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写作乃我的精神家园

单霁翔：1954年生，历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局长（2002—2012）、故宫博物院院长（2012—2018）等。现任中央文史馆特约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2005年3月，获美国规划协会“规划事业杰出人物奖”。2014年9月，获国际文物修护学会“福布斯奖”。出版《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万里走单骑：老单日记》等著作50余部。

每年在世界读书日这一天我都有机会参加一些相关的活动。其中记忆犹新的是2012年4月23日的第十七个“世界读书日”。那天在北京房山区石楼镇二站村的贾公祠内，百余名中小学生齐声诵读经典诗词：“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朗朗诗书声，既是献给“世界读书日”的礼物，也是祝贺贾岛图书馆开馆。

回想贾岛图书馆的设立，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1999年深秋，我的父亲因病去世。父亲毕业于前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文学系，但是为生活所迫，一生没有能够从事文学研究。父亲一生热爱中国古典文学，敬佩学者、诗人，阅览群书，通过诗词以明志。父亲也是藏书爱好者，所居住的房间里和走廊上，摆满书架、书柜。晚年退休以后又订阅各高等院校校刊等学术资料，希望写一部研究古典诗词的专著，然而最终未能实现，留下了大量书稿。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了“于今卜兹一抔土，幸近唐僧推敲眠”的诗句，开始我并不解其意。直到父亲在病危时向我说出两个愿望，一是把一生所藏图书捐赠给图书馆，二是将骨灰埋葬在房山区石楼镇二站村的贾岛墓旁一段时间，我才理解父亲所说的“唐僧”是贾岛，将骨灰埋葬在贾岛墓旁一段时间，竟然是希望追随贾岛学习诗歌。

据史料记载，贾公祠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为纪念唐代著名诗人贾岛而建，但是早年已经被拆毁。1999年我寻访贾岛遗迹时，只在村庄南侧的荒坡上找到了两座石碑，一座立着，一座躺倒在那里，显得那样无助。访问当地乡亲们，他们似乎对于诗人贾岛，以及贾岛与村庄的地缘关系不甚了解。我满足了父亲的遗愿，父亲在贾岛墓旁停留了10年，直到2009年母亲去世以后，才把父亲的骨灰再次请出来，在北京昌平选择陵园与母亲合葬。这一过程引起当地人对贾公祠的关注。全国劳动模范田雄先生筹措资金3200万元，对贾公祠进行了修复，并建成贾岛公园。

2009年，我再次来到贾岛公园时，注意到贾公祠内不少建筑闲置在那里。联想到2007年，我访问云南腾冲时，被一座建设于乡村的图书馆所吸引。1928年，在艾思奇先生的故乡，由一些有识之士捐建了一座图书馆，即和顺图书馆，经过80年发展，拥有藏书8万余册。这座小小的图书馆迎接着来自十里八乡的读者，成为一处难得的文化天地，特别是孩子们在图书馆里汲取知识、阅读人生，日后很多人成长为社会栋梁之材。于是，我决定发起在贾公祠筹建一座乡村图书馆，让附近的孩子们能享受到阅读的乐趣。

几十年来，读书、写书，日积月累，在我家里存放的图书就变得“堆积如山”，堆在地上的“书山”达到2米多高，已经难以想起藏在“山”里的是什么书籍，甚至开始担心楼板的承重问题。这一状态使我开始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收藏书籍究竟为什么？书籍是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文化资源。大量看过的书籍，或根本没有时间看的图书，堆积在那里，事实上有损书籍的尊严，物尽其用才是最好。于是在2012年春节，我和夫人花了7天时间，整理出7000多册图书，作为第一批书籍捐赠给贾岛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的两位老院长——张忠培先生和郑欣淼先生也是第一批图书捐赠者。

贾岛写诗，以刻苦认真著称，在众星璀璨的唐代诗坛拥有独特地位，为后世留下许多佳作，其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是人们最熟悉的“推敲”的典故。人人皆知贾岛作诗下苦功夫，希望今日的青年人在贾岛图书馆潜心读书，远离浮躁，善于因借，多下苦功，成为明日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材。郑欣淼先生是中华诗词学会会长，他发扬贾岛的“推敲”精神，在诗人浩如烟海的诗词中，选择诗句“朝来重汲引，依旧得清冷。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苦辛”中“汲引”两字，作为贾岛图书馆内的图书室名称。“汲”是“从井里打水”的意思，“引”是“招来”的意思，“汲引”一词对于图书馆来说颇具深意。这座“汲引室”，以收藏文物、博物馆类的图书为主，希望能够帮助青少年更多地认知历史、认知祖先、认知祖国，弘扬光大中华五千年文明。

当年，我到香港看望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时，谈到贾岛图书馆的筹建。他老人家十分高兴，认为在农村地区建设图书馆很有意义，于是挥毫题写了“汲引室”三字，并将他的著作捐赠给贾岛图书馆。2013年7月我再次赴香港访问时，向饶宗颐教授呈上了捐赠证书。随后一些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媒体记者、房山游子加入到捐赠的行列，我也多次捐赠图书。大家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使这些历史、文化、文物、博物馆等方面的书籍，与农村的孩子们更加亲近。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曾自问：“天堂是什么样？”自答：“天堂是一座图书馆。”应该说贾岛图书馆就是一片文化绿洲，是给今天的，也是给未来的。

在2020年“世界读书日”，我出版了新书《我是故宫“看门人”》，有的朋友向我表示祝贺，还说我近年来是高产的作者，不仅出版了很多专业著作，而且也有作品面向大众读者。其实“读书加写作”是我多年以来的生活习惯，每天必须读上两三个小时的书，写下一些东西，几十年下来，自然而然就写作出版了几十本书。每天吃过晚饭，沏上一杯茶，摊开喜爱的书籍，打开电脑，这是我每日最美好的个人时光。如果是出差在外，我会选择不住套间，除了考虑节约之外，还有一个私人原因，就是减少不必要的应酬，避免接送的人员在房间内坐下来聊天，会占用彼此不少时间，还不如索性房间内没有地方坐下，大家各干各的事。在生活中这样节约时间的“窍门”还有很多。

长期以来，我面对的工作任务一直比较复杂和繁重，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因此保证读书时间就成为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慢慢地掌握了一套应对的办法。一是密切结合正在进行的工作来读书和写作，形成“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习惯，也就是带着研究的意识来推动工作，带着课题的意识来破解难题，相互促进，收获很大。二是想方设法挤出时间用于读书和写作。例如我基本不在外面吃饭，因为在家里和单位用餐20分钟就可以解决；我的家里长年没有客人，争取所有事情在单位解决。总之，大量时间是可以“挤”出来的。三是锻炼出“特异功能”。有的人喜欢在路上看风景或思考问题，我喜欢在路上打字。一般只要车轱辘一动，有10分钟以上的车程，我都会打开电脑开始写东西。每天上班、下班来回的路上，总能写上几百字吧；出差一次，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总能写上上千字吧。日积月累，收获大量时间。因此可以说，我写作的内容大部分是在路途上完成的。那么为什么说我有“特异功能”呢？因为有一次从西藏的江孜到贡嘎机场要翻过5000多米高的雪山，4小时车程，我只休息了20分钟，其余时间一直在打电脑，而其他同事在盘山路上则处于晕车状态。还有一次乘船去西沙群岛调研，船上也只有我在写东西。这些被同人看在眼里，于是我就被他们说成有“特异功能”。其实每个人都有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关键是如何用意志把自己拥有的潜能给激发出来。

“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支撑着我面对繁杂的工作状态，一路前行走到今天。不断出现的问题、不断凸显的矛盾和不断涌现的挑战，将时间撕裂成块块“碎片”，甚至一天之内需要几次“脑筋急转弯”。如果不能针对闪过的想法，及时停下来深入思考，如果不能面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静下来深刻反思，就必然会陷入疲于应付、不堪重负的境地。因此读书、思考、写作、归纳，成为每一天的必修功课。将考察的感想、调研的体会、阅读的心得及时记录下来，这是一次次思绪的梳理，也是一次次认识的深化。持之以恒，长久坚守，居然积攒下上千万字的记录，包括论文、报告、访谈、提案，林林总总，其中既有“一吐为快”的真实感受，也有“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还有“临阵磨枪”的即席表达，汇集起来，不但是一个时期实践经验的点滴记载，而且是一个时代事业发展的综合纪实。

实际上，“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作为一种有效的读书和研究方法，来源于吴良镛教授所倡导的“融贯的综合研究”理论指导，就是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重研究实践中最紧迫的理论问题，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和梳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新的有效策略和可行路径，使制约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不断得以解决。事实上，无论拥有多么宏伟的发展战略、多么辉煌的前景设计，都需要落实在持续的行动和具体的细节上。只有把每一项工作都与精细化管理挂起钩来，把桩桩件件事情都做得细而又细，才能获得持续发展，这是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获得的体会。

今天，我们处在影像和电脑时代，习惯于读图和敲击键盘，按动手机接收信息，但是对于阅读能力，只能加强，不应削弱。今天阅读的内容早已从无所不读的泛读时期，进入有所挑剔的选择时期，更加注重理性阅读。目前我对于读书的范围有所选择和约束，在专业方面，主要阅读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方面的图书；在事业方面，主要阅读文物和博物馆方面的图书；在趣味方面，主要阅读文学和文化艺术方面的图书。带着需求和问题意识读书，可以启发思考角度，完善知识结构，更能从阅读中得到帮助。

面对这些海量且繁杂的“原生态”记录，我早已萌生出系统归纳的愿望，离开一线工作岗位，使我获得了最为珍视的时间，大量希望能写出来的题目也就纷纷涌来。虽然是个人体会与观点的汇集，但是来自团队智慧与经验的集合，把这些内容生动地整理揭示出来，是我应尽的责任。坚持阅读与思考统一、读书与运用结合，根据不同内容进行分类归纳，才能把零散的东西变为系统的，把孤立的东西变为关联的，把粗浅的东西变为精深的，把感性的东西变为理性的。

我们的前辈学人，把写作出版的事看得很重，无论写诗还是著书，反复琢磨，反复斟酌，讲究“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努力达到最佳。这也是当年父亲赞美贾岛的“推敲”精神，而对自己的著作迟迟不愿出手的原因。实际上，文物系统的一些老专家学者尽管著述宏富，但是对于自己的论文和专著，总是反复“推敲”，希望自己的观点经得住历史检验，而不能误导后人。在这方面我自愧不如，建筑师、规划师出身的我，总认为无论建筑还是规划，都被称作“遗憾的艺术”，随着时代进步而落伍，无论观点还是评论都具有时效性，用于解决当下的问题，于是想说就说，想写就写，因此不免降低标准，往往留下遗憾。

事实上，任何理论问题都源于现实问题，任何现实问题都蕴含着理论问题。以理论的方式面向现实，揭示出内在规律，就总会有读不完的书、想不完的道理、写不完的体会。乐此不疲、欲罢不能，成为我长期以来生活的真实写照。长期保持读书的习惯，可以感受到对于生命的滋养和呵护。本来对于事物探究的兴趣是读书的基础，如果没有探究的兴趣，也就不会有真正的读书生活。反之，只要读书生活形成趣味，就必然能够从中享受快乐，读书的爱好也就具有坚实的基础。因此，我始终认为阅读是一种精神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享受，能够帮助我们全方位地认识人生，了解社会，探索未来。

肖复兴老师说：“像我们那一代人，每一个喜欢读书的人都会有自己关于读书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初，16岁的我从农村回到城市，成为北京远郊一座工厂的工人。精力最旺盛、求知欲最强的8年时光，却无学可上，渴望读书的心情，恐怕今天年轻的朋友们难以感受得到。但是，我始终感恩2年农村生活、8年工厂经历带给我终身受益的生存智慧，没有荒度。上世纪70年代末，对于25岁才进入大学校园的我来说，“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成为读书的动力；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本科留学生，“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成为我读书的动力；进入新的世纪，将近50岁还能和年轻同学在同一教室读博士研究生课程，“人生能有几回搏”成为我读书的动力。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应伴随终身，既不能着急，也不能松懈。丰富的书籍，就像一双巨大的手，始终推动我快乐地面对新的一天，满怀信心地走向明天。人生永远有如此强大的后援力量，多么幸福！中国文化历来崇尚读书。读书和美好生活本来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读书是通向内心宁静的一条捷径，滋养精神生命，让人们真正感到幸福。

生命有限，读书需要动力，需要目标。人生关键节点往往只有几步，感恩祖国，感恩时代，感谢恩师，感谢同人，使我遇到这么多读书的机遇，使我得以如饥似渴、心无旁骛地读书，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一路走了下来，不断满足永不知足的“读书瘾”。“身体靠锻炼，心灵靠读书”，阅读是一种享受，更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流。

《我是故宫“看门人”》记录了我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期间的真实感受和体会。在紫禁城建成600周年之际，与大家分享，应该说也是一种积极的交流方式。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谢辰生、耿宝昌、吴良镛三位即将百岁的老人。三位先生不但同龄，更是同样为保护和弘扬中华文化而奋斗一生。几十年来，他们是我前行道路上的灯塔，指引我坚定前行。此次三位先生又为我的新书写了寄语，鼓励我继续努力。

附：

吴良镛教授在《良镛求索》一书中对我的学习生活有一段描述，他写道：“在这里我想谈谈我接触较多的文化遗产领域的专家单霁翔同志。单霁翔早年是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最初在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工作，后来又去北京市文物局，此后相继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国家文物局等担任领导工作，在城市规划和文化遗产保护两方面都有颇深的造诣。在文物局期间，他经常根据自己的学术观点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些重要的大事，我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大遗址保护，便是其中意义重大的一项。我自1950年代初即与文物界人士交往，也参加了一些重要的会议，对文物事业一直很关心，这也是源于我本人热爱传统文化的个人情感，因此，我与单霁翔有很多共同语言。因此，我邀请他做我的研究生，2008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当时我在论文评语中写道：‘本论文特点在于作者撰述上述观点时，从中国历史与现状出发，针砭时弊，畅所欲言，提出一系列带有开创性的建议。论文作者视野开阔，立论严谨，逻辑清晰，文章铿锵有力，有独立思考、甘苦自得之论……当前有关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文化的论述并不少，侧重点不一，学术思想立足点不一，但将各方面的问题加以联系，指出明确发展方向之论述并不多见。论文是作者在长期从事政府城市建设与文物管理两方面工作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实际经验，长时期思考求索而成的’。在他担任了10年文物局局长之后，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上任之后推行‘平安故宫’、建设故宫北院、成立故宫研究院，等等，故宫的文物活了，人也活了。我非常欣赏他这种学术视野和推进文化事业的魅力。除此之外，他笔耕不辍，每年都有不少重要的文章发表，他曾撰文阐述‘有机更新’理论、广义建筑学、人居环境科学、‘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理论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贡献。他至今已出版39部著作，并在全国各地举行数百次演讲，孜孜不倦，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与思想。他的思想和工作，对于我所从事的事业也有重要的启发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