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基础
第一节 何谓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
美国著名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家阿里夫·德里克曾强调指出，在运用后殖民批评理论深入批判之前，迫切需要的是“追踪后殖民概念的演变历史，尤其是后殖民批评内部的构图”[1]。德里克的强调是很有针对性的，针对的就是对后殖民理论不甚了解而带来的各取所需现象，甚至在不直接引用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原点性论述的情况下谈论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本文在对后殖民理论进行视点研究之前，先要追踪一下“后殖民”作为一个学术术语的由来、拼写上存在的争议以及对它进行的多维定义。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下“后殖民”术语的由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后殖民”这一术语最初被特指“后殖民国家”（the Post-Colonial state），因此，“后殖民”有着清晰的编年史的意义，指独立后时期（post-independence period）。阿贾兹·艾哈迈德[2]说，“后殖民”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前期在政治理论中第一次使用，用以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了欧洲帝国束缚的国家的尴尬处境。[3]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这个术语被文学批评家用来探讨殖民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影响，“后殖民”这个术语第一次被用在探讨殖民地文学圈内的文化交互作用的语境中，这是对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的诸如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和所谓的用英语写作的新文学（New Literatures）进行批判时所做的政治化尝试的一部分。这个术语随之被广泛使用于对欧洲殖民者的政治、语言和文化进行批评的社会实践中。[4]
像解构主义和其他后现代思想对文本的分析一样，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是一个异质性领域，连它的拼写都给人提供了两种选择：没有连字号的“Postcolonialism”和有连字号的“Post-Colonialism”。事实上这两种拼写方法都是被接受的，只不过两者有略微的理论假设上的区别。那些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从历史时期来观照的理论家，往往采用不带连字符的拼法；而更多地从意义角度来观照后殖民批评理论的理论家，则采用带有连字符的拼法，以突出后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脉相承。此外，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不管有没有连字符，“后殖民”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因此，应该取消“后殖民”这个术语。
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殖民话语理论的主要代表，如萨义德（受福柯影响）、霍米·巴巴（受阿尔都塞和拉康影响）和斯皮瓦克（受德里达影响）等，坚持用连字符把Post和Colonial分开，以把后殖民理论的研究作为一个独立领域根本性地与殖民主义话语理论区分开。他们认为，殖民主义话语理论只是构造了“后殖民”这一术语所意欲探讨的诸多方面和兴趣的一部分而已[5]，而更深广范围和更深程度的探讨需要从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研究出发才可以进行。
“后殖民”的含义之所以产生分歧也是由于其前缀“post”具有多种意义之故。作为一个表示时间性的前缀，post既有“……以后”（after）、“半”（semi）、“迟来的”（late）的意思，也有“排除”（ex-）或“新”（neo）阶段的意思，[6]在两个角度的交叉处，可以暗指某种结束，现实的或急迫的。对于南非的种族隔离来说，“殖民主义”是分割和占有的意思，于是“后殖民主义”就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殖民主义之后”，暗示着撤退、解放和重新统一；其二是“迟来的”或“新”殖民主义。如果“后殖民”是一个时期，从它的自然本质来说，就只能是一个被充满怀疑的进步所特征化的时期，是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延伸，也即葛兰西所说的资产阶级“话语霸权”合法化的过程。这两种意义的区分造成了上述对“后殖民”从历史时期和意义两个角度进行理解的分歧。事实上，这两种理论假设并不矛盾，从历史时期角度来看，代表了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分期；从意义角度来说，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一脉相承。“后殖民”的双重意义充分说明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双焦点特性（“应该解放”的迫求与新殖民主义），也说明了此消彼长的态势，更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任务，这些都将在后面的章节仔细分析。
而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术语的抵制源于这样的谬误，即“（殖民势力走后）什么都没变”。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语言与文学系教授安东尼·古尔特纳在其《后殖民性的事实空间：拉什迪、昂达杰、奈保尔[7]、巴赫金和其他》一书中提道，当他的一个印度朋友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后殖民主义这种状态才终结呢？”他和其他的一些文学研究者感到了回答的麻烦。于是一些学者干脆主张取消“后殖民主义”这个词。1994年，爱拉·苏哈托和安娜·马克林特克发表在《社会文本》上的文章指出，“后殖民主义”除了表述上的方便外，在现实中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从本质上说，它只不过是在“殖民主义”一词上粘贴上了一个“后”。
分析起来，对“后殖民”持取消论者存在两种错误假设。其一，对他们来说，主要的历史事件或时刻出现时是和从前绝对断裂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当然，从帝国主义国家中解放出来后，前殖民地国家还保留着殖民的痕迹，我们必须对这种痕迹带来的持续性和变化性的混杂有一定的心理准备。Post的三个维度含义中，semi的字面意思指进程的一半，实质上，当既往的宗主国式的殖民已经无法继续进行，全球反殖民主义的文化自觉已经兴起的时候，即便是经济上的殖民框架和文化上的深层结构依然保持着一种殖民惯性，这样的殖民也是进入了“后半场”。第二种错误假设就是，“事态还和从前殖民主义时代一样，什么都没有变”。尽管这个观点尚有争论的余地，但它暗中支撑了殖民者欧洲中心主义甚至是种族屈尊的观念。这句话似乎在暗示：殖民地的人们什么都没有做，不管好与坏，都是殖民者干的。
毕竟“后殖民主义”时期处于一个为西方所称的“进步”时期，这个“进步”是被西方认为东方从中得到了无尽的“好处”的进步。在这个时期，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引用了一名殖民官员爱德华·库斯特爵士的话说：“英帝国的每一块殖民地都被授予一个模仿英国体例的代表，对这样的中初期政策进行质疑现在看来有点过时。但如果这个被恩赐的傀儡忘记了她真实的代表，……竟敢挑衅其母国时，她就不由不责怪自己的愚蠢——在一个根本没有希望获得如此尊贵地位的社会条件下所接受的如此的好处。在我们当前的殖民政策体系中，一个基本的规则看来是被遗忘或忽略了——殖民地的依赖性。只给殖民地一个独立的形式是某种嘲笑；如果她能维持其独立的地位的话，她绝不会做哪怕一个小时的殖民地。”[8]因为当西方的消费意识形态开始彻底“启蒙”了当地人的时候，当这些人也直接间接地享受到了所谓“进步、发展”的好处的时候，他们很难意识到，为他们造福的这些产品和机制，会不仅给他们而是给整个人类带来不幸；当一切的形而上的东西附魂于文化用品并进入人们的消费的时候，“消费”本身就摇身变成人类的最高意识形态，于是生存的意义就是机械的复制和意识的麻木不仁。在这个时期中，西方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就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面，即殖民地从发展被外力束缚、资源被强制开发、人民被奴役转到发展被纳入西方全球化的轨道，资源和人民的精神也被纳入西方的某个生产系列，进入了自虐的然而看起来却是自慰的循环中，以至于“被殖民者永远不知道殖民者什么时候把他们看作什么东西，是完全拥有自我的人，或仅仅是物体”[9]。早期的后殖民理论家，如法农、塞泽尔等认为，在西方殖民主义所谓的“进步”名义下所做的一切，用历史的超前的眼光来看，绝非什么“进步”，现在恰可以看成是后退、可耻和反动的。这样看来，后殖民主义，或曰新殖民主义可能还要在法农和塞泽尔所批判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此时，“后”的含义可以表示为“事态如常[10]，却不料更加如此[11]”，绝非“取消论”者所认为的什么都没有改变。
不管有无连字符，还是干脆取消“后殖民”，在目前学术界，“后殖民”已经被逐渐接受和广泛使用。诚如阿希克洛夫特等认为的，“当前，不管我们如何看待‘后殖民主义’，以及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使用问题重重的前缀‘post’或同样充满问题的连字符，这个术语是奠基于欧洲殖民主义历史和制度实践，以及所有殖民地人民对这些实践的反应（抵抗或其他）之上的，这个基础在看待这个术语时依然是基本的事实”[12]。所以使用“后殖民”这个术语的原因有两点：首先，它比较简洁，凡接触它的人从字面上即大略知其含义；其次，正因为其简捷的特性，它本身就构成一个开放的领域，由此开启的是多角度、多领域、多层面的讨论。事实上，由这个术语出发，已经并正在引发诸如所有的殖民者是否具有某种共性，遭遇同一殖民者的殖民地是否具有某种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共性，前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殖民地的文化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这种文化差异和殖民历史的关系如何，生活在非洲的黑人和生活在美国的黑人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和殖民主义有什么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后殖民”这个术语运用起来最大的目的或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提供给我们一个方便的可现实操作的意义批判工具，便于我们讨论我们所感兴趣的文本或其他事务。而且，很重要的是，它逐渐破除了这样两个谬误：一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思维前提下，认为一切都变了——变得更好，殖民者带来了光明；二是在后殖民时代，一切都没有改变，即使民族国家建立了，取得了政治上的某种独立，但事实上还在老殖民主义的控制之下。正是在这样的谬误的冲击下，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进行深入的文化批评的领域和工具。
上述诸多的分歧，造成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定义也有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样几个：
（1）乔纳森·哈特：“对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上、政治上以及历史上不同于其旧有的殖民地的差别（也包括种族之间的差别）的十分复杂的一种理论研究。”[13]
（2）西蒙·杜林：“非殖民化的人为保护他们自己的文化免于西方侵犯的自觉意愿。”[14]
（3）艾勒克·博埃默：“后殖民的文学，它倒并不是仅仅指帝国主义之后才来到的文学，而是指对于殖民关系作批判性的考察的文学。他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抵制殖民主义视角的文字。”[15]
（4）斯蒂芬·斯莱蒙：“后殖民理论是混杂性的。它被作为对西方整体历史主义进行批判的途径；作为一个等同于被重新定位的‘阶级’的混成性术语被使用；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一个子集；作为‘后独立’的民族组织对本民族性期待的一个名称；对第三世界学术代表的非抵制的一个文化象征；作为对殖民强权话语的不可避免的但充满矛盾心理的颠覆，作为‘阅读实践’的一个对立面形式……这其中，最明显的趋势是，将‘后殖民理论’视为一种批评实践的主观愿望：是作为一个闪光的宝库，它自身有力量把政治合法性赋予制度化的努力。”[16]
（5）查里斯·布莱斯勒：“后殖民文学和理论考察两种文化碰撞，以及当其中之一带有意识形态霸权，认为自己优越于对方时会发生什么。”[17]
（6）阿里夫·德里克：“后殖民这一术语在其不同用法中表达了互不相同的多种意义，出于分析目的，必须加以区分。其中有三种用法在我看来似乎特别突出（而且重要）。第一，用于描述过去的殖民地社会的状况，此时它有具体所指对象，如后殖民地社会、后殖民地知识分子等；第二，用于描述殖民时期过后的全球状况，此时，它似乎更抽象，所指对象也并非十分具体，其模糊性堪与更早时候的‘第三世界’相比，而它也正意在替代后者；第三，用于描述关于上述状况的话语，这些话语可由这些状况所导致产生的认识和心理取向来指示。”[18]
对已有的定义，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定义，进行分析的一般方法是，可以找出这些定义间关键的概念差异。比如：定义的观察水平或抽象性是否具有包容性，或是否具有某种约束性；有无定义的目的性预期，以及对该定义所指向行为的预期；判断的规范性如何。如此来分析这些定义，哈特的定义只是简单地点出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和以前理论关注点的不同和复杂性，判断不规范，并不能作为某种理论上的界定，这只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研究的某种开始。而杜林强调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出于“免于西方侵犯的自觉意愿”，这个“意愿”的含义过于宽泛，包容性过强而没有了必要的定义约束性或规定性。杜林的观点迎合了民族主义者对“自我文化”的强调，虽然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出发点中有这方面因素，但事实上，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已经远远超越了它。博埃默的观点很中肯和到位，他提到了两个关键点，即“批判性的考察”和“殖民主义视角”，这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根本所在，也是其所从出发、所以超越的起点和原因。斯莱蒙的定义看上去很全面，事实上他想达到的目标即是如此，但更多的，他所描述的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所要做的事情。斯莱蒙是把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现象罗列出来，让分析家们自己去从中把握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精髓性含义。这不失为一种方法，但不是定义。阿里夫·德里克对后殖民的界定富有历史深意。事实上，后殖民作为对殖民主义之后的世界状况的描述，恰是界定了一个后殖民时代（本书将在时间视点一章充分论述后殖民时代），并从社会意识和心理方面提醒我们注意后殖民文化批判的路径或角度。布莱斯勒则很抽象地告诉我们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任务或内容，这个抽象的说法最精彩的是点出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的文化批判。英国文化理论家斯道雷在其《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一书中考查了意识形态的五种含义[19]，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整体概念上所涵盖的面基本相同，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意识形态在两者共有层面的基础上还带有政治的一面。此外，关于意识形态的介绍表明文化/意识形态的总体范围不可避免地是由权力和政治关系来界定的”[20]。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中，在福柯的权力-知识关系论证中，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政治的色彩。事实上，文化就是知识的权力话语。从这一点上来看斯道雷的观点，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就没有了差别。事实上，马修·阿诺德的一句名言足以说明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难以割舍的关系。阿诺德认为，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并进一步认为，文化还是知识，以及把知识运用于“心灵与精神的内在修养”[21]。因此，在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中，文化恒等于意识形态，或者说，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研究的就是文化的后殖民意识形态。
这几个定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进行了诠释，把诸如普遍性、差异性、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代表和反抗、种族、女性主义、语言、教育、历史、地域以及生产等范畴包括在内。这些定义至少告诉我们，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就是指针对近代欧洲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的文化批评理论。比如乔纳森·哈特、西蒙·杜林、艾勒克·博埃默的定义；广义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是“调解、挑战和思考在国家、种族和文化之间（常常亦在其内）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上主宰与从属的关系”[22]的文化批评理论。比如斯蒂芬·斯莱蒙、查尔斯·布莱斯勒、阿里夫·德里克的定义。
当无法对一个社会学名词下一个相对精确的定义时，先探讨一下在该词语中所可能包含的各种意义也是非常有益的一种思路。在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之前，明确一下我们所要研究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究竟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是很有必要的，在此之前，还要明确殖民的含义。
从世界历史上看，殖民关系的确立大致有两种，其一即是内部殖民化的问题。韦伯在《资本主义在古代世界的失败》一文中分析了古罗马帝国的领地农业。其二，是建立在殖民入侵基础上的外部殖民。针对内部殖民化的问题，事实上，马克思已经通过对阶级以及对资本的分析对它进行了深刻分析，并得出了很多令人信服的洞见；针对外部殖民化的问题，1978年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开启了后殖民研究和批判的领域，由此开始，到霍米·巴巴的《文化的定位》，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走向理论上的成熟；斯皮瓦克的《在他者的世界里》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相结合，分析了后殖民社会妇女的双重边缘化地位，从而开创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与女权理论兼容的先河。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兼容是有条件的，关键一点就是“后殖民”社会的限制。在没有殖民经历的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霸权和压迫，任何将其归入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努力都是牵强的。也就是说，关于女权主义、黑人权力运动等只有在后殖民状况下，才具有了和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在理论方法上相结合的意义和可能，也才决定了这些话语形式作为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话语分支的地位现实。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仅是单纯的广义的分析批判，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会因为分支太多、涵盖太宽、边缘过于模糊而失去其理论意义。如英国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家吉尔伯特所说，“这一概念常常被变动以适应于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和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结果，就对把某些地区、时期、社会政治构成和文化实践看作‘真正’后殖民是否正确产生了日益热烈甚至是激烈的争论”[23]。如此，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确开启了某种批判的领域，但在这一领域内，对“东方学”及其机制的批判刚一开始就陷入了自我纷争的泥潭，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自身的批判性其杀伤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任何一种发声都是站在某一点上的发声。网络的特点也暗示我们，任何一个结点上的发声都会是诸多结点共同支撑的结果。作为研究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中国学者感受着曾经的殖民经历和新的殖民气息，观察着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缘起和发展状况，可以比较清楚地明白：什么样的后殖民才和其缘起相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后殖民；什么样的后殖民才是我们需要的有力量的、有前途的批判工具。归结起来，就是狭义和广义层面相结合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在狭义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下，关注历史上欧洲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诸多影响内容和方式，我们才发现并懂得了“东方学”；在广义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下，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权对世界文化、政治的主宰-从属关系的构建，我们发现了“东方学”在当代的传承，由此构建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同时，也只有同时关注这两个层面，目前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比如什么是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后殖民理论、新殖民主义、新殖民批评等——才有解决的思路和办法。
因此，对于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找到一个合适的语言，作为东方主义的一个反话语，用它来对西方话语霸权进行有效的抵制和批评。即不管是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的漂亮的理论学术话语，还是艾哈迈德那样充满争议的、直接的战斗性的语言，只有通过相对合理、公认的理论表述，从而明确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使命才是关键。后殖民研究的客观现状不容许我们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给出一个武断的定义。但本书认为，要明确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使命，还需要到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批评史中去寻找。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一种视角，以及和视角伴随而来的批判和批判方式。在这样的方式下，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是对殖民主义视角、东方学传承的机制以及它们的延伸所形成的文本进行的一种多维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当然，任何的含义在被生产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亡，因为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定义的含义总是在不断产生和变化的。斯道雷干脆将含义定义为某种“短暂停顿”的结果——“我们所谓的含义就是对解释进行解释的持续不断的过程中的一个短暂停顿”[24]。从这个意义说，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任何定义都既有意义同时也因这个意义的存在而消弭了意义本身。这是一个意义的游戏，无始无终。而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运用分析性的方法来看待时，透过视点所要做的，就是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放在后殖民时代的背景下，终止或暂停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从能指到能指任意滑动的无止境的游戏，从而获得某种短暂停顿的认识结果，这既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定义本身，同时也是其定义的实质。
另外有学者认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化事实，还是作为一种学术现象，均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法国有着维系。然而，法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史却被当下英语在西方世界的普泛言说权所遮蔽了；而且，由此“更有趣”的是，来自东方的学者在欧美学界以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抵抗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权力话语时，他们操用的哲学策略竟是法国学者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权力批判理论。[25]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缘起确与法国有密切关系，尤其是与其早期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同化”政策有关。以塞泽尔、桑戈尔、法农为代表进行的早期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其针对矛头即是法国。但是法国、法语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中早已不具有某种普泛性的言说权力，正如法国学者佩雷菲特所哀叹的，“正当内部分裂的法国向整个欧洲大陆开战的时候，英国替代了法国在中国的位置。格林尼治子午线取代了巴黎子午线”[26]。1898年，在所谓的法绍达危机过后，法国和英国签订协议，非洲整个尼罗河盆地划为英国势力范围。法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在世界殖民地的争夺中衰落了。法国、法语已经由早期的世界范围的影响力退居二线——成为地区性的话语而只能在局部地区（主要是其前殖民地）发挥某种影响了。这种影响塞泽尔等人已经进行了着力批评，现在也需要关注。但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中英语和法语的普泛性言说权对比结果已自然让我们明白，当前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矛头主要应该指向何方了。至于说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家操用的批判工具是殖民者法国的这一问题需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其一，事实上，理论被运用于质疑和批判的领域与范围愈广，其生命力愈强。其二，考虑理论的谱系和其是否适用时，简单的民族主义往往弊大于益。其三，来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具有强大力量的解构策略，用来分析新帝国主义岂不更具有针对性和杀伤力？事实上，除了德里达和福柯外，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的批判性理论已经为学界所公认。其四，警惕语言、文化自身逻辑所编织的陷阱，审慎地运用一切可用的理论资源进行深度关注和批判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核心。
因此，在上述的基本思想指导下，如果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进行一番谱系追溯的话，塞泽尔、桑戈尔等开启的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早期批评的先河，其矛头主要指向法国和法语霸权，批判的是武装入侵的殖民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冲击，被殖民者此时是第三世界。而萨义德开启的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后期阶段，在这个阶段又有两个焦点：其一是集中在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以及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进行的后殖民文化批判；其二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新帝国主义——美国以及美国英语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主义”（即文化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新殖民主义批评。同时，在第二个焦点上还产生了新的分支，那就是，被殖民者已经从单纯的第三世界扩展到第二世界[27]，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关于这一点，在本书第四章第一节还将专门论述。下面我们就按此线索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源流进行谱系上的追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