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新基建创造价值的关键:铺就通向创新驱动之路
安筱鹏:新基建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
新基建给社会创造的价值,与传统的基础设施有什么区别?
一讲到基础设施,很多时候更多的是考虑投资的价值,传统的铁路、公路、港口,包括传统计算中心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有多少,这个非常重要。但我们今天讨论新基建的时候,仅仅关注对经济的拉动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关注新的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数字红利。
这种数字红利,更多的是怎么提高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怎么激发企业、医院、学校……每个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的创造,这是全社会需要关注的议题。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针对企业家们,只要你具有创新意识,能够设定目标、整合资源,能够在产品、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市场开拓上有创新,就是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这种企业家精神的群体不断涌现,才会推动整个社会进步。
全球著名的技术经济专家麻省理工学院布莱恩约弗森曾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幂律经济:资本、劳动和创建》,他提出一个时代命题:数字经济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工业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是资本,资本收益率会超过劳动的收益率,工业社会几百年来贫富差距在拉大。数字经济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是最具创见的思想及具有这种思想的人。
数字基础设施的价值,在于能够降低创新创业的门槛,不断激发创意的产生,不断激发创造力迸发。当人的重复性的工作(包括体力和脑力)不断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时,人们不得不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工作,这是数字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的重要区别。
安筱鹏:数字基础设施可以低成本复制,更高效地支撑经济社会运行
经济发展使产业分工持续深化,进入一个知识分工的新时代。数字基础设施带来了知识创造的专业化分工,知识作为一种产品被封装起来,借助这个平台可以快速去传播、复用、创造,进而构建一个新的体系。未来我们可以预期,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成之后会带来一个爆发期,人工智能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分工的深化,推动经济快速高质量发展。
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一个区别,就是可以用更少的投入创造更多的价值。
数字基建关注更多的是,如何从后向拉动效应到前向数字红利。中国由于消费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可以构建一个更加便捷、大规模使用的数字商业设施,可以低成本地复制数字商业基础设施,可以更高效地满足消费者、个人、企业和政府的需求。线上的效率是传统线下效率的4倍。2005年中国每千人零售营业面积只有18平方米,美国是1105平方米,但是在数字互联网的时代,每 1 元的投入在零售领域能带来的销售额,线上是49.6元,而线下是12.5元。互联网、电子商务,使得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整个投入产出比更高了,用了更少的基础设施的资源,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创造了更多的价值。这是它的数字红利的效应。
国际咨询机构BCG曾做过分析,由于互联网支付及移动支付的出现,2011—2020年,中国减少1万亿元对各种移动支付、金融支付基础设施的投入。2011年,万人POS机的拥有量美国是中国的8倍,人均银行卡拥有量美国是中国的 8 倍,而今天中国移动支付的规模是美国的80倍。中国用了更少的传统基础设施、更多的数字基础设施,创造了更好的经济社会价值。这就是数字基建的价值。移动支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吕本富:数字基础设施的价值,要重点关注数字红利
通过这次疫情,我们也看到了数字基建带来的经济价值。数字化生活、数字化交流、数字化商务正在成为风口,这也是数字基建带来的社会福利,或者说就是数字红利。
现在学界对数字红利的认知并不统一。经济学上,买者和卖者都希望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益,交易会产生两个剩余: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但是,数字基础设施给经济社会带来的价值被低估了。GDP衡量在特定年度内生产的最终产品与服务的价值,但是互联网时代许多技术创新(搜索引擎、电子邮件、GPS)是免费的,经济统计数据模型并不能捕捉它们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的利益。
美国有个大学做了一个有趣的实证量化试验。他们给参与试验的人群每个人的账户上打1000美元,要求参与试验者不能上Facebook、Google等网站,如果试验期间登录这些网站了,之前发放的1000美元要收回;之后又把测试标准提高到2000美元。最后的结论大概是,一个美国中等活跃用户放弃使用 YouTube 等流媒体一年的平均费用为1173美元,停止使用搜索引擎的平均费用为17530美元;欧洲学生停止使用 Snapchat一个月的费用估值是 2.17欧元,停止使用领英的费用估值是1.52欧元,停止使用WhatsApp的费用估值是536欧元,停止使用推特的费用估值是0。
工业时代有交易才会有消费者剩余,而数字时代“搭便车”的人很多,没参与交易的人也可享受红利,从而节省了很多成本,这叫非交易者红利。非交易者“搭便车”带来的便利性,我们就称为数字红利。
数字红利的量化分析的基本规律是,数字平台的数字红利差不多是其市值的两倍。用传统统计模式确实低估了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带来的经济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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