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内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研究的不足

丰林在《后殖民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响》一文中指出，“当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话语受到中国学界的接纳和重视时，当中国学界把自我的批评视界重新架构到东西方或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关系之上时，他们没有全面而深入地介绍和审视后殖民主义本身，而是更多地关注新理论话语的批评实践功能，关注新话语与中国当前文化和文学状况的结合，从而或展示一种新的批评价值，或追求一种理论话语的深度，或体验一种对话的意境。从这一基本情形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学界接纳后殖民主义的动机和特征，也不难发现中国学界的后殖民主义是一种什么样式，它给中国学界的批评话语带来了何种变革性意义，以及它可能具有的某种局限性”[106]。这段话颇富深意。在中国探讨后殖民理论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即是，在西方乃至全球性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研究图景中，中国在哪里呢？在整个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探讨和批评中，中国的问题似乎“因为缺席而非常醒目”。正是基于中国并未如印度一样被彻底殖民过，所以才有诸如在中国没有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或者说在中国谈论后殖民不合时宜的说法。如果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并不能作为在中国探讨后殖民状态和理论的理由，那么我们只能说，这种观点似乎在否认中国被殖民统治的历史，持这样观点的人尚不知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为何；如果没有认识到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在西方资本的牵引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弱于美国的“第二世界”的国家所上演的“文化皮影戏”，即所谓的文化新殖民主义的威胁，那么说“在中国谈后殖民不合时宜”也就自然而然了。诚如罗钢和刘象愚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一书“前言”中所说：“尽管后殖民主义仍然属于西方思想界内部的一种派别，但与我们过去接触的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却有一点根本的区别，这就是它所关注的基本问题，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的文化关系，是超越西方的，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他们认为：“假如说我们对前一时期西方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争论还能采取一种较为超然的隔岸观火的态度，那么，今天后殖民主义所讨论的种种问题，对于我们这个曾经在历史上遭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占领，有着屈辱的半殖民地经验的民族来说，却是有着切肤之痛的，是不能袖手旁观的。”[107]

两位学者不能“袖手旁观”的论点和论证过程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与“后殖民”理论并非“拉郎配”。考察中国关于殖民文化的思考和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研究，我们会发现中国不仅有后殖民现象，而且有后殖民文化批评，最主要的，中国有自己的关于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思考。但我们首先面临的，也是本文所要试图研究的，是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归结如下：

第一，术语混乱且各取所需。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理解还处于初级，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所涉及的很多术语的含义和适用范围尚不清晰，而且由此造成很多的误读，从而使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受到极大的局限甚至走向反面。理论自身成了战场，理论沦为学术策略，学术话语变成政治话语，并且有被排挤出局的危险。第二，屋下架屋且圈内割据。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原本是一个总成性的理论，但由于缺乏整合，用西方的各种理论注解后殖民，造成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支离破碎或者肢端肥大（比如过于强调其后结构主义特色而忽视其建构性）。第三，理论性批评过多而缺乏理论建树。从内容上，国内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运用主要是截取其只言片语进行简单的关于民族主义、全球化以及文化新殖民主义的争论，众声喧哗，虚拟繁荣，欠缺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浓厚的人文思想和终极意义的开掘；缺乏系统理论支撑的批评是苍白和危险的，大大弱化甚至偏离了作为一种深度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针对性和终极意义。

简言之，东方学家的“指鹿为马”（“东方”不是东方）与“刻舟求剑”，西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家的“隔山打牛”（解构主义）、“指桑骂槐”，以及国内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家的“缘木求鱼”、简单化的“拿来主义”、“海市蜃楼”以及“画地为牢”等，共同构成了当前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研究的现状。具体来说，中国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现状是，译介较多，批评较多，研究虽有一些，但缺乏整合。即使译介也是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和观察视点出发进行粗略的介绍，缺少对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理论的后殖民理论的系统性介绍，包括它的理论根源、批判话语、重要人物、理论宗旨、意义与不足等。更缺少在系统介绍的同时深入地站在第三世界与被殖民者的角度的发声。因此，在当前围绕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进行的讨论中，更多的是操持着西方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话语碎片所做的不痛不痒的浅层文学和文化批评，不仅显现出理论后劲的不足，而且在很多时候不小心就跌入了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所批判的东方学的话语陷阱中去，做了所谓西方普适主义、本质主义、民族主义（东方学的三驾马车）在东方的代言人。如此，不仅不是进行所谓的后殖民文化批判，而且是东方学的翻版和共谋。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研究呼唤“混元一体”的思考，需要一种深入而系统的理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