“这是萨沙干的吧？”

“那还会是我呀！”厨娘笑呵呵地叫道。

我开始擦皮鞋，手一伸进鞋子里，一根大头针便刺进了我的手指。

“又是他捣的鬼！”

每只皮鞋里都有大头针和缝衣针，它们放得很巧妙，正好扎在我的手掌上。于是我端起一勺凉水，走到那个还没有醒来或者正在装睡的魔法师跟前，十分解恨地浇了他一脑袋。

可是我心里仍然不好受，我仿佛看到装着麻雀的棺材、蜷曲着的灰爪子、诉苦似的向上翘起的蜡一样的尖喙以及周围五彩缤纷的火花不停地闪烁，似乎想要突然升起亮丽的彩虹而又无能为力；棺材渐渐大起来，麻雀的爪子渐渐长长，向上伸展着、抖动着，它缓缓苏醒过来。

我决定当天晚上逃走，但午饭之前在煤油炉上用饭盒热汤时，我脑子走神了，汤烧开了，当我要关火时，饭盒翻在了手上，于是我被送进医院。

医院里那种令人极不愉快的可怕景象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个个穿着敛衣的灰色和白色的人影，在发黄而摇晃的空地上不停地乱动弹，发出咕噜声和呻吟声。一个高个儿男子，长着像髭须一样的眉毛，架着双拐走来走去，摆动着黑色的大胡子，吹着口哨，吼叫道：

“我要向主教大人告发！”

病床都像棺材，鼻子朝天躺着的病人都像死麻雀。黄色的墙壁摇摇晃晃，天花板弯得像船帆，地板颤颤悠悠，一排排的病床，一会儿并在一起，一会儿又分开来，一切都毫无希望，令人厌恶。窗外的枯树枝伸展着，犹如打人用的树条，好像谁在摇动它们。

一个棕红色头发的瘦小的病人，在门口蹦跳着，短小的两手撕扯着自己的白色敛衣，尖声叫喊：

“我不要这帮疯子！”

而架双拐的人冲着他的脑袋大喊道：

“我要向主——教——大人——告发……”

外公、外婆和其他人常常说，医院是折磨人的地方。我想我这条命算是完了。一个戴眼镜的女人，也穿着白色的敛衣，来到我跟前，在我床头一块黑板上写了些什么，粉笔断了，粉笔末落在我头上。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道。

“什么都不叫。”

“你有名字吗？”

“没有。”

“哎，别胡闹，会挨打的！”

她不说，我也确信我会挨打的，所以我干脆就不回答她。她像猫一样嗤了一下鼻子，又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挂在天花板下面的两盏灯，宛如一双忧伤的眼睛，燃着黄色的火苗，摇曳不定，极力想靠在一起，照得人眼花目眩，心里烦乱。

不知是谁在屋角那边说：

“来打牌吧？”

“我没有手怎么打呀？”

“啊哈，你被截掉了一只手！”

我立刻明白了：原来那人因为打牌，手被截去了。那么在把我折磨死之前，他们会怎样对待我呢？

我感到两只手灼痛和跳痛，好像有人把手骨抽掉了似的。由于害怕和疼痛，我小声哭起来。为了不让人看见我流泪，我闭上了眼睛，可是泪水微微掀起眼睑，顺着太阳穴流下来，滴在耳朵上。

夜间，大家都躺在床上，盖着灰不溜丢的被子，四周渐渐静寂下来，只听见角落里有人嘟哝说：

“不会有什么结果，男的是贱货，女的也是贱货……”

我本想给外婆写封信，让她快来，趁我还活着，把我从医院里偷偷带走。可是手动弹不了，没法写，再说也没有纸。我想试试看——能不能从这里悄悄溜走呢？

夜色深沉，好像天永远不会再亮了。我轻轻下了地，走到门口，门半掩着。在走廊里的灯光下，一张有靠背的长木椅上戳着一个人，喷着烟，满头白发乱蓬蓬的，用凹陷的黑眼睛盯着我。我没来得及躲开。

“谁在走动？过来！”

声音很轻，并不可怕。我走过去，看了看那张满是短络腮胡子的圆脸——头发较长，泛着银光，四下里支棱着。他的腰间挂着一串钥匙。如果他的胡子和头发再长一些，他就跟使徒彼得一模一样了。

“这是烫坏的手吗？你夜里起来瞎逛什么？根据那条规定？”

他把烟喷到我的胸上和脸上，用一只热乎乎的手搂住我的脖子，把我拉到他跟前。

“怕吗？”

“怕！”

“到这里来的人，开头都害怕。其实没什么可怕的，尤其是跟我在一起——我决不欺侮任何人……想抽烟吗？嗯，别抽。这对你还早，再过两三年……你的父母在哪儿？没有父母！嗯，没有也没关系——没有他们也能生活，你千万可别胆怯！明白了吗？”

我好久没见到用这么明白易懂的语言，这样随和、友好地跟我说话的人了。听了这番话，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当他送我到床前时，我请求道：

“陪我坐会儿吧！”

“行。”他答应了。

“你是什么人？”

“我？我是当兵的，一个真正的兵，高加索兵。我打过仗，可是——不打行吗？兵就是打仗的。我打过匈牙利人、切尔克斯人、波兰人[5]——跟很多人打过仗！小老弟，打仗就是胡闹！”

我闭了一会儿眼睛，当我睁开时，穿着黑衣服的外婆正坐在那个士兵坐过的地方，而他却站在外婆身边，说：

“全都死了，真的吗？”

病房里阳光灿烂，一切都染成了金色，时隐时现，好像小孩子淘气似的。

外婆向我俯下身来，问道：

“你哪儿不舒服，亲爱的？被打坏了吗？我已经对他——那个棕红头发的魔鬼——说过了……”

“我这就去办手续。”当兵的一边说，一边往外走。外婆却擦着脸上的泪说：

“这个当兵的原来是我们的老乡……”

我始终觉得我在做梦，所以一直没有说话。医生来了，给我包扎了烫伤处。于是，我和外婆离开医院，坐上马车，走在城里的大街上。外婆说：

“我们家的老爷子简直发疯了，吝啬得叫人恶心！前不久，他的一个新朋友，熟皮匠‘马鞭子’把夹在《诗篇》[6]中的一百卢布偷走了。这叫什么事啊——唉！”

阳光明亮地照耀着，云朵像一只只白色的鸟儿在空中飘动，我们走到伏尔加河上的小木桥上，冰咔嚓咔嚓地响着，向上鼓起来。在小桥的薄木板下边，河水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在集市大教堂厚实的红屋顶上，金十字架闪闪发光。迎面走来一个宽脸膛的妇女，手里拿着一大把缎子般柔软的柳条——春天来了，复活节快到了。

我的心像云雀跳跃似的颤动起来。

“我喜欢你，外婆！”

这并没有使她感到惊奇，她平静地对我说：

“因为你是我的亲人嘛，不是我夸口，连外人也都喜欢我呢，感谢圣母！”

她微笑着补充说：

“瞧，圣母高兴的日子快到了，他的儿子要复活了！可是瓦留莎，我的女儿……”

说完，她不再作声了。

注释

[1]1878年秋天，母亲安葬几天以后，十岁的阿廖沙·彼什科夫被送进商人波尔胡诺夫的鞋店当学徒，开始了独自谋生。

[2]高尔基的舅舅，全名是雅科夫·瓦希里耶维奇·卡希林。

[3]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女主人公。

[4]在当时俄国小市民、神职人员中流行的一种浅陋读物。

[5]这是一个在沙俄军队服役二十五年的老兵，他此处指的是高加索战争，沙俄军队1848年匈牙利革命和1863年波兰起义的镇压。

[6]《圣经》中的一卷，共收入一百五十篇赞美诗。见《圣经·诗歌·智慧书·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