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窝
陈各（《收获》2022年第2期）
推荐语
陈各的《狗窝》写一个中国学生在海外的生活经历，女主人公无所事事但热爱艺术，她以边缘人的身份自居，并通过这一视角书写了当代资本社会的荒谬和虚无，嘲笑并解构中产阶级虚伪的价值观。小说有一点点朋克风、一点点金属感，叙述张弛适度，字里行间充满了蓬勃的生命气息。（杨庆祥）
一 麦克斯
在德国留学的那两年，我活得无法无天。我抱着拯救当代戏剧的野心来到柏林，首先发现我的德语不够好。我看不懂那些剧本，尤其在句子的语法上做实验的，或玩拆字法的。我只能看一些被更年轻的我弃如敝屣的古典戏剧，就是这些，我都要查词典查个不停，更不要说那些堪比天书的戏剧理论。其次，我还意识到一个更严重的事实，那就是我没有天赋。我始终不能摆脱作品中的“叙事”特征，有时还想偷偷“抒情”。与身边摩拳擦掌、随时准备接听瑞典文学院致电的有志青年相比——我们在一节戏剧史的课上，知道了彼得·汉德克获得了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对戏剧系的学生是莫大的刺激——我只是个蹩脚的“票友”，我甚至看不懂彼得·汉德克的东西。他获奖后，柏林的各大剧院都在上演他的作品。国内报纸让我写一篇评论，总结一下他的艺术特点，肯定一下他的艺术成就，但我知道——大家都知道——这都是些没人看的屁话。认识到这个问题后，学校的补助金被我挥霍一空，专业课我也不去了；我去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去发疯，去流浪。很快，我的积蓄不能支持我在学校提供的宿舍继续住下去，我只能搬出去，和三个来路不明的德国人合租一间公寓。
我们的房东算是麦克斯，是他最先整租了一套房，然后把房间分租给我们。我多少觉得他有点脑子不正常，他的房客是他在一天之内从大街上找来的。那时，我和王世豪在一起。王世豪是个华裔，会弹钢琴，被学校剧社请来伴奏。而我虽然属于编剧组，但主要任务是扮演一个没有台词的亚洲女人。我的心理活动主要依赖王世豪的手来传达，一来二去，我们就认识了。搬出学校宿舍后，我住到了他姐姐家。他姐夫是德国人，他们一起回汉堡探亲，把房子交给了王世豪。我住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我没能见到真人，不过家里有他们的照片。王世豪的姐姐叫王伊雯，比王世豪大六岁，父母是福建人，九十年代到德国做生意，后来就定居了下来。姐弟俩都是单眼皮，姐姐黑一点瘦一点，弟弟白一点高一点。王伊雯的丈夫叫本杰明，体格强壮，大概有一米九，一头浅金色的直发，往后脑勺扎一个小鬏，留着络腮胡。他们有一组宝丽来的照片，贴在冰箱上，王伊雯穿着一件豹纹紧身裙，本杰明穿着白色衬衫，像一只小花猫和一只大白熊，看得出来很恩爱。奇怪，中国女人到了国外，往往变得极致、张扬，中国男人却会变得平和、收敛。
王世豪会说闽南话，但普通话说得不好。我一度怀疑他接近我，是为了练习普通话。我常常假装听不懂，他一遍遍说，我一遍遍无辜又真诚地笑，他只好放弃了。
王世豪是会在春季各大音乐厅结束假期开始营业的时候，去听一轮《天鹅湖》和《胡桃夹子》的人。他很爱学习，同时在读两个硕士学位，一个是计算机，一个是东亚研究。他说，为了更了解自己。他还很爱做饭，每天早上、晚上他都会做，而且做得很认真。一开始，我还感到新奇。一是我从来没有在家里见过做果酱、做面包的，和他在一起后我才知道蛋糕里面原来放了这么多糖；二是我从没见过一个中国外形的男人如此心甘情愿地囿于厨房。他很喜欢看我看他做饭的样子。有时候，吃完他做的意大利面，我们就在餐桌边上的沙发上做爱。那个沙发很柔软，那个时候我也很爱他。但不久我就受到了反噬，我必须每天告诉他今天我回不回家、几点回家、已经到哪儿了。要是某天我不回家，或者错过饭点，他就会用微波炉热一盒廉价的速食鸡肉饭，把空盒子扔在餐桌上，故意让我看：是我造成他今天没能好好吃饭。住了大约两周之后，我遇到了麦克斯。
当时，我决意在地铁口的一家赛百味解决我的晚饭。我一边吃，一边刷租房应用上的信息。麦克斯站在我身后说，他刚租下一套房子，要不要过去看看。如果在中国，我一定会关掉手机，严厉地瞪着他，让他去骗鬼吧。但在柏林，我被一种强烈的自暴自弃的氛围感染了，柏林人似乎都不想活着。我同意了。
我跟着他，看他究竟会把我带到哪里。
我们始终走在大街上，中途他进了一家大超市，买了两瓶一点二五升的可口可乐。穿过超市前的马路再往前走一个街区，快到下一站地铁口的地方，有一扇浅灰色的门。麦克斯拉开门，走进去。我向四周环视了一眼，马路对面有一家手机店，一家花店，一家餐厅——然后跟他走了进去。我们走上三楼，楼道里很黑，这大概是苏联时期的建筑，和我们七八十年代单位住房的结构有点像。一条笔直的走廊，两边是各住户的门。麦克斯的房子在走廊尽头。他拿出一枚很小的银色钥匙打开门，里面是一间尚未全部装修的半毛坯房。
麦克斯走到厨房，把买来的可乐放进冰箱，让我自己随意。厨房呈长方形，靠墙的一边是炉灶和冰箱，另一边是一条长沙发，中间有一张黑色的茶几。窗户朝东，很大，占满半面墙，踩着沙发，可以登上去，作为出口；出去是别人家的屋顶，一路能走到地铁站的月台，不过需要冒一点穿越铁轨的风险。我后来常常选这条路线回来，从窗外跳进来。有时候窗子锁上了，如果麦克斯或埃里克正巧在厨房，我就会敲敲窗玻璃，让他们过来给我开一下。
房子的整体布局是一个“非”字，六个房间，两两相对。厨房的对面是埃里克和宝拉的房间。埃里克是麦克斯找到的第一个房客，他是那天上午，我是下午。埃里克一头银发，长得很像年轻时的莱昂纳多，即使在德国，这样的大帅哥也不常见。宝拉是他的女朋友，每天都化很浓的眼妆。他们的房间是最原始的，墙体斑驳，油漆脱落，地上是水泥地，贴着格子状的胶带，除了窗台上放着胶水啊喷漆啊之类的瓶瓶罐罐，别处空空如也。我不知道埃里克既然是第一个来的，为什么会选中这个房间。
埃里克的隔壁，左手第二个房间，是我的房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房间里七零八落地放了几把椅子，一盏台灯，一架梯子，一个空行李箱，一双破皮靴。这些东西直到我离开的时候，依然在我的房间里。卫生间在我房间的对面，长久以来，卫生间都是这个房子中装修最完备的地方，有蓝白相间的马赛克瓷砖地，有干净的马桶、浴缸，有浴帘，有防滑垫，有百叶窗。我们的房子，除了卫生间，没有一个房间有窗帘。卫生间的隔壁是储藏室，有一台吸尘器，四五只大纸箱。摞在最上面的纸箱敞开着，里面塞着麦克斯的衣服、硬盘、笔记本、影碟片。墙角靠着一把用绿色泡沫塑料保护起来的大提琴，没有琴盒。有一天麦克斯去上班后，我进去拆开看过。对，大提琴，我反复确认了那是一把大提琴。
纸箱里的笔记本是麦克斯小时候的日记：
“这是我的狗。”
“土耳其有一块竖立的石头。”
“有一个湖。我们在湖里游泳。”
没有什么内容，是小朋友的那种日记。但它建立了我对麦克斯的信任。
麦克斯问我怎么想。我说行。——王世豪的姐姐、姐夫回来之后，王世豪住回了学校，我搬进了麦克斯这里。
王世豪过来找过我几次，最后一次还帮大家做了一顿晚餐。我们平时只吃烤土豆、烤西兰花、烤胡萝卜、烤蘑菇，因为麦克斯是一个极端的素食主义者。那晚上，我真想留下王世豪，和他重修旧好，让他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但他没有任何表示，和我说起他想去中国交换的打算。我只好说可以啊，有机会愿意为他做导游。
麦克斯有某种我不了解的世界主义。他会把家里的钥匙随便给人，所以我们屋一直保持没有什么可被偷的状态。他会随便带回一个陌生人，让他在厨房过一夜，两天，甚至一周。有一晚，麦克斯带回一个毒瘾发作的男人。男人四五十岁的年纪，长发稀疏，眼窝深陷。麦克斯为他打了针，还为他烤了一盘小土豆。麦克斯会向这些人介绍我说：剧作家。
他的右手上总是戴着一大串东西，手链、佛珠、牛皮编成的带子、彩绳，还有他某一任女友扎头发用的皮筋。他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会给他女朋友备着一根皮筋，供她随时需要。分手之后，皮筋还在他手上。他也没想过取下来。
去储藏室翻东西的那次，我还进了他的房间（我们的房间没有窗帘，没有床，也没有锁）。我坐在他的床垫上，靠着墙，从他的香烟盒里抽了一根他的烟。
我们都没有床，只有席梦思床垫，一个房间一个。但至少我和埃里克都买了床单、被子，而麦克斯只用一个旅行睡袋。房间里有两只五斗柜、一张桌子、一张沙发，横七竖八，最初搬进来的时候放在哪儿，现在就放在哪儿。桌子上都有什么呢？扑克牌、卷纸、电钻、透明胶带、数据线、一只乒乓球拍（我拿起来比画了几下）、电话卡说明书、鞋带、贴纸、蒙古短刀……地上随处是卷成一团的衣服和牛仔裤、矿泉水瓶、可乐瓶、酒瓶。我对这些没有人生、没有目的的物质深深着迷，一边陶陶然地吞云吐雾，一边高举着麦克斯的护照：他的全名是马克西米利安·亚历山大·路斯，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三日出生，来自德国的边陲小城弗莱堡；德国护照上还会注明持证人的身高（一百八十厘米）和瞳孔颜色（青绿色）。
住进来的第二天，我又有一个新发现：没有洗衣机。我们要到另一条街上的自助洗衣店洗衣服，最好一并烘干，因为家里也没有晾衣架。这样的生活现在想来匪夷所思。我们甚至没有一瓶单独的洗发水，我们用的是欧莱雅一款五合一的男式洁面洗发沐浴露。我们每个月底给麦克斯交钱，谁也想不通彼此的钱是哪来的。
白天，我有时候待在家里，有时候去学校闲逛。晚上，我们听音乐，喝酒，一起看网飞上的电视剧。一些非常庸俗的德国喜剧，比如一个女人和心仪的男士在高级餐厅约会，想脱掉衣服露出性感背心，结果衣服卡在头上了这种。埃里克常常笑得不能自已。
周末，我们会去俱乐部，有时候去同一个，有时候各去各的。柏林最有名的俱乐部是伯格海因，一般要排两个小时的队才能进去。有一次，埃里克和宝拉因为吃了一整瓶药，神采飞扬，被门卫拒绝了。门卫不喜欢团体，我们当时故意没排在一起，幸好如此，所以尽管埃里克和宝拉被拒绝了，排在后面的我和麦克斯顺利进去了。伯格海因里可以说基本上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凭感觉知道人满为患。有很多赤身裸体的人，不过也看不见。震耳欲聋的工业噪音，就像电钻在你的头骨上打孔；就像无数黑色的机械甲虫倾巢而出，覆盖你全身，分解你，侵吞你。刚进去的时候，我们还能摸清方向。我们找到吧台，灌下三杯龙舌兰。之后，我们的意识和记忆就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麦克斯会尽量保持贴在我身边，但他也不能完全保证——有时他觉得他一直在我身边，而我其实早已经到了另外一层，或者他已经到了另外一层，但我以为身边的人还是他。
……有一人从正面抱住了我的腰，我立即知道不是麦克斯：谁会在这里戴一只这么硌人的机械表呢？……他比麦克斯更高更壮，而且穿了一件衬衫，事业有成的人才会穿的那种，它散发出的古龙水味也和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他大概也感觉到了我的某些不一样，但这些都没有妨碍我们接吻。他几乎压着我，舌头横冲直撞，不一会儿气喘吁吁。接着听到他问：“你叫什么名字？”说的是英文，伦敦腔，而且年纪不小！我说：“詹妮弗。”一边打算摆脱他。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又满是人的地方，摆脱一个人很简单。
大约凌晨六点，我找到麦克斯，他已经站都站不直了。我扶着他离开俱乐部，拦下一辆出租车。他躺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彻底失去知觉。
回到家后，我也精疲力竭，醒来已经下午三点。耳蜗里依然时不时传来隆隆巨响。麦克斯还在睡。我决定出门吃点东西，然后把衣服送去洗衣店。洗衣服加烘干差不多要两个多小时，我会到不远处的一家二手书店打发这段时间。书店里除了德语书，还卖英语书、法语书、西班牙语书，毕竟这里是德国的首都嘛。有一次我还在收银台前卖明信片的架子上，看到一张张爱玲的明信片，是张爱玲最经典的那张叉腰傲视的照片，卖一点五欧。我没买，但我很高兴，趁店员不注意偷偷拍了张照片。在之前几次等待的时间里，我翻完了一本叫《黑孩子》的英语小说，作者是理查德·赖特。小说讲的是一个黑人男孩在白人社会的成长经历，用词和语法都很简单，故事也很流畅。我准备再找一本类似的，这时候，我看到身旁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看着我。刺鼻的古龙水的味道。
“詹妮弗？”
我根本不叫什么詹妮弗。
“我是布莱恩。”
他有一头银灰色的鬈发，蓝眼睛，穿着短袖衬衫、休闲裤、皮鞋，面色红润，笑容可掬，年龄可能比我想的还要大。不知为何，姑且怪罪于我恍惚的精神，我可以看穿他的衣服，看到他布满绒毛和浅褐色斑点的白色身体，尽管只有一刹那。
他说这是一家非常小众的二手书店，战前就有了，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我。
“你是中国人？在柏林读书吗？”
他的声音充满自信、慈善、权威。
“哪个学校？”
我如实回答，甚至似乎在自证什么。
他说他就住在那附近。他是一名记者，在柏林有一个长期的访谈任务。他要采访一批德国当代学者、作家、艺术家，做一本时代访谈录。其中不乏我仰慕的名人，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他面对我非常坦然，没有一点惭愧、一点羞耻，好像从来没有用他湿漉漉的舌头吻过我。
他不是那种西装革履坐办公室的白人老头；他让我想起阿加莎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他是会出现在埃及、出现在亚马孙雨林、出现在印加遗迹马丘比丘的白人老头。我想他也应该确实去过。因为我个人的身份、财富、地位，我平时并不大有机会接触到这一类人。他们有资，有产，有闲，七老八十依然身体健康，活力四射，一生游历过世界各地，对政治、历史、哲学充满洞见，关键还乐善好施。他送给我书，送给我笔，柏林的纬度高，九月气温已经很低，我还穿一件长袖T恤，他送给我一件古驰的毛线外套——
男士的。大码的。他自己的。
在我后来对这个人恨之入骨的时候，这件外套我也没有舍得扔掉。
虽然我非常不愿意做这个比较，但他和麦克斯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现代文明。麦克斯不喜欢电灯，需要照明的时刻，他会在屋里点一些圆圆扁扁的小蜡烛。而布莱恩不用Wi-Fi，他说：电视制造傻瓜，Wi-Fi使傻瓜联合。
当我不是精确地回忆，而只是模糊地想起他这个人的时候，布莱恩的形象总是和一张虚构的泛黄的历史照片重合起来。背景是某个英属海外殖民地，他穿着在探险类电影里常会看到的黄绿色马甲，戴着软头盔，双脚叉开，直视镜头，和一群神情严峻而疑惑的当地土著合影。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流行一种从不同角度看，图画会发生变化的塑料卡片，这个角度可能是小燕子，换个角度就变成了紫薇。我说的“历史照片”也有这种特殊的效果，这个角度布莱恩的表情是柔和的，换个角度就变成了残酷的。
当然，在二手书店的时候，我对他还没有如此丰富的认识，也不想有任何认识。我才二十一岁，他比我爸爸的年纪还大！
他向我介绍起这家书店的历史，指出墙壁上保留下来的战火的痕迹：“这里曾被盖世太保征用——你知道盖世太保吧？”
我说我知道。
“这是他们的一个监听站。后来是‘斯塔西’——你知道……”
我说我知道。
柜台里的女店员假装翻阅杂志，目光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我们。
布莱恩好像终于在这座面目可憎的城市，遇到了知音。他从诺曼底登陆讲到日本人的原子病，仿佛前者与他有关，而后者与我有关。
很有意思吧。你一定很有收获吧。
从小小一间书店，我可以窥见尔虞我诈的大国政治，波诡云谲的世界历史……
但是手机提醒我时间到了。
我说我要走了。布莱恩正说到兴头上，他就像灰姑娘突然听到十二点的钟声一样，问我去哪儿，他可以送我。可能我才是那个要逃跑的灰姑娘。他几乎要伸手拦我——我看到女店员都站起来了——最后好歹要走了我的电话。出门之后，我没有直接回洗衣店，而是煞有介事地走向了车站，搭上了第一辆到来的电车。我总觉得他在书店的窗户里盯着我。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麦克斯。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说什么。要是你决定好了，我可以陪你去警察局。我说我在地铁上被一个流氓摸了，麦克斯说：“要是你决定好了，我可以陪你去警察局。”我说王世豪不肯戴套，要我吃药，麦克斯说：“要是你决定好了，我可以陪你去警察局。”我想假如有一天我说麦克斯，你个乌龟王八蛋，他也会发自内心地说：“要是你决定好了，我可以陪你去警察局。”我早说过，他脑子不正常。他是德国人的疯，有惊人的诚心和彻底性。
我后悔交出了我的电话。当我担心这个白人老头会不会给我打电话、麦克斯会不会报警、学校会不会知道、这事会不会演变成新闻传到国内等一系列不可控的连锁反应时，他似乎已经把我遗忘了。我重新投入到那种无法把握的、在当时的我看来好像是无穷无尽的岁月当中。
夏天一到，我更加频繁地去兵工厂电影院看电影。电影票要八欧一张。这使我不得不和国内的同学合伙做起了德国代购的生意，每周有两天我要往柏林的各大药店、商场奔波，拍照，购买，分门别类，邮寄。有时，我的房间里堆满了待发的国际快递，就像一个仓库。埃里克和宝拉会进来看看都有什么，他们对中国人稀奇古怪的需求感到惊奇，很多东西是他们听都没听说过的；对商品的价格，他们也感到不可思议，相互让对方猜自己手里的东西要多少钱。我问埃里克会不会说唱，埃里克说会。我说会不会freestyle，埃里克叉开双腿坐在一只快递箱上，来了一段：
我只想摸摸你的眉毛 就像抚摸一只猫的脊背
我说：这是你现编的吗？
埃里克羞赧地说：不是。
我说：在中国，你肯定能出道。我给他们看当时正在国内热播的选秀节目，埃里克哈哈大笑，说他害怕镜头，他还是更喜欢烤香肠。我不知道他这是在讽刺，还是真的在说他的职业。
我注意到他的脸上又添了新伤。他和宝拉可能只有十九岁，他们就像两颗无比璀璨的宝石珍珠，有时我多想自己可以拿出“中国家长”的那套威严来，让他们立刻停止现在的生活；所谓“现在的生活”，就是在这个鸟不拉屎的沼泽里越陷越深——天天吵架，砸东西，做爱，流产，把对方掐死，跪下来痛哭，然后若无其事地走进别人的房间里聊天。一个下午，我拎着家乐福的塑料袋，里面装着面包、牛奶、鸡蛋，从厨房的窗子回来，看到埃里克在屋里往宝拉的脸上打了一巴掌。厨房和埃里克的房间是正对着的，我们面面相觑。宝拉也看到了我，无声地走到了我看不见的阴影里。埃里克上前关上了门。那一刻，我好像触碰到有关我目前生活的某些实质。几分钟的寂静后，他们继续开始歇斯底里、崩溃、大打出手。
我靠代购狠赚了一笔，如果加上新学期的补助金，我有能力重新搬回学校；但我最后选择为大家添置一台具备烘干功能的洗衣机。布莱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四人正在卫生间里围观洗衣机的首次作业。
埃里克认真地说：我们需要给卫生间安把锁。
布莱恩依然叫我“詹妮弗”，问我下周三要不要到他家喝茶，赫塔·米勒也会去。他轻描淡写抛出的“赫塔·米勒”，是德国著名女诗人，二〇〇九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我的德语初入门道的时候，我还买过一本她的散文集。
我的气势明显矮了一截，问道：“赫塔·米勒不会介意吗？”
布莱恩说只是朋友小聚，赫塔·米勒不在他的访谈任务中。
我记下了布莱恩的住址，还有聚会开始的准确时间。虽然约会在下周，我已经在想穿什么，该怎么自我介绍，要不要带上我的作品——呃，我的作品？——我着急慌忙地跑回房间，打开电脑，打开“写作”的文件夹，很多文档光看标题，我都已经记不起来里面是什么，有没有一篇能看的……
如果还有一周的时间，有没有可能新建一个文档……
过了一会儿，麦克斯过来说衣服出炉了，要不要去摸一下，是干的。
二 布莱恩
布莱恩的住所就像一个微缩版的宫廷。他有一间巨大的会客厅，是房子的核心；核心的核心摆着一架价值不菲的古董钢琴，旁边是一张法式红丝绒的躺椅，四面是金碧辉煌的书墙。其中一列书柜安装了玻璃柜门，专门放影碟片，都是“标准收藏”的。这家公司以“影史经典与当代重要电影”为出版宗旨，我知道他们的DVD大概要二十五美金，蓝光的三十，4K的四十。够我看五场电影了。
墙角的大理石基座上竖着一个塞内卡的头像。这东西真的会出现在除博物馆之外的任何地方吗？由于长期不使用窗帘，而是将床单夹在窗户上简单替代之，当我忽然看到从天花板垂挂下来的深绿色帘幕时，甚至动情地摸了摸。头顶是巴洛克式大吊灯，脚下是土耳其风格的黑底白线羊毛地毯。茶几四周错落有致地安排了一条长沙发，一张单人沙发，都铺着玫瑰刺绣的垫子和带流苏边的靠枕，还有两把并排的红底金丝小菱形纹软椅。装饰性质的壁炉上摆了六个一样大小的鎏金铜佛像，和一个由古希腊女神举着的布艺灯罩台灯。一面镶着油画边框的椭圆形镜子。一株与人同高的蕨类植物。紧凑，繁密，富丽堂皇。
赫塔·米勒坐在单人沙发上，微笑地看着我。她太迷人了。我的脸全红了。我一股脑将自己和盘托出，说我叫什么，今年几岁了，来自中国，因为什么机缘巧合读了德语班，然后怎么开始喜欢上戏剧，对戏剧的本质有什么理解；当然，同时我也非常热爱诗歌，诗歌是所有文学的起点。我以她的诗歌为例，试图论证诗歌语言的本真性，我还想谈谈汉语和德语构词中不同的隐喻机制。
她说这首诗是她写的吗，她笑道，这是她三十年前写的东西，她都忘了。
布莱恩端来两杯红茶。金色镶边、鸢尾花图案的陶瓷杯，夸张的曲柄。一只配套的小碟子上叠着整整齐齐的方糖。
赫塔·米勒抬头对布莱恩说：她的德语说得很好。
布莱恩告诉赫塔·米勒我们是在那家二手书店认识的。虽然这不是事实，但我很乐意给赫塔·米勒留下这样的印象。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其实我还想问她怎么看阿里斯托芬、契诃夫、《尤利西斯》，我想问她认不认识艾丽丝·门罗，门罗在二〇一三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好像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什么单位，而她们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女同事。但比起文学，赫塔·米勒似乎对中国更感兴趣。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政治。中国的少数民族。我无所谓。我可以把我知道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全部告诉她。
之后，他们聊起布莱恩的访谈项目，已经完成了多少，还有多少。这一天布莱恩穿了一件长袖的格子衬衫，赫塔·米勒穿了一件灰色的鸡心领针织衫，肩上包了一条旧围巾。我是三人当中穿着最刻意的。我找出了一件压箱底的黑色高领——显得我有思想，一条高腰牛仔裤——显得我落拓不羁，我特意洗了头，但吹得很凌乱，我想在她心中留下一个类似于“苏珊·桑塔格”的形象。但麦克斯晚上看见我，问我怎么穿得和乔布斯一样。
那天回家后，我跑到二手书店，买下了我在那里能找到的赫塔·米勒的所有诗集。我躺在床垫上津津有味地读起来。我快乐得睡不着觉，一想到赫塔·米勒如此风采动人，我就对生活、未来、命运充满了信心。半夜，我发信息给王世豪，要和他一起跑步。他每天早晨都会去特雷普托公园跑上一小时。我们在公园门口碰面。王世豪问我怎么想到要跑步。我说我要重新开始。重新开始什么？重新开始生活。重新开始学习。重新开始写作。
布莱恩像取得了一张不限次数的通行证，天天约我见面。他说赫塔·米勒对我的印象很好，评价我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人”。我说我一直想写出像《樱桃园》那样的作品，我想成为“中国的契诃夫”。这话我本来是想和赫塔·米勒说的，但我实在没好意思，只能渺茫地寄希望于布莱恩会在哪次“小聚”中顺口提到。
布莱恩问我有没有好作品，可以给赫塔·米勒看看。我说真的可以吗？布莱恩说当然，不过他要先把关。第二天，我就把我万里挑一的三个剧本带给布莱恩。一个悲剧，两个喜剧，故事背景都是在柏林。我战战兢兢地等待布莱恩的反馈。但接下来的时间，布莱恩好像把这件事忘了，一方面只字不提，一方面约我去勃兰登堡门、亚历山大广场、犹太人被害纪念碑……
他曾经在英国的大学当过老师，教授欧洲史，后来才转行做的记者。他对柏林的每一条街道如数家珍，他说得出每一幢建筑的名字。他还拍过两部BBC的纪录片，评分很高。我不能说我没有一点兴趣，但我更希望他和我说说剧本的事。
有一次回来，布莱恩被一个邻居叫住了，我一个人走进客厅。百无聊赖的时候，你很难不注意到那架钢琴。琴身底色是黑的，上面的边框和浮雕是金的，比我经常看到的钢琴好像要小一号，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加了边框的视觉效果使然。侧板上的浮雕是两个相对的举着花环的小天使。大顶盖由支棍撑着，上面是一个在树下纳凉的维纳斯。我听布莱恩还在门口说话，悄悄地翻开琴盖。王世豪曾教过我《致爱丽丝》。我把手放到我需要的那几个琴键上，小心地按下去，钢琴发出一种浑浊、奇特又华贵的嗡嗡声。这时，布莱恩突然冲了进来：停下来，你在干什么！他的白脸因为激动变成一团粉红色。我没想到这么严重。布莱恩问我知不知道这架钢琴有多少年的历史？一百四十二年！一百四十二年！一百四十二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不能随便碰，更不能随便弹！
“那么你应该在钢琴上立个牌子。”我说。请勿触摸，请勿拍照，请勿吸烟，保持安静，禁止宠物，禁止饮食。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觉得这里缺了点什么。那种间隔一米吊着红绳的贵宾柱，就应该把钢琴围起来……每件陈设旁都应该配上一块双语解说的小牌子。兽面纹鼎。商代晚期。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前十一世纪。造型简洁明快，纹路精美绝伦，鼎中的符号究竟象征着什么呢？目前，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我的语气冰冷坚硬。当我认定别人犯了更大的错误时，我就会采用这种蛮横的态度。布莱恩一副后知后觉恍然大悟的样子，半张着嘴，脸上的红晕慢慢褪去，半晌才说：“詹妮弗，对不起，我是说，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弹。”
我不知道布莱恩是为自己的粗鲁表示歉意，还是力图证明自己的慷慨，钢琴事件后，他常常送东西给我。精神上的，比如一些展览会的门票；物质上的，比如之前提到过的衣服。有些门票，假如不是非要和他一起去的话，我其实是愿意收的。
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他就看出来我对他的电影收藏有些特殊的流连。他打开柜门，就像打开银行的金库，让我随便挑。我摇摇头，有些虚伪地说，现在的电脑都没有内置光驱了。他说那可以在他家看，他有一个投影仪。那可能是我在他家看到过的最现代的东西了，在一个仿佛与世隔绝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住宅里，一道半透明的微蓝色的光柱从一个迷你的银色机体中发射出来，甚至造成了一种颇为灵异的未来感。
我在他家一个月看了二十来部电影，就像过了一个私人的国际电影节。我一般晚饭之后过来。有时候他和我一起看，有时候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工作。除了会客厅，我没进过其他房间。所有房间都房门紧闭。我不知道哪个是卧室，哪个是厨房，也不知道他此时在哪一间里面。我过惯了没有窗帘、没有门锁、没有隐私的生活，起初还不适应，觉得有点恐怖。一个人在客厅看电影的时候，我会想布莱恩会不会正在房间里面分尸；我想假如我有胆子打开他的门，而他手里正好拿着电锯，我也不会太意外。我的视线慢慢集中到那面镶着画框的镜子上。很多惊悚小说里都有这面镜子，呼啸的风声，吱吱呀呀的阁楼，魔鬼的幻影。
布莱恩拿着一支红酒和两只红酒杯进来。他一边倒酒，一边看着银幕，看我看到哪儿了。那一次我看的是卡罗尔·里德导演的《第三人》。一部悬疑片。奥逊·威尔斯假造了一场自己被车撞死的意外事故，想要金蝉脱壳。怪不得我一直想入非非。布莱恩说这部电影在他心中可以排进影史前三十，他称它为“一部黑白的图像散文”。电影的背景是战后的维也纳，这又到了布莱恩最擅长的领域。“很多人只知道柏林，忽视了维也纳。一战之后，奥匈帝国不存在了；二战之后，维也纳被炸毁了五分之一……”
我不大爱喝红酒，但也不至于无礼到要求他给我来一听冰啤酒。电影伴随着他孜孜不倦的解说结束了。我打算回去了，我的酒也礼貌性地喝完了，但布莱恩又往我的杯子里倒了更多的红酒。这大概是我不爱喝红酒的原因，喝起来没完。
布莱恩问我为什么不喜欢英国文学。我没说不喜欢。“那说说你喜欢的作家。”我抖了个机灵：J.K.罗琳。他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作者，就应该向最伟大的作品学习。我以为他终于要和我说剧本的事了。
“威廉·莎士比亚。”
布莱恩用一种缓慢、低沉，甚至有点诱惑的声音，对着空气说出William Shakespeare（原谅我必须用英文还原当时的情景），好像这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句古老的咒语。
他说：“你读过莎士比亚吗？我的意思是，真正地读过。”
我不明白什么叫“真正地读过”。我读的是朱生豪的译本，这大概不算是“真正地读过”吧。
他说：“你应该，你必须，莎士比亚是不可不读的。”
我说：“OK。”
他做出一个稍等的手势，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书架下。他有一把图书馆才有的特殊椅子：把椅背往前一翻，可以变成一个三级的楼梯。他壮硕的身子踩上楼梯，伸手从高层的书架上抽出一沓橘红色的小薄本。他把书抓在手上递给我，大概四五本的样子，很旧，封面中间是莎士比亚的木刻画像，上面是书名，底下是醒目的企鹅标志。
“这是兰登书屋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莎士比亚系列。你可以借走。”
我说不用，我可以下载电子版。布莱恩好像听到我要去吃屎一样，说纸质书是不可替代的。“阅读是神圣的，你需要充分地和纸张接触，感受它在你指尖留下的粗粝的质感，残余的油墨的气息，不同时代的印刷字体……”
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中学英语作文里面已经写过太多遍了。我被灌了大半瓶红酒，脑袋晕乎乎的，我记得这个房间有个座钟，但我看不清，我也想不起我的手机放哪儿了。布莱恩因为拿书，从对面的沙发，换到了我边上。
他把手掌放到我一条大腿上，问我什么时候毕业，毕业之后会留在柏林吗。我说我没想那么远。他说东欧的一些国家也是很好的选择，比如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它也曾经是一个帝国首都。“也可以考虑英国，”他说，“脱欧之后，英国对外籍人才的需求增加了，工作五年就能获得永居。你这么优秀，又这么漂亮，英国非常欢迎你……”
我记得的最后一个词就是“欢迎”。一种无知无觉的睡眠就像一只巨大的手，把我握起来，然后放进了另外一个时区。我醒来时毫无时间概念，发现自己侧卧在那张法式躺椅上，身上盖了一条毛毯。屋子里黑暗昏沉，寂无人响，说已经过了一百年，我也会信。我站起来，拉开窗帘，猛烈的阳光突然射进来。我看到茶几上的早餐，放在一个长方形的木质托盘里，连王世豪都没有为我准备过如此丰盛的早餐。一根法棍面包、一个杏仁可颂、一杯橙汁、一杯牛奶、一盒酸奶、午餐肉、芝士片、苹果。我从沙发上拿起我的手机。十点四十。红酒瓶和红酒杯已经不见了，莎士比亚的书还放在茶几上。
我离开布莱恩的房子，走到大街上。我在阳光中一动不动，靠意念清点自己的衣服，内衣好好穿着，扣子还在第二排，内裤在。
下一秒，我打了个车去找王世豪。他正在宿舍里学习，我到亚洲超市买了一瓶二锅头。我对王世豪说，我现在要把它喝下去，然后等我不省人事的时候，你就——我想了想措辞——和我发生关系。王世豪说：你疯了。我狡辩说，这是一个游戏。王世豪把二锅头夺过去，严肃地说：这是强奸。看到我被这个赤裸裸的词语震慑到的样子，王世豪缓和了语气但依旧坚定地说：“我不会做这种事的。”我忽然感到十分委屈，扑上去抱住他。他就像我软弱灵魂最后的保护甲。我知道只要有一天我还在柏林，我就离不开他。
王世豪讶异了片刻，轻轻拍着我的背。他觉察出事情有些不对，虽然是模糊的，就像一个人感受到了潜伏在地表之下的震动，但对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的想象力又抵达不了。这个时候，他往往会选择不要想。
这是王世豪功利主义的一面，任何事情他不想经历得太深，他就想和所有人一样地谈个恋爱，如果合适的话就可以考虑婚姻，然后组建家庭；不合适，也不会反目成仇。面对社会公道，他天真、愚蠢，如果有谁在路上被抢劫了，他会第一个挺身而出。但是躺在他的怀里，永远不会有深刻的事发生。他致力于完成人生的形式，这比了解其内容，对他来说更重要。我在他肩膀上多靠了一会儿，慢慢松开了他。王世豪把二锅头的瓶子好好地放到书桌上，花费不必要的时间摆正它的位置，问我今天怎么来学校了，是有课吗？
这时候，布莱恩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早上有一个访谈，他刚刚才回家，看到早餐没动，所以问问我的情况。他的语音语调泰然自若。我说我和我的丈夫在一起。王世豪先吓了一跳。电话那头显然也愣了一会儿，然后说好的，我知道你安全就好。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不安全呢？
王世豪问是谁，我说是我的老师。后来，有几次王世豪在学校里看见我和布莱恩走在一起，他一直认为布莱恩是我的老师。
“那个，刚才你说‘丈夫’……”
“我们老师很变态，我怕他骚扰我……”
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布莱恩音讯全无。说句实话，我至今不知道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假如我向他发出指控，我想他只会拒不承认，并叫嚣自己的热情招待竟然只换来人生最无耻的诽谤，他会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并恐吓我等着接传单吧。我会像所有哑口无言的受害者一样，只显得无能、笨拙、可笑。对于那些相信我确实受到侵犯的人，他们也会客观地评价：很典型的仙人跳，价格没谈拢。所以我只能说服自己往好的方面想，那就是什么都没发生。我们依然是难得一见的忘年交。
一个月后，我们再次见面，我自己都很难相信这个人可能强奸过我，或者程度低一点，猥亵过我。我越是想在他身上找到犯罪的蛛丝马迹，越是发现坚不可摧的清白。
他从眼镜盒里拿出一副眼镜，向我道歉，耽搁了这么久，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他当然是毫不刻意地看到我的手，然后发出最自然的调侃，怎么从来不见你戴戒指呀？我说噢，因为太贵了。他是中国人吗？我说不是。那一刻我已经把我和王世豪的婚礼是在希腊办的、将来准备要两个孩子都想好了，布莱恩却点到为止，表现出绝无打探我个人隐私的意思，那只是最普通的寒暄，随机的客套，朋友间的开场白不都是这样吗？既然他现在已经把眼镜戴上了，那么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赶紧言归正传吧。
他在腿上打开我的剧本，很严肃地翻阅了几下，然后目视前方，眉头深锁，最后眯着眼睛问我为什么不写中国的故事呢？我说人物都是中国的。他像是对这个回应并不满意，但可以暂时不谈，因为还有更大的问题：你始终在写你自己。你应该虚构，而不是写日记。我说这是虚构。
“你到底想写喜剧，还是悲剧？你似乎经常出现摇摆，在独幕剧中，这会影响舞台的风格表现。”
“你知道，戏剧是结构的艺术。你的情节虽然很精彩，但彼此间没有相互呼应，没能形成有机的‘结构’——‘结构’，你明白吗？”
“对白当然必须包含许多意在言外的东西，你有很多暗示，但它们不是有效的暗示，看上去好像意味深长，其实很空洞，这对戏剧来说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就像这里，没有必要说这句话。”
“还有一个具体问题：不要太多的转场，就像跑马灯一样，不是一种可取的技巧。”
“最后是修辞和诚意，这是更高层次的要求。你在写这些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自己，你关心人类吗？我是说，更广泛的人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苦难，人性。你写柏林，居然没有提到战争，这就好像你写一条鱼，却不把它放在水里。如果一个作者不能上升到人类处境的普遍性，他的作品就永远只是一个小故事，甚至不一定是一个好故事。”
我按布莱恩的意见把故事背景换成了北京，北京的通州。但是一群中国人在通州说德语，是不是有点奇怪？我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用汉语写。布莱恩说可以折中一下，用英语写。我说我英语不好。布莱恩说可以帮我，只要我把意思表达出来，他可以帮我修改。我想了一会儿说：“可是交给赫塔·米勒看的时候，不是又要翻回德文？”
布莱恩感到不解，甚至有些愤怒：“你为什么总要提赫塔·米勒？”
我说：“……不给赫塔·米勒看了吗？”
布莱恩直截了当地说：“赫塔·米勒并不是一流的作家。”
三 埃里克
我躺在床垫上，专注地盯着天花板上的一条裂痕，仿佛那条裂痕是在我身上。它正在以地壳运动的速度缓慢分离，就像几千万年前红海使阿拉伯半岛与非洲大陆分离，苦涩的细盐从里面落下来，轻轻地扑在我的脸上。出埃及记。我也想离开。我依然依靠意念清点房间里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必要的。麦克斯送给我一盆不知种类的植物，此时正在窗台的角落沐浴阳光，我可以穿透天花板看见它体内急速流动的绿色血液，多汁的细胞，不过也没必要。我站起来就可以离开这里。这个时候，宝拉闯进我的房间，说埃里克死了。
我下意识以为是她失手打死了他。但在几秒钟内，我反应迟钝，好像我虽然获得了这个信息，但它的真实内涵尚在千里之外；就像在林海雪原听到一声枪响，但我尚未意识到那颗子弹是向我而来。宝拉迅速地摇头。接着，我才像被不知从哪儿飞来的子弹瞬间击中脑门一样地惊醒过来，跌跌撞撞地赶到埃里克的房间。
窗户上夹着一张紫色的床单，使房间呈现出一种可疑的盗梦般的色彩。我扯下床单，扔到地上，看到埃里克躺在垫子的中央。他浑身湿透了，头发丝丝分明，嘴角挂着沙拉酱般的呕吐物。地上一只铁盘装着蜡烛、针管、勺子和粉末。埃里克显得很痛苦，就像在闭着眼睛承受一种漫长的绞痛，这让我觉得他更像是被人打晕了，总之，痛苦是不是意味着一个人还未完全死透？一个死透的人，面部肌肉是不是应该完全松弛，从而只能显示出一种亘古的平静？一种更接近忧伤的表情。所谓的零度表情？埃里克不是这样。他头顶的墙面上，有一摊淡红色的像是血迹的东西，其实是红酒的酒渍。几天之前，宝拉朝埃里克的脑袋扔过去一个红酒瓶，那种不到十欧的超市红酒，埃里克向旁边一闪，酒瓶砸到他身后的白墙上，橄榄绿的玻璃碎片像烟花一样炸开，无数暗红色的细流顺着墙体流到地板上。事后，埃里克在酒渍的中心用钥匙尖划出六个细细的英文单词：
ERIC
WAS
HERE.（埃里克曾在这里。）
THIS
IS
ART.（这就是艺术。）
这些单词在二维平面上任意变换着位置：一会儿是“ERIC IS ART（埃里克是艺术）”，一会儿是“ART WAS HERE（艺术曾在这里）”“HERE IS ERIC（这里是埃里克）”“THIS WAS HERE（这个曾在这里）”……我紧盯着这些变幻的意义，试图令它们安分一点，一边用手握着埃里克的脖子。我不知道是我没有摸到动脉，还是埃里克确实已经死了。
宝拉跪坐在地上，捧着脸，像一支融化的冰淇淋。我半晌才意识到她在哭。
我听不见声音。
“叫救护车。”我说。我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我把垫子上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丢向宝拉：“叫救护车。”
同时有另一个我脱离我，剧烈晃动着埃里克的肩膀，那么单薄瘦弱的肩膀，知道错了吗，啊，后悔了吗？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给我醒来，给我醒来！而最初的我，就像一个落在后面、摇摇欲坠的影子，一颗颗解开埃里克衣服上的扣子。我的手指，和我的手掌、我的手腕、我的手臂、我的肩膀，好像是断裂的、分离的，就像被切断的一截截莲藕。而就连这个莲藕也是不具体的，虚无缥缈的。某种奇妙的力量使它们依然能够执行统一的意志。我把解开的衣服拨向两边，露出埃里克苍白贫瘠的胸膛。
我想起我还在国内的时候，读德语强化班，那是个北京的冬天，我们被关在一个郊区的职业技术学校，封闭式学习德语。雪下得很大，铺满了那个学校的操场。但是大家都在学习，在一间空旷而破旧的阶梯教室里，单词书，语法书，阅读理解，听力训练，写作，口语……每个人都低着头，灯光像泡沫般发胀。我们的监管老师，与其说是老师，不如说是一张晦暗不明的面孔，神色阴郁地注视着我们。他为什么那么憎恨我们？高温暖气混合着所有学生的身体异味，头发的，脚趾的，腋下的。事实是，我们相互憎恨。如果给我们一个信号，这个教室里的人可以立即相互残杀，用我们的笔，用我们的刀。我一个人偷偷跑到操场，呼吸。天那么冷，我踩着脆生生的雪花，就像踩着埃里克晶莹剔透的肌骨——雪地中央，埃里克躺在那里，浑身湿透，头发丝丝分明。
四周我以为是夜晚的黑幕忽然垂直落下。我惊觉自己站在一个巴黎剧场的舞台上，万千观众在暗处注目着我，聚光灯打在我的头顶。舞台中央，埃里克不是一具尸体，而是一个著名的演员。所有观众一掷千金，就是为了看他。
但这演的是什么呢？我试探性地跪下去，将双手相叠放到他的胸骨上，用力往下按压。我当然不知道应该压几下，每下又该压多深。但我不在乎。只要瞒过观众就可以了吧。只要我做得有模有样，观众就会信以为真。只要我做得有模有样，埃里克就会醒过来。我用大拇指抹掉埃里克嘴里的呕吐物，一只手抬起埃里克的下巴，另一只手捏住埃里克的鼻子，深吸一口气后，往埃里克的嘴里吹气。
但是，埃里克迟迟不作反应。观众席发出嘁嘁喳喳的声响，导演在底下抓着剧本暴跳如雷，灯光师、音响师、后台的其他演员们因惊异而面面相觑。
我重新将手掌放到埃里克的胸膛上。我再次捏住埃里克的鼻子。吻下去。好像我爱上了他。好像我忽然确定无疑地想起来，这是一场爱情戏。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已经太晚了，他已经死了，就像罗密欧或者朱丽叶那样。我的身体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碎了，可能是我的胃，也可能是我的心，它们好像都变成了透明、清脆的玻璃器皿，不再是黏稠的，柔软的，相互挤压的，而是相互碰撞，相互击碎。
突然，埃里克咳嗽了出来，接着大口大口地喘气。
宝拉发出一声全力的尖叫，那尖叫就像一把尖刀穿破我的耳膜。接着，行车声、汽笛声、说话声，像群蜂一般涌入我的大脑，我听见楼下每一个路人的脚步声。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宝拉推开我，抓起一只包，看到什么东西就塞进去。她说她已经受够了，她忍无可忍了，埃里克这个猪，这个白痴，这个丧心病狂的狗屎大便！她泪流满面，她冲着埃里克吐口水，说她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扶着墙向四处张望，看着剧场消失，雪地消失，看着一切事物恢复边界和形状。埃里克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这场景多少有点让我似曾相识。
过了个把分钟，埃里克坐了起来，把视线投向我，问我几点了。我说大概四点吧。我也不知道。
麦克斯回来的时候，医院的人正在给埃里克做检查。医生建议埃里克去一趟医院，埃里克说不需要。那时候，我们都已经恢复了清醒，健康得很。
这个开头我很少对人说，我怕深究起来会影响我的前途。出于保险起见，我一般都从故事的后半部分开始说：有一天晚上，我和麦克斯、埃里克到马路对面的越南餐馆吃东西……
我们都饿了。就当我们白天又去俱乐部了吧。麦克斯和埃里克点了炒饭，我点了一盘虾仁炒粉。吃到一半的时候，布莱恩给我发来一条语音，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修改剧本。之前，当布莱恩家里有客人的时候，他就会让我去学校里的加利福尼亚咖啡馆。他在那里有一个保留座位。后来我发现这个说辞很好用。过了一会儿，布莱恩发来第二条语音：我刚刚打电话给加利福尼亚，他们说你不在。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非要把这个没有意义的谎圆下去。我拍了一张炒粉的照片发过去，说我只是出来吃个饭而已。
布莱恩说：恶心。
不过好过麦当劳。
至少不是给猪吃的。
埃里克和麦克斯对视了一眼，问这个布莱恩是谁。
两个小时后，他们见到了他。布莱恩开门的一刹那，是傲慢的，两个鼻孔都摆出了审判的姿态，好像正等着我来为我的不诚实负荆请罪。但当他注意到我的身后还有一对“双子塔”的时候，就急遽地变了脸色，那情形就好像下一幕的演员已经匆匆地登台了，上一幕的演员还没来得及退场，两方演员人仰马翻地撞到了一起。“他们是谁？”布莱恩就带着这样慌乱的表情质问我。
埃里克已经旁若无人地走了进去，我们还留在玄关。埃里克一路走，一路打开一扇扇房门，并把里面的灯打开。我知道他不是故意要耍威风什么的，他只是不习惯。我们听见他不断发出“天哪”“靠”“这是什么”之类的感叹，这很大程度也不是故意的。麦克斯站在我身边，看着布莱恩。他虽然没有布莱恩高大，但长得十分周正，如果穿上西装，很像什么检察院或税务局的一个年轻有为的长官。麦克斯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朝九晚五工作的。所以没准他真的是。布莱恩看看我，又看看麦克斯，好像在小心掂量说话的方式和轻重，但麦克斯的注视让他许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我不明白他一个大记者、大教授、大思想家，为什么今天如此胆怯？——说到底我们不就是三个小毛孩吗？——我这才想到，他误以为麦克斯是我的丈夫了。这个庸俗的推断，尽管合情合理，依然深深羞辱了我。这时，客厅里传来一阵杂乱的落书声，这给了布莱恩一个绝佳的借口，他抛下我们，转身跑了。
我想布莱恩将来大概会在客厅里挂上一把猎枪吧。埃里克穿着马丁靴，踩在布莱恩举世无双的沙发上，每走一步，鞋底都勾起辉煌刺绣上的灿烂丝线。他手里捧着布莱恩的名贵典籍，一本正经地阅读，左右踱步。布莱恩试图一把抱住他。埃里克一脚跳到布莱恩更加名贵的茶几上。“嘿，麦克斯！”埃里克高举着书喊了一声，然后越过布莱恩的头顶，将书像回旋镖一样地掷向我们。但是角度切得太低，书砸到了地板上。布莱恩怒不可遏地挥动拳头冲向我，又做出一副竭力克制的样子，说：“詹妮弗，你究竟想干什么！”他发问的同时偷瞟了一眼麦克斯，希望这个程度总不至于触怒到他。没想到麦克斯忽然上前了一步，布莱恩立即向后一缩，然而麦克斯只是弯腰捡起了脚下的那本书。他展开里面被压折的书页，合上书，把书掉转过方向，递给布莱恩。
布莱恩心存戒备地接过书，看不见身后的埃里克已经踩上了他的钢琴椅。面对那台拥有一百四十二年历史的钢琴，埃里克解开了裤子，开始撒尿。钢琴的不同零件因为液体的撞击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布莱恩像是加了慢速度特效一般地转过头，看到这荒唐的一幕，他直直地跳了起来，仿佛埃里克的尿不是撒进钢琴里，而是撒进了他嘴里，或许他宁愿撒进他嘴里。他要和埃里克拼命！于是，麦克斯和我的眼前出现了《猫和老鼠》里的经典场面，埃里克围着钢琴跑，布莱恩围着钢琴追。埃里克一边跑，一边打翻触手可及的东西，植物、椅子、台灯、赛内卡的头像。布莱恩五十年的知识、文化、学养此时都帮不到他，他变成了一个愤怒却毫无办法的老人。
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詹妮弗，我会报警的！”
这个时候，麦克斯说出了那句暌违已久的名言：“要是你决定好了，我可以陪你去警察局。”同时，在布莱恩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一拳。
我没想到我如此畏惧的庞然大物，原来不堪一击。布莱恩向后翻倒在地上，震惊，耻辱，以及最直接的疼痛，在他的脸上交织作一团，还有他想极力掩饰的怯懦，他害怕这一拳仅仅只是开始而已。当他确认麦克斯并不打算疾风骤雨式地暴打他的时候，他瞪着麦克斯，沉重而谨慎地喘息，他就像一头受了伤的精明的野猪，故意拖延时间，算计着如何能将伤害降至最低，甚至能够体面地渡过这个难关。当然，那个缺口只有我。他气沉丹田，用一种阴毒冷漠的声音，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赫塔·米勒不喜欢你，她根本不在乎你，她早就忘记你了。”
麦克斯和埃里克都看向我，只等我一句话的指令。但我不得不说，我被刺痛了。布莱恩轻蔑地看着我，享受着彻底摧毁我的美妙体验，他居然坐了起来，像一个无冕的胜利者：“你毫无才华，你写的那些被你自己可笑地称为剧本的东西都是垃圾，你连look forward to后面的动词要用ing形式都不知道，你想成为契诃夫？你永远做不到。”
是啊，我永远也做不成契诃夫——
文明是复杂的，而野蛮却是极其简单的。
我上前抓住他的衣领，使出全身的力量，也在他的肥脸上重重地砸了一拳。
有人听完怅然地说，无论如何，钢琴是无辜的。
老布就是啰唆了点，他也没做什么嘛。
使用暴力肯定是不对的。
许多年后，我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过分了，我算不算欺负老人。但是那个时候，站在我身边的人是麦克斯和埃里克，他们使我盲目地相信青春年少，相信所向披靡，相信侮辱与伤害我的人必受严惩。
尾声：宝拉
我和麦克斯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回国之后，手机坏了，我费了一番周折依然找不到麦克斯其他的联系方式，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我和王世豪倒是靠着微信一直联系到现在。有一年，他如愿申请到了人民大学交换，那时我正好在北京的歌德学院工作。歌德学院在中关村大街上，斜对面就是人大，我们常常约起来见面。不过，到了国内，曾经闪耀在他头顶的那个温柔的光环消失了，他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中国男人。
“那可真是一个狗窝啊——”他笑着说。他觉得我肯定也是这么想的，毕竟我现在穿得人模狗样，毕竟我现在谈吐优雅得体，毕竟我现在正在三里屯一家贵得要死的意大利餐厅与他共进晚餐——为了进一步佐证他的观点，我还向他透露，麦克斯只不过是德国商业银行的一个业务员，埃里克是柏林动物园快餐店的，宝拉是女服务员。而我，一个在海外混文凭的中国留学生，一个可悲的戏剧庸才，一个瞒天过海的瘾君子。那当然是个狗窝啦！
但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他的是，麦克斯有一次拉了一整晚大提琴，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叼着烟，另一张椅子上放着充当烟灰缸的纸杯。我们三个围坐在地上，望着他，跟前放着酒瓶。我永远不会告诉他埃里克有一次从动物园里偷出一只亚洲小爪水獭，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轮流把它像兔子一样抱在怀里，给它喂从日料店买来的生鱼，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会片鱼。我不会告诉他布莱恩并不是我的老师。我不会告诉他最后是宝拉把我们从警察局保释了出来……
那可能是我们唯一一个齐聚在“狗窝”没有去俱乐部摧残自己的周末。
宝拉破天荒地打开炉灶，为我们烤吐司，炒蛋，煎薯饼。我第一次见到她没有化妆的样子，原来她脸上有一些雀斑，鼻子没有阴影的修饰，显露出自然圆润的线条。她为我们每个人倒了一杯热牛奶，监督我们喝下去。我们一半因为饥饿，一半因为疲惫，一言不发地吃完早饭，坐在厨房里放空，谁也没有喝酒，谁也没有抽烟，就这样任由时间流逝。过了许久之后，埃里克说，不然，我们出去走走。
基于我们当时的身体状态，这并不是一个很合理的提议，我们都快到了某种极限。但是大家相视一眼，谁也没有反对。于是由麦克斯带头，大家慢慢站起来，一个个踩上沙发，跨出窗台。
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按照房间的顺序走成一列：麦克斯排第一个，我排第二，埃里克第三，宝拉第四。东方，城市的边缘线晨光熹微，我们看上去疯狂、呆滞、怅然若失，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走过刚刚苏醒的人间的屋顶。字面意义上的我们的脚下，有人正在洗澡，有人正在拉屎，有人正在骂骂咧咧，有人正在收看早间新闻。可惜没人为我们留下一张照片。
屋顶的尽头是地铁的轨道。虽然我们都把它叫作“地铁”，但准确地说，那其实是城市轻轨，大部分的线路都是在地上的。如果走常规的大门，这个站需要上二楼乘坐地铁。所以屋顶和轨道的水平面大致持平，我们只需伸出脚往前一踩，就跳进去了。对面月台上站着寥寥几个乘客，裹着风衣，就像国境线上的几头秃鹰，目光严厉冷峻地盯着我们。我们在他们眼皮底下穿越轨道，登上月台，转一个身，也变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现在去哪儿。这问题配合薄雾蒙蒙的清晨，绵延无尽的轨道，原有几分形而上的意味，但第一时间蹿入我们脑子里的大概都是某家俱乐部的名字。不过麦克斯今天有意要阻止这个念头，问我在柏林还有没有什么没去过的地方。我不愿说布莱恩带我几乎踏遍了柏林的每一块地砖。宝拉说她有一个地方。我们本就不在乎去哪儿，有地方去就行。
只不过这个地方比我们预想的要远了一点。好吧，不止一点……我们换了两条线，坐到最后一条线路的终点站。当我们料想这必然已经是目的地的时候，宝拉又带我们乘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起初车上的人还不少，但很快车里就只剩下我们四个。每到一个站，司机就从后视镜里看着我们，看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按下车铃，而我们也带着同样的疑问不断地看着宝拉。
我们从东柏林的闹市中心，进入仿佛是世界边缘的一处冷冷清清的住宅区。车窗外只能看到大片大片的排屋，一个人也没有。再过几站之后，我们看到一个一部分正在施工的工厂。几辆鲜红的大货车停在门口，门里面有一辆正在慢慢行驶的明黄色大吊车。这时，司机停下了车，打开车门，回身对我们说：“这是终点站。”我们没有意识到，是因为它连站都没有，只有一个站牌。工厂里，两个头戴安全帽、身着蓝色工装的男人停下闲聊，抓着摘下来的白色手套，远远地看着我们下车。回想我们那天的造型，很像一支落魄的摇滚乐队，乐器都变卖了的那种。等我们全部下车后，司机关上车门，在工厂前的空地掉转车头，扬长而去。
我们在两位工友执著的注目中，沿着工厂外的一条土路往前走，直走到面前只有一墙两米高的树篱前。宝拉分开树篱的一个缺口，钻进去。这就是宝拉要带我们去的地方。
一个墓园。
宝拉是这个墓园的看守员。她的任务是每月过来清理几次杂草，检查一下所有东西，汇报，签字，这样就可以领到一百二十五欧的薪资。她的房租就是靠这笔钱支付的。
墓园很小，大概只有五十平米，正方形，像一个菜园。因为宝拉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了，坟上长满了野草。一个个隆起的土包，就像菜畦。她从角落的一个工具棚里拿出一把园林剪刀，走进坟堆里除草。她说她之前一个秋天曾在一个葡萄园干过，剪的时候会有葡萄树挡着，这里就可以随便剪。野草覆盖了过道和坟墓的界线，所以我们走得小心翼翼。每个坟头上都插着一个十字架，每个十字架的造型略有不同，有的只有十字架，有的十字架下还有一块圆形的铭牌。有的铭牌记录了死者的死亡日期，有的只有一个德文单词“NAMENLOS”，意思是“无名氏”。宝拉说这里埋葬的都是查不出身份姓名的人，比如一些溺死的人，一些被打死的人。正因如此，这些墓都没有现代墓碑，墓园的维护全靠教会和一些慈善机构赞助。她说的时候，拉住麦克斯，让他注意脚下的一个天使小摆件。
一些无聊的女人会过来，宝拉说。不知道她们是怎么知道这里的，她们会在这里默默地站一天，在这些坟堆上放一些清水，一些鲜花，或者像天使啦、圣母啦、花环啦，诸如此类的陶瓷摆件。她自己是通过报纸上的招聘启事知道这里的，她猜这些女人大概也是。
我们各自在墓园里漫游。我仍沉浸在有关那些女人的想象之中。那或许是一个宁静的午后，孩子们在房间的小床里睡得很踏实，她们洗完水槽里的盘子，擦掉餐桌上的油渍，正要折起丈夫随意扔在沙发上的报纸时，在密密麻麻的文字间看到了“无名氏”，她们被这个词吸引了，在一张纸条上抄下地址，藏在口袋里，忽然有一天说要去看望一个从未听她提起过的姐妹，然后长途跋涉地来到了这里。
宝拉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对着正看十字架看得出神的我说：“那天我吓坏了。”我听到声音转过头去，听她继续说：“如果他死了的话，可能也会被葬到这里。”我想反驳说他有名字，但我没有开口，我想我理解她的意思。我们都有可能被葬到这里。
“我看过你的剧本。”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片刻。
宝拉说对不起，趁我不在的时候，她偷偷进了我的房间。她问我不会介意吧？我缓缓地摇头。原来不止我一个人是好奇的。“我觉得你写得很好，”她真诚地说，“比契诃夫好。我也看过契诃夫，写《钦差大臣》的那个俄国人，是不是？”
“你别笑。我是说真的。”宝拉继续说，“其实刚见到你的时候，我不喜欢你，还有点讨厌你。我觉得你弱不禁风，哼哼唧唧的，还有点假清高，但是埃里克对你很感兴趣，他一直都盯着你，因为你是一个亚洲人，你能满足欧洲男人变态的殖民幻想，你懂吗？大概只有麦克斯那样的人才没有这种幻想，但我觉得他是个同性恋，你不觉得吗？”
我抬头望向麦克斯的背影，他双手插兜，正百无聊赖地看着墓园中央的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有一块黑色的牌子，上面刻着一篇银色的铭文。埃里克已经走开了，站在墓园边缘的树荫里吐烟圈。
“将来有一天你会把我们写进你的剧本里吗？”
“啊……我不知道。”
“假如你会的话，我会叫什么名字？”
“你想叫什么名字？”
“宝拉。叫宝拉，可以吗？”
我们是从墓园东侧的树篱进入的，墓园南侧还有一个土坯的小教堂。教堂呈扁扁的圆柱形，只有一层，只有一间。大门对着墓园，是锁着的，但是宝拉有钥匙。教堂里的陈设很简单，一个铺了一块白布的石质神龛，上面放着两架对称的烛台，两个插着假花的花瓶，一个耶稣受难的木质十字架。神龛的背后是一幅耶稣升天的壁画，画工相当粗糙。大门到神龛的地上铺了一条蓝色花纹的长地毯，两边各有两条教堂专用的长椅。
从三里屯到团结湖地铁站的路上，我反复咀嚼着这个词：狗窝。当我今后再次想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昏昏然的午后。我们四个一沾到教堂的长椅就躺下了，就像四只睁不开眼的小狗崽。尽管我们都是坚定的无神论主义者，但在一间宛若中世纪堡垒的教堂里，某些超自然的东西很容易袭上心头。教堂中飘荡着闪着金光的灰尘，仿佛水波粼粼，宝拉问埃里克，当他濒死的那一刻，有没有看见什么。
埃里克想了一会儿，说：那台他妈的大洗衣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