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

咸丰季年，英法联军起，中国一败再败，最后，首都且为人所据，终以屈辱成和。经此教训，有识之士，深受刺激。于是身历其境之大臣如恭亲王奕、侍郎文祥、宝鋆等，遂于创痛犹新之际，首先倡议讲求西法，取人之长，以固海防，求自强。同时，疆臣中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于长江下游与太平军作战，亦得与西人多所接触，而深知其海陆军威力之可畏，与夫中国旧有武力之不足恃，于是内外同时开始在军事、外交上谋革新，以求追步泰西列强。而洋务运动，遂由此起矣。

所谓“洋务”，顾名思义，可知为一切与“洋人”交往之事务。其直接者，为外交上肆应外人所要求之通商、传教、遣使领、订条约等一应之交涉事务；其间接者，则中国仿效西法富强之术，以求日后捍御外侮之一切工作也。

同治中兴，全国复归一统，大局重获安定，而外人在华基础亦趋巩固，势力且渐次深入内地。于是中外之交涉愈繁，而洋务工作之需要亦愈增。中土人士之身当其冲者，愈与外人交往多，明其内情，即亦愈知人我实力之悬殊，而亟谋所以急起直追，以自卫自立之道。

李鸿章为甲午以前三十余年间倡行洋务之重心人物也。其于同治十三年上疏筹议海防时，即尝痛切言之曰：

臣查：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我虞尔诈，措置更不易周。值此时局，似觉防无可防矣。惟交涉之事日繁，彼族恃强要挟，在在皆可生衅。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庚申以后，夷势骎骎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臣虽愚暗，从事军中十余年。向不敢畏缩自甘，贻忧君父。惟洋务涉历颇久，闻见稍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总之，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伏愿我皇上顾念社稷生民之重，时势艰危之极。常存欿然不自足之怀，节省冗费，讲求军实，造就人才，皆不必拘执常例。而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积诚致行，尤需岁月迟久，乃能有济。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1]

李鸿章此等见解，盖实可代表当时久经外事、通晓洋务人士之一般态度。彼辈深知中国实力之决不能敌外人。故每遇对外发生事故时，皆力主持重，宁让步以成和局，而不欲轻开衅端，致大局难于收拾。而对内则尽其最大努力，以创行其所认为足以富国强兵之诸种西法建设与军事改革。三十年来，计其成就，亦颇有足述。举其大者：在外交方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或“译署”）于咸丰十年年底创设于京师。由中枢简派大员数人兼理之[2]。从此，中国始有统筹对外交涉之中央机关。而后来有关洋务之事件，亦往往由总署倡议核定，因以施行。盖以其与外人接触多，见闻较广而新也。自成立至光绪十年，廿余载间，皆恭亲王以军机大臣兼主。恭王罢职之后，则庆郡王奕劻主之。下迄甲午开战之顷，同值总署者，枢臣中为孙毓汶、徐用仪，其他则大学士福锟、侍郎张荫桓、廖寿恒、崇礼等[3]。而孙、徐、张三人尤为得力。驻外使臣亦于光绪元年以后渐次遣派[4]。对于外国情形，因以益增了解。而使臣归国，往往亦见解一新，颇有助于开通风气，并有影响于外交、国防大政，如郭嵩焘、曾纪泽皆其尤著者也。此外，如同治初年在京沪创设之同文馆、广方言馆[5]。对于培养明习外事之通译人才，亦甚有贡献。

在内政方面之洋务建设，则以军事为主体。李鸿章所统率之淮军，于同治初年即首开风气，改用西式枪炮，军容一新，战斗力因之倍增，遂成全国首屈一指之劲旅。平定粤、捻皆利赖焉[6]。以后湘军继之，亦作相当之革新。左宗棠遂因以荡平西北，底定天山[7]。同光以降，各省督、抚整顿绿营，选练制兵，以为练军。颇改习洋枪，以代刀矛弓矢[8]。虽成效不一，而此后中国军队之战斗力，究已渐胜于前。西式枪炮之应用既广，于是兵工厂（当时称为机器局或制造局）之需要亦与日俱增。最早成立者，为同治四年李鸿章、丁日昌等在上海创办之江南制造局，规模颇宏。以后各省颇多兴办，其规模亦大小不一[9]，而以李鸿章所主持之天津机器局为最有成效[10]。光绪十六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枪炮厂，亦逐年扩充，规模之大，机器之新，颇著闻于时。光绪廿一年战后，始全成。即后来之汉阳兵工厂也[11]。

当时全国军队以湘、淮为主力，而李鸿章自同治九年以后，直至光绪乙未（二十一年）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凡二十余年。驻节天津，统筹北洋海防。淮军精锐屯扎要地，捍卫京畿。装备之优，训练之新，皆甲于全国。同时又加意整顿直隶练军，统以淮将，勒以淮军营制，亦甚著成效。后来甲午战时颇有战绩之聂士成军，即属直隶练军也。此外，更于光绪十一年设立北洋武备学堂，调军中下级官弁入学，聘德国军官教练，以求提高水准[12]。而天津机器局先后由刘含芳、张士珩等主办，亦能力求改进，追步西洋。

海防要塞，三十年来，亦颇多兴建。北洋为近畿之地，故亦最受重视。大沽炮台，毁于英法联军之役后，又重修筑。同治九年，李鸿章调直督后，益以新法扩修大小炮台数十座于津沽海口一带。光绪以后，山海关、旅顺口、威海卫、烟台、大连湾等诸炮台皆先后兴建，屯兵驻守，而旅、威以海军军港所在，尤受重视。南洋则主沿长江设防。始于同治十三年中日因台湾生番事件关系紧张之时，以后渐次增修改进。南京以下，炮台颇多，而尤以吴淞、江阴为最。此外，如福建之闽江口，广东之珠江口，浙江之舟山、镇海一带，亦皆于光绪初年建炮台。海防力量亦远逾从前[13]。

海军方面，中国之开始讲求，亦在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后。恭亲王、曾国藩等首倡购外洋船炮，同时亦谋仿西法自造。同治五年，福建船政局由左宗棠、沈葆桢等创立于马尾，规模颇具。并附设学堂，习西语及工程诸学，后来海军人才颇由此出。以后逐渐改进，成船颇多。初犹全赖洋人，后乃渐能自为。次年，李鸿章亦于上海创设江南造船所。规模虽不如闽厂，而亦有其成就。此两厂自造诸船虽样式陈旧，不堪与欧美军舰相比拟。然亦颇增海上交通运输之力。军需民用，多所利赖。后来轮船招商局设立，亦颇取给于此焉。

中国之购置西洋军舰，最初颇零星散买，多属小型炮舰。光绪初年，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始渐议筹巨款，购大舰，成立舰队。于是始派遣学生出洋肄习。沈、丁寻卒，遂由李鸿章专主，而中枢亦颇加支持。光绪五年，始向英定造超勇、扬威两艘小巡洋舰（当时称“快船”）。皆铁壳木质者，战斗力不强，然在当时中国，则为最有威力者矣。次年，两舰到华，于是北洋海军乃渐积极创立。一方面修建军港、要塞、船坞等必需设备，同时开始向德国订购主力战舰（当时称“铁甲船”）二艘（即后来之定远、镇远）、巡洋舰（当时称钢甲快船）一艘（济远）。以淮军将领丁汝昌任统领，聘英国海军上校琅威里任教练，设海军学堂于天津。于是海军规制始具雏形。光绪十一年，铁舰修成到华。海军衙门（简称海署）随以成立。醇亲王奕为总理，庆郡王奕劻（甲午年升亲王）、李鸿章等佐之，而实际筹办指挥则仍为李鸿章。以后又续在英、德定造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新式快船及鱼雷艇船等，皆于光绪十四年到齐。于是海军章程立，北洋舰队成军。海防力量颇具规模矣。此外，南洋闽、粤亦各添置船舰，惟以国力集中于北洋，故虽有舰队之名，而实力则颇不足道也[14]。

陆海两军之外，与富强大计密切相关之交通事业亦有建树。其主要者轮船、电报、铁路是也。

轮船招商局于同治十一年由李鸿章、盛宣怀等创立。虽经艰困，仍能规模日展，以与外轮相抗衡。下迄甲午，有船数十艘。码头、仓库，一应俱备，为当时官督商办事业之巨擘[15]。电报始于光绪五年，亦由李鸿章、盛宣怀等创办。最初试行于津沽之间，甚有成效。次年，李鸿章遂于中、俄伊犁争议紧张之时，以军事上必需为理由，奏请设立南北洋陆线。并开学堂训练电务学生。以后渐次扩展，由沿海以至内地，下至甲午，全国各大城市间，几皆可以电讯联络矣。初，外人颇侵越国土，私设电线。至是皆交涉收回。此亦当时官督商办事业之卓有成效者[16]。铁路之由国人自建者，最早始于光绪三年唐山胥各庄间之八十里运煤线。当时识者颇议大举兴修，以便军运，通商利。终以阻力过大，不果。光绪十三年，始由海军衙门王大臣之主持，逐渐修成天津至榆关一段，下至甲午开战时，此一段铁路，乃成为直隶海防与夫接济关外之大动脉[17]。

与轮船、铁路有密切关系之煤矿，当时亦颇由地方督抚试以新法开采。其卓有成效者，则以光绪七年由李鸿章创办之开平煤矿为最。北洋海军、招商轮船以及津榆铁路、天津机器局所需之煤，皆取给于是[18]。此外，如海关，则自咸丰年间，即因事实需要，开始聘用洋人，代办洋商征税事宜。以后商埠增开者日多，而海关之组织亦日庞大。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久居斯位，才力甚优，海关一应制度，皆其手定。效率甚佳，税收剧增，遂渐成国库大宗[19]。赫德本人与中国官方亦相处甚得，常活动于名公巨卿之间，多所献替，对于中国之洋务工作贡献亦甚大焉[20]。

以上所举，皆内政方面洋务建设之荦荦大者。其开创多出于李鸿章，而成就亦以北洋为最。以此种种，在当时中国所造成之改变，与夫咸丰庚申以前相较，其进步诚亦不可忽视。然而此等进步与当时列强日新月异之发明相较，与日本维新之大刀阔斧、突飞猛进，以从事全面改革相较，则相形见绌，固远不足以应付外力之侵凌也。当时从事于洋务运动之健者，如李鸿章等对此亦深自知，试检阅甲午以前三十余年来之李氏奏牍、书札，对于中国处境之危，实力之不如人，与夫彻底以西法求自强之不可缓，皆屡屡痛切言之。然而终不能畅行其志者，则当时一般认识之不足，守旧势力横加阻碍牵掣，实为一要因也。

守旧势力实代表根深蒂固之传统思想与作风，而以大多数科举正途出身之士大夫为中心。此辈熟谙章句旧学，经国家历年培养选拔，人数极多，全国官绅多由此出。向受国家社会之重视，亦全国才智之总汇。其中颇多以志节自负，廉介自许，对于中国传统之政教根本、治术精华了解较深，思想教养，亦师法前哲，自有其风采境界，为士林所宗奉，在全国有极大之潜势力。

迨欧风东渐，洋务继兴，此辈人士遂亦大受刺激。彼等大都与外国人少有接触，对于中西实力之悬殊，颇无所知，亦几于无法想象。惟见外人之活跃强横，无孔不入，而我方则迁就屈辱，勉求息事，愤懑莫名，遂自然归咎于当轴大臣之畏怯无能，甚而诋为汉奸。中外有事，此辈则攘臂言战，迨事不利，则归之于用人不当。

惟其不审外敌之强，故亦不知中国之弱与危，因之，对于李鸿章辈所竭力从事之洋务建设，亦大多不以为然，而尤嫌其靡费，且惧其他日足以破坏彼等所认为无可改易之社会秩序焉。加以洋务建设之内容，又特重士大夫所不屑为之奇巧技艺与夫孜孜为利之事业。经办之人，多出身杂流，又常经手巨款，贪污亦所不免。于是益为此辈所不齿。

士大夫以科举为进身之阶。其高第则入翰林，次则授部、院、司、员，再次亦得补地方州县，逐次升迁，皆有出路。固无须借洋务以自显，遂亦得鄙夷之以自高。而京内之翰、詹、科、道，各省之学使、考官，以至于书院山长，皆由此辈掌握，内外相应，以论议时政，臧否人物，号称“清议”。声势之盛，上足以耸动君上，鞭策执政；下则领导全国士子以为声援。此一强大之舆论力量，在甲午以前，盖为守旧势力阻碍、牵掣洋务运动之一重要武器也。

当洋务新政初兴之时，当轴大臣，颇思获得士大夫之支持，借以转移士林风气。同治五年，总理衙门议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同文馆从西人肄习天文、算学[21]。大学士倭仁上疏反对。倭仁为理学名臣，其所持论，盖极可代表当时士大夫之见解也。原疏略曰：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凌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今天下已受其害矣！复扬其波而张其焰耶？！闻夷人传教，常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正途从学，恐所习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伏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弥隐患。天下幸甚！……[22]

奏上，交总署议。于是恭亲王等亦上疏论辨，略曰：

……臣等查阅倭仁所奏，陈义甚高，持论甚正。臣等未曾经理洋务之前，所见亦复如此，而今日不敢专恃此说者，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请为我皇太后、皇上详陈之。……溯自洋务之兴，迄今二三十年矣。始由中外臣僚未得窾要，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以致酿成庚申之变。……自定约以来，八载于兹，中外交涉事务，万分棘手。臣等公同竭力维持，近日大致虽称驯顺，第苟且敷衍，目前则可；以为即此可以防范数年、数十年之后则不可。是以臣等筹思长久之策，与各疆臣通盘熟算，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制造机器各法，教练洋枪队伍，派员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并于京畿一带，设立六军，借资拱卫。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又因洋人制胜之道，专以轮船、火器为先。从前御史魏睦庭，曾以西洋制造火器，不计工本；又本之天文度数，参以勾股算法，故能巧发奇中。请在上海等处设局训练。陈廷经亦请于广东海口设局制造火器。臣等复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英桂、郭嵩焘、蒋益澧等往返函商。佥谓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其议论皆精凿有据。左宗棠先行倡首，在闽省设立艺局、船厂，奏交前江西抚臣沈葆桢督办。臣等详加体察，此举实属有益。因而奏请开设天文算学馆，以为制造轮船各机器张本。并非空讲孤虚，侈谈术数，为此不急之务。又恐学习之人，不加拣择，或为洋人引诱，误入歧途，有如倭仁所虑者。故议定考试，必须正途人员。诚以读书明理之士，存心正大，而今日之局，又学士大夫所痛心疾首者，必能卧薪尝胆，共深刻励，以求自强实际，与泛泛悠悠、漠不相关者不同。倭仁谓夷为吾仇，自必亦有卧薪尝胆之志。然试问所为卧薪尝胆者，姑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如谓当求其实，试问当求之愚贱之人乎？抑当求之士大夫乎？此臣衙门所以有招考正途之请也。今阅倭仁所奏，似此举断不可行。该大学士久著理学盛名。此论出，而学士、大夫从而和之者必众。……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则臣等与各疆臣谋之数载者，势且隳之崇朝，所系实非浅鲜。……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23]

观此，并前引李鸿章之疏，洋务工作经始之难与阻力之大，亦可概见矣。而总署考选正途，习天文、算学之议，虽奉旨准行，而士大夫则“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而投考者遂寥寥无几[24]。士大夫之不亲洋务如故，而放言高论亦如故。于是“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遂成一时之“世议”矣[25]。

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既如此格格不入，于是三十年来，二者之冲突遂无已时。举其大者：对外方面，如同治九年之中法天津教案，曾国藩即以惩凶主和，大遭士大夫诟厉[26]。以后光绪元、二年间之中英滇案，光绪五、六年间之中俄伊犁交涉，光绪九、十年间之中法战争，守旧士大夫皆力主强硬，痛斥总署王大臣与李鸿章等之让步谋和政策[27]。而中俄伊犁交涉之终得改约，中法战争之和前小捷，尤使此辈主战论者得所依据，以归咎于李鸿章辈之畏怯无能，以致丧权辱国也。

下至甲午，中日事起。李鸿章之主和政策乃益不能为士大夫所谅解。盖对欧西列强，中国自承不敌，犹可说也。东邻蕞尔之日本，则向为中朝所轻视者，今乃亦敢向中国为无理之挑衅。而李鸿章对之，竟亦欲让步谋和，此则益非士大夫所能堪矣。

自朝鲜壬午之变（光绪八年），吴长庆率军定乱，留驻朝鲜之后，中国方面，朝野清议即颇有主张东征日本，进窥琉球者。而李鸿章等于比较敌我实力之后，则以为“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目前惟当“精修武备，力图自强”。而“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壬午以后，又继之以甲申之变（光绪十年），又为袁世凯以迅疾之手段平之。此二役，中国皆得稍占上风，绝日人觊觎之谋。甲申变后，遂有中日之乙酉（十一年）天津条约。而朝鲜遂得维持将近十年之安定。至于约中规定：嗣后朝鲜有事，中日出兵相互知照一点，今人认为中国最大之失策者，在当时则无论和战新旧诸派皆未能辨之也[28]。

乙酉以后，日本之自强工作益为积极。明治十九年（光绪十二年）财政改革以后，国家收入与年俱增。陆海军亦迅速扩充，装备编制，精进不息。愈近甲午，成效愈著。而帝国宪法亦于明治二十二年（光绪十五年）颁布，议会随之召开。对中国作战之准备则尤着着进行，以求贯彻其大陆政策[29]。

中国之士大夫于此则懵然无知。而甲午战起，和战两派观点之分野，亦即在于对日本之认识与估计迥然不同也（参看本文第二章一、二两节）。且犹不仅学士、大夫之轻视日本也，即身为湘军元老、久任兵事之两江总督刘坤一，在战事初起时，亦以为“日本国小民贫，并力一举，其势断难支久。将来待其困毙，自易就我范围”。而主张“务在痛予惩创”也[30]。

关于国内之自强工作，则三十年来，阻碍尤甚，推进尤难，一切大小洋务事业之创建，几无一不遭士大夫之批评与反对者。例多，不拟赘论。兹惟举其关系后来局势最大，而当时又阻碍牵掣最多之海防与铁路两事，以见甲午之败因。

同治中兴，首致力安内。四年，太平天国覆败。七年，捻平。十二年，陕、甘、云南诸回起事皆平。次年正月，贵州苗变亦平。于是国内局势始大定。十三年，中日台湾生番事件起。九月，事定。中枢始筹议海防，以总署所拟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下各省疆臣议。至光绪元年，而中英滇案又起，于是沈葆桢、李鸿章始奉命兼督南北洋海防[31]。然海防创办工作，随在需款。中国财政沿袭旧制，未经改革，收支本极有限[32]。又久经大乱，国用益艰。故每办一新政，常为饷力所困，辗转挪移，支绌万状。李鸿章于同治十三年复奏筹议海防六条之疏（见前引），论及筹饷时，以为：“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而主张：为目前筹饷计，亟应收束新疆军事，对诸回部遥事羁縻，核减出塞之军，而即以节出之饷，开办海防。盖“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而中国则“只此财力”，势不能“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也[33]。

然此一筹饷大端，终未能为中枢所接受。而左宗棠西征，且绵延数载，大军纷纷出关，海防经费亦多抵拨西征军饷[34]。直至光绪五年，始底定回疆，于中国固为一重要武功。而海防工作则因之蹉跎岁月，几于无所建树。

光绪五年以后，始着力筹建海军，订购铁甲舰。中经中法战役，经验犹新。于是醇亲王当政，主持于上，海军经费始有的款。海防工作，一时尚称顺利。（参看本章前文）

然光绪十四年以后，直至甲午，则又未尝添购一船[35]。盖自光绪十二年订购四快船后，海军经费遂渐拨修三海及颐和园矣[36]。至光绪十七年，颐和园成。户部则以“库款支绌，亏短甚巨”，奏准饬令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即以所省价银解部充饷。并令全国勇营一律裁减一成，以“筹补库储”[37]。于是海军提督丁汝昌等屡请添购快船、添置快炮于各舰之议，遂亦因此无由实现[38]。而日本此时则自明治二十二年（光绪十五年）以后，正分年购造新舰。下至甲午，已达九艘之多，速度与快炮设备，皆远胜中国[39]。于是甲午战争一起，而海上遂任人横行，并终成中国海军覆败之致命伤矣。

周馥自订年谱，尝记其光绪十七年与李鸿章之谈话曰：

……一日，余密告相国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通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自）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相国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余复力言之。相国嗟叹而已。……[40]

观此，当时任事之难，与夫掣肘之甚，可以略见。而关键尤在于饷之难筹。统筹饷项，权在户部。自光绪十二年以来，户部尚书为翁同龢，而翁则当时清流士大夫之魁首，后来甲午时主战派之首要人物也。其对洋务，自无由同情赞助，而海防工作之重要性与迫切性，尤无从体认。已用之款，犹嫌其靡费。欲其更加增筹，自无可能。盖户部之筹饷，又实为守旧势力牵掣洋务运动之一重要武器也。

中国之创议大兴铁路，始于光绪六年淮军将领刘铭传。其着眼点主在军事，其奏疏中述修建铁路之意义与办法曰：

……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以及行旅、厘捐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虽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各省兵饷主于各省督抚。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节饷裁兵，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方今国计绌于防边，民生困于厘卡。各国通商，争夺权利，财赋日竭，后患方殷。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并无洋票通行之病。裕国便民之道，无逾于此。……今欲乘时力办，莫如议借洋债。借洋债以济国用，则断断不可。若以之开利源，则款归有着，洋商乐于称贷，国家有所取偿。息可从轻，期可从缓……查中国要道，南路宜修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宜由京师东通盛京，西通甘肃。虽二费浩繁，急切未能并举。拟请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本年议修之电线相表里。……事关军国安危大计……若辗转迁延，视为缓图。将来俄约定后，筑室道谋，诚恐卧薪尝胆，徒托空言，则永无自强之日矣！……[41]

此疏一上，士大夫反对之议大起。中枢下南、北洋议。李鸿章力主之。而南洋刘坤一则以妨害民生厘税为言。终以朝臣谏止者众，诏罢其议。迨至甲申（光绪十年）中法之役以后，执政始渐知铁路关系军事至重，李鸿章、左宗棠等先后再请修铁路。至光绪十三年，始由醇亲王之主持，由海署请准扩展开平至阎庄之商办运煤铁路，西至大沽、天津。然后再东向展修至山海关。次年，天津、唐山间修成，于是李鸿章因商民之请，又创议修天津通州一段，以通漕运，便军事。已请准施行矣，而士大夫之反对又大起。奏疏、函牍纷然并举，要旨不外资敌、扰民、失业三大端，或则主张移修边地，毋近京畿。中旨下军机、海署议。醇亲王、李鸿章等复奏痛驳之，仍主修建。又下各省疆吏议。于是两广总督张之洞创为调停之论，建议停修津通，改办芦汉，遂为中枢所接受。张寻亦调任湖广总督，与李鸿章分头兴办。时光绪十五年也。次年，因东北边事亟，又从海署议，移芦汉铁路款，先办关东铁路。于是唐山以东，遂又展修。下迄甲午，全国干线仅天津至山海关一段。此外则刘铭传在台湾所修基隆至淡水六十里之路而已[42]。

迨甲午战起，遂仍蹈中法前失，调兵运械几遍全国。而以交通不便，除津榆一段外，皆稽延时日。影响于军事者，盖非浅鲜也。

综上所述外交内政两方面，可见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二者间抵触之甚。李鸿章为当时推行洋务工作之首要人物，故与清流士大夫之冲突亦最多，遂亦最成矢的。士大夫对于彼之一应措施，既不能了解其意义，于是猜测横生，而李氏遂亦“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43]。下迄甲午，主战士大夫之对李氏全不信任，必欲去之而后快，盖无足怪也。（参看第三章一、二两节）

以上所述，皆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对立冲突也。然二者之间，亦颇有因认识程度之异，而介乎其中者。如左宗棠、张之洞，其尤著者也。大致言之，彼等在内政方面，亦热心讲求洋务，主张仿行西法，以求自强；然在外交上，则力主强硬，往往批评洋务派之过于软弱。因而为舆论所称诵，而为李鸿章斥为“要誉”者也[44]。在平时，洋务工作，颇因此辈之协助而得稍增成效，然对外有事时，则亦益增当轴之困难。

清流士大夫之中，其认识固亦各有程度之别。其中亦颇有留心外事、见解较新者，如甲申以前张佩纶辈，甲午以前之文廷式、张謇等，皆是也。特其所讲求之洋务，大都着眼于国际情势之纵横捭阖，而不甚注意于人我国力之实况，与夫增进中国国力之实际办法。故其分析当道举措之一时得失，往往言之成理，颇动视听；而与实际任事之人如李鸿章辈，则又常相水火。虽亦侈谈洋务，而与实际之洋务工作，则无甚关联。然此辈在士大夫之中，则又实为倡导风气之人物。张之洞亦出身其中，而尤为前导，其作风亦始终与李鸿章辈相异。迨甲午败后，此辈之认识较前有进，遂成为晚清时期推行新政之主流矣。

洋务运动，外在阻力之大，由上文已可概见，而内部则亦问题重重，往往事倍功半，不能精益求精。盖事属初创，工作人员之技术、知识皆有未足，效率自难苛求；而风气犹未大开，自好之士，往往难至，黠慧之徒，睹洋务为利薮之所在，则趋之若鹜，终于流弊暗生，名不副实。下至甲午战起，亦颇食其果，而尤以有关军事者为最（参看第二章第四节、第三章第三节），凡此，其关键皆在于人才之难求。李鸿章早于同治十三年议海防时，即痛陈培养人才之重要曰：

……抑臣更有陈者：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军务肃清以后，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臣愚以为……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现在京师既设同文馆，江省亦选幼童出洋学习，似已辟西学门径。而士大夫趋向犹未尽属者，何哉？以用人进取之途，全不在此故也。……[45]

此下，则提出具体办法：请于沿海省份设洋学局，招收生徒，讲授西学，然后优予出路，使与正途无异。以为如此，则二十年后，人才可出。

然此等主张，并未为中枢所采用。而才难之叹遂常为李氏之感慨。光绪二年与刘秉璋之函曰：

从前每觉才多，今名位已极，责任尤重，恒无可用之人。独来独往，将何已时？为之三叹！……[46]

光绪十五年致醇亲王之函，则尤慨言之曰：

目今解事人少，办事人尤少。鸿章实有才难之叹！——外间每疑鸿章用人似滥，不知节取器使，稍窥古人略短录长之义。津沽耳目切近，尚能随时督查训励，若鞭长莫及之地，自非有独当一面之才，不敢轻于付托。区区微忱，愿资刍献。……[47]

人才之难如斯，下至甲午战时，虽区区之洋务建设，又安能期其尽所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