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传播格局：殖民传播的文化逻辑及其后果
从殖民传播体系到新殖民传播体系的演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宰了全球传播格局的形成和调适，在此过程中，传播与殖民的耦合关系也充分彰显于经由传播网络达成的信息/文化流通和经由市场网络达成的商品流通的耦合关系当中。
该传播格局并非总是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宣扬的那样平等、自由和普适，体现出下述特征：第一，从理念指引来看，它以美国传播学为主导，注重传播的“效果”和“功能”，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第二，从基础构架来看，它依赖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平台的更新，而以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智能手机、虚拟现实技术为代表的先进传播技术和传播平台不仅牢牢地掌控在微软、苹果、高通、Alphabet（谷歌母公司）、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全球性媒体、文化或通信公司/平台手中，而且其设计逻辑本身就是扩张的、快速迭代的，体现了资本的内在逻辑和全球野心；第三，从范围和布局来看，它跨越了国界、消弭了时空阻隔，将全球的信息和文化领导权集中于实力雄厚的跨国媒体集团，将信息、文化和服务源源不断地输入其他国家和地区，占据甚至超越国家的话语权；第四，从权力关系来看，它构造了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中心-边缘关系，使后者陷于传播制度、传播技术、传播内容、传播资本、广告，以及传播评判标准等的多重依赖之中，因而丧失了内生的发展动力；第五，从经济和文化后果来看，在对劳动分工和世界工厂的组织中，它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并将消费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兜售到世界各地；第六，从社会生产角色系列来看，传播体系实现了华丽的转型，从依附变成主导。从早年传递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奔跑着传递信息的奴隶、威尼斯码头上出售航期信息的二道贩子、美西战争期间的黄色新闻散播者和战争“制造”者以及便士报时代以来信息和娱乐的传递者等角色，转化为社会权力的“无冕之王”、政治权力的“第四等级”；由若有若无，也可有可无的空气，转变成了空气本身——还是空气，但却是须臾不可少的空气，是家庭的“第五壁”、政治的操盘手、经济发展所需资源最上游的信息资源；当学生毕业从墙头跳向社会海洋之后，就被传播体系所接管，甚至，在新兴融媒体技术条件下，大众传播早已跨越教育围墙，消弭了知识传播和大众信息传播的边界，在主体性的培育过程中发挥着坚强而巨大的宰制作用。
可以说，“殖民-殖民主义”与“传播-传播体系”两大概念群的关系再现，实质性地反映了广义人类发展思想史与传播思想史的汇流乃至重构，它们同属广义“文化”概念群且都在推动文化变迁上发力，我们可以尝试从“文化变迁”的动态视野介入，来再现或重构这个断面。全面、恰切地把握殖民传播体系：首先需要从思想史的视野了解“殖民”和“传播”的耦合与体系化的过程；其次，同时兼顾殖民视野下的传播与传播视野下的殖民两条思考路径；第三，认真审视殖民体系和传播体系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历史性的合流以及变异。这也是理解全球传播格局，把握殖民传播的文化逻辑及其后果的密匙。
[1] 有修订。原文发表于：姜飞，刘丹凌，《后殖民之后：全球传播体系的文化批判》，《现代传播》2021年第9期，12—22页。
[2] 参见韩志磊：《后殖民主义之后》，《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0期。
[3] 转引自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 实践 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
[4]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加雷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5]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6] 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7] 李应志、罗钢：《后殖民主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
[8] 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4—77页。
[9]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 实践 政治》，第3页。
[10] 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王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译者前言第8页。
[11] 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译者前言第8页。
[12] Raka Shome and Radha S. Hegde,“Postcolonial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Charting the Terrain, Engaging the Intersections, ”Communication Theory, Vol.12, No.3, 2002, p.249.; Shanti Kumar,“Media, Communication,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in Robert S. Fortner & P. Mark Fackler, eds., The Hand book of Media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West Sussex: Wiley Blackwell, 2014, p. 380.
[13] 雷蒙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试图解释为何欧亚文明最终能够可以存活下来并战胜其他文明，记录了现代世界及其诸多不平等行程的原因。
[14] Rae Lynn Schwartz-DuPre & Shelby Scott,“Postcolonial Globalized Communication and Rapping the Kufiyya,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vol. 8, No. 3, 2015, p.335.
[15] 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6] 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第4页。
[17] 姜飞：《如何走出中国国际传播的“十字路口”》，《国际传播》2016年第1期。
[18] 哈罗德·伊尼斯著，《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4页。
[19]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165页。
[20]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165页。
[21] 有学者将这个阶段称为后殖民时期，本文从广义上将后殖民视为一种“理论与批判的场域”，为避免混淆，我们将历史分期中的后殖民阶段称为“新殖民时期”。
[22] 参见阿芒·马特拉：《全球传播的起源》，朱振明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陈卫星代译序第4页。
[23]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加雷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第76—77页。
[24] 阿芒·马特拉：《传播的世界化》，朱振明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25] 阿芒·马特拉：《传播的世界化》，第17页。
[26] 参见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欧洲史》，蔡鸿滨、桂裕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324页。
[27] 参见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欧洲史》，第337页。
[28] 参见杨席珍：《资本主义扩张路径下的殖民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批评视角》，2010年浙江大学博士论文，第39页。
[29] 参见达雅·屠苏：《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董关鹏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30] 参见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詹姆斯·W.科塔达编：《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的力量》，万岩、邱艳娟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第42页。
[31] 参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4—45页。
[32] 王炎龙：《西学东渐：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历史阐述》，《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
[33] 张弢：《论传教士报刊对近现代中国新闻事业的传播示范》，《现代传播》2015年第9期。
[34] 罗伯特·E.帕克：《移民报刊及其控制》，陈静静、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35] 参见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二卷），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第724页。
[36] 参见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6—252页。
[37] 参见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欧洲史》，第357页。
[38] 参见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欧洲史》，第34—39页。
[39] 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83页。
[40] 参见达雅·屠苏：《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第20页。
[41] 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42] 参见达雅·屠苏：《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第21—22页。
[43] 参见阿芒·马特拉：《传播的世界化》，第18页。
[44] 阿芒·马特拉：《传播的世界化》，第22页。
[45] 法绍达（Fashoda）位于苏丹境内的尼罗河口岸。1898年7月，法国殖民探险队在马尔尚（Marchand）船长率领下抵达上尼罗河。9月，法国探险队遇到基奇纳（Kitchener）将军率领的英国-埃及联军，后者目的是占领整个马赫迪派地区。法国探险队起初拒绝退出法绍达，后来在法国外交部长指示下撤离。1899年3月21日，法英签订协定，把整个尼罗河盆地划为英国势力范围。
[46] 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第18页。
[47] 罗伯特·E. 帕克：《移民报刊及其控制》，第5页。
[48] 参见达雅·屠苏：《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第35页。
[49] 参见达雅·屠苏：《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第34页。
[50] 阿芒·马特拉：《传播的世界化》，第20—21页。
[51] 参见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52] 参见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
[53] 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刘象愚译序第36页。
[54] 转引自高岱：《“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考释》，《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5] 参见David Harvey，The New Imperialism，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2，26-96；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新”在何处？》，覃诗雅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
[56] 欧内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57] 阿芒·马特拉：《传播的世界化》，第1—2页。
[58] 参见姜飞：《传播与文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页。
[61] 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72页。
[63] 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刘晓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8页。
[64] 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第3页。
[65] 参见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1—187页。
[66] 张中宏编写：《法国新右派的哲学基础》，《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2期。
[67] 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5页。
[68] 转引自伯尔尼德·哈姆、拉塞尔·斯曼戴奇：《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统治的政治经济学》，曹新宇、张樊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2页。
[70] 爱德华·赫尔曼、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甄春亮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71] 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邢立军、方军祥、凌金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赵月枝序第5页。
[72] 2016年10月24日晚，丹·席勒在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座中阐释了该观点。
[73] 曼纽尔·卡斯特：《传播力》，汤景泰、星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2013版序言第i——ii页。
[74] 姜飞：《精神上的屋前空地——零碎时间的文化意义》，《人民论坛》2017年第12期。
[75] 姜飞：《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童兵先生商榷》，《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
[76] 吕祥：《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与美国对外宣传》，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3—236页。
[77] 姜飞：《如何走出中国国际传播的“十字路口”》，《国际传播》2016年第1期，第37页。
[78] 吕祥：《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与美国对外宣传》，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第236—239页。
[79] 参见赵良英：《美国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及其启示》，《新闻前哨》2015年第10期。
[80] 参见程曼丽：《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特点及其对华传播战略的转变》，http://mb.yidianzixun.com/home?id=0IKdMrPV&page=article,2018.2.8/2019.5.18。
[81] 姜飞：《如何走出中国国际传播的“十字路口”》，《国际传播》2016年第1期。
[82] 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第17页。
[83] 安东尼奥·内格里：《超越帝国》，李琨、陆汉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页。
[84] 参见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
[85] 参见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86] 参见Dan Schiller, Digital Capitalism, Cambridge, London: The MIT Press, 1999。
[87] Lyotard, J.-F.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5.
[88] 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常志霄、沈群红、熊义志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6页。
[89] 参见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90] 参见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7页。
[91]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