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凡例的文学史料价值

热奈特在《普鲁斯特副文本》一文中，称副文本为“文本周围的旁注或补充资料”(4)。这些旁注、补充资料，不仅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和确立，引导读者有效进入正文本，而且保存了正文本之外丰富的文学信息，因此颇具史料价值。这种价值，又因古代典籍大量亡佚而弥足珍贵。清聂芳声《丰阳人文纪略》凡例曰：

是集征文维难。盖先达遗文，散逸四方，即如西墅先生，抡魁成祖，立朝三十余年，历事三朝，凡馆阁奏对以至赋颂、扈从应制诸篇，多藏内府，并《皇明纪录》诸书；其与姻里往还及诸赠答、序、记、碑志诸作，又各存于故家旧族。且先生卒于京师，遗稿散逸。当德清吴公尹丰之日，已在二百年后。诘其家藏，止有《瑞应图》《诗集》二种，故有言与人俱逝之叹(5)。

聂芳声感慨文集编纂之难，主要在于文献收集。由于古代书写载体、通信条件等限制，散逸四方的作品，搜采惟艰。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及各种不可控制的因素，这些未经搜集的作品极易遗佚，甚至荡然无存。至于虽编成而未及付梓，或虽付梓而原版毁坏，最终失传的文集，也不计其数。以西墅先生曾棨之文名卓著而又位高权重，其作品之保存尚且如此艰难，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作家来说，就更难摆脱相似命运了。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凡例可与此相映证：“国朝太平三百载，文献之盛，无过今时。然而世禄之家，忘其先功；名卿之后，或降皂隶。其他湮灭而无闻者，何可胜计。如韩襄毅、徐武功，皆本吴产。襄毅疏草，武功文集，访其后人，竟未可得。琅琊缨簪累叶，代有文人，而思质司马之集，已失其半。灵宝四许，鼎盛一时。问宦其地者，云诸集皆已散轶。”(6)可见，文献之易散难聚，乃普遍问题，不管是公卿世家，还是市井平民。

由于文献亡佚严重，今人能见到的古代作家、作品和文集数量，仅仅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总量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这对文学史研究来说是无可奈何的缺憾。而文集凡例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史料缺憾。例如，今传《诗源辩体》是明代诗学辨体的集大成之作，在批评史上有重要地位。但此书原非诗话类论著，而是像《文章辨体》《文体明辨》那样以辨体为宗旨的诗歌总集，诗论内容依附于诗选中。原书最后修订本分前集、后集。前集论《诗经》至五代诗九百五十六则，选诗四千四百七十五首；后集论宋至明诗二百六十则，选诗六千三百六十二首。修订本在许学夷生前未能刊行，崇祯十五年（1642），即许学夷去世后九年，由陈所学刻《诗源辩体》三十八卷成，但仅是诗论部分，诗选部分因卷帙浩繁，无力付梓，遂至失传。幸而其凡例保存完整，为了解选诗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如凡例第九则：“此编汉、魏、六朝、初、盛、中、晚唐诗，惟录其姓氏显著、撰论所及有关一代者，意欲学者熟读淹贯，源流易明，不欲其总杂无伦，浩瀚难测耳。”第十则：“此编以辩体为主，与选诗不同。故汉、魏、六朝、初、盛、中、晚唐，盛衰悬绝，今各录其时体，以识其变。”(7)第二十则：“此编所录诸家诗，既先以五七言古、律、绝分次，而于诸体又各以体制、音调类从。”(8)从凡例可知，其选诗宗旨“以辩体为主”，即通过具体作品来呈现诗歌发展源流及演变轨迹，而非通常意义上择优汰劣的选本。在编纂体例上，先以时代先后为次；一个作家的诸多作品，则又以诗体为次，先五古，次七古，次五律，次七律，次五绝，次七绝。同一体裁的作品，又根据体制、音调不同，以类相从。可见全书逻辑严密，层次清晰，体系俨然。凡例中又多处谈到所录作家作品及取舍标准，如第十三则曰：

此编所录，如赵壹、徐幹、陈琳、阮瑀五言，柏梁联句及陆机、谢灵运、谢惠连七言，梁简文、庾信、隋炀帝、杜审言七言八句，鲍照、刘孝威、梁简文、庾信、江总、隋炀帝及王、卢、骆七言四句，沈君攸七言长句，非必尽佳。盖徐、陈诸子既在七子之列，故五言稍能成篇，亦在不弃。《柏梁》为七言之始。晋、宋间七言益少，存陆、谢以继七言之派。梁简文、庾信诸子，乃七言律之始，鲍照、刘孝威诸子，乃七言绝之始，君攸声亦渐入于律，故皆不可缺耳(9)。

不仅大致列出了所录汉魏六朝作家名单及所选诗体，且进一步申明，入选作品主要着眼于其辩体价值，所以从艺术上看未必都是佳作。又凡例第十五则曰：“此编鲍照、谢朓、沈约、王融古诗渐入律体者录之，高适、孟浩然、李颀、储光羲古诗杂用律体者不录。盖鲍照诸公当变律之时，录之以识其变；高适诸公当复古之后，黜之以塞其流。”第十六则曰：“此编凡六朝、唐人拟古等作不录。盖此编以辩体为主，拟古不足以辩诸家之体也。何晏、陶渊明拟古则录之者，何、陶借名拟古，而实非拟古也。”(10)第十九则曰：“唐人诸体编次，先五言古，次七言古，次五言律，次五言排律，次七言律，次五言绝，次七言绝。初唐，太宗、虞、魏及王、杨、卢、骆五言八句与长篇混录又先于七言古者，盖于时五言古、律混淆，未可定指为律也。”(11)在对作家、作品取舍以及诗体编次的介绍中，已基本呈现出原诗选的面貌，作者的诗学思想也得到充分展示。总之，通过凡例，后人可以较全面地认识《诗源辩体》原书的宗旨、性质、体例和内容，从而更好地理解其诗论内涵。

王士禄《燃脂集例》(12)的史料价值也格外引人注目。王氏倾其毕生精力，辑录先秦至清初女作家诗文，汇为《燃脂集》两百三十余卷，网罗宏富而取舍审慎，体例精严，在历代女性诗文选本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惜全书未经镂版，旋即散佚，幸有介绍编纂体例的《燃脂集例》一卷流传下来。凡例“缘起”条，总结历代女性诗文纂集情况，于明清之际记载尤详，先后论及江绿萝《闺秀诗评》、季静姎《闺秀集》、沈宛君《伊人思》、苏竹浦《胭脂矶》、邹流绮《红蕉集》、梅禹金《青泥莲花》、池上客《名媛玑囊》、方仲贤《宫闺诗史》、高葵亭《吟堂博笑集》、郦琥《彤管遗编》、将邦申《玉台文苑》、将邦玉《续玉台文苑》、赵问奇《古今女史》等二十余种集子，一一评价其内容特色及编纂得失。由于这些作品后世大多不传，故凡例所载，为考察明清之际闺秀文集编纂盛况以及当时文士努力重塑女性面貌的志业提供了珍贵史料。凡例“部署”条，介绍《燃脂集》编纂体例，根据文体类聚区分，先分赋、诗、文、说四部，即四大文类；每部又细分若干体，如诗部分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古诗、杂言诗、骚体诗、五言律、七言律、五言绝、七言绝等二十三体；文部分序引、记、传、论、说、颂、铭、赞、连珠、题跋等三十八体，总计二级类目有六十四体。凡例“尊经”条，论以宗经故录《诗经》中《关雎》《葛覃》诸篇冠诸全书，与《文选》等总集因宗经而不选经书之文，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思路。此外，凡例还有“核史、刊谬、存异、去取、区叙、黜评”等条目，分别介绍选文的史料来源、考证真伪、辨析异同、取舍原则等，所论极为周详。如“纂略”条曰：

纂辑家于编首著列作者氏里，以便考索。此往例也。然仅胪姓名，既病其简；多采事迹，又病其繁。仆兹斟酌繁简之中，纂为《宫闺氏籍艺文考略》五卷，除疏列姓字里籍外，唯事关艺文，颇复采入，余不泛及，聊俾览者粗悉梗概。盖兹书之作，以文不以事也。又，古来妇人，其明慧博识如管妾之谙逸《诗》，臧母之辨隐语，鲁穆姜之论《易卦》，韦宣文之传《周官》，有博士掌故家所不能及者。又如妹敤丹青，推为鼻祖；房妻点画，著于金石。此其才智，皆有过人。然非如篇章文句，可入编录。则吾书之所不得不遗。然竟尔置之，即又非阐幽本旨。故别出鄙意，创为《宫闺志遗略》四卷，补其阙漏焉(13)。

“纂略”条主要介绍《燃脂集》在某些内容上的特殊处理方式，并解释其原因。从中可以看出，《燃脂集》除了收录作家作品外，还有《宫闺氏籍艺文考略》五卷、《宫闺志遗略》四卷、《宫闺待访略》四卷等内容，旨在更为全面地辑录、呈现作者生平经历、才学性情、著述信息等，从而丰富文集的史料价值。又“黜评”条曰：“诗文逐篇有〇丶评赞，古人所无也。昭明之《选》，一序而外，他无闻焉。近代《济南诗选》亦然。独唐殷璠《河岳英灵》、高仲武《中兴间气》等集，于诸人名氏之下，各为品藻。然亦未闻以篇以句。今世纂辑家，取悦时目，遂至句有〇丶，篇有评赞。虽望之烂然，实于神理无涉。昔人谓评书不当，如批美人之颊，可漫为乎？仆始为此书，加评过半。后悟此意，乃一切刬去，自以为颇合于古。虽世目见嗤，余无恤焉。”(14)可见，王士禄初编《燃脂集》时，多有评点。后悟其非，一概刊落，表现了勇于突破流俗的胆识。《燃脂集》正文本虽不复传世，但因了这篇凡例，使后世对其编纂宗旨、主要内容、编次体例、结构层次、文献收集整理、辨析取舍等情况，既有宏观上的准确把握，又有具体细目的清晰了解，为后人从事考证或辑佚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线索和依据。

在古代文集凡例中，类似《诗源辩体》《燃脂集》者比比皆是。由于凡例既指向“书里边”，又指向“书外边”，处于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联结点上，能为文学研究提供大量鲜活、原生态的历史细节，因此，在史料价值上具有正文本自身及标题、序跋等其他副文本无法比拟的优势。这种优势，与明清图书编纂中蔚为大观的凡例撰写风气相结合，为明清文学研究开辟了一片广袤、丰厚的史料沃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