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战争伊始
1941年12月8日，东京时间凌晨2点，日本陆军第25军佗美支队，在马来半岛的英属哥打峇鲁
强行登陆。这次登陆比偷袭珍珠港早了约1个小时，可以说是太平洋战争的真正开始。2小时后，日军相继在泰国的宋卡府和北大年府登陆，开始向国境南下。
另一方面，在同日天色未明之时，从法属印度支那的土龙木机场起飞的三个编队，合计34架日军飞机，轰炸了久攻不下、被誉为远东第一要塞的英属新加坡。轰炸范围包括新加坡的街市与实力达、登加两个机场。这是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首次经历战火。两天后，为阻止日军登陆，英国远东舰队两艘主力舰——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与战列巡洋舰“反击号”出击，却于马来半岛东岸的关丹被日军轰炸机击沉。由此，马来海域的制空权基本被日军收入囊中。
如此这般，整个马来亚海域便暴露在日军之猛烈攻击下。扼制英国的亚洲基地，攫取南方的资源是当时日军的主要目的。
此刻，于1938年12月28日踏上新加坡土地的郁达夫，在当地的生活正要迈入第四个年头。
他之所以远离故土居于南洋，皆因受聘于当地的华文报纸《星洲日报》做编辑。接受该工作，去这个靠近赤道的国家上任，为他日后之横死播下了种子。那么，他缘何选择了新加坡的生活呢？
1938年，郁达夫入职《星洲日报》工作的新闻报道（笔者摄自微缩胶片）
郁达夫初到新加坡时入住的宾馆（笔者1988年摄于新加坡）
郁达夫从福建省省政府寄给井伏鳟二的信
七七事变发生时，郁达夫在福州担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任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七七事变后，郁达夫在福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所在地武汉和抗日前线倾力参与抗日活动。自1936年2月到福州上任后，他就同留守杭州家中的妻子处于被迫分居状态。这种生活助长了他和妻子王映霞之间的嫌隙。郁达夫认为，王映霞与他的知己、浙江省政府教育局局长许绍棣有染。王映霞则予以否认。抗日战争开始后，二人之间的此种矛盾还被日本驻南京特派员写成新闻，在日本报道。尽管闹至如此，二人好歹还是在郭沫若等一干友人的调停下达成了和解。
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笔者摄自微缩胶片）
在日军的进攻下，中国主要城市相继被占领，文学家与知识分子们的生活受到了限制。是向国民党控制的非占领区，即大后方转移；还是进入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又或是像周作人一样，抱着被日本人利用的想法留在日占区？面前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出国。若去海外求生存，那么新加坡便是最合宜之选。据说当时在东南亚住着800万中国人。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策上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战后独立国家的公民。但在当时，除一小部分持有宗主国国籍的人之外，大都为居住于异邦的华侨。他们，特别是第一代华侨，与他们的祖国中国有着极为紧密和牢固的联系。
在新加坡的大约80万人口中，华侨占了四分之三。孙中山曾把新加坡当作革命运动的根据地展开活动，当地人对其也十分支持。在800万南洋华侨、300万马来亚华侨中，新加坡的华侨最为团结与活跃，也给周边的华侨社会带去了极大影响。因此，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新加坡华侨对祖国的支援活动也最令人瞩目。
战火烧至上海的第三天，1937年8月15日，“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成立，陈嘉庚为主席。陈嘉庚是一位经营橡胶园的富商，同时大力投身于文化事业。之后，南洋各地类似的组织也陆续诞生。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成立，陈嘉庚就任主席，总部设于新加坡。不过当时，至少在马来亚地区，并不是所有的华侨组织都能无所忌惮地为了祖国展开抗日救援活动。在“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成立的8月15日之前，新加坡总督考虑到自己的祖国英国同日本之间的关系，向陈嘉庚转达了下列约定：
（1）严守作为中立国的规定，不可筹赈以购置武器弹药。
（2）不可抵制日本商品。
（3）资金须统一单次转账，不可另设其他金融机关。
（4）资金转向国内何处，应由总督指定。
即使在这样的限制之下，抗日运动依然以各种形式开展着，包括以募捐为目的的话剧义演、文艺活动和义卖，秘密抵制日货，向祖国提供医药品和服装，归国从军，派遣救护人员、工程师、慰问团，在日企的人罢工或辞职，购入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公债，等等。
正是在如此环境、如此时局之下，郁达夫接受了邀请。对困于家庭失和的他来说，到海外面向华侨去做抗日宣传，不啻为去开辟一个新天地。而且，就算留在国内继续开展抗日活动，他本人也说过，或许无法和国民党的干部保持一致。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下述理由促使了郁达夫的南洋之行。在新加坡的华侨中，大部分人的祖籍都在福建，极为关心先祖故土。针对他们进行有关福建的政治宣传，似乎是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托付给郁达夫的任务。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如此这般，郁达夫只带着他和王映霞所生的三个孩子之中的长子（另外两个年幼的孩子托付给了国内的熟人）去了新加坡。
他在《星洲日报》的工作是编辑早报的文艺副刊（文艺栏）《晨星》与晚报的副刊《繁星》。另外，据说他在新加坡生活期间，还参与了下列编辑业务。
《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编辑
《繁华日报》编辑
《星槟日报》星期刊《文艺》编辑
《星洲日报》创立十周年纪念《星洲十年》编辑
《星洲日报》半月刊《星洲》“文艺栏”编辑
《星洲日报》十周年庆（笔者保存的剪报）
郁达夫在《星洲日报》发表的文章（笔者摄自微缩胶片）
《星光画报》“文艺栏”编辑
《星洲日报》星期刊《教育》编辑
《星洲日报》社论代笔
《大华周报》编辑
《华侨周报》（英国情报部发行）编辑
（上述出版物因散佚未能尽数确认）
通过这些工作，郁达夫一边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一边大力开展文化启蒙活动。新加坡这块土地，经济上姑且不论，文化上还尚未得到足够的启蒙。在这样的环境中，郁达夫可谓新加坡开港以来定居在当地的最著名的中国作家和文化人。他在培养、支持当地文学青年上发挥的作用理应获得较高评价。在这一点上，有下列引言为证：
对于青年，他还是很热心的愿意接近，在星加坡似乎从来未曾听见过他拒绝接见青年人的事情发生。只要你愿意去看他，他总会跟你谈一些什么的。
通过《晨星》副刊，他团结了一批当地的文艺青年、知识分子。对他们，他关怀备至。不但给他们看稿子、改稿子，甚至还在工作上、生活上支持他们。那时候，他在星嘉坡里峇峇路的家经常聚集了一批文艺青年，他常常在他们之间朗朗而谈，对他们写得较好的稿子赞赏不迭，青年们因而受到很大的鼓舞。
郁达夫很喜欢接近文艺青年，他那时候的寓所在中峇鲁……对我们这些来访的搞文艺的年青人，非常欢迎，态度也极诚恳。对于年青的写作者，他更是奖励不遗余力。
在新加坡，看上去维持着小康状态的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生活，在1940年3月以协议离婚的方式画上了句号。导致他们婚变的关键原因是，郁达夫于1939年3月在香港《大风》杂志上发表了《毁家诗纪》。他把二人的家庭争端始末写成旧体诗，甚至还加了注释。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东西？实在是很难揣测郁达夫的心理。好胜心强的王映霞随即在同一杂志上用长文加以反驳，二人之间的失和最终没能得到修复。
据说，和王映霞分别后的郁达夫，与知识女性、新加坡的英国情报部职员李晓音（也有资料称李筱英、李小瑛）曾经一时十分亲密并同居。郁达夫能成为英国情报部发行的《华侨周报》的总编也是拜她所荐。声名显赫的文学家为什么去做英国政府的雇员？当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
王映霞长信（笔者保存的剪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新加坡，华侨之间结成了各种各样的抗日组织。其中作为文化人代表的郁达夫担任了“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理事、团长，“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大队长，“抗敌动员委员会”文化界执行委员等，同时还被邀请担任各种集会的主席，作为文化界的中心人物显得十分活跃。“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同国内一样展开了歌曲、戏剧和演讲等生动的街头宣传活动。
攻下了马来半岛的日军，势如破竹，在各地均压制住了英军。翌年2月1日，日军占领了隔着柔佛海峡与新加坡相对的新山市，开始准备进攻新加坡。当日，陆军航空部队在对新加坡进行的第56次攻击中，将军事设施作为标的。从那一刻起，可以说，新加坡已处于日军包围之下。
按照日本向南进军的计划，迟早会攻占新加坡。这一点原本即在预料之中。1940年8月17日，被认为是郁达夫撰写的《星洲日报》社论《敌寇南进的积极步骤》中也提到了该观点。下文引用了某书中记载的，开战之前，12月5日，郁达夫在报界人士宴席上的发言。该宴会是新加坡华文报纸《星洲日报》的社长林霭民和《总汇报》的社长胡蛟举办的。英国方面的远东情报部部长司各特也出席了宴席。司各特在宴席中称，大战在本周中爆发是有可能的。随后，郁达夫说了这样的话。胡迈记道：
干杯之后，郁达夫发言的大意是，日本若不是在经济上到了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开战的。若不是现在的英美两国传递给日本一种战争意识，令其积极备战的话，日本绝不会因自己的喜好而开战的。他带着醉意，从他向我们频频劝酒的姿势中，我也感到了他“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情。或许他也是为了掩盖心中的某种恐惧而一直故作愉快地说话，但杯子却不经意间从他手中滑落了。每个人都毫不在意地继续痛饮，但在我心中，过不了几日战争便会爆发的预感却十分强烈。所以，宴会后，我很快便私下将这种预感告诉了他，想听听他怎么说。他便率直地回答我：“关于这一点，我就借用孟子的话来回答‘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军南进减轻了对中国的压力，惧的是英国当局对开战既无决心亦无准备。”
胡迈原书（译者所藏书影）
胡迈接下去写道：“不过想来，持有这种想法的并非郁达夫一人，大多数的华侨都是这样想的。”战火烧到南洋，对这些祖国正遭受着侵略的华侨们来说，也怀有些许期待的心情。他们这种复杂的心情可以借此窥见一斑。
由于开战并非全无预期，所以华侨们很快开始着手准备。12月13日的《星洲日报》上登载了郁达夫领衔、74人联名于12日发表的《星华文艺工作者为保卫马来亚告侨胞书》。
笔者撰写此事时，在新加坡的图书馆中能公开阅览到的太平洋战争前的华文报纸，日期截止于1941年9月末。此日期之后出版的，就笔者所见，中国的北京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还存有不完全的1941年12月份的报纸。这份《星华文艺工作者为保卫马来亚告侨胞书》是至今可见的、郁达夫生前为公开出版物所写的最后的文章。
《星华文艺工作者为保卫马来亚告侨胞书》（笔者摄自微缩胶片）
直到那时，他在《星洲日报》等报纸上刊发的号召抗战的文章都是意图明确，始终颇为乐观的。或许也正因如此，他的预测往往落空。不过，这份告侨胞书中的论调是华侨们共通的。下面引一段原文，以示当时华侨们对战争的见解。
谁忘掉了在这四年多来，日本法西斯在我们祖国干下的血债。万千姐妹们在日本法西斯的枪托下被奸淫，甚至被杀戮。多少父老兄弟在日本法西斯的刺刀下惨痛牺牲。我们的恬静的农村，繁华的都市在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下变成了人间的魔窟。
谁忘记了这些血债。谁又再忍看这些惨祸今日在马来亚重演。
侨胞们，我们忍心看今天在我们周围欢笑着的姐妹，在明天变成被日兽奸死了的死尸吗。我们愿意让我们今天居住着的安适的房屋，在明天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变成废墟吗。我们难道可以只顾自己个人逃难让日本法西斯把它加在祖国同胞身上的命运，拿来加在我们身上吗。一千万个不。我们要活，我们要保卫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保卫我们的兄弟姐妹，要保卫我们的房宅财产，我们要保卫马来亚！
（中略）
亲爱的侨胞们，战争号角已响。胜利曙光在望。让我们毅然抛弃了胆小、苟安逃避、畏缩的心胆，昂起头颅，挺直胸膛，英勇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吧。
在写这篇文章的当时，不止郁达夫，华侨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绝对没想到，新加坡在开战2个月后就濒临沦陷危机。华侨们自发组织了义勇军和守卫军等组织，积极地帮助英军守卫马来亚。但当形势变得不利后，华侨文化人的态度也很快发生变化。
在开战数月前南下、担任南侨师范学校教员并进行创作活动，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大使的王任叔是一位纯粹的共产党员。他对当时的事情有着下列记述：
在激烈的斗争展开之中，群众往往向斗争的中心集中，而文化人则往往易于从斗争中心退开，如果他有可以退开的路。文化人的自由主义往往成为分散力量的动力。这现象在星洲抗战斗争中，可以找到例子。
在那种局势中，只有作为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的郁达夫与众不同。王任叔这样感叹道：
最初，一哄而来的人，非常之多，之后，一哄而散的人，也非常之多。于是，办事处里常常会找不到一个办事的人。但不论怎么，在每天一定的时间里，你如果有事去找文工团团长，那一定可以找到他。那就是达夫。在直笃爱伊亚路宽大的爱同小学校里，有时静寂得如深山古刹似的。达夫孤单地一个守在那里。他有老僧似的忍耐力，他并不因此而感到孤寂。他自然不是一个具有领导能力的领袖，但他总爱尽他能尽的一份责任。即此负责精神，已使热情的青年们对他有一种崭新的看法了。
下面，对王任叔的这段话加以说明：
郁达夫到了南洋之后，随即发表了名为《几个问题》的文章。针对这篇文章，以《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反对派陈嘉庚创刊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狮声》为舞台，郁达夫与陈嘉庚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几个问题》原本是针对南洋文学青年提出的相关文学问题进行的解答。但是，郁达夫给部分青年留下了一种他是从本国逃避而来的颓废文人之印象，从而遭到了密集的非难。论战结束之后，这种印象也没能抹去。另外，他在新加坡居住期间和当地很多名人交往。他编辑的《星洲日报》副刊《繁星》中，以此类交往为情节的应酬旧体诗甚至画赞和墓志铭也屡见不鲜。他还曾为某富翁的喜事专门作诗庆贺，也因此被讽刺为“帮闲”。
《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的编辑张楚琨的回忆则与王任叔的风格不同，也更有激情：
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这位发表《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真干，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
（中略）
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做朝会讲话（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一百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中略）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这场战争之后，人们眼中的郁达夫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在居住方面，郁达夫在长男和女仆的陪伴下，从市中心的住宅街搬到了没什么人气的地方，化名租了一个阁楼住下，并贮备食粮做长期战斗的准备。
英国殖民当局判断日军很快就会对新加坡进行实打实的攻击，于是，在1月28日、29日两天将白人居民疏散到20多艘汽船上，由5艘巡洋舰护送着离开了新加坡。亚裔居民则不在被保护之列。
华侨中也有人计划着尽快避难。合法避难需持有中国领事馆发行的护照与移民局的签字。但无论哪一样都很难得到。根据胡迈的回忆，华侨为了得到护照必须数日持续和领事馆的人员交涉，也不得不交点贿赂，领事馆的介绍信决定了他们能否得到移民局的签字。可是，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的人每天聚在一起，和陈嘉庚共同指责总领事高凌百是贪官污吏，他们想要获得护照便是难上加难。
郁达夫那里，只有长男郁飞得到了避难的机会。1月30日，由一位回重庆的女性熟人带着，乘上了开战后出港的第三艘居民避难船。这艘船原本计划经由苏门答腊和爪哇之间的巽他海峡，向着苏门答腊以北的缅甸仰光行驶；但出港后很快发现危险，遂驶向了印度的马德拉斯。最终，平安回国的郁飞带着父亲的名片找到了时任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陈仪。陈仪感念旧友情谊，依照郁达夫的嘱托把郁飞抚养成人。
英军30日宣告撤退到马来半岛。炸毁了柔佛海峡的大堤，把新加坡半岛作为城池固守。不过，这是一种“见政府之举动，已知其无意死守新加坡”的姿态。
在被留下的华侨中，有人开始做逃走的打算，有人开始准备成为日军占领后的“顺民”。
此前两年到达新加坡，担任华文报纸《南洋商报》总编的著名记者、世界语学者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1)中讲述了当时他们这些华侨知识分子的动向：
在这最紧张的几天中，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主席陈嘉庚先生曾经向新加坡总督汤麦斯提出交涉，要求新加坡万一撤守时，应给予抗委会工作人员安全撤退的便利。可是汤麦斯总督答复不能负责。而同时据英政府方面所泄露，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机关向英国交涉，也只要求英军保护中国领事馆人员及郑介民领导的军事代表团安全撤退，而对于华侨抗日领袖及民众的撤退问题，则一字不提。
据前述胡迈的书中记载，总领事高凌百、国民政府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新加坡代表处的叶公超及其他领事人员在2月11日乘飞机逃到了爪哇。
被英国殖民当局和自己国家的领事馆同时抛弃，这些活跃在抗日前线、声名远扬的华侨文化人被逼到了绝境，不得不为自己去开辟一条生路。
2月3日，据信被日军视为抓捕最大目标的陈嘉庚雇了一条小艇，逃离了新加坡，经苏门答腊岛逃到爪哇岛，在岛内各处辗转，一直隐匿到日本投降。
(1) 这篇文章以《致全国文艺界协会的报告书》为题，刊登在上海发行的《民主》杂志的第48、49、50期上（1946年9月14日、20日、28日）。同年9月，香港的咫园书屋以单行本出版。一直被作为讲述郁达夫逃离新加坡流亡到失踪的始末之最可信赖的文献。复刊后的《星洲日报》在同年8月31日、9月5日和9月7日也连载了此文。
胡愈之（1896—1986），浙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光明日报》总编、文化部副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