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问题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等一系列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了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历史任务，并将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其重要内容和实现路径。
这些基本国策的提出和践行过程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即大众传媒（media）和新兴信息传播媒介（medium）已经历史性地被赋予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宏伟画卷的“织女”角色，朝向我国两大理论问题的解决：从国内传播来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实践有效“织锦”，进入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而实现历史传承的有机性、发展的和谐性；从国际传播来看，将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实践有效“织锦”，进入世界文化地图而实现彼此尊重、合作共处。这两大问题不仅是复兴中华文化、重申民族自信的文化政治学问题；也不只是重塑国家形象、建设国家软实力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在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传播与文化格局中深刻反思和战略应对文化霸权、提出中国传播观、更新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全球文化传播秩序的努力，是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传播同构，促进全球治理体系良性变革的传播支撑和向全球贡献中国智慧的综合性问题。
但是，这样前进的进程依然波诡云谲，西方主导的全球文化霸权遮蔽了领土和利益诉求结构成为新型殖民关系建构的枢纽，而文化霸权中的全球传播领导权则在传播生态的自身变迁及其重要性的外显和普及过程中，日益成为他者认知殖民关系和批判新型殖民主义的关隘和锁钥。文化领导权的缺失是众多新独立国家、新自治民族挥之不去的深层次阴霾，使它们在西方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和消费主义文化统领的价值体系中陷于深层的主体危机和依附困局。如果说殖民时期，西方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维度的宰制与被宰制关系；那么后殖民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之间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主导与被主导关系。[2]这也揭示了朝向解决上述综合性问题无论如何也无法逾越过去的“后殖民”批判历史使命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后殖民”这一术语首次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政治理论，用以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了欧洲帝国束缚的国家的尴尬处境[3]，并开启了后殖民之后全球发展道路的反思性重建进程。在比尔·阿希克洛夫特（Bill Ashcroft）、加雷斯·格里菲斯（Gareth Griffiths）和海伦·蒂芬（Helen Tiffin）1989年出版的合著《逆写帝国》（The Empire Writes Back）中，“后殖民”涵盖了“自殖民开始至今，所有受到帝国主义进程影响的文化”，[4]指向一种“话语群组”。[5]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梳理了“后殖民”的三种用法：一是描述曾经是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包括第三世界以及诸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与第一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移居者的殖民地；二是描述殖民主义时期之后的全球状况；三是描述论及上述状况的一种话语，这种话语是通过这些状况产生的认识论和精神的方向来传达的。[6]从“后殖民”术语的使用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从最初的历史分期演化为一种“理论与批判的场域”，[7]包含着视点的拓展——从空间视点（领土、民族）、时间视点（殖民与后殖民时期）、主体视点（殖民者、被殖民者）到话语视点（话语表达、传播机制，知识与意义生产方式），[8]以及基于这些视点对西方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政策之反思与批判的深入。因而，“后殖民”常常被冠以“主义”和“批评”之类的后缀，用以观察、审视和叩问种族、民族、帝国、移民和族性与文化成果的相互关联，[9]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进行猛烈的揭露和鞭挞。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诞生，90年代初介绍进入中国，曾经一度被视为激进斗争武器和重要救赎力量的后殖民文化批判逐渐从大众启蒙和文化批判的广大场域被压缩到了学术小群体精英话语，其批判效能被严重压抑和扭曲。一方面是因为后殖民所包含的既是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和扬弃，同时在这种批判和对抗中又孕育了一种新的殖民形式，也即之于第一世界的反殖民，而之于第三世界的则是新殖民[10]，本身抵制这种反拨的力量；另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维度，后殖民批评更多聚焦文学和文化状况，[11]而忽视了其中的传播维度，殖民文化后果与资本主义的传播体系、传播机制之间的重要关系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阐释，正如拉卡·休默（Raka Shome）、拉哈·海婅（Radha S. Hegde）、珊迪·库玛（Shanti Kumar）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后殖民研究中的传播维度一直比较缺失，传播研究中的后殖民议题也同样缺失。[12]这使得后殖民理论无法深刻揭示当今的国际传播格局是如何在殖民主义的逻辑框架下建立和演化的，而这种传播体系和格局又是如何为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滋长、蔓延和肆虐提供温床和通道的。事实上，剥离后殖民语境，国际传播、跨文化交流/交际被漂白为温和、中性的理论和实践场域，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过程、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入侵得以穿上信息自由流通、多元文化碰撞的合法化外衣，摆脱了枪炮、病菌和钢铁[13]所表征的魔鬼面孔，以播撒“文明”种子、助推“发展”进程的天使之颜重现于世间。于是，全球化话语越来越淹没后殖民研究，[14]甚至成为扩张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霸权的饰词；[15]跨文化传播与交际堂而皇之地铺平了消费主义文化行销全球的道路。事实上，全球化不过是以一种变化的范式取代了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即从欧洲中心主义向美国中心主义的转向，并没有对过去延续下来的问题或在这种体制下文化冲突的增长提供任何解决方法。[16]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等学者开启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和研究也摆脱不了美国战略传播的扩张意图，但也正是这样一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人群和文献，丰富和补充了单纯依赖国家力量、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进行文化传播的“国际传播”的缺陷和不足。[17]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需要解决的两大历史问题，亟须国际传播视角才能看清楚，才能引入来解决；同时，中国提倡的以民族文化重建、民族价值重构为基础的新型国际传播观也遽然具有了超越本土的世界思想意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的理论阐明与实践总结，是对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之后世界传播格局深入反思的结果，是对殖民主义传播体系及美国战略传播计划之批判，也是在后殖民之后为全球传播和文化发展提出另类选择（alternative choice）的尝试，意在从根本思想上解决不平衡的传播关系与文化格局固有的冲突和困境。
综上，本文作者在后殖民视角下将传播引入，同时，在传播研究的系谱中纳入后殖民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对剥离后殖民语境的全球传播想象边界予以突破，全面、历时性视角阐释殖民传播体制的建构；同时超越后殖民研究的“中心-边缘”视野和话语批判维度，站在更加复杂和多元的实践基础上，厘清和再现迄今发挥决定性影响力的国际传播格局；最终，通过对殖民传播体制的后殖民批判，全息呈现其建立和传承至今的历史脉络、权力关系、文化逻辑和综合影响，结合当今国际形势和趋势，提出后殖民之后的中国国际传播观。具体而言，本文尝试透过后现代性的历史及文化地理视角，将“帝国”的知识工程和文化现象纳入国际政治经济权力关系建构的宏观结构中进行考察：一方面，借助“殖民传播”概念观照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传播体系的双向耦合关系，从传播维度梳理全球性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当代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勾连关系，聚焦种族、空间和知识生产的殖民与反殖民是怎么样、以什么方式中介传播实践进行的，从而对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战略进行批判性全面反思。另一方面，基于中国视角，在勾勒新媒体重塑社会构型特征的同时，探索新全球化结构中可替代性的空间、社会和文化版图组构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后殖民之后”国际传播新格局的可能性和路径，为提出中国的传播观做出某种尝试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