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亡命生涯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日本的一部分作家、画家、新闻记者依照《国民征用令》被征为日本陆军报道员。这一队人乘着“非洲丸”从香港海域向南航行，在船上听说了开战的消息，都极为震惊。当时，他们尚不知自己此行所去何方。
一行人中的作家包括里村欣三、海音寺潮五郎、小栗虫太郎、中村地平、高见顺、丰田三郎、浜本浩、小田岳夫和井伏鳟二。
小田岳夫和井伏鳟二都认识郁达夫。(1)和郁达夫有着相似作风的小田岳夫很早就把郁达夫的作品译介到日本。他在船中不时想起在新加坡的郁达夫。他想，日军占领新加坡以后，说不定能遇到郁达夫。他和井伏鳟二两个人还八卦起了郁达夫的事情。
小田岳夫《郁达夫传》（译者所藏书影）
他们到了西贡之后才终于得知旅程的目的地。小田岳夫与高见顺、丰田三郎等人一起被分配去缅甸，井伏鳟二则和里村欣三、海音寺潮五郎等人去往马来。
日军第25军司令官、中将山下奉文在武吉知马的福特汽车工厂里会见了马来英军总司令官阿瑟·珀西瓦尔，要求英军必须接受无条件投降。1942年2月15日晚，新加坡沦陷。
根据井伏鳟二原话的记录，井伏鳟二在“2月15日，日军新加坡入城的翌日，作为征用员一马当先进入了新加坡，接收了一家名为‘Strait Times’的通讯社，发行了名为《昭南日报》的报纸”。当时，他听说郁达夫已于12月8日清晨乘飞机逃离了新加坡。
《昭南日报》创刊号（笔者摄自微缩胶片）
井伏鳟二是如何得知这个消息的呢？他记述道：
新加坡沦陷后，最先进入新加坡的是大场弥平（原陆军少将、军事评论家）与改造社的社长山本实彦。山本实彦是肩负着在南方建立出版社的任务而来的。他到了新加坡后，头一句话就是“我是来给郁达夫保命的，他在哪呢？”当即派遣通讯社的人去郁达夫家查看。来人报称，家门关闭，家中无人。据旁边的邻居说，他12月8日早晨乘当地的飞机躲到了苏门答腊。这样得知了他已逃走，至少大家算是安心了。
山本实彦自己也记录了去往南方的事情。据他的记载，他恰巧于新加坡沦陷次日乘上飞机，从日本本土经台北、西贡，于18日到达新加坡，在20日晚上见到了井伏鳟二等人。总之，郁达夫不在沦陷后的新加坡，几天后，从他的日本人故交那里也证实了此事。
关于行踪不明的郁达夫有各种流言。除了说他逃到了苏门答腊，有人说去了爪哇，有人说逃到了重庆，还有人说他在沦陷前的爆炸中被炸死了。
中国国内得到关于郁达夫的较为可信的消息是三年半之后。日本投降后的第三个月，1945年10月3日，重庆发行的《大公晚报》上登载了要旨如下的新闻。据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这应该是9月30日晚回到新加坡的胡愈之，将郁达夫失踪的消息告知了中央社记者，并嘱其给国内发的电报。
新加坡新闻界和教育界人士一行十人平安返回新加坡。其中包括前《南洋商报》总编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姚宗翰等作家。郁达夫在苏门答腊中部隐姓埋名生活了三年，经营一家酒馆，但是在8月29日突然失踪。胡愈之讲述了其失踪之谜与前后之情况。据说，日本人自去年夏天便已探知郁达夫的真名，但没有立即逮捕。29日晚，不知姓名的某人到访郁达夫家，将其带出。郁达夫失踪时，有一辆日本人开的车停在他家附近。郁达夫的朋友委托联军当局搜索他的去向，但回复说苏门答腊还在日本人手中，这样的搜查不能立即开展，云云。
10月8日，和郁达夫一同逃难的吴柳斯，在新加坡的报纸上分九回连载了长文《郁达夫先生的逃难及失踪》。此后，类似报道在新加坡和中国国内的报纸上陆续出现。
此类消息开始出现的一年后，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问世。该文详述了郁达夫如何从逃离新加坡直到失踪，是同类文章中最值得信赖的一篇。胡愈之和郁达夫一起逃离新加坡，在一定时期居住于同一块土地，自然他撰写的报告书最为可信。不过，有着同样经历的人还有很多，不止他一位。这些人也以不同形式发表了对当时的记述。不过，他们并没有详细记录，而且每个人的记忆不同，仅凭个人回忆的讲述自然多少会有所出入。因此，为了正确了解郁达夫的流亡经过，有必要将他们的记述比较来看。
出版于1949年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书影（笔者赠译者）
下文中，关于郁达夫流亡的事实，一般以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为主，辅以其他资料进行叙述。
陈嘉庚离开新加坡那天，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的一部分文化人召开了会议：既然英国没有死守新加坡的决心，留在这里白白牺牲就毫无意义。总之先撤退到苏门答腊，再作打算。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劳工服务部副主任刘武丹为大家找到了一条逃难用的长约4米、锈迹斑斑的小电船。
2月4日清晨，文化人携家眷在大埠头登船，逃离了新加坡。男女老幼加在一起大约28人。此后，文化人的逃难便接连开始。
可以确定和郁达夫乘同一条船出逃的文化人有胡愈之、唐伯涛、邵宗汉、王任叔、雷德容、张楚琨、王纪元、汪金丁、郑楚云、蔡高岗（后改名蔡馥生）、刘道南、高云览、陈仲达、李振殿和李铁民。
当时，他们是如何处理护照和签证的呢？胡愈之称，一部分文化人向中国领事馆申请办理回国护照。领事馆却称，奉中央的命令，不能发护照给某一类“文化人”。胡愈之与总领事高凌百交涉道：“是不是已经把我们的国籍开除？不然，断没有对一个中国人停发回国护照的理由。”不知道后来领事馆有没有去电向中央请示，但不久领事馆送来了回国的护照。尽管有了护照，去苏门答腊还得要荷兰领事馆的签证。但当时荷兰拒收妇女儿童以外的难民，所以在新加坡的荷兰领事馆拒绝了他们的签证申请。不过，众人决定在入境苏门答腊后再行交涉。
张楚琨这样描述逃亡时的郁达夫：
郁达夫来得很早，一手里拿着一只皮箱，一手拿着装日用杂物的手提包，大约夜不成寐，脸色苍白，眼里布满红丝，苦笑道：“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藏书！”
胡愈之也提到郁达夫带着两只手提包。在提包中应该有后文将提到的，林语堂嘱郁达夫翻译的《瞬息京华》（Moment in Peking）。
尽管敌机在上空盘旋，郁达夫一行乘坐的避难船还是于当日夕阳时分抵达了荷属小岛丹戎巴来卡里汶。当时岛上的荷兰官员们把他们的船当成日军登陆艇，开枪示威。误会澄清后，他们被允许上岸。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合法入境手续，因此被迫在岛上扣留了两天。《逃难归来》一文写道：“吾人便磋商对外须取集团之行动。于是定名为星华逃难团，公举李振殿先生为正团长，胡愈之先生副之，郁达夫、张楚琨、李铁民及记者四人，负责外交，王纪元、邵宗汉、高云览等为财政，李友竹、白璧云、郑铭、高岗等为招待，其他各位团员所负责者，因当时无纪录，记不清楚。”两天后，2月6日的晚上，他们在石叻班让入境。虽然胡愈之把石叻班让称为“小岛”，但此地和苏门答腊岛仅隔着一条狭长的海峡，面积有1 450平方公里，位于大小有两个半新加坡面积的直名丁宜岛北侧，是把新加坡与苏门答腊连接起来的中转站。日据时期的苏门答腊宪兵队的分驻所也设在这里。先期到达的刘武丹一家与胡愈之的妻子沈兹九等人在这里等着他们。
根据张楚琨的《忆流亡中的郁达夫》记载，石叻班让是一个数千人口的小岛。数十家华侨商店，几家面粉加工厂和木材加工厂。南洋女中学生的家长也有好几家，他们对老师汪金丁、高云览、刘道南等表示热烈的欢迎。张楚琨在这里停留了半个月。除了文化人之外，到新加坡沦陷的2月15日之间，每天都有侨领、富商、教育界和新闻界人士，以及漏网没有当俘虏的英澳军人乘船来此避难。
当时在石叻班让担任小学校长、关照过郁达夫等避难人员的连啸鸥写过一本回忆录。根据他个人的叙述以及其他文献佐证，他曾经在《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担任过短期编辑，和这些文化人素有交识。他的回忆十分详细，诸事仿佛发生在昨日一般历历在目。但是和胡愈之的叙述有一些出入。另外，他的描写中有很多非亲历所不能知晓的内容，但事实上他并未在场，这让人有点困惑。所以难以把他的话全盘照收。总之，按照他的叙述，文化人们分两拨，分别入住江姓华侨官员（荷兰殖民政府授予他“甲必丹”的称号）家中和空着的小学教师宿舍。
他的回忆十分详细，诸事仿佛发生在昨日一般。
胡愈之等人认为，即使新加坡守不住了，联军撤退到爪哇也还能坚持几个月。因此，他们中的7个人（王任叔的记载中是6个人）决定先出发，经苏门答腊岛去爪哇。如果在爪哇找到了船，说不定能回国。然而，岛上的荷兰官员无法满足他们去爪哇的要求，而是把他们送到了望嘉丽。
七人在2月9日抵达了望嘉丽。望嘉丽既是岛名也是市名。胡愈之记述的七人为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夫妇，邵宗汉、张绿漪夫妇，唐伯涛和王纪元。
这支先头小队中并未包括日后潜伏在苏门答腊、从事抗日地下活动和印尼研究、展现出卓越才能的王任叔。个中缘由据他自己在《记郁达夫》中的描述，是出于社会生活中的语言隔阂，以及在南洋的经历尚浅。他于1941年7月才到达新加坡，尚未熟练掌握当地语言，也没有什么熟人。不过除此之外，似乎还有个更大的原因，即他与避难的同伴之一雷德容陷入了恋爱。雷德容是他在新加坡南桥师范学校的同事。王任叔在石叻班让待了一个月之后，去了一个乘驳船需4小时，下船还得花几十分钟越过草地沼泽才能到达的偏僻之地。他在那里同雷德容以及稍晚抵达的杨骚一起种菜隐居。名义上雷德容是他的妻子，杨骚是他的妻兄。那一段时间，王任叔和雷德容是事实上的夫妻关系。
望嘉丽的面积是900平方公里。《苏门答腊面积人口表》中提到，当地1930年的推定人口是3 000人。由于胡愈之提到在这里见过分州州长，由此可推断，此地的行政级别比石叻班让要高一级。
望嘉丽的庙（笔者摄于1992年）
郁达夫一行人在望嘉丽受到了当地商会吴姓会长的招待，得以住进华商俱乐部。他们求见了荷兰分州州长，想得到去爪哇的许可。分州州长向雅加达发去电报请求指示，说明了他们一行人的身份。他们每天都去分州州长那里打探消息，但一直毫无音信。到了第五天，荷兰官员告诉他们，回电指示，拒绝他们前往爪哇。荷兰政府原本严格限制华侨文化人入境，但当时中国与荷兰已经成为同盟国，郁达夫他们又是难民，荷兰政府依然没有给他们行动的自由。于是，他们只能滞留岛上。文化人之中，只有抗敌动员总会宣传部副部长唐伯涛一人在新加坡得到过荷兰领事发的签证，荷兰官员对他特别通融，让他可以继续前进。他一个人从苏门答腊内地转过面向印度洋的巴东，从那里的港口搭上了英国军舰，最后经印度回国。
剩下的六个人进退维谷，一直待到了2月16日。
有一位姓郑的人，当时在新加坡上中学，他曾不时向郁达夫编辑的《星洲日报·晨星》投稿，也去过郁达夫的家。他记述了在望嘉丽遇到郁达夫的情形。他由于战争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于1月12日返回老家望嘉丽。据他描述，当时的望嘉丽是荷兰政府下辖的县，有三四万人口，中国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各占一半。他这样描写在岛上的郁达夫：
他们借寓在海岸街华商俱乐部楼上，距我家只有四五间房子。
他们被本地人看作外国佬或上海人，不甚受人注意，所以暂住此地倒也相安无事。何况荷印当局这时自顾不暇，虽然向来对知识分子严加监视也无可奈何。
郁师每天都要到俱乐部隔壁的商家去听广播。他精通几种外国语，所以收听的消息十分广泛，包括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
郁师爱喝酒……且说当时先父兼营卖酒生意，我在战时失学后就充当起小伙计来了。郁师也常到我家来买酒。这样我就有许多机会跟他交谈了。他居此的日子不太久，几乎每天黄昏都来买酒，白兰地之外，他也喜欢五加皮酒和绍兴酒。……后来他见面就戏呼我为“小老板”。
但我常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敌人欲来的风声一天比一天紧，传闻日本的间谍也到各地活动。终于他们决定离开望加丽。离开的前一晚，郁师显得精神憔悴，来我家闲谈和辞行。言谈之间彼此都为此去生死未卜感到痛苦。他一时冲动，随手在我的拍纸簿上写了一首诗给我做纪念。
临行前他还殷殷地对我说：“郑小弟，要好好用功，不要放弃你爱好的文学，努力写作吧！有时候，一支笔会比一把匕首更加犀利的，好好的利用它，祝你前途无量！”我们热烈地握手告别。
和郁达夫一起在石叻班让避难过的李铁民在战后第二年撰写的郁达夫殉难纪念文中引用了郁达夫送给郑的五律，并自作一首诗相和。根据他的文章，这首诗并不是郁达夫为郑即兴创作的，而是刚刚逃出新加坡之时写的。日本占领时期，出于担心，郑的父亲烧掉了郁达夫手写的诗。因此，郑引用的诗是根据自己的回忆写的，同李铁民引用的诗略有不同。据笔者查询所见，《郁达夫文集》第十卷《诗词》和《郁达夫全集》第九卷《诗词》等引用这首诗之时，都沿用了李铁民的版本，因此这里介绍该版本。
星洲既陷厄苏岛困孤舟中赋此见志
伤乱倦行役，西来又一关。
偶传如梦令，低唱念家山。
海阔回潮缓，风微夕照殷。
愿随南雁侣，从此赋刀环。
注释：
一关：或指没有获得签证的难关。
如梦令：词牌名。也指此时的情况如梦一般。
念家山：大曲（唐代的乐曲）名，此处指念故乡。
夕照殷：郑的记载为“夕照间”。
刀环：大刀前端的环。“环”与“还”同音，有归还之意。《汉书·李广苏建传》：被派往匈奴那里的立政等人，虽然见到了李陵，但没能私下谈话。立政一边注视着李陵，一边频频抚弄自己的刀环，同时握自己的脚，暗示李陵可以还乡。
2月15日，傍晚之后，隔着马六甲海峡都能听到的炮声似乎静寂了。到了深夜，听了从爪哇播出的联军广播，众人得知新加坡沦陷，英军司令官珀西瓦尔中将已经向日军投降。是夜，无人安睡。新加坡沦陷了，那么敌军随时可能登陆一衣带水的望嘉丽。已经没有必要逗留在这个危险之地了。文化人无奈只得又去求见荷兰分州州长。分州州长自己正做着逃离的准备。他对胡愈之等人说：“现在你们的行动不再受限制了，你们随便去那里都可以。”一行人对分州州长的话感到极为愤慨。数日前，前往苏门答腊内陆的船还正常航行，但荷兰人不给他们自由。眼下所有的交通手段都被荷兰人扣留了，没办法走，也没地方去。
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幸亏住在望嘉丽对岸保东的华侨陈仲培向他们伸出了援手。陈仲培经营电船公司，船来往于望嘉丽和保东之间。几天前，他来同胡愈之等人见面，说如果没有可去的地方，就先在他家里避难。胡愈之等人无处可去，便决定当天乘船前往保东村，看看情形再做打算。
据信，郁达夫曾在望嘉丽送给陈仲培一首七绝。（陈长培和陈仲培应该是同一个人。于听也称，在福建南部的闽南语中，“长”和“仲”是发音接近的，所以应该是同一个人）
初抵望嘉丽赠陈长培
伶仃绝似文丞相，
荆棘长途此一行。
犹幸知交存海内，
望门投止感深情。
注释：
伶仃：孤独的样子，也写作伶丁。
文丞相：南宋抗元忠臣，宰相文天祥。他的《过零丁洋》一诗中有名句“零丁洋里叹零丁”。零丁洋在广东的珠江河口附近。文天祥被元兵抓住后曾路过此地。
知交：知己，朋友。
另有一首可以推定为当时写的七绝。
题友人郑泗水半闲居
小桥流水郑玄居，洙泗遗风习未除。
难得半闲还治产，五湖大业比陶朱。
注释：
郑玄：后汉的经学大家。
洙泗：流经山东曲阜的泗水与其支流洙水。
五湖：指哪五湖众说纷纭。此处指地域辽阔。
陶朱：陶朱公的略称，指越王勾践的臣子范蠡。范蠡有商才，后成为富豪。因此后世称富甲天下者为陶朱公。
2月16日夕阳时分，一行六人抵达了保东村。陈仲培一家极为殷切地招待了他们。他们借住在陈仲培的邻家。这是一个尚未开垦的小村，前面有小河流淌，十分幽静。村子里只有两三家华侨，其余都是印尼人。六个人在那里住了大约一个半月，开始学习印尼语。据沈兹九的说法，大抵是跟一位印尼老人学印尼小学读本和其他书籍。郁达夫有语言天才，学得最快。也是从那时起，他在鼻下蓄起了胡须。
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单行本的卷尾，有“郁达夫先生遗作”，题为《乱离杂诗》的11首七律。胡愈之为其写有简单的附记。据该附记称，郁达夫在保东村避难时，心绪纷乱，每日作首一诗以自遣，但最后仅存11首。《郁达夫全集》中对这组诗的脚注为“这组诗系胡愈之保存并带回国”。但是，是否为郁达夫亲笔所写不得而知。如果是郁达夫亲笔，应该有公开的照片。但似乎并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或许是带回了誊清的抄本。另外，《乱离杂诗》这个标题到底是郁达夫本人起的，还是胡愈之等其他人加上的也不明了。很有可能是后者。
郁达夫在苏门答腊期间写的东西留下来的很少。下一章将顺次介绍这些被认为是创作于保东的诗。
(1) 郁达夫担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时，大约在1936年11月，自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回国后，时隔14年重返日本。中国称他是被请去做学术演讲，日本则称是为了政府采购日本的二手印刷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当时力劝在市川逃命的郭沫若回国。可参见下列拙作：《郭沫若的归国与郁达夫》，《野草》第32号，1983年12月；《郁达夫——悲剧的时代作家》，研文出版，1994年7月。
那一次到日本后，郁达夫从米原发电报给当时还尚未谋面的小田岳夫，请他到东京站接自己。后来，小田岳夫叫上井伏鳟二造访了郁达夫住宿的茗溪会馆。井伏鳟二在《征用中的事》（《海》1977年10月号、12月号，《井伏鳟二自选集》第八卷，新潮社，1986年10月）中记述了自己在沦陷后的新加坡寻找郁达夫的情况。关于小田岳夫与郁达夫的关系，还有井伏鳟二原话的记录可以参考。（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编：《郁达夫资料补篇》（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1974年7月）年轻时的小田岳夫在郁达夫的故乡富阳附近的杭州日本领事馆做书记员。他不仅喜欢郁达夫的作品并将其翻译成日语，还写过一些关于郁达夫本人的文章，最后编为《郁达夫传——他的诗与爱与日本》（中央公论社，1975年3月），并获得了当年的平林泰子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