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一、视点研究方法

冯宪光教授在《文学理论：视点、形态、问题》[138]一文中倡导对文学理论进行分析性研究。冯教授认为，很多理论家在研究文学时，是“用一种先在的理性框架去对文学活动的经验事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寻求和建立一种框架内的明确认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造成“在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构中，理性框架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文化、意识形态对文学理论的影响”。我们承认，“人类对文学认识的可能性、优越性和局限性都在于，人们对文学的理论概括必须受制于人类理性思维机能在历史文化中形成的思维普遍法则”，“任何一种成型的文学理论都有它在理论上的框架，都有它在理论上的预定性、约定性、假定性”。但我们不是要去单纯地论证诸如柏拉图的“理式”、康德所谓的“先验”框架等的合法性，而“应当有更多的人去分析人们究竟使用了一些什么框架、视点去观察、看待文学，在这些框架结构的视野里，文学实践活动究竟存在着哪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从这些理论框架结构出发，已经形成和还可能形成哪些理论形态，这些理论形态有什么人类学的依据，有什么人类认识功能和文化积累的根源，这些理论形态又有哪些历史和文化的具体表现，这些具体表现又和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有什么内在的关系，等等”[139]。在20世纪，较早做这种分析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是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他在《镜与灯》中，归纳了西方文论从古至今的四个理论视点，这就是艺术家（作家）、作品、世界、欣赏者，而且古今一切文学理论都来自站立在这四个视点上对文学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分成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和客体说四种形态。艾布拉姆斯的这一观点受到西方理论家的广泛认同。20世纪80年代末期，英国学者塞尔登选编了一本西方文学理论读本《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简称《文学批评理论》），摒弃了传统的编年史的编撰方式，采用一种按问题模式选编有关文论史材料的体制。这些问题来自罗曼·雅可布森关于人类语言交流的六要素及其六要素流程图式。塞尔登舍弃了雅可布森六要素中的“通道”要素，认为在“柏拉图到现在”的文学研究学术史上，受到文学理论家广泛关注的主要是五要素：作者（言语发送者）、历史（语境）、作品（信息）、结构（符码）和读者（言语接受者）。这五个要素实际上也就是五种审视文学现象的视点，由此也引发出文学理论学术史上的五种形态模式：再现理论，主体性理论，形式体系和结构理论，历史与社会理论，道德、阶级和性别理论。从《镜与灯》（1953）到《文学批评理论》（1988），从艾布拉姆斯到塞尔登，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学理论学术史研究上一种分析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这种文学理论的分析性方法，“并不致力于追求对某一问题的真理性认识，而是着重探讨人类自从有了文学理论以后，究竟从哪些地方去看待文学、认识文学、理解文学、思考文学，从这些视点出发，又已经和可能形成多少理论形态，它们涉及了多少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并不致力于回答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而是着重研究人们在回答什么是文学时，有多少种可能的回答”。这种研究可以从理论理性的合理性角度，对中国21世纪的文学理论建设发生积极作用。

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说，“一些概念，当它们联系到对象上时，不管对于这些对象的认识是否可能，这些概念有它们的领域，这些领域完全是按照着它们的对象对我们的全部认识能力所具有的关系而规定着的。这领域中的对我们而言认识是可能的那个部分，就是这些概念和为此所必需的认识能力的地盘。这个地盘的一个部分，即这些概念立法于其上的部分，就是这些概念和隶属于它们的诸认识能力的领域。经验的诸概念固然在领域里——作为感官对象的总和——有它们的地盘，但没有它们的领域（只有它们的居住地）：因为它们虽是依照规律构成的，但自身不是立法的，在它们上面所建立的诸法则只是经验的，因而是偶然的”[140]。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中有很多概念，诸如殖民主义、话语、文化、第三世界等，每一个概念都有它们合法性存在的领域，这些合法性领域与研究者所属的诸多背景相关联而进入人们的认识，这样的认识是多种关系的总和；这个“总和”就构成了到目前为止进行后殖民文学批评的“地盘”——一个多声部的播放。但文化交流和探讨的深入要求找到一个并非单纯经验的或偶然的地方——即一个理论的公共空间，而这个公共空间就是康德所说的这些“总和”立法于其上的领域。

走向这个领域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从理论上来说需要抽象的概括，冯宪光教授所提倡的视点分析方法在国内是首次提出，虽然目前仍限于方法论的理论层面的阐释，但给研究者的启示颇多。作者愿秉承此种文学理论的分析性方法，通过对西方关于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多声部进行研究，提取出其中蕴含的多种视点，再分析多视点是如何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进行认识、思考、理解的。从这些视点出发，对已经和可能形成了多少种理论形态，涉及和解决了多少理论问题的课题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并针对每一个视点提出自己的看法，整理、构建后殖民话语惯例，在对言说者的言说形式进行系统性梳理的同时，发现、界定后殖民话语理论，并为有效地运用它提供有效的途径和方式，从而发掘出这样一个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研究的公共领域，这也是对冯先生的这个理论方法的个案研究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