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言（一）

冯宪光
四川大学

姜飞的《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200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新生代学人丛书”系列中出版。十六年后，今年又由三联书店再版。我在初版时写过一个序言，这次作者又要我写一个再版序言，我觉得此事可喜可贺，就应允下来。

现在，中国与世界的面貌，与十六年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中国国力整体加强和提升，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是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世界改天换地，旧貌换新颜。而姜飞的《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这本旧书，三联书店觉得仍然有可读性，让它在图书市场的竞争中再次以新书亮相。在这一过程中，姜飞在学业上更加精进成熟。所以，他在此次再版中增加了一些内容，表示也在跟随着时代进步。

此书初版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就对收入“新生代学人丛书”系列中出版的图书，有一个原创性的规则。本书具有什么原创性呢？在本书初版本封底文案中，章国峰先生于本书对后殖民理论的研究有如下评价：“姜飞的这部书稿对后殖民理论的渊源、内涵、宗旨、意义与缺陷等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介绍和评说，是迄今为止我国同类著作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对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往往容易陷入两个极端，一是从狭隘民族主义出发，对西方‘文化殖民’行径作情绪偏激的批判，二是不自觉地认同西方的话语霸权，从而落入西方殖民话语的陷阱。这部著作较好地避免了这两种偏颇。”这个评语实际上肯定了本书如实地呈现了后殖民理论的本来面貌，把一种既定理论应该被理解和认识的各种要素都讲得比较清楚和实在，而且规避了当下研究后殖民理论的两个虚假意识形态陷阱。就此而言，这就是当下对后殖民理论研究的上佳成果。我认为，本书的原创性除了在整体上对后殖民理论做了正确阐释以外，还有一种阐释方法上的创新：它设立了时间、空间、主体、话语这四个研究后殖民理论的视点，又对每一个视点做出了具体规定，形成一种全面细致和有实际阐释效果的研究方法，对后殖民理论之所以成为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现代西方后现代理论做出了合理阐释。

本书绪论第三节声明本书研究后殖民理论的方法采用我在《文学理论：视点、形态、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一文中提倡的视点研究的分析性方法。这一点，我在本书初版序言中已有说明。而姜飞也表明，本书是对视点研究方法的个案研究的理论实践。由于是初次的实际运用，是否成功，我是没有把握的。在初版序言里，我说：“成败与否，自当由读者和专家评论。”在这十六年间，读者和专家经由阅读对本书是否可能成为以后潜在读者继续阅读的书籍进行了检验，有一个事实可以作为佐证：此书出版后两次获得学术含量极高的奖励。一次是2007年获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另一次是2009年获第五届胡绳青年学术奖。这是一种公共性的社会评价和检验。这证实姜飞在本书中选取时间、空间、主体、话语这四个视点来剖析后殖民理论是一种较为成功的实验。我提倡的视点研究方法只是一个假设性的甚至根本不算清晰的轮廓。姜飞的著作根据研究对象后殖民理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事实，用分析性方法，提取了可观察和进行理论分析的四个视点，实际上是他个人的创新性成果。后殖民理论之“后”本身有两重性：一方面就是一个时间界域，从狭义而言指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洲前殖民地国家先后独立，引发了反思和批判霸权文化的思潮，它的发生就有时间要素；另一方面指后殖民理论采用了后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本身开拓了现代学术对研究对象进行一种对象存在内部空间的结构鸟瞰，而后结构主义的这种“后”方法是打破研究对象作为研究文本存在的空间结构，把研究对象从自身文本定位扩展到广阔的社会空间。这种研究方法始终依托着一种空间意识。并且后殖民理论则从萨义德《东方学》地缘政治的空间视角开始向世界各地流播而形成潮流，具有其全球化地缘政治的空间维度意义。时间、空间两个视点则为观察后殖民理论所必备。《东方学》以“他者注视”为方法，从弱小民族的角度探讨他者何以产生，欧洲自我何以成为普遍自我，继而以他者的目光“回视”这个普遍自我。这种“回视”是主体分化为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迷乱中产生的。主体的分化和异化，以及文化身份在“回视”中的回归是围绕主体文化身份认同的一场斗争。主体的视点是不能缺少的。西方东方主义的核心理论是话语的表征，西方的东方学学者们傲慢而固执地认定东方人不能表征自己，于是便只能由西方学者来表征，长期霸占全球知识文化的版权，后殖民理论是东方人争夺话语权的必然性理论，是属下必须自主说话的理论。福柯提倡和亲自实践的话语分析位居后殖民理论的核心。这四个方面形成了四个强有力地分析后殖民理论的视点，姜飞对这四个视点的选择构成了研究和阐释后殖民理论的支柱，这是较为成功地运用视点分析的理论方法的具体化探索。本书证明，视点理论的分析方法在姜飞的运用中的探索和研究，使这种方法成为研究文学理论、文化理论构成和阐释的一种探索性方法，具有一定可能性。

本书的另一个创新性之处在于，姜飞发现了后殖民理论话语存在和发展的动态性转化特征。在第二章第二节将霍米·巴巴的兼具翻译和转化双重意义的词语“translational”译为“译转性”来表征其概念的复杂意义，这个意义不是自发性存在的，这种复杂性的意义只能在符号和话语的传播过程中生发出变异性意义，而这种意义的转化需要一定的载体。没有载体存在，任何传播不能进行；没有传播活动，没有主体间性的信息交流的互动，任何符号、语言、意义均为空无。姜飞在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的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上找到了这种载体。他的论断的说法和思路，开启了一种对后殖民理论的传播学的新的解读。这是别开生面的阐释。这种方式的研究，其创新性意义又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深化了对后殖民理论话语分析的层次，使其直入话语在传播中生成及其转化的传播媒介的物质性存在。另一方面，又给后殖民理论的传播学研究寻找到一种视点研究的方法。简单地说，时间、空间、主体、话语这四个视点的配伍经过本书的研究实践证明是适合对后殖民理论研究的一种方法。它的适用性，对于后殖民理论研究而言，是全方位的，可以进行其理论构建思路的追踪性溯源，可以对其理论实际存在全貌进行阐释学研究，同时开辟了后殖民理论的传播学研究。其书名《跨文化时代的后殖民语境》实际上就表征了这种研究在本书中已经开始。这是否意味着：视点研究方法也可以进入传播学领域；姜飞是否可以在本书论述的基础上，在传播学进行一些新的探索？

书名中的“跨文化”这个关键词非同凡响，这是对当代全球化时代文化总体特征的一种把握。伊格尔顿在创制后殖民理论等后理论大师先后辞世之后，宣布进入了“理论之后”的时代。其实，西方现代性理论就已经发现了文化多元化的事实，作为反对前现代一元化统一理论格局的武器，其始终维护着西方话语的文化霸权，后理论批判和摇撼了这种凌霸势态。虽然当下依然有人依凭霸权余荫，执意妄为，但尊重全球不同文化存在的平等权利，以及不同文明形态互鉴的世界文化潮流则蓬勃而生。2021年去世的瑞典汉学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精通八国语言，以研究中国道教而著称于世，他在《中国文化基因库——关于文史学的作用与前景》中指出：“新的文化形式出现，总是不同文化传统相互使用的结果，总是不同文明互动的产物。”汤一介在为施舟人的《中国文化基因库》作序引录了上面这段话后说：“这个论断十分准确地概括了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当前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因而各种文化的多元化共存局面，各种文化将由其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合理、健康发展的大小。在这种形势下，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我在上面称赞姜飞选取时间、空间、主体、话语四个理论视点，较好地对后殖民理论进行了阐释。此时，不得不说，书名中的跨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视点。跨文化意识始终贯穿于书中的所有理论分析中。在现在，也许是各个学科研究问题不可离开的一个理论视点，因为它是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没有动力，任何学术研究都不能前行。

理论的探索和创新是一个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进程。科学的成功性探索会结下新的硕果，但是这个成就，只是自己和别人即将超越的又一个起点而已。十六年前的新生代学人现在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2021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