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2章
我的学院哲学入门
我的形而上学问题位于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之中，而牛津的哲学已经正式否认了这个传统，对我来说，这个事实有一个不幸的后果，即在我来到牛津大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因此，我并没有选择哲学作为我的第一学位。要是我在当时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就会让自己纵身投入哲学研究之中，甚至在我来到牛津大学之前，我就会这么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我花费了三到四年的时间才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学术兴趣是什么。
在我就读的中学里，最有才华的导师无疑是一位历史学专业的男老师，他的名字是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他具备的是那种差不多可被称为教学天赋的东西，自此之后，我只见过一个人在这方面超越了他的天赋。恰恰是由于这个缘故，而不是由于这个学科，我才成为一个受过他教导的历史学专家；事实上，我对于历史学的兴趣，并不多于我对其他的某些学科的兴趣。因此，尽管我带着历史学专业的奖学金离开中学前往牛津大学，但是，已经承担的两年历史专业研究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我并不期望在牛津大学再花三年时间来从事历史专业研究。
当时，在中学与大学之间有一个强制性的兵役制度，因此我就被派遣到奥地利服兵役。当我从奥地利回到英国时，我拜访了牛津大学并见到了我们学院的院长。我问他我是否可以研究音乐，在那个时候就像现在一样，音乐始终是我的主要爱好。他试图说服我不要这么做，我却坚持要这么做，他就支吾搪塞，最终他推迟做出决定，直到我应当作为学生前往学院完成学业。然而，到了那个时候，学院拒绝允许我做出这样的变动，其根据是我已经成为一份公开奖学金的候选人，这份奖学金授予的对象是那些有意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人，因此，倘若我要更改学科，我就必定会被剥夺这份奖学金。结果是，我违背了自己声明的意愿，我用自己在牛津大学的头三年时间来研究历史。我并不认为这在今日有可能发生。某些人想要强迫一个学生将某种他并不想要研究的东西作为他研究的主要学科，人们如今相当正确地将这样的想法完全视为荒谬的。但在当时，这是十分常见的。
因此，当我在牛津大学研究历史时，我主要通过与那些研究学院哲学的大学生交朋友，才首次与学院哲学相识。对我来说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关于物体的知觉问题。我甚至更为惊讶地发现，不仅有一些数百年前的哲学家，而且还有一些数千年前的哲学家，他们就这个学科所撰写的作品仍被视为天才之作，我的朋友们如今就在研究这些作品，与他们的导师讨论这些作品，彼此之间对这些作品展开争辩，并撰写有关这些作品的论文，这让我深深地感到嫉妒。我被告知，英国也有一些这样的经典作品，撰写它们的作者是洛克、贝克莱与休谟。我在高中时就由于阅读《英国史》而认识了休谟。关于他所描述的英王爱德华二世之死1[1]的公众读物常年流行，在一个房间的宽大壁炉中，总是保留着一根尺寸惊人的拨火棍来让历史学专业人士使用，在叙述这件事的过程中，他们会仪式性地挥舞着这根拨火棍。但是，我并不知道，休谟还对于我们有关物体的知觉撰写过相关的著述。
政治哲学的某些作品也是历史课程的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第二篇）以及他的《论宗教宽容的书信》。除了这些作品之外，我自己开始以一种多少有些零散随意的方式，沉浸到主流哲学之中：柏拉图的《国家篇》与《会饮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诗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J. 艾耶尔（A.J. Ayer）的《语言、真理与逻辑》——而且我期望自己能够获得一种关于哲学的概述，于是就阅读了伯特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选择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作为我历史学学位的特定主题，艺术史与观念史很快就主导了我的历史研究的兴趣方向。然而，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这些历史极少出现于教学大纲之中。我向我的历史导师要求，他们能否特别关注他们向我教授的那些历史的智识面貌与文化面貌，但他们对这个要求感到为难，并拒绝改变他们的惯常方式。在当时的牛津大学中，“历史”就意味着政治与行政管理的历史，几乎没有其他主题的历史。此外，对于这个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中体现的历史的诸多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是欧洲中心的，这在今日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中，“外国史”乃至“世界史”意味着对立于英国的欧陆史。我曾经与一个教我17世纪英国史的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我抱怨他从未大量提及牛顿（牛顿的工作不仅已经改变了西方人的整个视野，而且通过科学与技术，他还改变了我们自身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我们却已经详细地讨论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女王们，而且我还被要求撰写一篇关于劳德大主教[2]的文章。他不屑一顾地回复道，当然，倘若这是我感兴趣的那种东西，那就没有什么能从根本上阻止我在自己的业余时间里来了解它们。
我对我的那些导师不再抱有希望，转而寻找研究哲学的学生来谈论他们的主题。很快他们也开始来找我讨论，因为当时是所谓的“日常语言哲学”的全盛时期，他们时常想要知道，一个并不是哲学家的人会如何回应诸如此类的问题，或他会将诸如此类的表达理解为什么。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我更多地参与了哲学的讨论，而不是历史学的讨论。我的历史学学位获得了二等荣誉，而不是一等荣誉，但这个优秀的成绩足以让我有资格晋升到更高的学位。尽管如此，我最想要去做的是在一种有条理的教导方式下研究哲学；因此，我并没有去获取历史学的更高学位，而是去读了另一门学士学位，即哲学的学位。
不同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明智地不让大学生孤立地研读哲学，而是坚持要求他们把哲学与某个或某些其他的学科放到一起来研究。于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PPE[3]）所设立的课程中，我将哲学与政治学、经济学这两门学科结合了起来。在已经获得了一个学士学位之后，我只被允许用一学年的时间来完成实际上是三学年的课程。但是，我对哲学的强烈兴趣激励了我的学术研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我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的考试表现，要优于我在历史考试中的表现（尽管我在那一年还承担了牛津辩论社[4]的主席工作，但这些工作并没有干扰我的学术研究）。
用学术的表达方式来说，这就是哲学如何逐渐成为我的“学科”的故事。在我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第二个学位的两年之后，我又被耶鲁大学授予了哲学研究生的奖学金。结果表明，我并不是在牛津大学，而是在耶鲁大学接受了那些在哲学中最有价值的训练。
在我刚到牛津时，我对于一般的学术追求与学术生活的评价相当低。我的至爱是音乐，我从小就酣畅地痛饮音乐的甘醇——最初我用家里的唱机与收音机来享用音乐；在我还没有成为少年时，我就已经是一个经常去听伦敦的音乐会和歌剧的人了。在我的爱好中，排在音乐之后的是戏剧——我到现场去观看戏剧的次数要多于聆听音乐会的次数，这仅仅是因为可以在现场观赏的戏剧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音乐会。在我的爱好中，排在戏剧之后的是诗歌，我喜爱的诗歌大多数是由那时候仍然在世的诗人所撰写的作品，我特别喜爱T.S. 艾略特、W.H. 奥登与狄兰·托马斯[5]撰写的诗歌。在我的爱好中，排在诗歌之后的是小说。除了所有这一切之外，我还是一个着迷于政治讨论与政治论辩的幼稚而又充满激情的社会主义者。因此，当我开始严肃地阅读报刊时，我就相当自然地想要阅读与我的上述爱好有关的文章。《星期日泰晤士报》带给我的一周新闻盛宴包括：恩斯特·纽曼[6]的音乐评论、詹姆斯·阿加特[7]的戏剧评论、戴斯蒙德·麦卡锡[8]与其他人的书评——更不用说迪利斯·鲍威尔[9]的电影评论了。在阅读了这些人的文章之后，我只需要向前走一小步，就会去阅读他们评论或提到的某些书籍，接下来我只需要再向前走一小步，就会去阅读那些论述相同主题的其他书籍。不管怎样，我从这些活动中获得的知识与修养，要远远多于我从学校获得的知识与修养。
由于音乐、戏剧与政治看起来简直就是生命中最令人振奋、最有趣与最重要的事物，由于我幸运地出生于一个对它们有着活跃兴趣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又住在伦敦的中心，所以，我是在多少有些局限于我这个都市人的眼界与设想的条件下长大的。在我看来，一种对公共事务抱有个人的兴趣，并且每天都享受专业的音乐与戏剧的人生，是仅有的一种真正值得拥有的人生；因此，在我看来，仅有一种值得居住的地方，那就是让这样一种人生成为可能的地方。而这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座大城市才能满足我的这种要求。我在十七岁时作为一名交换的寄宿生被派遣到凡尔赛的奥什中学[10]，我在每一次去巴黎的时候都会找机会前往各大歌剧院、法兰西喜剧院[11]以及诸多美术馆。我在十八岁时为了完成一年的兵役而被派遣到奥地利，每当我在当地休假时，我都会直奔维也纳，我在休假期间的每个晚上都会去歌剧院，不管歌剧院在那个晚上是否有节目上演。我对家里给我的一份零花钱的用途进行了调整，将它留给了《指环》[12]在柯文特花园歌剧院的战后首场演出。在所有这些城市中，我最喜爱的是我在那里的活动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文环境：到处都有人的繁忙街道、餐馆、街角的小贩、城市中的河流、广场和公园、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公共建筑，以及书店和剧院、音乐厅、歌剧院和美术馆。我觉得自己不仅是一个英国人，而且也是一个伦敦人，我是在战前的一个古老而又著名的集市中长大的，因此，甚至在我没有考虑自身的这些经历的情况下，我对这种人文环境所拥有的感受，就已经多少类似于狄更斯对大城市街道生活的感受。（狄更斯作为小说家说出的最为机敏的话语之一是，他将他的绝大多数角色都视为在街道上随处可见的人。）
对我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无关于学院生活，我将学院生活理解为褊狭的、肤浅的和薄弱的，它是一个与真实生活无关的苍白而又无足轻重的世界。我或多或少地把大学当作了中学的延伸，将教授当作下一个水平更高的中学老师，学院中的人在封闭的机构中度过他们的一生，他们将自身的全部工作精力都专注于那些同样也在中学教室中教导的学科：拉丁语、希腊语、历史学、地理学……我发现，这些学科都不难“搞定”，但我从未看出，搞定它们对自己有多大的意义。在我看来，渗入生活核心的是对艺术作品的创造与吸收——因此，除了与他人的关系之外，这也是人们的生活最终追求的事物之一。在我看来，就荣耀与重要性而言，艺术经验归属于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种类经验（不包括性爱经验）的范畴。它是得到了提炼的生存本质。倘若你能够选择你的天赋，那么，你显然就应当成为一位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倘若你尚未领悟出如何成为这样的人，那么，次优选择是成为一名进行诠释的艺术家——指挥家、某种音乐演奏家或演员。倘若你根本无法成为艺术家，那么，居于其他职业首位的是政治，这种职业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无论你从事的是这些职业中的哪一个，除了本职工作之外，你还可以将大量的时间耗费在你感兴趣的其他职业上——它们几乎可以共同填补你的人生。至于我自己，在我看来，我的前途很有可能是当一个作家；但倘若我发现自己缺乏成为一个足够优秀的作家的创造能力，我就会重新回到政治上。或许我能同时成为作家与政治家——许多人都这么做过。
因此，这就是我在青少年时期的整体立场；从这个立场来审视人生，我无法理解那些有兴趣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在我看来，他们肯定拥有某种极大的局限性，因为只有那些认为我所喜好的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太大意义乃至没有意义的人，才会在自己的设想中让在教室与讲堂中发生的事务成为自己人生的组成部分。我记得，在我青少年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都相信，倘若某个人仅仅书写非虚构类的书籍，这必然意味着，他并不胜任小说的写作，他并不具备真正的才华。我所读过的几乎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阅读——似乎都公开地对学者表示蔑视与不屑一顾，他们不仅蔑视学者与自身工作的关系，而且蔑视学者与艺术的关系。
对于我在过去持有的这些态度，我如今的看法是，严格来说，它们是贫乏的。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但也只是在这种程度上），我正确地把握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物，但我专注于这些事物的方式中存在着某些狭隘的东西。其他的事物也是重要的，它们也能充实人生并令人产生深刻的满足。而且，让我们所有人都对相同的事物感兴趣，这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不管怎样，在这些态度的众多缺陷中，最大的一个缺陷是完全无法欣赏理智生活的价值与重要性。我在那时完全不明白科学在人类精神冒险中的重要作用，完全不明白学术研究对于任何持久的文化或文明的绝对必要性，根本不明白个体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所能获得的深刻乐趣。我其实尚未学会将知识分子从艺术家中区分出来——实际上，我曾经以为，艺术家就是知识分子，我将“一位知识分子”这个术语的意思理解为某种对艺术感兴趣的人，或者是更高的标准，即某种积极参与艺术的人——这种人的原型是诗人。我认为，这是该术语在那个时代最为通常的用法；人们惯于谈论“长发的知识分子”，他们用这个措辞主要意指的是诗人与音乐制作人，尽管他们也用它来指称左翼政治家（我适用于所有这一切——我甚至在那时留着长发）。该术语的这种用法会产生一个匪夷所思的后果，即爱因斯坦没有被当作知识分子，但他恰恰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当我来到牛津时，我对它的第一个不可抗拒的反应是，它缺少我在生活中最为关切的那些事物。我感到自己被切断了与它们的联系，我意识到，我在就读期间的所有时间都会被局限于这样一个小镇之中，它是一个郡治的集镇，在这里不会有很多故事发生。为了去欣赏合适的音乐会与戏剧，我不得不前往伦敦；我在一段漫长的时间内仍然是以伦敦来确定方位。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失望。最让我震惊的是，绝大多数学者不仅明显对艺术漠不关心，而且通常对思想也漠不关心。他们的眼界似乎是狭窄的。我只是慢慢地才认识到，牛津大学提供的那些东西确实是有价值的。它最终在智识上为我提供的至为重要的东西或许仅仅是，它教导我明白了那些以独立于艺术价值的方式存在的智识价值，以及这些智识价值是什么；而这让我对它们产生了关切。我在自己的第一学年中就发现，某些有头脑而又富于同情心的个体更加专注于智识价值，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事物，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文化冲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由于这个发现而感到困惑：我清楚地看到他们更为专注于智识价值，但我并没有弄明白他们何以会这么做。我只是通过与这些人的日常交往，才慢慢地理解了这一点；直到第三学年，我自己才开始吸收某些智识价值。在吸收这些价值的过程中，我从来也做不到将智识价值与艺术价值置于同等的地位，因为我在那时仍然确信我原先是正确的，但智识价值已经成为我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永远让我的人生与观念变得更加充实。
随之而来让我想到的是，正是在这种经验的帮助下，我就很容易对这样一些有头脑的人形成一种更为深刻的理解，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他们都没有获得大学的教育，他们自己也并不去参加这样的教育。我相信，我知道按照他们的方式来审视事物会像什么样；而我会与他们产生共鸣，因为我自己或许会相当容易就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正规的教育能够赐予我们的最大礼物是，在我们之中形成这样一种世界观，它并非仅仅是对我们自己的观点、态度、兴趣与假设的扩大化；就这种情况的本质而言，没有其他摆脱了我们局限性的人们的帮助，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但不幸的是，据此就会推断出，自我教育者永远只能是接受了部分教育的半成品，这是一个令人遗憾而又无可逃避的事实。
考虑到我随后的发展，当我刚来到牛津时，在我的视野中明确遗漏的一个至为重要的东西就是哲学。我在观念上并没有将哲学作为一门智识的学科，我几乎不知道在诸如康德这样的思想家的作品中，哲学能够做些什么。我现在相信，在那个层次上，哲学确实接近于伟大的艺术，它们都位于人类最可贵与最重要的关切之中，而这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二者都在人类所能穿透的最深层次上从事着探求真理的活动。二者都试图看透事物的终极本质，存在的终极奥秘；倘若它们失败了，那仅仅是由于它们无法超越人类理解的极限。正如叔本华所言，哲学家抽象地进行活动，艺术家具体地进行活动。哲学家为了要清晰地表述他的发现，他就只能求助于概念，而根据概念不可避免的普遍性，人们或许会推断出，哲学无法像艺术那样产生如此深刻的感染力，然而，存在着某些哲学能够做到而艺术无法做到的事情。艾丽丝·默多克[13]曾经说过：“无论好坏，艺术都比哲学走得更远。”[14]当默多克这么说时，她正确地暗示了哲学在某些方面要胜过艺术，她同样正确地暗示了哲学在总体上达不到艺术的感染效果。
哲学史是更为普遍的观念史的组成部分，而观念史又可以被归入“文化史”的概念之中。当然，文化史必然包括了艺术史，而我的研究领域恰恰就位于文化史的范畴之中。我充分意识到，艺术并不是一种智识活动，更不是一种学术活动，但是，关于艺术，有一些有趣而又有价值的东西，它们只能根据艺术史的背景来进行表述。正是由于这一点，正是由于我对一种将哲学史包括在内的哲学观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倾向于学术研究的那方面姗姗来迟的天性才能够形成与发展，并且能与那个多半并不学术化的自我进行缓慢的整合。尽管我形成学术兴趣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在我确实产生了这种学术兴趣之后，这种兴趣让我不由自主地对那些在其他领域中被学术兴趣所驱使的人产生了共鸣。在我看来，自从我在二十多岁时在耶鲁花费了一段时间研究哲学以来，我至少已经有一只脚踏入了学术世界，尽管我同时也可能会从事其他的工作。
在我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五年里（其中有两年是在中学，有三年是在大学），我获得了一个一般性的遗产与某些特别的遗产。这个一般性的遗产是，我在自己的头脑中拥有了一种关于西方历史的粗略的概要性知识，这种从古希腊到今日的西方历史多少是连贯的，尽管它的某些部分是粗浅的。这种知识需要通过数年时间的阅读才能获得，这个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不具备这样的知识。这深刻地影响了我理解事物的方式，因为这意味着在我的观点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历史的维度，无论是关于音乐、戏剧、政治、哲学的观点，还是关于其他任何事物的观点。我至少部分地倾向于根据事物逐步形成的方式与事物可能继续变化的方式来看待万事万物。我还倾向于将过去的人物定位于一种更加宽泛的语境之中——这是为了让我自己弄明白，他们过去曾经生活于何种社会之中；在他们的活跃时期，他们周围以及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没有发生什么，以及他们不可能知道什么。我特别意识到了现实永远在发生变化，我知道，当下并没有什么特权。我并没有像如此众多的人似乎认为的那样假定，整个过去都导向现在，而现在发生的事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我认识到，当下就像每一个先前存在的现在一样短暂，它很快就将仅仅成为整个过去中的另一个瞬间。所有的人类——过去的、当下的与未来的——发现他们的人生在某个任意的时刻进入了一条丰富的、错综复杂的、永不停息的历史长河，这条历史长河是不断变化的，并在他们死后仍将继续存在。其中没有一个时刻比其他任何时刻更加具有特权，没有一个时刻比其他任何时刻更加具有真实性。这种意识恰恰切入了我的核心思想，在我对艺术与智识生活的态度中都有所体现。
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艺术生活与智识生活多半都受到时尚的束缚。每一代人都倾向于相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被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同时代人所完成的。我总是将这种信念视为一种幻觉。任何一代人所完成的一切成就几乎很快都被人们所遗忘。倘若有任何事物侥幸在后代中不断延续下来，并成为一个被铭记过去所积累的财富的组成部分，这些事物的数量也相当少。过去的每一代人几乎都拥有那些具备持久的价值与重要性的事物。不值得为了某个时代的时尚而感到困扰，除非这些时尚恰巧与那些具备持久重要性的事物符合一致——无论如何，值得为这些具备持久重要性的事物费心，但这不是因为它们是时髦的，而是因为它们具备持久的重要性。具备持久重要性的事物在它的那个时代里轻易就有可能是不合时宜的，就像巴赫的音乐；或者有可能是守旧的，就像勃拉姆斯的音乐。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他的作品有多么相关于他的那个时代，而是在不考虑这种关联的情况下他的作品有多好。事实上，他的作品能否存续，这完全取决于并不是他自己的那些时代所推崇的价值。革新、新奇、赶时髦、当代性、与当下关切的相关性，它们都是那些一闪而逝的作家的典型特征。它们并不是价值，它们是无关于品质的特征。一部作品可以拥有所有这些特征却又是微不足道的，一部作品可以完全没有这些特征却又是伟大的。当然，同样地，一部作品也可以拥有所有这些特征而又是伟大的，也可以完全没有这些特征而又是微不足道的。倘若将这一点告诉那些对艺术生活或智识生活有着职业关切的人，那么，尽管他们应当看到这显然是真实的，但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看来，这显然是虚假的。因为他们不可救药地迷恋于他们自己的时代关切。而我发现，这既适用于艺术，也适用于哲学。
哲学就像艺术一样，它并不进步。正如自莎士比亚以来，没有诗人或戏剧家要比莎士比亚更好，柏拉图也仍然被许多人视为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哲学家——他恰好是第一个在论著中谈论到“我们”的哲学家。怀特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西方哲学全都是柏拉图的注脚，他曾经评论道，人们既有可能具有一种地域的狭隘性，又有可能具有一种时代的狭隘性；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几乎总是有一小撮人具有时代的狭隘性。
我从我沉浸于历史研究的岁月里继承的那些更为特别的遗产是有关两三段特定历史的知识以及若干书籍所产生的影响。当我在牛津研读历史学的三年里，有两本书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正是我在那里的特殊处境，让我在导师没有做出要求的情况下阅读了这两本书。它们是R.H. 托尼[15]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后者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第二学年的复活节时，我在牛津东部刻苦地钻研这本书。我在那里至少有两周时间从早到晚没有做其他的事情，而仅仅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来亲身感受《资本论》，即按照这本书自身的节奏来理解它，每当我想要认真思考这本书所说的东西，我就会放下这本书。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重新捡起这本书之前随意地继续进行这些反思，为了仔细考虑某些重要的段落而外出散步，即便是晚上我也会躺在床上思考这本书。这是我以全神贯注的方式阅读的第一本书，我觉得在我的生命进程中，让我如此全神贯注的其他书籍不会超过十二本——柏拉图的对话录、《新约圣经》、休谟的《人性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奥义书》、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这些是曾经改变过我的作品。也就是说，我吸收了这些书籍的思想，这些思想已经进入了我审视事物的方式之中，因此，倘若我没有读过这些书，我如今就会觉得我自己并非我所是的那个人。在我看来，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书能让我们中的任何人做出这样的评价。对我来说，至少可以将相应的评价适用于一位剧作者，即莎士比亚，或许还可以将相应的评价适用于七八位作曲家。显而易见，在某种意义上，由一个人阅读的书籍、观赏的戏剧与聆听的音乐构成的整体，对这个人的见解与人格产生了点点滴滴的影响，并以其无法感受到的方式不断改变着这个人；人们可以将在一个人的自我中发生的诸多可感受与可辨识的变化归功于那些创造者个体，然而，那些创造者个体的数量始终都很少。我作为实例给出的那批成文作品中，有一半是由德语世界的作者撰写的，而这个事实——或许还要补充的事实是，那些让我产生重大改变的作曲家，绝大多数也都来自同一个历史时期的德语世界——也多少表明了我内心生活的本质。
《资本论》的绝大多数内容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但它是一种进行论证的历史，它为了提出一个论点而做出解释。我对这本书的阅读，并没有让我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马上就看到，马克思将之作为他自身体系基础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一个没有任何真实内容的形而上学概念；而且我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马克思所相信的历史变化的科学预见性。尽管如此，我的思想受到了马克思的巨大影响；尽管我对他的作品思考得越多，他对我的影响就越小，但是，这种影响从未完全消失——而我也不希望这种影响完全消失，因为在我看来，马克思提供了某些具有永恒价值的洞识。他也是一位充满个性的出色作家——即便他的批判性是过度的，但在他的愤怒与审判中有着类似于耶和华的风格。有人认为，《资本论》是一本令人生厌而又难以理解的大部头著作。我无法设想，这种想法是如何得到传播的，或许这仅仅是那些被这本书的巨大篇幅吓退的人为了不去读它而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它是一部伟大的论著。毋庸置疑，它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中最有影响力的书籍之一。
在阅读了这部论著之后，我又读了马克思的其他一些最为重要的作品。如今人们轻易就可以获得马克思的诸多单卷本文集，而马克思的那些最为重要的作品都收录于这些文集之中。这些作品体现了一个整体的世界观与世界史观，其中，经济因素与阶级因素被赋予了决定性的作用；如今人们已经难以意识到，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几乎完全没有将任何重要性给予这些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的因素。今日的严肃思想家不会再犯下这种盲目的错误——倘若某个人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就不会被视为一位严肃的思想家——而这要归功于马克思。同样地，在马克思出现以前，经济因素与阶级因素都被认为无关于艺术作品的创造与诠释中的审美因素；但今日没有人会认真地坚持这一点。这些就是马克思影响了我们所有人（而不仅仅限于那些是或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的例证，这个世界由于他而变成了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不仅客观地改变了这个世界，而且还改变了我们审视这个世界的方式。
我在中学时曾经读过三本书，我在牛津时又重新阅读了这些论著。这三本书已经成为我的终生财富，它们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其中的第一本又是一部受到了大量曲解的作品。它告诉我们的是，关于人们获取权力与保持权力的实际做法的诸多令人不快的事实真相，而不管现实政治的规则是什么。它的洞察力是极其敏锐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根据的。这本书的大量内容是由情境逻辑构成的，而这种情境逻辑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例如，马基雅维利警告我们，倘若某人在将你擢升至在权力上比他自己更高的位置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不满并将成为你的一个威胁来源。他永远都会想到这个事实，即只有通过他，你才获得了你现在的地位，这将让他觉得他与你一样优秀，却没有被其他人这么认为。因此他觉得，你应当更多地提拔他，对他表示更多的感谢，给他更多的回报，更多地关注他，更多地关注他特别的利益，更多地关注他对你的建议。随着他怨恨的增加，他会在诱惑下认为，他曾经将你置于你现在的位置之上，这就意味着他也可以将其他某个人置于这个位置之上，倘若他想要这么干的话。因此，他最终就有可能开始策划阴谋来反对你，或至少会去支持你的敌人。考虑到所有这些理由，倘若你在另一个人的提拔下获取了权力而又想要保持安全，你就应当在没有他也能安全行使权力的情况下尽早除掉这个人。我在各行各业之中都反复看到了这样的洞识，它不仅在政治学之中有所体现，而且还在办公室政治、学术政治乃至志愿组织的政治活动之中有所体现。尽管《君主论》是一本篇幅不长的著作，但它充斥着这种水平的洞识。作为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诸多方面（特别是更加残酷的生存现实方面）的教育，没有哪本书可以超越《君主论》。无论你自己是否会按照它所描述的方式来行动，这本书都让你大开眼界，必定会让你在自己的众多生活领域中对发生在你周围的事情产生新的预期。我认为，即便对于那些自身最为纯粹正直的人来说，他们也需要有这种警惕心，而耶稣在说出以下这句话时所表述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们要灵巧如蛇，驯良如鸽。”（《马太福音》，10:16）倘若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耶稣也会赞同人们阅读马基雅维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是一本有缺陷的书，但它的核心论题——个体应当自由地按照他们的意愿生活，应当在不会严重伤害其他人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与自己的意愿保持一致——已经成为我终生持有的基本政治信念。我此后也经历了政治见解的变化，但我改变的仅仅是对我们最全面地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的信念。当英国的大多数民众是贫穷的、居住简陋的、缺乏教育的时候，我曾经相信，只有规模庞大的政府供应能够充分地增加民众可能拥有的生存机会的数量与等级。在我的成年时期，有两件与此相关的事情发生了改变：英国的大多数民众不再贫穷，不再居住于简陋的房屋之中；我对众多种类不同的国家干预的功效不再抱有幻想。因此，我已经从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并非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不过，我的观点始终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即个人的自由。我认为，穆勒对个人自由的倡导，不仅对相关的基本理念做出了仍然是最好的简短介绍，而且还对诸多最显著的异议做出了某些仍然是最好的解答。
我在牛津才第一次读到的两本书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两本书被定为我在第二学期期末面临的历史学预备考试的必读书目。亚里士多德的这部论著将我引入了古代哲学。这是一部多么具有启发性的论著啊！我仍然记得我自己天真地对如下事实产生的惊讶之情：某个生活在公元前数百年的人，能够用如此广博的视野与知识，如此范围广泛的敏锐分析与明智论证来对我直接言说，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可以适用于我自己的世界。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这本书的任何内容都绝不是原始的与粗劣的；恰恰相反，它导向了一种更高的智识水平，一种更高水准的世俗教养，这要高于我过去经常遇到的那些在我身边的人。正是通过这条途径，我进入了古希腊的那个不可思议的世界；至今都让我在想象中感到困惑的是，一个成员规模并不大的社会在如此短暂的时期里却获得了如此众多的成就，特别是在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已经完成的东西可作为希腊人的基础，以便于让他们抵达任何可与他们的实际成就相媲美的水平。我逐渐感受到，我自己就深深地扎根于这种文化之中，这种文化并非仅仅由某个人开创，而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里，人类的文明都没有回到这种文化所设定的水平之上。一个同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文明是在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之间的这段并不漫长的时期内的德语世界——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包括莫扎特、康德、海顿、贝多芬、舒伯特、歌德、席勒、叔本华、黑格尔、马克思、勃拉姆斯、瓦格纳、尼采、马勒、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
我以往从未听说过托克维尔，他的每一个方面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发现。任何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人，似乎都会从中获得一个会终生保留的深刻见解，即倘若将发生革命，那么，革命很可能并不会在社会状况最糟糕的情况下出现，而是在长期的剥削与压迫之后社会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才会出现——换句话说，革命是在事物正在变好的时候发生的，而不是在事物正在变坏的时候发生的。实际上，那些被革命推翻的制度通常正在贯彻的是快速而又激进的改良规划。托克维尔的作品中就充满了与此类似的诸多违背直觉的精彩洞识，这让托克维尔成为迄今为止仅有的一位真正具有天赋的社会学家（除非人们把马克思也当作一位社会学家）。托克维尔的著述《论美国的民主》以详细而又精确的方式预言了美国将如何显露出自身的面貌，这些预言的精确性证明了他对这个19世纪早期的幼年社会的理解有多么深刻与正确，这就让今日的读者对他产生了深刻的钦佩之情。在美国（由于他是美国的所有社会分析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与法国（由于他是法国人），人们对托克维尔的评价接近于他的真实价值，但在英国，人们对他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我怀疑，这不仅是由于托克维尔所撰写的主题是两个并非英国本土的社会，而且由于对于数代英国人来说，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让他受到了两个在英国拥有大量代表的政治思想团体（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抵触，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仍然是我会推荐给任何不想停留于对美国的肤浅理解的人的第一本书。从撰写这本书的年代到今日为止，已经过去了一段相当长久的时间，这种时间间距有助于这本书揭示那些位于美国现代外观之下并支撑着它的深层结构。
我不会如此沉闷乏味地在此列举我作为历史系学生读过的有关观念史的所有书籍——我也不会在此列举我读过的有关哲学的所有论著，即便仅仅是有关政治哲学或社会学哲学的所有书籍。至于我的这些历史知识本身的优点与缺点，它们是以许多随意的方式造成的结果。当我在牛津学习历史时，每个阅读历史的人从一开始就被要求去研究英国的历史；而在我的中学里，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就必须要专门学习中世纪的历史；因此，我在自己的正规教育中就学了两遍英国中世纪的历史。另一方面，过去的中学结业证书考试允许学生在英国19世纪的历史与德国19世纪的历史之间做出选择，我的中学在没有将这个选择权交给我们的情况下，就为我们所有人选择了德国19世纪的历史（这或许是由于我的那所学校教习的现代语言主要是德语）；而在牛津大学，我的历史老师仅仅教到了1832年就用完了所有的学时，而我也没有进一步去学习这方面的历史；当我继续就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时，只有一个学年来让我完成相关的学习研究，在我完成的八篇论文中，有超过六篇以上的论文没有时间去接受老师的指导，因此，我只是被视为已经学过了英国19世纪的政治史；但我其实从未被老师教过19世纪的英国史。我所认识的大多数英国人都不是历史学专家，但他们都花费了一两年时间来学习格莱斯顿[16]与迪斯雷利[17]、皮尔[18]与帕麦斯顿[19]，而我并没有花时间去学习有关他们的历史。当然，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我已经获得了关于这个时期的某些知识，但我的这些知识并不具备可以通过漫长的正规研究获得的支撑结构。
牛津大学的历史系学生都必须选择一段“通史”来进行专业研究，于是我选择了最近的一段历史，它包括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崛起、西班牙的内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止，而这次世界大战仅仅在我来到这所大学的四年之前才宣告结束。尽管我在那时是一个年轻人，但我研究的诸多事件发生在我自己的人生之中，而我始终对我完成的这些研究感到满意。它极大地丰富了一个人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背景与历史背景的理解；就我的情况而言，它至少清除了在我头脑中存在的大量偏执的幻觉。
我在一般性的历史研究中学到了许多教训，这些教训都被吸收到了我自己的政治见解之中。其中的一个教训是，国内的暴力革命从来也没有实现它们的目的。这部分是由于陈旧的社团总是继续存在于新社会之中，它们的数目要远远多于革命者希望的或意识到的数目，部分则是由于另一个理由。有一种情境逻辑可以适用于这种革命。不同的群体联合起来推翻了一个先前存在的制度，然而，一旦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将他们团结起来的理由就消失了，接下来他们就会为了填补他们自己造就的权力真空而彼此斗争。这些内部的斗争（通常是残酷的）就会在以往的盟友之间发生，它们让社会在革命中长久地处于崩溃的状态，其激进程度远远超出了对旧制度的颠覆，而这又耽误了人们去确立新秩序。大多数人开始感到，这种不断发生的社会混乱本身就构成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强有力的人能够迫使敌对的派别服从自己并主动将秩序强加给这个社会。于是他就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或至少获得了默许。由此，以公民的自由、平等或终结暴政的名义来实施的国内革命亲自造成的结果，却是将权力给予了一个类似克伦威尔、拿破仑或斯大林的人。所有的国内革命都是难以控制的，所有这样的革命都遭到了背叛。正是由于其本质，这些革命才会产生如此的结局。根据这个事实，可以认为，那种相信暴力革命能够成为改变社会的方法的信念不仅是非理性的与虚妄的，而且还是极其不道德的。
我由此学到的一个相关教训是，法治对文明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按照我的理解，英国数个世纪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发展形成了法律，而它的某些部分恰恰就是个体反对专制权力的唯一有效的防护手段。在政府不受法律约束的社会里，个体就无法获得这种保护。集权主义的所有罪恶都是由于以下这个事实才成为可能的，即支配个体的政治党派所实施的统治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法律，任何事情都可以变成由专制权力来决定的问题。
我学到的另一个教训则不那么容易用语言来表达，这个教训就是尊重现实，反对众多想要取代现实的东西——传统的假设、审视事物的流行方式、意识形态、社会的或个人的抱负、畏惧的事物、主观意图、一厢情愿的想法、宗教的主张，等等。无论人们可能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希望什么或相信什么，只有实际发生的事情才是现实。T.S. 艾略特在他的著名诗句中写道：“那原本可能发生的是一种抽象，只在思辨的世界里才保持为一种永恒的可能性。”对于任何人来说，应当严肃地对待政治，而这就意味着应当根据实际能完成的事情来进行思考。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我首次感受到了自己支持工党的倾向，我迄今为止总是将工党视为一个务实的与折中的政党，因此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我开始支持工党的理由是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们以为这是我说的一句俏皮话，但事实真相恰恰就如此简单。
于是我终于意识到，在政治中最为关键的是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人们对之说了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发生的事情并不取决于我的诸多愿望。特别是在政治中，人们容易让他们的愿望影响他们对现实的评估，甚至在有意识的思维层次上将二者混淆起来。例如，在我的这一生中，我都会在选举的问题上与其他人打赌。在我的这一生中，我都会发现有许多人假定，我正在打赌的事情，就是我希望发生的事情。倘若我对一群人说：“我刚刚投了些钱打赌保守党将赢得这次选举”，我就能预料到，他们中最起码会有一个人这么说：“我竟然还不知道你是一个保守党。”某些人会进一步发展这个错误，他们断定，某个并非保守党的人不应当在打赌中为保守党获胜的结果下注，这种做法在道德上是不正确的。某些人甚至走得更远，他们断定，如果你支持一个政党，你就应当认为，这个政党将获得胜利，换句话说，你应当积极地让你的实际判断被你的愿望所扭曲。遗憾的是，人类的这种思维倾向甚至延伸到了形而上学之中。我无数次地听到人们这么说，倘若宇宙的存在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偶然事件，生命没有任何伟大的目的或重要意义，那他们就会感到无法忍受；因此，对生命来说，它必定有某种意义。至少我经常听到人们在倡导对上帝的信仰，其根据是这种信仰将给人们带来慰藉。倘若我对他们说，“真实的情况或许恰恰是，对生命来说根本没有重要的意义；毕竟，我们知道，许多事情的真实情况肯定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有时会发现令人惊骇的事物，如酷刑与死亡”，那么，几乎必定仍然会有一些人（通常带着愤怒的语气）说：“既然如此，难道你想要过一种没有意义的人生吗？”
历史研究确实非常有助于让我学会对诸多令人不快的真理的尊重。它以生动鲜活的方式让我意识到，真理是什么，这无关于我的喜好，无关于我认为应当发生什么的意见。有人说，这样一群人不可能实施恐怖的统治，不可能屠杀了数百万的其他人，因为这样想实在太可怕了，但倘若事实上这群人确实这么做过，那么，这种说法显然就是错误的；有人说，某些做法是邪恶的，但这种说法并不会让这些做法在事实上得到改变。倘若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可怕的与恐怖的，那么，现实就不可能由于这种说法而变得不那么可怕与恐怖，而且也没有什么能让那些可怕而又恐怖的事物不再成为现实。一厢情愿的想法与严肃的思想是不相容的，任何喜好一厢情愿的人都拒绝参与对真理的追求。
根据所有这一切，显而易见的是，我作为历史专业学生的五年时间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我在本书中想要表明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它们影响了我探究思想（包括哲学思想在内）的进路。即便如此，我在牛津的大学本科时期所理解的“历史”是狭隘的。正是由于我在那个时期是一个热情的哲学研究者，我才获得了自己在观念史中的绝大多数知识；正是由于我是一个热情的艺术爱好者，我才获得了自己在文化史中的绝大多数知识。我在这些领域的训练中获得的最大收益是，它们让我产生了一种想要写作的需求。阿克顿勋爵曾经说过，一个人应当从写作中学到与读书一样多的知识。这是一句深刻的话语。关于一个主题的写作迫使一个人在专注目标的引导下，有条理地研究这个主题；阅读有关这个主题的全部重要文献；论述所有的根据，不留下实质性的缺口；写作甚至让一个人形成强有力的动机来修正最琐碎的细节，并防止谬误悄悄进入自己的头脑。最重要的是，写作迫使一个人去思考这个主题——并将自己的材料与思想组织成融贯的结构。我已经撰写了我的一些作品（而我在电视台与广播台主持的系列节目随后就会被制成相应的书籍），因为我想要精通相关的主题：孕育一本有关特定主题的书，这即便不是仅有的方式，也是最好的方式来让我强迫自己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真正努力地与系统地研究这个主题。我能坐下来思考片刻，但无法连续思考数月——除非我正在写作。
[1]爱德华二世（King Edward Ⅱ，1284—1327）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的第四个儿子，父王去世后登基。根据众多历史记载，可以推测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因宠爱他的同性情人而惹恼了他的妻子——法王腓力四世的独生女伊莎贝拉。1325年，伊莎贝拉带着儿子返回法国，她结识了爱德华二世的政敌莫蒂默并成为他的情妇。1326年，伊莎贝拉联合莫蒂默在英格兰东部的萨福克郡登陆，他们与对爱德华二世不满的贵族里应外合，成功地废黜了爱德华二世。1327年，为了斩草除根，王后与莫蒂默决定处死爱德华二世。根据休谟的记载，凶手处死爱德华二世的方法极其残忍，他们“将爱德华扔到床上，把桌子抛过去用力压住他，通过牛角将烧红的烙铁刺入国王的肛门”，尽管这种做法让“国王的体表不会留下伤痕，但国王五内俱焚的惨叫声向所有卫兵和仆役暴露了骇人的暴行”，详情可参见大卫·休谟《英国史Ⅱ：安茹王朝、兰开斯特王朝、约克王朝》，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版，第137页。——译注
[2]威廉·劳德（William Laud，1633—1645），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因在苏格兰强制推行英格兰的宗教仪式而引发1639年的主教战争。1640年以叛国罪被捕，1645年被处死。——译注
[3]PPE（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即“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被誉为人文社科类最顶尖的专业之一，最先是由英国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设立的，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该专业涵盖政治、经济和哲学三大领域，是英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基础，因为它建立了政治与哲学之间的联系。目前这个专业已经成为世界顶级大学最热门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本科专业之一，主要侧重对“领导型人才”的培养，毕业生包括知名的国际政要、业界精英和杰出学者，如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美国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等。——译注
[4]Oxford Union（牛津辩论社），全称Oxford Union Society，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辩论社团，以广邀国际知名人士来牛津大学受访或演讲而空前闻名。辩论社一直致力于提升辩论水平，发展讨论层次，影响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牛津大学，更遍及全球。——译注
[5]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人称“疯狂的狄兰”，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为《死亡与出场》《当我天生的五官都能看见》等。狄兰·托马斯的诗歌围绕生、欲、死三大主题；诗风精犷而热烈，音韵充满活力而不失严谨；其肆意设置的密集意象相互撞击，相互制约，充分表现了自然的生长力和人性的律动。狄兰·托马斯的诗歌掀开了英美诗歌史上的新篇章，评论界普遍认为他是继奥登之后英国又一位重要的诗人。——译注
[6]恩斯特·纽曼（Ernest Newman，1868—1959），英国著名音乐评论家与音乐学者，被誉为“20世纪前半叶最著名的英国音乐评论家”，他的批评风格以智识的客观性为要旨，从而有别于其他批评家更为主观的进路。自20世纪20年代起直到去世，他都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乐评家。——译注
[7]詹姆斯·阿加特（James Agate，1877—1947），英国日记作家，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戏剧评论家，曾先后承担《周六评论》《星期日泰晤士报》与英国广播公司的戏剧评论工作。——译注
[8]戴斯蒙德·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1877—1952），英国记者与周刊专栏作家，因其广博的学识、敏锐的判断与卓越的文学才华而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一流文学批评家与戏剧批评家。——译注
[9]迪利斯·鲍威尔（Dilys Powell，1901—1995），英国新闻记者与知名的电影评论家，她为《星期日泰晤士报》撰写了超过五十年的电影评论，并以她对电影中的文化变革的敏锐感受著称于世。——译注
[10]奥什中学（Lycée Hôche）是一所坐落于凡尔赛宫附近的法国公立中学，它原先是一座由法国王后玛丽·莱什琴斯卡建立的女修道院，但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803年，它成为一所中学，这所中学之所以如此命名，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将领拉扎尔·奥什（Lazare Hôche）。——译注
[11]法兰西喜剧院（Comédie-Française），法国最古老的国家剧院之一，位于巴黎黎塞留街与圣·奥诺雷街拐角处。1680年10月21日奉路易十四之命创建，由原莫里哀演员剧团与马莱剧团、勃艮第府剧团合并而成。它实现了莫里哀生前的遗愿，故法兰西喜剧院也被称为“莫里哀之家”。作为法国的戏剧中心，法兰西喜剧院为法国戏剧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译注
[12]《指环》（The Ring）指的是德国著名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的代表作《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这部作品于1848年开始创作，至1874年完成，创作灵感来自中世纪德国民间叙事诗《尼伯龙根之歌》与北欧的神话故事。《尼伯龙根的指环》由《莱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与《诸神的黄昏》这四部乐剧组成，也被瓦格纳称为“舞台节庆典三日剧及前夜”。——译注
[13]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英国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她的小说经常关注哲学的困境，她的哲学思想深受克尔凯郭尔与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影响，她的哲学写作又深受西蒙娜·薇伊与柏拉图的影响，其小说创作致力于探讨善与恶、性关系、道德困境与无意识的力量，深入关注与刻画了个体的内心生活，她的主要作品包括《在网下》《黑王子》《独角兽》《大海啊，大海》等。——译注
[14]Bryan Magee, Men of Ideas, p. 277.
[15]R.H. 托尼（R.H.Tawney，1880—1962），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和教育家，曾先后任教于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并担任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他的代表作有《16世纪的土地问题》《贪婪的社会》《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等。——译注
[16]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次出任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偶像，被誉为英国最伟大的首相之一。——译注
[17]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保守党领袖，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在首相任期内，他是英国殖民帝国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大力推行对外侵略与殖民扩张政策。——译注
[18]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1788—1850），英国著名政治家，英国保守党的奠基人，以废除谷物法闻名后世。——译注
[19]亨利·帕麦斯顿（Henry Palmerston，1784—1865），又被译为“巴麦尊”，英格兰第二帝国时期影响最大的帝国主义者，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奉行对内保守、对外扩张的政策。美国南北战争时，支持南方奴隶主集团。——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