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三重回归和三重超越中建构后殖民诗学

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时，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一开始就用人和自然之间的冲突，取代了阶级冲突作为历史的原动力。[127]但这已是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的事了。历史，或者说是时间，已运用其巨大的威力让20世纪中期以后的人们认识到，并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东方和西方、发达和落后等“对立”或简单的“二元对立”是人认识自然、他人以及自己的天然合适的拐杖。身处后殖民时代的人们发现，历史的原动力已经由黑人运动、第三世界运动等反话语运动反射出来的种族矛盾取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这是人类从文化角度对自身的深沉关注。当奴隶制度——一种制造非人的人的机制——被打碎后，人性和对人性的关注浮出海面。

如果以人-自然作为我们这个世界一切的简单分类的话，我们发现，只有人，因其天生的孱弱，为自己搭起帐篷，盖上楼房，然后再上一把锁。如此，人栖息在自我设置的空间里，世界的一切都从人与自然或者说是人与周围的一切——其他人和非人的简单二元对立——中衍生出去。虽然在哲学中“对立”是一个中性的词语，但它却深刻地揭示了人自我内心的存在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不仅远离了自然，远离了他人，最主要的是，“远离”（或异化）占据了他的心房，使他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自持地用超出自己能力和“其他”想象的手段试图拓展他的心房的空间，以抵抗那加剧的窒息感。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愈加从自我中异化出去；太多的自我异化的汇合就构筑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处于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之下的人类现实。于是，社会，这一本充满生机的自足体，这一来自自然、生于自然、融于自然的“灵体”就面临着“五马分尸”的惨烈后果；剧烈的社会布朗运动的结果是使社会失去了其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支点，不断地有人与非人从这巨大的球状体中被甩出去，甩向非人性的渊薮。那些哲学家、宗教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思维游离于球体之外在边缘处观察着。从几个世纪的殖民到20世纪人类两次大的灾难，可以称之为“人蚀”。当然，在人类的帐篷下的刀光剑影已不可避免地伤及帐篷外“无辜”的自然。然而，自然的威力就在于，它提供给你制造帐篷的一切便利，同时又把随时撤走这一切的权利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上。“人”在自然的威力面前面临着自信丧失殆尽的危险。事实上，从目前看来，如果人作为自然的一员要申请延续地球上的居住权的话，人类必须首先停职反省。

事实上，人类文明的成果几乎一直都在探求何以为人、如何为人等问题。在这些问题面前，人本身的自我意识总是滞后的；然而一切非人性的包括科学的结果活在当代——它对人的意识的刺激和成就在当代；而社会科学中的哲学、宗教却是超前的。尼采在19世纪就自负地称自己的哲学二百年后才会有人懂；宗教悲天悯人地将人远远地放逐到似乎无法用公元纪年的另一个世界；只有文学，立足过去、现在和将来，在生命的有效期内将人、人性放在展台上，起伏升降，进行多维度的展示。它让人的思维在电光火石的片刻无限地逼近人性、普遍人性的殿堂，让人性在汲取、满足中升华。文学理论存在的必要性就在于，它是用哲学家的眼光、宗教家的胸怀、自然科学家的精确、现实家的敏锐等精奥的东西承载、烘托、透析着文学，并与哲学家、宗教家、自然科学家一起携手步入人性的辉煌殿堂。不同的是，文学理论从文学的角度运用文学在林中开路、铺路、燃长明灯和鸣枪示警。

而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就在开路、铺路、燃长明灯和鸣枪示警。它开启了人性重返伊甸园的历程。这个历程是由一系列的回归与超越构成。对应于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三重压抑的，是后殖民地的三重回归：领土的回归、文化的回归与自我的回归；而对应于领土的回归的是族性（民族主义）的超越，对应于文化的回归的是差异（国际主义或普适主义）的超越；对应于自我的回归的是认同（本质主义）的超越。这是在解构中的建构，建构的是后殖民的文化诗学、语言诗学和人性的诗学。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回归是萨义德的“回归”，超越是马尔库塞意义上的超越。萨义德认为，“我觉得回归的真正意义在于让回归者回到自身；也就是说，回到历史，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我们究竟是谁。我们是来自那片土地的一个民族，我们也许不在那儿生活，但我们的根在那儿，我们的历史不容忽视”。萨义德的“自身”就包括领土、文化和人性自我。殖民主义迫使殖民地人民从武器的强制服从走向意识上的自动赞同，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就是要在对服从和所谓的赞同状态的批判中通过回归走向超越。回归的欲望就像回家，似乎大病一场的人对健康的理解就是回到生病之前的状态。但简单的回家已经不可能，因为殖民主义所打造的压抑的无意识状态已经使后殖民国家无“家”可回。疾病曾经征服了软弱的肉体，但新生的抗体却让精神走向成熟。如此，“回归”就是要剥去这些闪光的外衣的同时，检视这些外衣的光环所及之处给殖民地人民的视网膜和心灵所造成的伤害，在批判中疗治，在疗治中回归。“回归”的现实处境萦绕着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家。所谓超越，就是离开、高于现实的现象层次来理解现实。如马尔库塞所说，要完全“超越”现存社会，追求一种“质的变革”。事实上，任何理解都必须是超越。在同一现象层次上不可能理解这一现象，而跳出界外观之，高于现在才可以突破现在的局限。“一个理论必须不仅仅是一种推测：它不能一望即知；在诸多因素中，它涉及一种系统的错综关系；而且要证实或推翻它都不是件容易事。……被称为理论的作品的影响超出它们自己原来的领域。”[128]如此，回归与超越就构成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基调，本书即是从时间、空间、主体和话语入手检视此过程，将殖民者/殖民地、殖民/非殖民化[129]、话语霸权/反话语、东方/西方等放到思维的平台上，在追溯中反思，在比较中批判，在解构中建构——建构一个超越之后的文化的新版“地图”[130]，如此构成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主旋律。

在这样的主旋律中，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有多个音阶。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来说，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是一种深沉的文化研究。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乔纳森·卡勒在其《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中专设一章来讲“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问题，他指出，文化研究“是人文科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可能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到一边去了”[131]。卡勒认为，“文化研究是从文学研究中生成的”[132]，同时，“文化研究就是把文学分析的技巧运用到其他文化材料中才得以发展的”[133]。但从外延来看，“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134]。因此，卡勒总结道，“文化研究存在于两种愿望之中。一种分析家的愿望是把文化作为一套标记符号和与人民利益脱离的实践来分析，并且创造出人民逐渐接受的愿望；另一种分析家的愿望是在通俗文化中找到价值观的权威表述”[135]。刘小枫在其专著《拯救与逍遥》“引言”中也提出类似的观点，“文化的研究显然有两种不同的层次：一种是考察文化的历史事实，另一种是寻访文化的历史事实中所蕴含的价值意义。……探寻文化的价值意义、重新建构文化形态的活动始终与人的现实处境有关。它的要求恰恰不是把历史文化还原为历史事实，而是使历史事实中的意义透显出来。意义的追寻是人类活动的本质。人正是通过文化的建构活动来超越给定的现实，修正无目的的世界，从而确立人自身在历史中的价值意义。因而，这种层次的文化探究是更为根本、更为首要、更为文化性的”[136]。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变来自文学功能的变异。文学，在中国的儒家思想那里，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载道的工具。无独有偶，西方的殖民思想在向东方渗透中也自觉不自觉地走上这样的选择，那就是在文学中，将西方的强大、自律、文明、高尚和东方的孱弱、宿命、懒散、低下、愚昧以文本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在大量的文学生产中，将代表着这些思想的东西循环、重复运用以及形成某种符咒，在审美性地“教化”东方的同时，而且将自己也“感动”了，于是西方穿上衣服，来到东方，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化上、意识上的对东方的“霸占、强奸”。由于其长期的努力、经济上的发达和语言的推广，因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霸权”。于是，我们就会在东方看到描写渗透西方强大、文明而东方卑贱、落后的文学。同样，我们也会在西方看到渲染西方强大以及教导西方人如何“御”东方女人的文学。文学，这一人类精神神圣的殿堂，被庸俗的政治学、社会学所占据，变成了小丑，文学在自杀。

因此，文学变异的现实就决定了后殖民文学或文化批评理论处在这样一种文化探究层次上：它从对殖民主义文化历史事实的考察出发，探询殖民主义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所有价值意义，在解构、修正、超越过程中试图建构文化发展新的平台。当然，正如所有生理的和社会的变动都在某种类似人一生的历史样态中发生着，自然而流畅，文化，或者文明，也是在这样的繁杂和喧嚣声中发生、发展和延续着。这个过程既有逆流而上的高歌猛进，也有顺流而下时的酣畅淋漓，当然也有平流时的舒缓深沉。而且，文化或文明这条河流不同于自然河流的复杂性就在于，这三种情状往往是同时存在的和彼此置换的。而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的任务，就是要在这样的共存和置换的组合中，进行不同层面的文化运行的考古，检索出三种或多种界面的重合与分野之处、置换之理、未来之势，从某个或某些视点出发进行某种疏浚、去蔽、阻遏的抑扬动作。而所有的文化批评者站在不同的视点上所进行的这一系列的检索和批判就成了自然、社会河流之上的另一条河流，即文化批评的河流。它悬浮在上，所做的却是最终促使文化的发展沉凝、稳健的工作。刘小枫的分析给我们的启示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即是文化研究的第二层次。正是对殖民文化和后殖民文化现实的审读，文化研究者从文学解读、欣赏层次进入了文化价值意义的探寻和理论重构。

卡勒在《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中对理论的意义归纳为如下四点：第一，理论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的话语；第二，理论是分析和话语——它试图找出我们称为性，或语言，或文字，或意义，或主体中包含了些什么；第三，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而然的观念的批评；第四，理论具有反射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137]卡勒关于理论的结论也在这里说明了本文的一个性质：是关于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研究，而非后殖民文化批评。在这一点上，本书赞同王逢振的观点，他在为“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写的总序中认为，“‘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地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与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