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书凡例发展历程概述

古人著书，首重凡例。唐刘知几《史通》曰：“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2)将修史之凡例，比作国家之法令，乃衡裁是非，分明条理的依据，足见其重要性。其实，不仅修史如此，对于任何一部严肃的著作，发凡起例都是必不可少的。元吴师道《与刘生论〈易〉书》：“我尝谓著书立言，必有大纲领。今董氏之书所以为纲领者，首条凡例是也。”(3)董氏指董真卿，著《周易会通》，卷首标以凡例。吴师道对此深表赞赏，认为凡例就是著书立说的纲领，不可或缺。明崇祯时期，陆鏊等重修《肇庆府志》，批评叶春编纂的万历旧志曰：“叶志始援仿《通志》，有纪有表，证据史集，颇为精核。顾首无凡例，似缺纲领。”(4)虽肯定其史料精核，但卷首没有提纲挈领的凡例，实为重大缺憾。又，清韩梦周《纲目凡例辨》曰：“凡例者，著书之纪纲也。凡例明则体要得，大义彰，惩劝昭。凡例不明，则前与后殊词，首与尾异法，戾书体，乖名义，丛疑起争，著书之旨晦矣。”(5)从正反两方面阐述凡例的必不可缺。正因如此，古人著书，必有凡例。以中国早期典籍儒家五经而论，《易》《诗》《书》《礼》《春秋》，各有其特定的功能、内容和表现特征，也就是各有大例、句例、字例。而后世经学家各种解经著作，也都各有体例。只是在早期典籍中，这种体例，并未以专门的文字形态，集中、明确地揭示出来，而是隐含在著述正文中，诚如顾炎武《日知录》所论：“古人著书，凡例即随事载之书中。《左传》中言‘凡’，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6)除了《左传》《易》外，《诗》三百篇，按风、雅、颂编次；《书》中《尧典》《皋陶谟》《汤誓》《费誓》《秦誓》《康诰》《召诰》《酒诰》《文侯之命》《傅说之命》等篇目，皆以文体命篇；《庄子》分内、外篇等，诸如此类，无非凡例。《吕氏春秋》规模宏大，分十二本纪、八览、六论系统展开作者的思想，结构严密，逻辑性强，是先秦图书编纂中最成体系的著作。

当然，在先秦典籍中，对后世著书凡例之学影响最大的，不是代表杂家思想的《吕氏春秋》，而是位列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以及阐释《春秋》的《左传》。西晋杜预坚信左氏深得《春秋》大义，故“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以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7)。这是“凡例”一词的最早语源，也是学术史上明确以古书凡例为探讨对象的最早个案。尽管杜预所称“凡例”属于经学范畴，是为理解、阐释儒家经典服务的，但因其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对于凡例的探讨，逐渐扩展到经学之外。如刘知几曰：

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8)。

在《史通》中，刘知几专立《序例》篇，首次从图书编纂角度，把凡例视为著述原则、方法和体例加以探讨，上溯《春秋》《左传》，下及南朝的《宋书》《南齐书》。探讨对象虽为史书，实则勾勒了唐前古书凡例的发展小史。因为史书时代跨度长，内容包罗万象，所涉人物众多，事件纷繁，发凡起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远比其他著述更为突出。早期典籍在发凡起例上的成果，也以史书最为丰富，最有代表性。

前文已经论及，古书尽管都有凡例，但早期典籍大多因事发凡，随文起例，并未撰写专篇明确揭示出来。而在上引《史通》之《序例》中，刘知几指出，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之序，实即凡例。此论揭示了古书凡例的另一种形态，即寓例于序，深有见地。其实，这种序例一体的形态，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首述家世、生平和撰述《史记》的原因、宗旨等，是序文的常见内容。而自序以更多篇幅介绍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体例设置以及全书一百三十篇的序次安排，这些正是后世序、例分流后凡例的主要内容。此后，班固《汉书》之《叙传》、荀悦《汉纪》之《后序》、许慎《说文解字序》、萧统《文选序》等，皆兼具凡例性质。由于序、例关系如此紧密，以致产生了“序例”这一独特文体。目前所知最早的序例，载于干宝《晋纪》中。刘知几《史通·申左》：“干宝藉为师范。”自注曰：“事具干宝《晋纪·叙例》。”(9)可见唐人还能看到《晋纪》叙例，惜今已失传。此后，阮孝绪《高隐传》、崔鸿《十六国春秋》等皆有序例。唐初出现了颜师古《汉书叙例》这种置于卷首的单篇序例。尽管后世序、例分离渐成主流，但这种位于卷首、寓例于序的情况一直没有消失，如明潘京南《衡门晤语》叙例、何景明《雍大记》序例，清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序例、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等，可见这种著述体式的生命力。

从现存文献看，从序文中独立出来，明确标举科条，置于卷首，分条陈述著述宗旨和编纂体例的凡例，一直到唐代才开始出现。唐开元年间，张守节著《史记正义》，卷首有“论例”六则，分别为“论史例”“论注例”“论字例”“论音例”“音字例”“发字例”，从《史记》著述宗旨、裴骃《史记集解》体例和《史记正义》所涉异体字、多音字、假借字、注音法等方面一一作说明，其内容和形式，已是成熟的凡例体式。中唐陆淳著《春秋集传辨疑》，卷首有“凡例”十七则，每则以“凡”字开头，显然受杜预《春秋》义例说的影响。如第六则云：“凡三传说事迹虽与经通，其文义繁冗者，皆略取其要。”第七则云：“凡左氏叙战灭及奔杀等事，委曲繁碎，今悉略其文，举成败大纲而已。”(10)介绍《春秋集传辨疑》在内容详略和材料取舍方面的原则，正是凡例的基本功能。

尽管唐代已出现体式成熟的凡例，但数量稀少。宋代以后，撰有凡例的书籍逐渐增多。孙云霄据《中华再造善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等统计，现存宋元凡例六十四篇。其中经部最多，三十七篇，占总量一半以上；其次史部，十二篇；其次子部，九篇；集部七篇，居末。这种分布态势，大致与经、史、子、集四部的地位相对应。明清时期，著述发凡起例的意识进一步加强。而印刷技术的提高和刊刻成本的降低，促成了商业出版的高速繁荣；书商为了简明扼要地展现所刊图书的主要内容、特色，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往往借用凡例来作海报宣传。商业动因促成了明清凡例的急剧增长。据孙云霄统计，现存明代凡例一千二百五十五篇，远远超出此前历代凡例的总和。其中明初至弘治年间一百篇左右，正德至隆庆年间三百余篇，增速显著；万历以后则爆炸式增长，计八百多篇。这一增长趋势，与明代整个图书出版业的发展趋势吻合，也与明代商业出版的发展步调一致。除了数量激增，明代凡例还出现了一些新类型，如八股选本凡例、通俗小说凡例、戏曲凡例、丛书凡例等。当然，这些凡例都是伴随新的书籍类型的产生而出现，在介绍编纂过程、编次体例的同时，往往兼有商业海报的功能。如张明宪《四书参》凡例曰：

是参字从朱墨，刻极精研。损益权衡，斟酌删述。盖汗牛充栋，徒多四部之编；粉蠹盈箱，空老一生之诵。龙头赘刻，标窃浮词。狐腋粹言，咿唔呓语。无论鲁鱼习舛，诚为帝虎承讹。胡不付彼秦坑，只应畀之伦臼。儒谈尊宿，剩读非遗。肤见迂疏，屏除何谬。庶令赤水玄珠，索不从于象罔；黄庭白雪，炼自透于玄关。讵乏知音，毋劳剿说(11)。

《四书参》是一部八股文集，其预设的读者对象显然是志在中第的举子，而非普通大众。此凡例内容批评当时许多坊刻本滥竽充数，不但内容肤浅，文字校勘也极其粗陋，错误百出，从而反衬此书旨趣高雅，校对谨严，版刻精良，带有显著的商业营销色彩。而行文出以工整、雅致的四六骈体，自然也是为了迎合士子的审美品位。此类凡例，丰富了古书凡例的表现内容和文化功能。

清代书籍生产总量，迄今尚无明确统计；与此相应，清代凡例数量，也难以准确估计。不过，根据《中国古籍总目》著录，清人编纂、刊刻的古书，不管是总量还是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开计算，都远远超过明代。尽管《总目》著录不全，尤其是大量私人藏书未能纳入考察，但作为一个基本判断，这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以集部别集类为例。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著录作者约一万人，别集数量约四万种，远超此前历代所有别集数量的总和。如果再加清人对前代别集的编刊、笺注、评点等，其数量将更加庞大。就别集凡例看，笔者仅根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禁毁书丛刊》《晚清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丛书集成续编》《丛书集成三编》《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人别集丛刊》《清代家集丛刊》《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等著录，就辑得凡例一千一百多篇，如果加上总集、诗文评、小说、戏曲等，则有清一代，仅仅集部著作凡例的数量，已远远超过明代所有凡例数量的总和。而明代集部凡例，据孙云霄统计，仅二百篇，不及清代六分之一。由此不难推断，如统计清代经、史、子、集四部书籍凡例的总量，与明代相较，一定呈倍数增长。

数量激增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数量相比，清代凡例内容之丰富、体式之严整、篇幅之巨大，更是前所未有，令人瞩目。除了常见的介绍图书编纂缘起、过程、体例外，但凡书名、卷帙、插图、边栏、套印、圈点、目次、板式、字体、牌记，乃至书籍的保管、借阅等与图书编纂、出版、阅读相关的事项，几乎无所不涉。至于篇幅，明代之前，除了规模宏大、作者众多的官修史书如《资治通鉴》外，一般书籍的凡例，篇幅较短，内容较简单，数百字甚至一百余字的凡例，时时有之。而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凡例篇幅则越来越长，动辄数千、上万甚至数万字。如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凡例三十六则，两千四百余字；清梁善长《广东诗粹》例言二十则，两千三百余字；徐枋《居易堂集》凡例虽仅十一则，而总计亦两千三百余字，每则二百余字；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凡例二十五则，五千余字；王端生《新定十二律京腔谱》凡例二十七则，三千三百余字；浦起龙《读杜心解》发凡三十八则，四千二百余字；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选》凡例一万余字，根据唐诗体裁，分“五古凡例”“七古凡例”“五律凡例”“七律凡例”“五排凡例”“五绝凡例”“七绝凡例”七篇小凡例，每篇又分若干则，如此复杂的凡例结构，在图书编纂史上前所未有。而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凡例三十则，一万九千余字，则是笔者所见私家著述凡例中，规模最宏，篇制最巨者。一般而言，介绍著述缘起、过程和编次体例等，不需要如此长篇巨制。清人长篇凡例，其内容重心已转移到阐述学术思想、开展学术批评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批评意义。这一点，下文将展开详细探讨，暂且按下不表。

明清凡例撰写的兴盛，使凡例逐渐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许多作家编文集时收录了这种文体。如明李东阳《怀麓堂后集》卷六九录《历代通鉴纂要凡例》《大明会典凡例》《阙里志凡例》。李绂对此评曰：“按明李文正公《怀麓堂后集》有凡例三篇，附《通鉴纂要》《大明会典》二书进表之后，是凡例亦可入集也。”(12)其实，不仅李东阳集如此。明清时期收录凡例的文集俯拾皆是。如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五九录《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凡例》《新安文献志凡例》《休宁志凡例》；夏良胜《东洲初稿》卷七录《修谱凡例》等；清李光地《榕村集》卷二录《卜书补亡凡例》、卷二十录《诗选凡例》；毛先舒《巽书》分体编次，卷一至二录序、题跋、书后、凡例四种文体，收录《藜台副策略例十三则》等作品，暗示着凡例与序的密切关系；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录《史考释例》《墓铭辨例》《和州志·氏族表序例》《永清县志·职官表序例》《湖北通志凡例》《湖北文征序例》等三十余篇，都可看出“凡例”已作为文之一体，在文集中获得独立地位。至近人王兆芳撰《文体通释》（又名《文章释》），立“例”体，标志着“凡例”文体学地位的正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