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851—1866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激烈壮绝的事件之一。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从广西境内脆弱不堪的临时基地出发，带领着逐渐壮大的队伍辗转北上，经湖南入武汉，然后组织了规模巨大的舰队，沿长江而下直捣南京，并最终于1853年将其确立为新王朝的首都。从那之后，太平军与清军鏖战中原十余载。他们所抱持的是一个至大的目标：控制中国，进而根据太平天国的理想改变中国。他们的理想糅合了《旧约》基督教思想、平等主义、清教思想以及自己的创造性发挥。他们的剑锋不仅与此前的无数次起义一样指向居于统治地位的王朝，而且更直接指向了当时基本的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从这个层面来说，太平天国运动确实具有革命的性质。

所有试图描述太平天国历史的学者，都必须克服两个重大难题。其中之一，是针对任何革命运动的史学研究都常常遇到的，无论其描述对象发生的时间与地点如何；而另一个，则与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与价值取向更紧密地相关。第一个问题与预定课题的讨论范围相关。对于史学家而言，经过一定程度的研究，对某一革命运动的主要因素进行总结与探讨，并得出一个结论，这不是什么难事；或者，通过对某个具体选定的课题深入处理、分析，见微知著，从而完成一篇专题报告，这也不会太费工夫。真正的考验在于理剧剸繁，在关于一场社会运动各个方面的浩如烟海的细节中，条分缕析，在脑中组织并描述这些细节，使它们在叙述中不仅各尽其用，还能切实地互相联系起来，从而对这一运动的整体完成重新构建。这并不是简单的时间、精力和技巧层面上的问题，必须有超人的毅力，才能把四处隐匿的材料收集起来。革命军通常过于繁忙，甚至不能读写，因而少有记录，而当时的清廷官员也不愿过多地传播有关革命的言论。

此外，中国官方史学的操作实践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每一个朝代都编写自己的历史，并销毁关于对其发起挑战的起义的记录，将其政权的合法性推及永久。许多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也曾根据自身的利益，杜撰或者篡改历史记录；但是中国的统治者在类似的任务中，依靠的是训练有素的士大夫阶层的聪明才智，以及对国家史馆中大量既往资料的借鉴。因此，很多时候历史资料被彻底地改写，且其内部又相互吻合，这使得对史料的重新评估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简又文教授致力于太平天国研究已逾五十载，对其细节及整体的把握，使他可以完成一部关于这场运动的全史。通过对细碎史料的艰辛搜集，他得以从太平军的角度重建对这场运动的叙述，第一次把其中的现实因素与人的因素结合起来，使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了解太平军领袖们的行动与动机。在梳理所有现有资料的同时，他还搜集了运动时期的手稿和宣传单，建立了自己的收藏，并亲自参访运动故地，以便从地形、地势的角度分析运动的发展。他还在不断了解太平天国技术与工艺的同时，收集了大量的太平天国手工艺品，其中包括印章、拓本、钱币，甚至还有一块铜制名牌。简而言之，他的著作为后辈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读者面前的英文版是对简又文教授中文版多卷本太平天国研究著作的精编1，是他与芮玛丽（Mary C. Wright）教授合作六年最终完成的。芮玛丽教授参与这项工作，是因为她一直以来都希望非历史专业的读者能有这样一本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著作，与当时的其他著作相比可以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从而既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又对我们分析这场革命运动大有助益。遗憾的是，芮玛丽教授猝然离世，未及向西方大众亲自介绍并评价简又文教授的著作。

简又文教授的著作有许多出色、独到的方面值得我们特别强调，例如他对太平天国政府结构、经济组织及其神学体系的分析。在此，我仅举出四处我认为尤其有意义的地方，每一处都与战争的某个方面相关，而综合起来，它们就可以向我们展示简又文教授学术研究的广阔视角。我选中的四处包括：对紫荆山地区的运动发展早期的分析、1854—1856年的湘鄂战役、从军事史角度着眼的太平军主要战略错误分析、1856年天京兄弟阋墙的战斗。

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对起义的兴起有许多记载，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对起义究竟为何能够兴起这一点却知之甚少。简又文教授深入地研究了太平军政权的根本基础，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指出，太平天国运动在其早期的1850年年底到1851年年初取得的胜利，得益于他们精心细致的运筹准备：他们的征兵政策审慎而严谨，获得了重要的地方氏族的理解，巧妙地利用了客家人与当地人紧张的关系，建立了隐蔽的兵工厂并藏匿和储存了大量武器。太平军的领导人甚至事无巨细地提前着手印制登记表、行军手册以及建造营地的指南。所有这些都作为革命运动进程的一部分，与教义宣传及竭尽全力确立“天王”统治层级系统一起，并行不悖。简又文指出，所有这些准备活动都受到了地理和历史条件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地形条件（他对于当地地形的仔细考察在这里就显得尤为重要）、地方武装及民兵团练势力、与地方士绅阶层的关系，以及官员不作为、未施行干预等条件的影响。

湘鄂战役（太平军所有主要战役在本书中都有详尽的介绍）与曾国藩有关，因而其细节就变得格外引人注意。大多数历史学家虽然着重强调曾国藩在19世纪60年代取得的巨大胜利，但并未对其背景做出考察。本书着眼于“湘军”组织的早期运筹，向我们指出曾国藩当时所面临的巨大困境，以及他是如何多次险遭倾覆，又转危为安的。曾国藩所要承受的不仅仅是其新军遭受军事失败的打击，还要直面部下羞愧不堪的面容、朝廷的冷面斥责，以及在战斗中失去最为信赖的部将等痛苦。当他的水师遭受重创后，他兴建船厂、招募工人、募集资金等种种在组织建设上做出的努力也似乎要随之付诸东流。因此，他自然会时而陷入绝望，之后也很自然地对太平军穷追猛打——毕竟，他们让他吃尽了苦头。

简又文教授的史学素养，使他可以从日常军事行动及长期的战略目标两个方面考察太平军的军事行动。这使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太平军在何时何地犯下了主要的战略错误进行权威的判断。他主要讨论了以下几点：1853年6月攻取武汉之后未直接北上闪击京师，而是沿长江东下的战略错误；1853年袭取南京之后同时发动西征和北伐两场战役的战略错误；未能捣毁清军邻近诸大营，进而占领上海的战略失败；1857年韦俊弃守武汉，1861年李秀成未能再度占领武汉，及其随即犯下的放弃安徽、加强浙江防备的战略错误。以这些为代表的诸多战略错误，带领读者一次次地检索并考察中国的地图，提醒他们不能忘记这场斗争的广泛性与复杂性。

最后，1856年天京发生喋血内讧，杨秀清和石达开全家以及韦昌辉均受难被戮，其中的细节使我们能深入理解太平天国的政权。这些细节向我们展示了在天京的革命军中潜在的紧张关系，而姿态高高在上、超然于物外的洪秀全却未能进行缓解与调和。我怀疑，在最初的诛杀之后不断扩大的杀戮狂潮，是一种潜在痛苦的外在表现；发起革命和在其上升阶段加入革命是一回事，而在被包围的困境中如何保持革命的动力和能量，则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件事。

当然，太平军不仅顽强地坚持到了1864年，甚至在1856年之后的某些时候，他们几乎彻底恢复了革命肇始时的精力与能量，这足以印证太平军的勇敢与对信念的忠诚和执着。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在军事层面所扮演的角色，尽管他通常都是作为一个富有远见的“现代化”改革者的角色被学者们提及和讨论。1860年太平军佯攻浙江，并突然回师天京，击溃清军和春、张国梁部，这似乎都是洪仁玕做出的谋划。相当讽刺的是，正是因为他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才迫使清廷最终放手任由曾国藩自由行动。

太平天国的故事充满了矛盾和惊喜，而简又文教授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矛盾和惊喜。这的确是一本热情洋溢、充满个人情感的书，而作者在其中持有一定的立场也着实无可指摘。他来自广东，不满清朝统治，无法（也不想）掩饰自己对洪秀全的同情（胜过对曾国藩的同情）。同样，从本书的标题开始，作者就强调他所描述的是一场革命运动，他并不想被划为坚持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叛乱”的学者。这样的立场自然会使简又文教授在一些问题上采取与主流认识不同的态度。我特别要指出的是他关于三合会众（他认为他们确实是叛乱者）扰乱太平天国革命热情、太平军中女性角色，以及太平军领袖对军中农民兵勇的态度转变这些问题的论述。

他把太平军视作革命者，因此清军便成了反对革命的角色。因此，他对清军的讨论重点不是清廷的意识形态，而是清军的军事战略、资费搜集、兵员招募、对外结盟，以及对投降的太平军和一般民众的大肆屠杀。至于对清廷镇压起义的思想方针的讨论，我们可以参考芮玛丽关于同治中兴的著作。2通过该著作，我们可以了解清廷依照儒家思想制定的镇压起义、节用养民的政策。当然，这些政策非常简单而僵化，但至少其初衷是满怀和善并且符合国家利益的。

因此，简又文与芮玛丽二位的著作可以一并阅读，互相平衡，互为延展。二者结合，便可以帮助我们不断加深对1850—1874年这段历史的了解。同治时期的统治者们囿困于历史的语境之中，在他们利国远虑的背后，我们能听到无数人尖锐愤怒的呼号，他们在追求一个不同的摆脱困境的方法，而后者的呼号也越发响亮。

史景迁
于耶鲁大学

脚注

1对此有兴趣并对中文有一定了解的读者，可以参考每节的注释，参阅简又文原书。

2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1957. （译者注：此书中文版见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