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巩固统一

从平定大小和卓、实现“大一统”后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开始，至鸦片战争前的道光十九年（1839年）为止，为清朝巩固“大一统”的阶段，清朝多次派军平叛，巩固了“大一统”格局。

一 平叛以巩固边疆秩序

（一）平定新疆乌什事变

自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整个新疆在经济、人口等方面都有所恢复和发展，乌什也成为当地人眼中的“都会”。[121]但是清朝统一新疆后，浩罕等势力虽然在名义上对清朝表示恭顺，却并不甘心就此臣服，如浩罕的额尔德尼便早有独立称汗和划定国界线的企图。这些藩属政权也始终与大小和卓家族和部分地方伯克保持着紧密联系，为在政治、经济方面入侵新疆南疆地区积极做准备。[122]

乾隆三十年（1765年），乌什小伯克赖黑木图拉率数百人发动民变，将当时的三品阿奇木伯克阿卜都拉合家杀害，随后冲入清朝任命的办事大臣素诚的署衙内，将其父子、家奴、兵丁全部杀害，“内地之官兵、贸易人等无一脱者”[123]，这就是“乌什事变”。

伯克制是新疆南疆地区的旧有职官制度，清朝在统一南疆之后，遵循“因俗而治”的原则并参照内地官制，对南疆旧有的伯克制度进行了继承和改造。[124]“乌什事变”的导火索是乾隆皇帝为了取悦“香妃”而命乌什地方官派人将沙枣树运至京城，在乌什征发差徭科派沙枣。另外，当时参与解送沙枣树的赖黑木图拉又因其妻子曾被办事大臣素诚留宿，心存私怨，便借此机会召集民众起事。据阿克苏办事大臣卞塔海奏称：“本月十四日夜三鼓，乌什城内回人忽然聚噪，施放鸟枪，致伤绿旗兵丁……臣等询问全福起事缘由，据称因办送沙枣树科派出回人二百四十名，令于十五日起程，所派回人等于十四夜忽然作乱。”[125]但是卞塔海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报中信息不全，导致乾隆皇帝对形势的判断出现了严重失误，对于“乌什事变”基本没有任何应对之策。直至十余天后，卞塔海的另一封奏折送达京城，乾隆皇帝得知素诚已被杀害、乌什城被占领，令“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明瑞务必详查事变因由。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纳世通率军先抵达乌什，欲独享战功，数次上折阻止明瑞的到来。[126]乾隆皇帝在对纳世通进行斥责的同时，也命明瑞继续率军前往乌什，并一再敦促明瑞果决办理各项事务，“明瑞系将军，各项事务惟伊是赖。倘优柔寡断，必将误事”。[127]

明瑞到达前线后，乾隆皇帝命其对事变的真正起因、官员的办事状态等进行彻查。事后，明瑞奏称：“素诚在乌什平日将回人种种科派苦累，伊父子及办事笔帖式等任意奸淫回人妇女，此次办送沙枣树科，素诚将伊子派出押运，沿途行李俱令回人背负，以致所派之人甚多，并将小伯克赖和木图拉亦行派出。而赖和木图拉之妻从前又曾被素诚留宿，因此蓄有嫌怨，遂至作乱。至卞塔海领兵到乌什时，并不查讯致乱缘由，辄行施放鸟枪，至第三日，用炮攻打城门，回人始行出拒，而卞塔海遽尔败北，奔至七八十里之外，致将步兵百余名、炮三座，俱没于贼。”[128]

乾隆皇帝在查抄素诚家产并发送其子弟赴伊犁充甲当差后，又把纳世通、卞塔海正法。乾隆皇帝全程指挥在乌什的清军，命明瑞派兵将城周边饲草尽行刈割，以围而不攻之策应对。后城内粮草果然断绝，此时事变的参与者也由于各种矛盾而出现了内讧，锡喇布阿浑于八月十三日夜带人将主事者拿获后献给清军。至此，乌什城被清军攻破，“乌什事变”也得以终结。

（二）平定大小金川

大小金川位于现今四川省西北部的嘉绒地区。虽然该地人口和土地都较为有限，被认为“兵不满三万，地不足千里”，但是却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西通西藏、东邻汶茂、北枕青海、南接雅安，实为川藏交通之孔道。元朝初年，蒙古军队便是从西藏经由此地攻取云南、贵州等地的；清朝乾隆年间，成都将军明亮奏覆朝廷，通往藏区一共有九条路径，其中有五条便直接与大小金川、明正、绰斯甲布、革布什咱等川西北土司相关。[129]可以说，大小金川地区与清朝对西藏的治理，以及云贵川等西南地区的安定等问题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该地在元明两朝时实施羁縻之策，在此分设土司。至清朝初年，该地共有土司十四个，包括儹拉（在今小金县）、鄂克什（在今小金县）、促浸（在今金川县）、木坪（在今宝兴县）、杂谷（在今阿坝州理县）、瓦寺（在今阿坝州汶川县）等。促浸寨首色勒奔于雍正元年（1723年）归附清朝，而为了削弱儹拉的势力，朝廷在雍正八年（1730年）时授予促浸寨首“安抚司职衔”，颁发印信号纸。[130]于是，习惯上便将促浸安抚司称为大金川土司，儹拉则被称为小金川土司。

原本清朝试图在该地建立和维持一个土司间相互牵制、制衡的格局，实施“以番治番”的政策，但是各土司常常会因为争夺土地、人口、牲畜等资源而进行械斗和仇杀。该格局难以保持，这也是清朝不惜代价平定大小金川的主要动因之一。

雍正年间，杂谷、大小金川、沃日等土司因争夺美同等寨而仇杀多年，直至雍正三年（1725年）川陕总督岳钟琪重新勘察划界，才彼此悦服。[131]乾隆四年（1739年），杂谷、棱磨等土司因与小金川土司争夺必色满地方，心存怨愤，便勾连沃日等土司发兵攻劫小金川。此时，乾隆皇帝和四川巡抚等官员仍无心直接武力干涉土司间的争斗，认为杂谷和金川“彼此钳制，边疆颇宁，固不可任其争竞，亦不必强其和协也”，“至其同类操戈，原未敢干扰内地，化诲亦尚凛遵，是以姑缓参究”。[132]

乾隆七年（1742年），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病故，次年十一月，清朝任命其弟色勒奔细承袭土司职。[133]色勒奔细即是被清代典籍称为“莎勒奔”者。[134]他上任不久，便开始不断谋划侵吞、兼并周边土司。先是把侄女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利用泽旺性情懦弱的缺点，以阿扣控制小金川，后于乾隆十年（1745年）勾结良尔吉，攻袭小金川，生擒泽旺，夺取小金川印信。而后，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巴旺土司，以期控制巴旺。乾隆十二年（1747年），色勒奔细又发兵攻打革布什咱土司所辖的正地寨，并攻占了明正土司所辖的鲁密、章谷等地，“番民望风畏避”；不仅如此，其更是出兵攻打清朝在当地设立的营汛，致使坐汛把总李进廷抵敌不住，只得退保吕利。[135]四川巡抚纪山试图派兵弹压，却遭到大金川土司的伏击，以战败告终。色勒奔细的谋划和野心不仅威胁到了清朝在川西北地区长久维持的、能够实施“以番治番”政策的格局，而且以军事行为挑战了朝廷的权威，这是清朝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乾隆皇帝敕谕军机大臣：“贼酋恃其巢穴险阻，侵蚀诸番，张大其势，并敢扰我汛地，猖獗已甚”[136]，决定派兵镇压大金川土司，将当时具有治理云贵苗疆经验的张广泗调任为川陕总督，令其赶赴四川与庆复等官员一起查勘地形、调运粮饷、商定时机，筹划进剿诸多事宜。

张广泗抵达大小金川后，发现该地虽有土汉官军两万余人，“但土兵各怀二心，非逡巡观望，即逃匿潜藏”，远不足以攻剿和防守，便请求从贵州各军营抽调军兵两千名前来协助，朝廷允准。[137]起初，张广泗进剿较为顺利，不久便收复了大金川占领的毛牛、马桑等地，“大金川外援隔绝，官兵驻防其地，可以直捣大金川大寨”，随后小金川土司泽旺也闻风投诚，并出兵协同清朝作战。这使得清朝朝野上下都对此次出兵保持着极为乐观的态度，认为指日便可大捷，张广泗奏称：“征剿大金川，现已悉心筹画，分路进兵，捣其巢穴，附近诸酋输诚纳款，则诸事业有就绪，酋首不日可以殄灭。”而乾隆皇帝也谕令：“嗣后征剿事宜，张广泗一人即可办理”，督促大学士庆复早日回京办理内阁事务。[138]然而，此后战争形势之艰苦却远超清朝君臣的想象。

大金川有两个主要据点，一是勒乌围，由色勒奔细亲自把守；一是刮耳崖，处于大金川要路之上，由色勒奔细的侄子郎卡把守。为了攻取这两个据点，张广泗分兵多路，同日并进，而在此后的行动中各路清军都先后遭遇了大小金川之役中他们最大的障碍之一——碉楼。

碉楼，主要分布在岷江、大渡河、雅砻江上游流域的羌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区。[139]其垒石而成，坚固异常，有住碉和战碉之分，高度仅够居民活动的便是住碉；而碉身遍布枪眼，高至七八层的，就是战碉，“碉楼如小城，下大巅细。有高至三四十丈者，中有数十层。每层四面，各有方孔，可施枪炮”。[140]面对碉楼，清军束手无策，步履维艰。到乾隆十二年（1747年）八月，张广泗便逐渐意识到“攻碉”之难，“金川地势尤险，碉楼更多”，至于“攻碉”的方法无外乎掘地道、挖墙孔、断水源、炮轰击等。然而清军进攻瞻对土司时川西北土司都已经知悉清朝的这些手段，早有防备，“或于碉外掘壕，或于碉内积水，或附碉加筑护墙，地势本居至险，防御又极周密”。[141]

本来双方处于彼此僵持之局，但从乾隆十二年（1747年）九月开始，清军却接连失利，折损了包括副将张兴、游击孟臣等在内的一批官兵，不得不撤退固守。乾隆皇帝此时已对张广泗等人失去信心，决定由大学士讷亲赶赴金川指挥战事，并起用岳钟琪为提督。但是，直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战争形势仍没有好转的迹象，败绩连连，甚至出现“贼番数十人应援，我兵三千余众遂俱奔遁”[142]的状况。乾隆皇帝愤怒至极，于九月二十九日以“玩兵养寇，贻误军机”的罪名将张广泗革职，三个月后便将其处以斩刑；次年正月，又将讷亲斩首于军前。转而以大学士傅恒署理川陕总督，前往金川军营，会同岳钟琪等人办理一切事务。

此时，乾隆皇帝已彻底改变了对金川之役的看法，不再坚持一劳永逸地以武力解决大小金川地区的意图，而是逐渐认识到此战不仅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而且很难能在短期内取胜。他不断地透露出悔恨之意，“朕若早知如此，并此番调遣，皆可不必”[143]“金川小丑，初不意靡费如许物力，两年之间所用几及二千万”[144]，并一再跟傅恒强调：“在金川小丑，朕本非利其土地、人民，亦非喜开边衅”，仅是想以大军压境，使“诸番”畏服。[145]因此，当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乾隆皇帝获悉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细、郎卡乞降后，便限定进剿之事以三个月为期，如果三个月后仍不能成功剿平，便允许色勒奔细等人求降。

此后的战事依旧不顺利。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乾隆皇帝正式宣布收兵，[146]第一次平定大小金川之役就此结束。当年三月，四川总督策楞奏陈金川善后事宜十二条，包括：金川归还此前占领的各土司土地，与其接壤的杂谷、革布什咱、沃日、小金川等土司应连为一气，以防外患；小金川土司泽旺与沃日女土司泽尔吉联姻，等等。由此善后条例可看出，清朝仍然试图维持川西北的政治格局，仅是对其稍作调整，指示或撮合势力较弱的土司相互联合，以共同对抗大金川等强大土司，达到“以番治番”的效果。

然而，此政治格局仍极为不稳固。先是杂谷土司仗着从征金川有功，在接受清朝赏赐敕封的同时也越发嚣张跋扈，不断挑衅、攻打周边土司。乾隆十七年（1752年），清朝发兵进剿杂谷，仅月余便将其平定，并在杂谷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彻底消灭了杂谷土司。杂谷、大小金川本为嘉绒各部中势力最强大的土司，彼此可以互相牵制，在杂谷土司被改土归流后，大小金川土司更加肆无忌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细病故，其侄子郎卡承袭土司之职，随后郎卡便立刻出兵攻掠党坝。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四月，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发兵攻占鄂克什的三个寨子。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四月，大金川新任土司索诺木勾结革布什咱头人，夜袭革布什咱，占据革布什咱官寨。[147]随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再次出兵先后攻袭了鄂克什、明正土司和革布什咱。

大小金川在当地越来越频繁的扩张行为极大地破坏了清朝试图维持的稳定格局，彻底激怒了乾隆皇帝，其在三十六年（1771年）七月下谕：“此而不加惩创，伊等将视内地大臣专务调停和事，不复知所畏忌，于抚驭番夷之道甚有关系。”[148]朝廷便开始调兵遣将，进剿大小金川，这便是后世所称的第二次平定金川之役。

清朝令大学士温福、四川总督桂林共赴金川办理军务，并在数月之内先后从陕甘、贵州、四川本地调集官兵七万有余。[149]此次战役采取的策略是先集中兵力进攻小金川，由温福、桂林率军分两路同时进剿。虽然小金川的抵御和反抗也较为激烈，但是清军仍然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二月占领其官寨，“小金川全境荡平”。[150]

攻破小金川后，乾隆皇帝谕令温福等兵分三路进攻大金川，并派福康安为领队大臣前往四川军营。然而，与第一次平定金川之役一样，三路大军在面对碉楼时仍然束手无策，每攻克一座碉楼都需付出极大的代价。就在彼此僵持之时，投诚于温福营中的原小金川头人暗通僧格桑，作为内应，分头领兵突袭清军，并切断温福所率军队的后路，致使清军惨败，阵亡包括温福、副都统巴朗、提督董天弼等文武官员数十人以及军士三千余人。[151]

此次大败之后，清朝开始重用阿桂，授其为定西将军，由其总领平定金川的一切事务。阿桂适时地从大金川地区撤兵，保存实力，等待朝廷从各地再次调集兵力。在整顿兵力后，阿桂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月分兵三路进攻小金川，此战非常顺利，仅用十天时间便将其平定。[152]随后，朝廷便进剿大金川，由阿桂率兵由西路谷噶山梁进攻，明亮带兵由南路马奈、马尔邦进兵。此战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正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四十一年（1776年）二月，经过连番苦战之后，清军才彻底攻破缺兵少粮的大金川。

据统计，第一次平定金川之役用银约1000万两。第二次平定金川之役，共调派官兵十五万人，耗费军饷七千余万两。[153]

经过平定大小金川之役以及战后以“改土归屯”为主的善后措施，嘉绒地区的土司势力受到极大的削弱，清朝在结合当地管理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一套较为有效的治理制度，调整川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分布、行政管理单位以及资源分配格局，使局势得以较快地稳定下来。

二 抗击外部势力入侵，巩固统一

除乌什事变、大小金川之乱这类内部动乱外，西藏、新疆等地区还面临着国外势力渗透和入侵的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边疆地区的局势愈加复杂多变，清朝在面临这一挑战时，尽管存在准备不足、协调能力不强等问题，但是依然在抗击外部势力入侵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

（一）反击廓尔喀入侵

廓尔喀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统一尼泊尔后，一直具有较强的扩张性，对于与之相邻的清朝西藏地区觊觎已久；而清朝在西藏地区向来缺乏有效的军事力量，无法起到震慑作用；再加上西藏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十世沙玛尔巴的勾结，廓尔喀便有了入侵西藏的军事行动。针对廓尔喀的入侵，清朝被迫进行反击，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关于廓尔喀入侵原因，向来众说纷纭，综合各家之说，大体有几个原因：一是六世班禅于乾隆四十六年赴热河祝乾隆帝七十寿辰，中外施舍甚多，其卒于京师后，其皆为其兄仲巴呼图克图所有，其弟沙玛尔巴怀恨在心，故前往廓尔喀怂恿抢犯边界；二是廓尔喀与西藏军有贸易纠纷；三是藏人未用廓尔喀新铸钱文。[154]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七月二十七日（8月28日），驻藏大臣庆麟奏报，六月下旬，据后藏聂拉木、济咙、宗喀三处第巴报告，廓尔喀有举兵入侵的迹象。但是，此时清朝并不知道廓尔喀入侵的原因，庆麟在奏折中对此有所推测，认为廓尔喀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曾寄信给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称：“藏内所用钱文皆我巴勒布熔铸，此后但用新铸钱文，旧钱不可使用。再，我境接壤之聂拉木、济咙二处，原系我巴勒布地方，仍应给还，倘有理论，可遣人来讲约。”[155]

乾隆皇帝接到奏报后，做了相关的应急部署，积极调派四川兵丁进藏，但是对于廓尔喀为何突然挑衅，鉴于奏折内提供的信息有限，也未做出判断，仅是在给庆麟的谕旨中提出此事可能与聂拉木、济咙二处的归属问题相关：“查五月间，廓尔喀王曾致噶布伦等书信内称，聂拉木、济咙等处原系伊之地方。等语。今苏拉巴勒达布等聚众滋事，是否专为此二处地方而起。”[156]对于庆麟等奏折中所讲的银钱纠纷，并未提及。

当年七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又接到庆麟的奏报，称廓尔喀已于六月二十四日入侵并攻陷了聂拉木、济咙，逼近宗喀，廓尔喀第一次入侵西藏地方的战事就此正式爆发。

此后清朝在紧急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也继续对廓尔喀突然入侵的原因展开调查。乾隆皇帝发给驻藏大臣庆麟的一道谕旨中含有致廓尔喀王的长文一份，要求庆麟以驻藏大臣的名义交给廓尔喀王。其中关于廓尔喀无故起衅，乾隆皇帝称：“今尔等聚众，想是要与别部落打仗，不意竟系抢夺聂拉木、济咙两处地方，仍向宗喀而来，殊属非是……今无故突然如此悖逆，谅非尔等之本心，定是属下坏人从中谋利，调唆尔等而起。”[157]因此，在廓尔喀侵入西藏地方的初期，从驻藏大臣到乾隆皇帝，对于廓尔喀为何突然发难，都是茫然无绪。[158]

随后庆麟就此次事件询问了已经卸任的噶伦公班第达，据班第达称此次入侵主要是因为新旧钱之争，于是，庆麟、雅满泰等再次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九月十一日就廓尔喀为何侵入西藏地方上奏。之后四川提督成德、成都将军鄂辉、理藩院侍郎巴忠等先后到达西藏，便由巴忠主导对廓尔喀起衅原因进行调查与处理，形成了与之前不同的看法。巴忠奏称：“看来巴勒布等起衅，非仅为加税一事。明系噶布伦等种种舞弊，屡加逼勒，不得已而犯藏。”并将所有责任都归于索诺木旺扎尔。这一结论也基本被乾隆皇帝认可：“巴勒布夷人侵扰藏地一事，皆由噶布伦索诺木旺扎尔肆意妄行，苛取商人物件，第巴桑干擅增税课等事起衅。”[159]这就成为清朝对廓尔喀第一次入侵原因的最终调查结果，并且乾隆皇帝于五十四年（1789年）二月十三日谕令鄂辉、成德、巴忠等人以钦差的名义将此调查结果转发给廓尔喀。对廓尔喀宣称：此次事件的责任全在驻藏大臣、西藏地区噶伦和第巴等人一方，如今惹事之人已经被处置，希望廓尔喀能够退出西藏地区。然而，此时巴忠等人却在秘密谋求与廓尔喀订立和约。对于和谈一事，入藏的钦差侍郎巴忠、成都将军鄂辉、四川提督成德、达赖喇嘛均没有上奏，只是力促廓尔喀答应入贡，造成国威远播、敌方畏服的假象。廓尔喀第一次侵藏战争便以巴忠等人的秘密谈判、许以付银赎地而宣告结束。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十月初，廓尔喀派大头目一人、小头目二人前往拉萨索取依照廓藏密约藏方应付的年度赎银。[160]而当时辅佐达赖喇嘛的噶勒丹锡呼图认为西藏噶伦“不以国家为念”，不许噶伦等付给。[161]于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兵分两路：一路由聂拉木至第哩朗古，一路由济咙进攻宗喀。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八月二十二日，乾隆皇帝在从热河避暑山庄赴围场的途中得知廓尔喀再次入侵的奏报。理藩院侍郎巴忠自知此事是他处理不善的结果，便自请革职或降职，赶藏地效力赎罪，未得皇帝答复便投水自尽。这就使乾隆皇帝开始怀疑此前鄂辉、巴忠等人处理藏事不但处理不当，而且可能隐瞒了若干情节。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在乾隆皇帝的指示下着手调查此事，并在九月间向乾隆皇帝奏称，查得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侵犯藏地，内地大军未至时，西藏当局已与廓人私相议和，此时已查出西藏与廓尔喀之间曾有秘密缔约，却仍未说出藏人付银是为了收回被侵占的领土一事。[162]八月三日，保泰驰抵日喀则，八月二十一日，廓尔喀军进入后藏扎什伦布寺。乾隆皇帝得知扎什伦布寺被占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决心以武力进行讨伐，传谕：“殊不知此事初起之时，朕并非必欲大办。如贼匪只因索欠起衅，抢掠聂拉木等处边境，尚可为之剖断曲直，责令清还欠项。朕之初意原不欲劳师远涉，今贼匪肆行侵扰，竟敢抢占扎什伦布，不得不声罪致讨，非彼乞哀可完之事。若因贼匪已遁，遂思就事完结，使贼匪无所畏惧，将来大兵撤归，贼匪复来滋扰，又将作何办理？岂有堂堂天朝转为徼外番贼牵制之理！此事势在必办，竟无二义矣。”[163]而此后了解全部真相的乾隆皇帝怒不可遏，认为付银赎地一事“岂非竟成前代岁币故事！”于是，乾隆皇帝决心派福康安统兵进剿。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五月初七日，清军行抵擦木山隘，攻下廓军驻守的碉堡，首战得胜。此后连战连捷。随后，清军越过喜马拉雅山天险，深入廓尔喀境内，直至距廓尔喀都城仅一日路程之地，驻军屯守。双方的最后一战发生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七月初三日，清军越过堆补木山下帕朗古河上大桥，仰攻廓军碉卡，此战清军战败。

清军此时不仅损兵折将，而且面临着严重的军粮不继、军中疾疫蔓延的问题，减员日多。[164]此时廓尔喀也倍感压力而求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十日，大将军福康安自帕朗古军营具奏遵旨接受廓尔喀乞降，九月初四日，福康安率全军撤回济咙。第二次廓尔喀侵藏战争结束。此役是清朝进行的一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朝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班禅地位平等，监督办理西藏事务；规定西藏的涉外事务集权于中央，统归驻藏大臣管理；为杜绝转世灵童私相授受，设计了金瓶掣签制度，等等，标志着清朝在西藏的施政达到最高阶段。

（二）抗击张格尔势力和阿古柏势力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新疆爆发张格尔之乱，延续八年之久，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城一度沦陷，这次动乱对清朝对新疆的治理以及新疆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5]

张格尔，又作札罕格尔，为白山派大和卓博罗尼都之孙，其父萨木萨克在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过程中逃至中亚。清朝在发觉萨木萨克流亡在外后，便将其视为隐患，在对其加紧防范、断绝其敛财途径的同时，也晓谕中亚外藩“果能将萨木萨克诱到解京，朕必格外施恩”，并向其宣示招抚政策，强调如能自动归附，可以赐赏封爵。[166]萨木萨克也曾因处境过于困苦，遣人向清朝递呈过归顺表文，但由于当时清朝官员长麟操之过急，措置不当，萨木萨克心生疑惑，携家眷逸去，从此清朝便失去了萨木萨克的消息。

张格尔为萨木萨克的次子，另有玉素普、巴布顶兄弟二人，但是清朝并未掌握该信息，特别是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玉努斯案发生后，清朝误认为萨木萨克无子，使张格尔兄弟子侄十余人能够逃至中亚地区。张格尔等人一直将新疆视为其祖地，在中亚的生活也极为艰辛，以流亡乞讨生活，便不断图谋潜入喀什噶尔作乱。嘉庆十九年，张格尔便企图向浩罕[167]爱玛尔汗借取人马，攻打喀什噶尔，爱玛尔汗忧虑张格尔起事可能会影响到清朝与浩罕的关系，不仅不借给人马，反而将张格尔等人扣留。数年之后，张格尔趁机逃出，随后勾结布鲁特比苏兰奇，纠集三百余人，策划夺取喀什噶尔，这次动乱导致清朝包括副护军参领音德布在内的十余名官兵被杀害、图舒克塔什卡伦城池被焚毁。也正是通过这一事件，清朝才得知张格尔便是萨木萨克之子。[168]

张格尔逃回浩罕后，又于道光四年（1824年）在阿赖等地纠集了安集延、布鲁特等多人，窜往喀什噶尔进行烧杀抢掠，在清军的反击之下，损失惨重。道光五年（1825年），张格尔手下亲随毛拉牌则依等数人，潜至喀什噶尔城外阿尔图什庄联络白山派教徒，以言语煽动众人敛财接迎张格尔，并约定以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十二日为期发动叛乱。

道光六年六月十四日，张格尔率军窜至距喀什噶尔城百余里之阿尔图什庄，白山派教徒聚集至千余人，气焰甚嚣尘上。清朝领队大臣乌凌阿、穆克登布率军进剿，杀敌四百余人。张格尔败退麻扎中抗拒官兵。该麻扎周围五里，墙垣三层，高峻坚固。清军将麻扎四面围定，张格尔乘雨夜昏黑，冒死突围逃逸，清军紧追不舍。白山派教徒闻风而动，群起围攻清军。清军四面受敌，乌凌阿、穆克登布阵亡。此讯传开，更助长了白山派教徒的嚣张气焰，喀什噶尔各庄白山派教一哄而起，随同反叛，到处抢掠。[169]张格尔乘势率叛众围攻喀什噶尔，并分派头目进犯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诸城。叶尔羌所属十四座军台，以及阿克苏以西军台，全被叛众焚毁。[170]

六月二十二日，张格尔攻破喀什噶尔“回城”，白山派教徒乘势报复，将担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的吐鲁番扎萨克郡王迈玛萨伊特用棍击毙。[171]随后，张格尔继率叛众大举围攻喀什噶尔“满城”，参赞大臣庆祥督率官兵坚守，多次杀退围城之敌，坚守近七十日，城中粮草耗尽，援军迟迟未至。张格尔继续纠集叛众，四面围攻，至八月二十五日终将城池攻破。双方展开巷战，守城官员“或力竭自尽，或临阵捐躯……已革回子郡王阿奇木伯克玉努斯，前经赏给五品顶带，随同庆祥赴喀什噶尔办事，现亦为国捐躯”[172]。和阗、英吉沙尔、叶尔羌三城也先后陷落，并被拆毁城墙、衙署和民房。

之后，张格尔派遣亲信头目依斯拉木、素皮察克、玉努斯等带领叛众三千多人进攻阿克苏，叛军逼近阿克苏城外之浑巴什河、托什罕河一带，库车、乌什等城的白山派教徒也蠢蠢欲动。南路局势突变，清朝朝野上下为之震动。是年七月，道光皇帝授长龄为扬威将军，署陕甘总督杨遇春为钦差大臣参赞军务，督率官兵讨伐。另一方面，道光皇帝令“长龄察历任回疆参赞、办事、领队各臣贪淫虐激回民之罪”[173]，并各拟罪法办，以收拢民心。十月，诸路满汉官兵三万余人先后云集阿克苏。先到达之乌鲁木齐等处官兵，将进逼阿克苏城附近浑巴什河、托什罕河一带的叛众击退。张格尔复遣其亲信头目纠集三千余叛众进据柯尔坪，阻截清军西进道路。长龄督军猛攻，分兵截击，将敌军歼灭，张格尔亲信头目约勒达什、伊瞒、玉努斯、热依木、托胡坦等俱被斩获。[174]

经此一战，张格尔的嚣张气焰备受打击，内部开始分化，部分亲信率众撤回浩罕，另有部分将官则暗中商议归降清朝，使张格尔的实力遭到重创。道光七年（1827年）二月，张格尔见清军西进至大河拐，下令征发15岁以上的维吾尔人，将其集于洋阿尔巴特庄，乘夜袭击清军，被击退。张格尔复纠众于沙布都尔庄，列阵浑水河畔抗拒清军，又被击败，亲信浩罕头目色提巴尔第被射毙，清军乘胜追击三十余里，擒斩万余人。张格尔退守阿瓦巴特，长龄分兵三路掩杀，俘斩二万余，穷追逃敌至洋达玛河。三月，清军长驱直入，克喀什噶尔。四月，再克英吉沙尔、叶尔羌。[175]

张格尔见清军逼近，知难以抵挡，于三月初一日带领亲信数十人窜往境外，躲藏于木吉地方，遣人向浩罕汗迈买铁里借兵，遭到拒绝，又潜入境内拉克沙地方藏匿。参赞大臣杨遇春、提督杨芳率军出卡搜捕，七月初七日在塔里克达巴罕附近与张格尔余党二千余人展开激战，清军斩杀俘获敌军一千五六百名，张格尔仅率百余人脱去，四处流亡。十二月二十七日，张格尔复纠集数百人窜至伊斯里克卡伦附近，欲乘除夕潜入阿尔图什庄作乱。长龄得到探报，亲率官兵围捕。黑山派教徒闻讯，亦集众四百余人持械拦阻。张格尔行至途中，见势不妙，急折转逃窜卡外。杨芳督军连夜紧追，二十九日，在卡外喀尔铁盖山内追及。清军两次接仗，毙敌大部。张格尔势穷，与死党十余人弃马上山。总兵胡超率兵紧追其后，张格尔见难以脱身，情急中拔刀欲自刎，锡伯马甲讷松阿、舒兴阿等冲上夺刀，生擒张格尔。随从张格尔之头目八名，也全被擒获。道光八年（1828年）五月，张格尔被解送至京师，先押至午门前行献俘礼，经王大臣会同刑部严讯后被寸磔枭示。[176]

清朝虽然对民族和宗教问题比较重视，但大体采取的是“因俗而治”的政策，因俗顺应的多、主动治理的少，这就导致随着时势的变化，清朝进退失据，最后还是以武力平叛，造成治理成本的增加。张格尔事件是清朝忽视大小和卓后裔及其势力的结果，情报不实，追剿不力，也可知当时对新疆形势估计不足。廓尔喀入侵事件也可看出清朝对相关情报工作做得不好。这也反映出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能力不足，调动资源有限。但这些事件也刺激着清朝逐渐改变以往将边疆地区视为政治秩序最外层的看法，开始向其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物力，努力进行经营，以巩固“大一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