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书的研究方式与框架

本书试图从公羊学的理路，研究董仲舒的《春秋》学，具体的研究方式是将董仲舒论《春秋》的内容，放入到《公羊传》中进行考察，同时参考何休对于《公羊传》的解释，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以何解董”的研究方式。我们认为，“以何解董”有其合理性。

首先，要考察董仲舒的《春秋》学，必须找出相关的《公羊传》传文，而何休的《解诂》是理解《公羊传》的重要阶梯，如果脱离了何休的注释，很难准确理解《公羊传》的意思。具体来说，《春秋》以及《公羊传》中的微言大义是通过“属辞比事”体现的，“属辞比事”的前提是要有一套特殊的书法体例。何休的《解诂》在解释《公羊传》时做了两方面的工作：第一，说明文辞本身的体例；第二，通过比较相似的文辞和事件，得出其中的义理。如果没有何休对《春秋》以及《公羊传》的“解码”[55]工作，《公羊传》是无法被准确理解的。所以我们在研究董仲舒的《春秋》学的时候，只要涉及《公羊传》的内容，就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何休的解释。而且《春秋繁露》的注释者，如凌曙、苏舆等，都直接引用何休的《解诂》来解释《春秋繁露》。可能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注释方式是很自然的，因为董仲舒与何休都是公羊学的大师，两者的学说可以互相印证。我们则进一步认为，这样的做法其实也是必要的。

其次，董仲舒与何休的公羊学大同小异。皮锡瑞云：“《解诂》与董书义多同。”[56]特别在公羊学的核心概念上，董、何的看法是一致的。刘逢禄云：“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57]如此看来，“三科九旨”是公羊学最核心的概念。

关于“三科九旨”，徐彦的《公羊疏》中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何休《文谥例》的说法：“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58]第二种是宋氏注《春秋说》的讲法：“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59]我们可以看到，何休的“三科九旨”实际上就是宋氏所言的“张三世、存三统、异外内”，而宋氏所言的“时月日”“王、天王、天子”“讥贬绝”在何休的《解诂》中都有体现，只是何休未将其视为《公羊传》最核心的内容而已。

简单来说，“张三世”就是以孔子的见闻为标准，将春秋两百多年的历史分为“三世”：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世”，文、宣、成、襄为“所闻世”，昭、定、哀为“所见世”。之所以要将历史这样分期，是为了说明历史应然的进化过程，揭示后世若有王者兴起，治理乱世的三个阶段。“存三统”就是新的王者兴起，封前两代王者的子孙为大国，让他们作为“二王后”，在其封国内实行原来的制度。新的王者自为“一统”，连同“二王后”则为“三统”。“存三统”的学说表明，所有王者的政治合法性都来自于天，然而天命流转，不私一姓，故而王者有新旧之分。新的王者兴起之后，封“二王后”为大国，一方面是显示自身之得天命，另一方面也承认前朝曾经得天命的事实。新王朝的合法性，正是来源于天命流转的统绪，所以“存三统”学说解决的是王朝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异外内”讲的是天下观的问题，天下由三个层次组成，先以礼义制度为标准，区分夷狄与中国，又在中国之内，区别鲁国与诸夏。之所以将天下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为了突显礼义的重要性，将中国与夷狄区分开来；其次是为了揭示王者治理乱世“自近者始”的次序，先治其国，再治诸夏，最后治夷狄，最终实现天下太平。

“三科九旨”作为公羊学的核心概念，虽然是何休总结的，然而“三科九旨”之义已见于《春秋繁露》。“张三世”之说见于《楚庄王》篇：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60]

我们看到，董仲舒这里将《春秋》十二世分为“有见”“有闻”“有传闻”三等，并且“三等”的分期也与何休的“三世”相同，同时认为“三等”之中的书法有“微其辞”“痛其祸”“杀其恩”之别，则董仲舒也有“张三世”之说。

“异外内”之说亦见于《春秋繁露》。

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61]

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62]

董仲舒也认为天下分为鲁国、诸夏、夷狄三个层次，故有“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同时也指明，这种区别的目的是“自近者始”，即王者治理乱世的次序是由近及远的，这些内容与何休的“异外内”之说基本相同。

“存三统”之说也见于《春秋繁露》。可以说《三代改制质文》一篇专明“存三统”之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王鲁……绌夏，亲周，故宋”[63]的说法。董仲舒的“存三统”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就周朝的“存三统”而言，周是时王，自为“一统”，同时宋国（殷朝后代）和杞国（夏朝后代）则为“二王后”。其次，《春秋》假借鲁国为新的受命王，故而有“王鲁”“《春秋》当新王”的说法，既然“王鲁”，那么周就成为新的“二王后”，宋国则延续其“二王后”的身份，杞国则丧失了原有的“二王后”身份而降为小国，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亲周、故宋、绌夏”。我们认为，董仲舒的这些说法，符合何休“存三统”之义，甚至较何休更为系统。

由上可知，董仲舒虽然未有“三科九旨”的说法，但已有“三科九旨”之义，在公羊学的核心概念上与何休是相同的。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引钱塘之说云：“何氏三科九旨之说，实本仲舒。”[64]魏源甚至把“三科九旨”与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篇章一一对应。[65]苏舆亦云：“‘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说，究其义，与此（即《春秋繁露》）合者十实八九。”[66]然而苏舆认为，董仲舒另有“六科十指”之说，与“三科九旨”的说法不同。[67]“六科”之说见于《春秋繁露·正贯》篇。

《春秋》，大义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旨之谓也。然后援天端，布流物，而贯通其理，则事变散其辞矣。故志得失之所从生，而后差贵贱之所始矣。论罪源深浅，定法诛，然后绝属之分别矣。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载天下之贤方，表谦义之所在，则见复正焉耳。幽隐不相逾，而近之则密矣。[68]

“十指”则见于《春秋繁露·十指》篇。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虽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系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举事变见有重焉，一指也。见事变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别嫌疑，异同类，一指也。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一指也。亲近来远，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指也。木生火，火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69]

董仲舒所云的“六科”语义略显含混，似乎不像“十指”那样是董仲舒《春秋》学的要旨。相对来说，“十指”更像是对董仲舒《春秋》学的概括。我们将“十指”与“三科九旨”相比较，除了“承周文而反之质”有类似“存三统”的意思之外，其他“九指”偏重的是《春秋》大义，而非《春秋》的微言。按照皮锡瑞的讲法，《春秋》有大义与微言之别，大义在于“诛讨乱贼以戒后世”，微言则是“改立法制以致太平”[70]。“三科九旨”中的“张三世”“存三统”“异外内”都指向太平之制，属于微言，而“十指”则更偏向于大义。皮锡瑞认为：“三科、九旨尤为闳大。”[71]则“三科九旨”相对于“十指”来说，更是公羊学中的核心概念。故而“六科十指”与“三科九旨”只是用词上偶然相同，两者的义理层级并不一致。

综上所述，我们对《公羊传》的诠释离不开何休的《解诂》，同时董、何的公羊学说大同小异，故而要研究董仲舒的《春秋》学，“以何解董”的研究方式是可取的。在明确了研究方式之后，我们试图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研究董仲舒的《春秋》学。

第一，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为了拨乱反正，然而拨乱反正之义并非是像法典一样明确地写出来的，而是通过文辞的褒贬体现出来的；同时，读者要体会《春秋》之义，也必须通过《春秋》的文辞，故而对于《春秋》文辞的理解就至关重要。董仲舒对于《春秋》之辞本身有诸多的论述，我们可以将董仲舒关于“辞”的论述，看作是董氏《春秋》学的方法论问题而加以考察。

第二，董仲舒作为一个哲学家，对于《春秋》的诠释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突显“天”的概念。《春秋》中的政治、伦理价值的根源都来自“天”，我们可以将“天”的哲学，视作董仲舒《春秋》学的哲学基础进行研究。同时董仲舒又根据《春秋》之义推演灾异之说，故而我们又可连带讨论董仲舒的灾异思想。

第三，《春秋》的大义在于诛讨乱臣贼子，董仲舒对于《春秋》的大义有诸多阐释，认为无论是君父还是臣子，都要明了《春秋》大义，否则会陷入不义之地而不自知。对于君王来讲，最重要的大义是安定整个国家；对于臣子来讲，最重要的大义是明辨“经权”，故而我们从“大居正”“贤让国”来讨论君王的大义，从“经权观”来讨论臣子的大义。

第四，孔子作《春秋》不仅仅在于诛讨乱臣贼子，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为万世立法，故而在公羊学中有孔子改制之说，这是《春秋》之“微言”。同时，汉武帝时代，有“复古更化”的要求，而董仲舒对于改制有详细的论述，故而我们将改制作为董仲舒《春秋》学的“微言”加以探讨。

第五，董仲舒的《春秋》学对于后世制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宏观的意识形态构建上，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还将《春秋》经义融入具体司法实践中，即“《春秋》决狱”，由此开启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故而我们结合出土简牍中的秦汉律令以及“一准乎礼”的《唐律》，来分析“《春秋》决狱”的特殊意义。另一方面，又可以展现经义法典化的复杂过程。

第六，我们研究董仲舒《春秋》学，采取的是“以何解董”的研究方式，虽然董、何之学大体相同，然而毕竟有相异之处，故而在最后一章集中探讨《春秋》学中的董、何之异，作为方法论上的反思与补充。

---

[1] 《史记》卷一二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3127—3128页。

[2] 韦政通，《董仲舒》，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3页。

[3]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董子年表》，中华书局，1992年，第491页。

[4]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二四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93—1594页。

[5]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九四下，第5711页。

[6] 详见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7] 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6—57页。

[8] 林苏闽，《西汉儒学的自然主义转型：董仲舒哲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19—20页。

[9] 齐召南又有建元五年之说，然未被认可。

[10] 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11] 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第70页。

[12] 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花木兰出版社，2011年，第19页。

[13] 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第82页。

[14] 《史记》卷九七，第2699页。

[15] 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3页。

[16]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第8页。

[17]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38页。

[18]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五六，第4028—4029页。

[19] 详见第二章中“大一统”一节的论述。

[20] 韦政通，《董仲舒·自序》，第3页。韦先生在这里将“大一统”理解为专制，然而董仲舒是根据《公羊传》中的“建五始”而言“大一统”的，“大一统”的精髓就在于“屈君以伸天”，限制君王的肆意妄为，所以“大一统”就是儒家的立场，详见第二章的论述。韦先生大概是从“统一”的角度来理解“大一统”的，此处我们还是沿用韦先生的说法。

[2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一，第14页。

[22]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五六，第4035页。

[23]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五六，第4056页。

[24]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三〇，第2962页。

[25]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三〇，第2930页。

[26] 参见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7] 转引自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春秋繁露考证》，第501页。

[28] 转引自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春秋繁露考证》，第503页。

[29]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92页。

[30] 详参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春秋繁露考证》，第502—503页。

[31] 转引自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春秋繁露考证》，第497—498页。

[32] 详见第四章中的相关论述。

[33] 转引自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193页。

[34] 详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193—195页。

[35] 韦政通，《董仲舒》，第6页。

[36]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72—273页。

[37]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自序》，第1页。

[38] 详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190—191页。具体的篇目是：《春秋》学部分是《楚庄王》第一到《俞序》第十七，加上《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爵国》第二十八、《仁义法》第二十九、《必仁且智》第三十、《观德》第三十三、《奉本》第三十四。天哲学部分是《离合根》第十八到《治水五行》第六十一，其中去除论《春秋》学的五篇、《深察名号》第三十五、《实性》第三十六、阙文三篇，再加上《顺命》第七十、《循天之道》第七十七、《天地之行》第七十八、《德威所生》第七十九、《如天之行》第八十、《天地阴阳》第八十一、《天道施》第八十二。其余各篇就属于祭祀礼仪及杂文的内容。

[39] 赖先生的观点转引自韦政通，《董仲舒》，第5—6页。具体的篇目是：《春秋》学部分是《楚庄王》第一到《俞序》第十七。君主治国部分是《离合根》第十八到《诸侯》第三十七。天人相应部分是《五行对》第三十八到《五行五事》第六十四，以及《天地之行》第七十八到《天道施》第八十二。尊天敬祖部分是《郊语》第六十五到《祭义》第七十六。

[40] 桂思卓，《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6页。具体的篇目是：解经编为第一至第六、第七至第十七、第二十三至第三十七。黄老编为第十八至第二十二、第七十七、第七十八。阴阳编为第四十一、第四十三至第五十七、第七十九至第八十二。五行编为第三十八、第四十二、第五十八至第六十四。礼制编为第六十五至第七十六。

[41]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195页。

[42] 桂思卓，《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第89页。桂氏此语仅针对第一到第七篇，而认为其他论《春秋》学的篇目的文体与前七篇不同，故而是董仲舒后学的著作。我们认为文体之异也只能是猜测，不足以证明其是董门后学的著作，董仲舒本人也可以使用散文的方式诠释《春秋》，但不管怎样，论《春秋》学部分的真实性是能够确定的。

[4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59页。

[44] 详见第二章的论述。

[45] 我们采取徐复观先生的分法，认为《春秋》学部分的具体篇目是：《楚庄王》第一到《俞序》第十七，加上《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爵国》第二十八、《仁义法》第二十九、《必仁且智》第三十、《观德》第三十三、《奉本》第三十四。

[46] 杨济襄先生云：“海峡两岸对于董仲舒学术思想之研究，各有所执；令人讶异和不解的是，二岸学者同样都只是从‘思想论辨’上去探讨董学，竟同时避开了董氏最主要的儒学成就——春秋学的探讨；这当然和当代经学的落寞，有极大关系。如此一来，关于董学的研究，便呈现出：即便未读过《春秋》，甚至无须论及《公羊传》，同样也可全面对董氏学术大发议论，甚至盖棺论定的怪异现象。”（见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第40页。）杨先生所云虽然刺耳，但是反映出董仲舒《春秋》学研究的缺乏，也大体是事实。

[47] 周桂钿先生的《董学探微》一书中虽然没有以“《春秋》学”作为标题的章节，但是其中的贵志论、名讳论、辞指论、常变论、大一统论等都涉及《春秋》学的具体内容。

[48] 韦政通，《董仲舒》，第33页。

[49]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210页。

[50] 详见第一章中有关“《春秋》变辞”的论述。刘国民先生讲的“间距化”的概念，其实与徐复观先生对“《春秋》无达辞”的解释有相近的地方，认为董仲舒在解释《春秋》的时候有随意性，但是我们认为董仲舒的诠释，都是基于《春秋》的“常辞”，且是通过严格的“属辞比事”得来的，并非是随意诠释。

[51] 邓红，《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52] 杨树达，《春秋大义述·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页。

[53] 杨济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第551页。

[54] 例如杨先生认为《春秋繁露·奉本》篇所云“当此之时，鲁无鄙疆，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之语不能按照何休的“三世”理论来解释，并怀疑“伐哀”当作“伐衰”。然而杨先生的改字没有文献学的依据，而且混淆“伐我”与“伐我东鄙”两条不同的书法。具体考证可以参见拙文《略论董仲舒春秋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远近内外”为中心》，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我们认为，与其生硬地分别董、何而改字，还不如依照何休的三世理论解释董仲舒这句话来得合理。

[55] “解码”概念是许雪涛先生首先提出的，用来形容《公羊传》对于《春秋》的解释，我们在这里借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何休对《春秋》以及《公羊传》所做的工作。

[56] 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2018年，第370页。

[57] 刘逢禄，《刘礼部集·春秋论下》，《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01册，第58页。

[58]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页。

[59]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第5页。

[60]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一，第9—10页。

[6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四，第116页。

[62]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二，第50页。

[63]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七，第187—189页。

[64]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一，第23页。

[65] 魏源，《魏源集·董子春秋发微序》，中华书局，2018年，第133—134页。

[66]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例言》，第2页。

[67] 苏舆云：“然董自有六科十指，何自言用胡毋生《条例》，或不必尽同。”见《春秋繁露义证》卷一，第23页。

[68]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五，第143页。

[69]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五，第145页。

[70] 皮锡瑞，《经学通论》，第365页。

[71] 皮锡瑞，《经学通论》，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