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短板：新基建目前的不足

新基建的推进必将释放更多经济新动力和消费新需求，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全方位的带动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新基建发挥着突出的引领作用和乘数效应。但是，目前我国新基建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短板。

1.核心技术有待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虽然国外新基建的投资规模与发展速度不及我国，但其对核心技术的投资规模与开发速度远胜于我国，比如在芯片、传感器、服务器、操作系统等领域。

目前，我国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基础研究与标准设立方面部分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在人工智能芯片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对国外核心技术的依赖性较大、关键核心技术能力不足是我国新基建的一个短板[2]。

现在一些电子产品对芯片的要求越来越高，比如华为手机所使用的芯片已经采用7纳米工艺制程。国内市场对国外中高端芯片产品需求旺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进口国。2020年，中国芯片的进口额达到近3800亿美元，占国内进口总额的18%左右，占全世界芯片销售额的70%以上。贸易信贷保险公司Euler Hermes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芯片销量增长了26%，达到5530亿美元。

在美国停止对华为供应芯片之前，我国采用的芯片大部分都是国外产品，因此芯片制造业是我国大陆芯片产业中最薄弱的领域。在芯片制造工艺方面，我国台湾的台积电、韩国的三星已演化到最新一代5纳米工艺制程，下一代4纳米、3纳米工艺制程也在稳步推进中[3]。而中芯国际作为我国大陆最先进的芯片制造企业，仅有14纳米工艺制程，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芯片乃至整个半导体产业的方方面面都对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的依赖性太强，尤其在先进制程芯片方面。即使曾经由华为自主研发的麒麟系列芯片，其实也只能由中国台湾的台积电代工。

如今，我国半导体设备虽然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基础，但技术实力与国外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国产半导体设备企业的实力仍然偏弱，绝大部分企业无法达到国际上已经实现量产的10纳米工艺，部分企业突破到28纳米或14纳米工艺，但在使用的稳定性上与国际巨头差距较大。

在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背景下，新基建相关技术的进口受到威胁，阻碍我国新基建发展。因此，降低技术的对外依赖性、提高自主研发能力是重中之重。

2.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

新基建在推动万物互联互通过程中大量运用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因此新基建具有明显不同于传统基建的高新技术性特征，而高新技术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新基建是科技产业的前沿领域，技术门槛高，技术更新迭代快，应用场景不明晰，商业运营模式也尚未形成闭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包括市场的不确定性、技术的不确定性、组织架构的不确定性等[4]。

与技术创新的企业相比，政府作为新基建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核心业务技能是行政管理。由于种种原因，管理人员对各项技术的关键问题理解不深，对前沿技术的不确定性不敏感，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因此其要正确做出新型基础设施技术路线选择和建设规模决策有一定的困难。一旦决策失败，我国不仅会面临高昂的投资损失，更会失去对前沿数字技术的主动权。

信息不对称问题还可能导致忽视市场需求或不能创造有效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只有在需求信号的引导下，才能确保稀缺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传统基建被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时不考虑需求，或者简单地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而具有高新技术性的新基建加快了产品的更新迭代周期，其信息的不对称性可能使产品供给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或不能及时创造有效需求，从而造成产能过剩、政府债务高等问题[5]。

3.出现资源错配问题

大规模、多主体推进5G通信、人工智能、充电桩、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涉及固定资产投资较多，仍然可能出现过剩。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11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为299.0万辆，同比增长166.8%；充电基础设施增量为70.4万个，同比增长120.3%，车桩增量比为4.2:1。放眼未来10年，我国充电桩建设仍存在6300万个缺口，预计将形成万亿元的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对于充电桩的建设，一旦缺乏科学的布局规划，让大量资本涌入其中，很容易造成资源错配和产能过剩。

如果充电桩的建设规划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进行超前投资、过度投资，可能会面临较大的资源错配风险。譬如南昌市曾超前布局建设充电桩，但由于引进纯电动出租车计划搁置，先期建设完成的150个充电桩被闲置。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人们发现南昌市第一批投资建设的充电桩接口已经不适应电动汽车的要求，导致产能浪费。

此类由于充电桩发展初期布局不合理、不完善造成多数地区一桩难求，而偏远地区充电桩闲置的情况经常出现。建议以人口流入或流出为标准，明确新基建的重点地区、先行地区，有所侧重布局新基建，避免全面投资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严控人口流出地区的基建投资，防止大规模基建浪费[6]。

以广东省为例，珠三角核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等人口流入地，可作为新基建重点区域；对于粤东西北地区等人口流出地，应针对发展短板，加强能源、交通、水利等传统基建，满足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需要。

另外，据《我国各省区市“新基建”发展潜力白皮书》分析，新基建外溢效应较强，如果不加以统筹规划，将出现重复建设、产能闲置的现象，造成大量投资浪费。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充电桩等新基建应用高度依赖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其布局规模和密度应与当地产业需求、社会治理需要相匹配，经济基础较好、城镇化率较高、城市治理较为成熟的地方可优先布局。

还以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为例，我国公共充电桩区域集中度较高，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中国充电联盟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公共充电桩保有量最多的地区为上海市、广东省及北京市，均为8.6万个。而天津、重庆等十八个省份的公共充电桩保有量超过一万台，这些地区在人口密度、经济基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等方面仍有差距，如果盲目大规模建设公共充电桩，将造成资源闲置。

4.网络安全存在风险

随着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等技术的不断创新，万物互联互通的程度更加紧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也加快融合发展。如果在新基建过程中没有做好网络安全保障工作，其受到安全威胁的风险就会从数字世界向物理世界逐渐渗透。一旦发生安全问题，可能会直接引发安全事故，影响生产生活，甚至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可以依靠网络实现对人工智能的控制，这也增加了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无人驾驶汽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如果操作系统遭到黑客的控制，管理权限被黑客拿到，那么无人驾驶汽车便任由黑客摆布；人工智能的信息基本通过网络进行传输，在此过程中，源代码有可能被黑客篡改和控制，这就可能导致无人驾驶汽车无法准确识别障碍物或产生违背驾驶命令的行为，从而导致大面积的交通事故。

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新型基础设施对网络攻击的抵抗性更弱，数据要素面临着更大的安全威胁。海量数据在网络中的传输及在各节点的存储、处理和调度等环节都将面临被窃取、破坏、篡改的风险。关键基础设施产生的数据更敏感、更重要，更容易吸引攻击者并成为网络攻击目标。

随着新基建的发展，物联网终端数将会呈现爆发式增长，每个终端都具有计算能力并拥有丰富的网络资源。但是，传感器、无人机、摄像头、智能汽车等物联网终端普遍计算性能差、接入数量巨大且具有突发性，安全性较弱。目前大部分终端产品在设计时很少考虑安全性问题，许多感知设备都处在无人监管的状态下，防盗防破坏等防护技术尚未成熟，给终端安全防护带来极大挑战。

截至2020年年底，全球用户采用的物联网设备数量达到约300亿台。海量的物联网设备连接到互联网上，使得其中一些存在安全漏洞的设备成了网络攻击的目标。即使只攻破一个设备，也有可能造成大规模的网络和设备瘫痪。

5.结构失衡亟待调整

目前，新基建加速了产业资本向相关领域的集聚，各行业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新基建相关的很多领域已经出现了投资过热现象，这将加剧结构失衡风险，主要表现为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存在短板，高端材料、工业基础件和基础软件等过分依赖国外进口。

一方面，在政策的支持下，我国新基建相关产业发展速度比较快。企业为了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盲目扩大生产规模而忽视技术创新，同质化竞争严重，导致高端产业低端化发展。

2020年，全国机器人企业的总数为11066家，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约为63亿美元。然而，在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中，国外品牌占据了60%以上的份额。国产机器人大多为三轴和四轴，国产六轴工业机器人占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的份额较低。相反，对于技术复杂的六轴以上的多关节机器人，国外公司市场份额约占90%。由于长期依赖国外的高端设备或零部件，我国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以至于国产工业机器人以中低端产品为主，从而出现高端产业低端化的问题。

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偏重智能机器人、无人机和智能驾驶等终端产品的生产，而忽视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和培育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生产能力。与世界领先国家相比，中国人工智能在部分领域的核心技术方面实现重要突破，但对人工智能基础研究还比较欠缺，这不利于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发展。

《2021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达到6425家。其中，22.3%的企业分布在人工智能产业链基础层，18.6%的企业分布在技术层，59.1%的企业分布在应用层。可见，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还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