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改变中国，影响世界

砥砺行，摸石进；四十年，富福民。

四十年前的1978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年。在伟人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开启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吹响了经济腾飞和民族复兴的“冲锋号”。

四十年风雨兼程，改革摸石过河，开放对接世界。从农村到城市，从封闭到“入世”，从“特区”试点到全国推广。在经济体制的不断演进中，中国人民用勤劳、用智慧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篇章。

1978年，我从小学升入初中，中国的人均收入为381元人民币，即使按当时人民币被高估的汇率计算（1美元=1.577元人民币），也只有242美元，世界排名倒数第二。而当时的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人口不到中国的1/15，其各自的GDP总量却都高于中国。1986年我刚到美国求学时，学校发放给我的奖学金勉强够在当地生活，却远高于做了一辈子外科大夫的父亲当时的工资。

到2018年，经过持续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GDP总量接近13万亿美元，早从2009年起就已跃居全球第二位；如果进行跨国间物价有别的调整，中国GDP总额已是世界第一。同时，中国人均GDP约9000美元，居全球近200个经济体的第70位上下。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海城市，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又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不少。现在我去世界上任何都市出差，都会在街上遇到大批度假、购物的中国游客。

正如习近平主席高度概括的：“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

从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独大，到现在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以及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等构成的、互补有别的金融生态体系；从1990年中国股市在上海诞生，到现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包括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以及正在酝酿的沪伦通；从曾经计划经济决定一切金融价格，到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与汇率市场化改革；从曾经的金融封闭，到实现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再到探索资本项目的部分可兑换。金融制度的变迁与金融的改革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折射，又是促进增长的润滑剂之一。

然而，虽然金融发展可圈可点的成绩很多，但在经济奇迹式增长的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却落后于实体经济部门，居民的储蓄、资本的分配并不总是流向最有效率的企业，金融体系结构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仍未达到适配。银行业和股市为核心的正规金融部门，服务了国有部门融资和“投资驱动型”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却无法满足非国有部门和居民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这部分融资需求由影子银行和非正规金融部门来满足。无论是正规金融部门，还是“替代性”金融部门，在提供融资的同时也积聚了风险。

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金融改革也到了换挡升级的关键时刻。中国的金融体系，尤其是股市、债市和衍生品市场，亟待进一步发展，以期为包括科技行业和服务业在内的民营企业与家庭消费部门提供更多的支持。

换挡升级的时刻就会出现以前没有的机会，只有那些既有想象力又有实力的人才能抓住好机会。而换挡升级的时刻也是需要警惕金融风险、经济风险的时刻。

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开放的成功需要诸多配套性和预备性改革，包括降低国内金融体系的扭曲、提高效率、防范国际资本市场风险传导和国内其他要素市场的改革，尤其是国内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相关公共治理、反腐和依法治国的改革，否则金融开放也有可能带来金融动荡。此外，实践者还需为下一步的金融深化理清思路，调整经济结构、完善财税制度，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上，探索渐进的改革路径。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书写了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传奇。放眼未来，中国金融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显现的一系列问题，也给现代金融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发出了求解之邀。

《复旦金融评论》不需要对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但这一期及以后的每一期都会对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的热点问题给予关注与分析。同样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尚未成为热点但以后将会成为热点的问题，我们也会努力做出前瞻性分析。我们意在搭建一处全球金融经济学界、业界、政界大家共勉共进、集思广益的平台，立足历史机遇，孕育思想光华，探索实践创新，引领时代变革。

《复旦金融评论》主编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