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地址
“这里的桥是不一样的，莉娜。爪哇也有桥，甚至也有运河从闹市区流过。但是在阿姆斯特丹，一座架在运河上的桥是不一样的。你看，这运河与桥梁在变化，它们随着每日的晨昏阴晴而变，随着每年的春夏秋冬而变。”
“我想还随着你的心情而变。”她镇定地说罢，将一绺乌黑的头发塞入被微雨打湿的红帽下面。此时仍是冬季，我们度过了白雪皑皑的一月，二月潮湿阴冷。她将两肘倚在小桥的铁栏上，低头俯视古老的运河，只见河流两岸立着冬日里光秃秃的树木，光秃秃的铁灯柱，一座座房屋的山墙又高又窄，笼罩在逐渐浓重的暮色之中。路上行人寥寥，沿着房屋低头匆匆走过。
忽然，她转过头来，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直盯着我，沉思说道：“我们来这里只有六周时间，真是奇怪。似乎已经过了很久。这毛毛细雨一定连下了几个月，在爪哇时根本无法想象，季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前院阳台上，雨幕遮住了视线，连花园也看不见。你可还记得，我们……”说到这里，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我当然记得。虽然迄今为止早已超过六周——实则已有许多年了。我记得那些雨天，还有烈日当空的晴天。我记得最初的日子，和最后的时刻——尤其是起始和终结，还有其间许多年月与昼夜。我记得这一切，因为我精心地重构这些日日夜夜，悠闲地从往昔中逐一挑选出来，正是因此，我才能做到丝毫无损细节地交换记忆，站在横跨运河的桥上，与身旁这个业已离世的女人进行交谈。
只听她叹息一声，满怀渴望地说道：“我喜爱这些庄严的老房子，这些山墙和高高的台阶，还有古色古香的铁栏杆。你看，有些房屋似乎朝前倾斜，微微倒向河面。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回来？”
我知道自己会如何回答。
“你从不属于这里，林奈特(1)，我也同样不再属于这里。我的父母都已亡故，亲戚朋友或是过世，或是离去。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亲爱的，我们在爪哇一定会过得很快活。”
那时你可有浑身一颤？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记得你的肩膀紧紧靠着我的肩膀，就在这运河的桥上，在黄昏时分，二月的细雨中，我们是一对孤独的男女。
“我们别回爪哇去，”你开口说道，“就留在阿姆斯特丹，留在你的家乡。对于法律和其他所有事务，你都很精通，因此在这里也能谋生，难道不是吗？为什么要回爪哇？我已经开始讨厌那地方，再说艾菲……艾菲也死在那里。”
“为什么你想要留在阿姆斯特丹？我曾在这里追求艾菲，还曾与她同床共枕。”
为什么要对自己心爱的女人说这些话？为什么我要说这些伤人的言语，先是早年时这样对艾菲，后来又对莉娜？为什么要对我爱的女人说这些，况且她们都已不在人世？我想吸一口香烟，却发觉香烟已被打湿，于是将烟蒂扔进暗黑的河水里，抬手压低黑毡帽的边沿，竖起风雨衣的领子。天色尚未转暗，我的夜生活也尚未开始。莉娜还不会出现，艾菲也一样，但是艾菲或许会来得早些，因为今天是2月28日，是这个湿冷沉闷的二月的最后一天。很多年前，就在今天，我对艾菲说我爱她。当时我送她回家，站在灯柱底下，对她说出这句话。她朝左右迅速打量一眼，然后亲吻我，我们两人的面颊都被雨水淋得又冷又湿，她的嘴唇却是温热而润泽。没错，那时将近六点钟，周围没有行人，否则她不会站在灯柱下吻我。路边的时钟显示此刻是六点差五分。只需消磨一个钟头：这一个钟头之内，我必须恢复在白昼与黑夜之间的平衡。等到七点整，我将去一家俱乐部，与三个朋友共进晚餐，到那时我就安全了。我们会坐在壁炉边，围着一张舒适的角桌用饭。只需消磨一个钟头，喝一杯酒或许就能打发过去。
我走下拱桥，在鹅卵石上脚底一滑，差点跌倒在地，禁不住低声咒骂一句。透过蒙蒙雨雾，我看见街道前方的一扇门上微微发出红光，正是酒吧的招牌。
这是一家老式酒吧，室内很狭小，也很暖和，弥漫着一股司空见惯的味道，能闻出纯的斯希丹杜松子酒、潮湿的衣服、烟草与锯末。高大的木制吧台擦得干干净净，七八个人站在旁边，彼此挤在一处。这里没有椅子，因为没人会坐着。人人进来都是为了喝酒，因为需要喝酒，正如我此刻需要一样。我的两眼模糊，心也怦怦乱跳，遇上坏日子总是如此：有时我害怕自己会失去对过去的控制，思绪变得狂乱，或是无望地兜着圈子难以自拔。我看见在两只胳膊肘之间有个空当，一只是深蓝色布料，另一只则是粗糙的旧花呢，于是走上前去。
老板伸出汗毛浓密的大手，将一只高脚杯推到我面前，然后替那个蓝衣人又满上一杯，瓮声瓮气地说道：“为什么今天就很特别？对我来说，今天并没什么两样。”
“因为明天会领到工钱，”蓝衣人说话的声音高而尖利，“对我来说，多拿一天的薪水。”
老板咕哝一声，冲我问道：“要陈年的还是新近的？”
“陈年的斯希丹。”
“对我来说，只是多干一天的活儿而已。”穿花呢的人埋怨道，“要知道我的工钱是按月付的。下个月也是一样，扬！”
“你就不该抱怨，”老板酸溜溜地说道，“为市政工作，可是一份稳定的收入。况且等到你退休的时候，还会有一大笔退休金。”
“扬，等你退休的时候，”蓝衣人的声音仍是又高又尖，“可以给自己买一座真正的房子，而且是在富人区里！”说罢咯咯大笑起来。
烈酒散发出一股暖意，缓缓沁入我冰冷的肢体。我感到舒服了许多，总算可以放眼朝四周打量，刚一抬头，就瞧见大块头老板嵌在柜台与壁架之间，阔背后面摆着一排排闪亮的酒瓶。他生得一张红润的圆脸，胡须下垂，朝我的空杯里倒酒时，狠狠瞪了蓝衣人一眼。
另有一位来客讲了个笑话。我虽然没听明白，但也跟着众人一起大笑，随后喝下第三杯酒。为什么我要忧心忡忡？每个人不都过着双重生活吗？一面是日常现实，另一面则是想象中理应拥有的生活，或者可能达到的生活——倘若我们能够再鼓起一点勇气的话。第二种生活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疑惑和焦虑时，需要它们来支持。我就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足可自称为能够重建过去，因为这是我可以证明自己并非杀人凶手的唯一途径。我怎么会是杀人凶手？我厌憎暴力与残酷，怎么会呢？艾菲死了，小扑扑死了，莉娜也死了，但我只是犯了一些错误，并且试图弥补这些错误，就在晚上。
在白日里，我是一个性情沉静的前殖民地官员，过着沉静而有序的生活。我在蜂巢百货公司担任记账员。我的办公间很小，四面都是玻璃墙，我在分行整齐的账本上写下整齐的数字，这真是一项使人心平气和的工作，因为这些数字具有一个目的，一个概念清晰、固定不变的目的。到了五点半，我下班出门，回到平平常常的单身公寓里，翻看一阵晚报，直到房东老太太把一份平平常常的晚饭送到我的书桌上。当她走后，我拿起刀叉，另一种生活便开始了。有时是艾菲坐在对面，有时则是莉娜，小扑扑从没出现过，她向来与我们的爪哇保姆一起早早吃饭。我说着所有原本该说却从没说过的话，仔细聆听她们说的所有我本该仔细聆听的话。如今我拥有时间，拥有所有的时间。有时艾菲和莉娜没来，我就打开收音机，听一段精彩的音乐节目，或是读书：我常读内容严肃、抚慰人心的书，哲学类或是宗教类，尤其是佛教，因为佛教告诉我们活着就是受苦受难。我从不读历史书，因为历史书会让我觉得心里有种深深的空洞感，提醒我并不存在什么目的，从来没有这种东西。其他书则令人安慰，有助于我在独自一人、没有访客时消磨时间。我可以用一种冷静客观的方式来阅读这些书籍，因为其中的说法与我格格不入。或许是作者寄错了地址，或许是我收错了地址，二者皆有可能。对于此类状况，我总是抱着开放的态度。
在每月十五日和最末一天，我会去俱乐部，与三个朋友一起共进晚餐，这三人分别是医生、律师和记者。医生是个天主教徒，律师是个新教徒，记者多少居于其间，而我则是个非教徒。人人都想就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发表一些无关紧要的议论，这一共同愿望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对于各自的私生活，我们则是知之甚少。
忽听有人大笑，我猛吃一惊，回过神来。墙上挂着一本沾有污渍的日历，老板伸手指在今天的日期28的下面，苦恼地说道：“然后我就对那个坏脾气的混账家伙说，嗨，你看这儿，自己总能看清日期吧？”说罢移开手指，“但是那个……”
我没有听见他后面说的话。当他移开手指后，显出了一个硕大的数字，29。我吃了一惊，这数字在我眼前逐渐放大。忽然，我全身冒出冷汗。今年是闰年，因此二月有二十九天。今晚我不能去俱乐部里用晚餐，我理应独自一人，独自与那正在失控的过去做伴。
可鄙的恐惧令我觉得腹中作恶。我不能在这酒吧里发病，必须赶紧出门离去，于是努力保持镇静，问老板应该付多少钱，然后如数给他。我匆匆走开时，最后看了一眼，只见深蓝衣袖与花呢衣袖之间的空当消失了，我已被挤了出去。
一股冷风吹在我滚烫的面颊上。微雨已停，如今路上有许多行人，全都低头疾走。我也低头快步前行，将帽檐压得很低。显然没人想要多看我一眼：一个身材瘦高的男人，灰色的鬓角，灰色的眼睛，灰色的胡须——全是暗淡而素净的灰色。但是在暗淡的日子里，我必须小心翼翼，因为我会思绪狂乱，会变得面目狰狞，一道长长的红色疤痕横贯前额，那是由于一个日本看守曾用来复枪的枪托打了我一下，出手稍微重了一点。其他的伤疤则无关紧要，留在后背和四肢上，不会显露出来。
我不断朝前打量，想要找一条僻静的小巷，然而只看见前方的大街，车水马龙，人头攒动，灯火通明。思绪正在脑子里打转，而且越来越快，依照以往的经验，我知道只有一个法子能让它渐渐缓和下来，那就是对一些简单的事实进行冷静的评估，这样多少会有些用处。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已经在莱顿大学通过了毕业考试，在荷属东印度法律与阿拉伯语方面成绩优异，将被派去殖民地工作。他回到阿姆斯特丹，在父母家中悠闲度日时，结识了一位可爱的姑娘。她身材高挑，容貌美丽，刚刚完成家政学的学业。父母对姑娘表示满意。小伙子的父亲是个外科医生，说话总爱冷嘲热讽，母亲的性情则是模糊不明，与人总保持距离。双方父母相处得十分融洽。姑娘的父亲是个家庭医生，工作繁忙，却总是乐呵呵的，母亲是个平凡而现实的主妇。男方父亲细述诊所中发生的趣事，女方父亲谈论前来看病的穷人的种种麻烦。女方母亲称赞一个制作腌菜的新方法，男方母亲仔细聆听，态度彬彬有礼却含糊暧昧。小伙子向姑娘求婚，二人结为夫妻，然后双双前往爪哇。
在爪哇一个美丽的小城里，小伙子被任命为地区副主管。夫妻俩都是头一次来到热带，很喜欢那些发音轻柔、举止有礼的当地人。每天早晨，他们在自家草地上喝咖啡，清凉的露水打在穿着凉鞋的脚上，灰色的鸽群在房檐下的竹笼里咕咕吟唱。骑车去上班时，一路尘土飞扬，十分炎热，但是工作本身有许多乐趣，他喜爱工作，也喜爱一起工作的同事。到了晚间，天气重又变得清凉，两人在蚊帐里亲密地长谈，艾菲说起那些从小被灌输的单纯坚定的信仰，态度起初颇为羞涩，后来逐渐变得坦率。她把收藏在隐秘处的那本皮革装订的书拿给我看(2)，显得十分胆怯，因为曾听我说过那主要是用来研究历史的资料。她父亲在扉页上写下：“送给我们的伊芙(3)，作为她的引导与慰藉。”我亲吻她，与她越来越亲密，并被她那平静的自信所感染。她做事安静而富有效率，将家务安排得有条不紊，把一本语法小册子放在装钥匙的篮子里，认真看书学习语言，当地人的家仆们听她说话时总是耐心而恭敬。正当我开始自问这宁静美好的日子是否就是生活所赐予的全部时，艾菲怀孕了。我们的女儿扑扑刚一出生，我就从她身上看出了艾菲的影子，那金色的鬈发，硕大而严肃的蓝眼睛，艾菲以前一定也是这么一个壮实的小女孩。生活似乎再次变得圆满而美好，偶尔出现纠缠不休的疑问时，我就努力工作，以此来消除它。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内，我时常四处旅行，做了许多社会学研究，并在晚间写下记录，一直忙到深夜，最终写成了一份研究报告《查禁鸦片及其相关问题》。这篇文章得到了巴达维亚政府的赞赏，常被引用在机构报告中。同事们预言我将会迅速升职。就在那时，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开始谈论欧洲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荷兰遭到入侵，随后被占领，我和艾菲常常议论遥远的阿姆斯特丹和我们的亲朋好友，因此再度变得亲密，却几乎不曾注意到另一种似乎很不真实的战争威胁正在渐渐迫近。日本人已经到了爪哇。
突然，我意识到自己在大声说话，连忙抬起头来。每当我在糟糕的日子里濒于临界点时，总是会这么做。此时此刻，我身处一条寂静的街中，行人寥寥，各自步履匆匆。每人都只关心自己的事。我的事是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即使是站在被告席上的犯人也有这权利，有权解释一些可以用来减罪的情形——比如日军登陆后一片混乱，我们的军事防卫不够完善，只能仓促应对并试图维护，与当地居民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突然崩溃，周围地区出现公开的破坏与暗中的杀戮。我不得不坐着军用吉普车四处奔波，两眼被房屋燃烧时冒出的黑烟熏得难受，飞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莉娜睁着一双阴郁的黑眼睛，面颊上沾着鲜血。又有更多鲜血，艾菲赤身裸体，残缺不全的尸身躺在一汪血泊之中，散发出浓重的血腥气味。还有扑扑，只剩下一颗满头鬈发的小脑袋。
我停住脚步，大口呕吐起来，过后用手帕擦擦嘴，这条街空空荡荡，只有我独自一人。身后某处传来摩托车的声音，除此之外一片寂静。我虽然两腿颤抖，仍是努力走到街角，刚一转弯，只觉一股冷风猛吹在脸上，我立刻低下头去，将下巴抵在胸口处，忍不住跑起来，一步跨过三块地砖，然后是四块……就在这时，我看见正前方有一个小小的红方块，原来是一个皮夹，在街灯的照耀下发出红光。我弯腰捡起时，听见前面有个女人大声叫喊。我赶紧站起身来，将皮夹塞入雨衣的大口袋里。在灯柱上方，只见两个深肤色的男人，一高一矮，穿着浅色风衣，正逼近一个身穿深蓝外套、头戴红帽的女人。她刚刚抓起自己的手提袋击打过一个男人，那手提袋正在她的右手里，袋口敞开。她举起手臂，却被高个子男人抓住，于是又放声大叫起来。
从灌木丛中冒出几个男人，在我的汽车头灯的照耀下，白衣显得格外耀眼。我猛转方向盘，吉普车右侧的挡泥板撞到横在路中间的树上，只听一声枪响，接着是斯登冲锋枪的声音。“先生，你受伤了吗？”一股野兽般的狂怒涌上心头。我朝前奔去，抓住高个子男人的风衣翻领，依照在军队里学来的招式，将他击倒在地，然后转身再看另一个，但是那矮个子已抢先出手，右拳狠狠打在我的下颌处，眼前再度转为黑暗。
“先生，你受伤了吗？”
“没有，把那棵树从路面上挪开，快点。我必须……”我突然住口不语，脑中一片混乱。
我正在对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人说话，而不是我们殖民地军队的绿色制服。一个阿姆斯特丹警察站在我的面前，在他身后，停着一辆白色小汽车，而不是绿色小汽车。绿色、蓝色与白色融合在一起，我不禁闭起两眼。
我只觉头晕目眩，试图弄清自己究竟身在何处，随即明白自己正躺在地上，肩胛骨紧贴着冰冷坚硬的路面。一只强壮有力的胳膊拉着我坐起来，我睁开眼睛，只见几步之外站着另一个警察，身穿一件皮夹克，看去十分魁梧，正与那个头戴红帽的姑娘说话。我试图看清周围，冲着扶住我肩膀的警察问道：“那两个穿风衣的男人在哪里？他们……他们……”就在这时，我看见那姑娘的脸，不禁大吃一惊，目瞪口呆。
“他们逃走了，先生。不过不必担心，我们总会抓住那两个混蛋的。这位年轻女士给我们详细描述了那两个人的模样，我的同事已经把消息发出去了。”
我想要点点头，猛然觉得下颌一阵抽痛，直传到头顶，然而与腹内的疼痛仍是无法相比。姑娘转过头去，路灯的光线正照在她苍白的脸面上。她就是莉娜，从阴间归来的莉娜，一双眼睛又大又黑，睫毛很长，还有那张鹅蛋脸，丰满而略显任性的嘴唇，都与莉娜一模一样。我不禁抬起两手，捂住自己的脸。
“你还好吗，先生？”警察关切地问道。我抬起头来，微微颔首。他扶着我站起，又递上我的帽子，说道：“好笑的是我们跟踪了你一阵子，因为你看起来像个醉汉。”
“我那时觉得不舒服，有时会忽然头晕。”
“你要是头晕得再厉害些，恐怕就不能把那个混蛋打倒在地了！”警察欣然说道。我朝那边走去，一心想听见姑娘的声音。
“珍妮·温特。”大块头警官一边说着，一边在小本子上记下名字。姑娘看着我，面色紧绷，眼神警惕，与莉娜实在太像了，我不禁心里一阵抽痛。警官对她问道：“你就住在这家小旅馆里？阿布街55号？”
姑娘点点头。我移开视线，转而望向空寂的街道。她并非后来面目扭曲、胸口撕裂、鲜血横流的莉娜，而是在那个闷热夜晚遇见的正值青春的莉娜，距离死亡还有很远。
我发觉大块头警官正在留神打量我。他向旁边的瘦子同事问道：“他没有受伤吧？”见对方摇摇头，又对姑娘说道：“小姐，你在哪里工作？”
“我是个护士。”她说出一家有名的医院。果然不出我所料，她的声音低沉而圆润。
“温特小姐，明天早上，你务必到总部来一趟。我们会给你看些照片，里面或许就有那两个人。我们收集了很多资料。十点钟方便吗？”
她点一点头，裹紧身上的深蓝外套。风已经停了，但是仍然很冷。我失去知觉不知有多久，猜测大概有十分钟。警察对我说道：“你很走运，先生，并没有受伤。那些东方人经常随身带着刀子。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和地址吗？”
我从胸前的衣兜里掏出身份卡片递过去，这样会更容易些。他一边在记事本上抄写，一边念出声来：约翰·亨德里克斯，1914年3月12日出生于阿姆斯特丹，蜂巢百货公司记账员。后面是我的地址、公司电话与住处电话。他抄完之后，将卡片还给我，说道：“如果我们需要你作证，会通知你的。”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姑娘对我们三人说着，唇边露出微笑，但是眼神看去老练而机警，随后仔细打量着我，热忱地又道：“非常感谢你，亨德里克斯先生。”
她转身朝55号大门走去。我看见铭牌上写着“扬森旅馆”，下面有一个白色的门铃按钮。她将手放在按钮上，扭头对我们三人说道：“再次感谢各位，晚安！”
警车上的扬声器传出急促的说话声，大块头警官跳上驾驶座，对同事叫道：“电车在莱泽街撞了一个人！”
“你们能不能也带我过去？”我开口问罢，摸一摸肿起的下颌，又说道：“我觉得有点头重脚轻。”
“上车吧。”瘦子说道。于是我们都钻进车里，车子发动起来。
警笛不停鸣叫，扬声器里也一直传出声音，使我们无法交谈，于是我注意到了一个细微之处，颇觉困惑。温特小姐并没用手指去按门铃，而是按在门铃旁边。我是个远视眼，所以看得很清楚。或许她心情紧张，因此按错了地方，毕竟刚刚遭人袭击过，但是也可能是有意为之，像莉娜一样的女人，谁能说得准呢？我的头开始抽痛，思绪也再次变得狂乱，抬头一看，此刻正行至莱泽街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我能在这里下车吗？”
警官将车子停在路边，两眼紧盯着前方，只见一大群人围在一辆电车四周，售票员也在其中，正摇动双臂，大声解释着什么。“别紧张！”瘦警察对我说罢，警车开动离去。
一小群人站在街角处，朝停在街中的电车张望。
“他突然走到街道中间，当场就被轧死了。”一个穿着厚皮衣的胖子说道，“我亲眼看见的。”又惊恐地加上一句：“不过没见出多少血。”
有时不会出很多血，有时会的。我穿过人群，走入一条小街，看见头一家咖啡馆便推门进去。只见餐厅里人多拥挤，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香烟和咖啡气味，我一路推推搡搡，直走到后边安静的台球室内。低垂的吊灯下，两张绿色的台球桌发出柔和的光芒。一张桌子已被两个穿衬衫的男士占用，周围再无旁人。我拉过墙角处球杆架旁的一把椅子，将我的湿帽子搁在对面一把椅子上。室内虽然暖气烧得很好，但我并未脱下雨衣，因为确实觉得头晕目眩、两腿打战。我坐了下来，满意地长吁一口气。
正在玩球的男人身材肥硕，面颊圆胖。这一杆只差了一点点，他不禁低声咒骂一句，将球杆重重放下，对我大声说道：“外面警车叫什么？莫非出了事故？”
“不错，就在前面街上出了一起事故。不过我没亲眼看见。”
就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晚上，确实出过一起事故，并且是我亲眼所见，就发生在我的面前。我坐在万隆郊区一家小旅馆的酒吧间里，光线昏暗，异常闷热。我已是筋疲力尽，制服紧贴在汗湿酸痛的后背上。墙上的挂钟指向十点一刻。酒保是个马来人，看去神情冷淡，即使日本飞机偶尔从头顶呼啸而过，也是漠然置之。我正在喝一杯温啤酒，准备过后出门，再度坐进吉普车里，在黑暗的乡间行驶一小时，就能返回家中。扑扑自然已经入睡，艾菲也一样。她在红十字会的一个流动队里工作，一天下来，想必也已十分劳累。
远处传来一连串枪声，在旅馆后方某处。我问酒保要些冰块，他耸耸肩头。我本该知道，当天上午制冰厂遭到了轰击。突然，门外响起叫喊声，门扇被人猛地拉开，一个女人冲进来，长长的黑发左右摆动，脚上的高跟鞋绊了一下，于是摔倒在门旁的两张椅子之间，正拼命想要站起，只见一个士兵冲入，头上没戴帽子，短外衣敞开，受伤的前额鲜血直流，看去面目扭曲。他抓住那女人的胳膊，举起弧形军刀，预备朝她头上砍去。就在那时，我已经拔出了手枪，扣动扳机，子弹的强力使得他朝后一仰，撞在门柱上，随即倒在地下。这时两个头戴白盔的宪兵进来，迅速查看过后，对我行了个礼，说这个士兵喝醉酒后，因为女人与两个同伴争吵起来，被打倒在地，脑袋磕在道石上，爬起来之后狂性大发，拔枪冲着两个同伴射出整整一梭子弹，过后又抽出军刀追赶那女人。此事不必再多做解释或是写出正式报告，这类事件如今到处都在发生。两名宪兵抬走了死尸，我帮助那女人站起，扶她坐在一张椅子上，为她要了一杯白兰地。酒保方才躲在柜台下面，如今重又现身出来。
她看去年轻漂亮，明显有印尼血统，不过肌肤白皙，略似奶油色，身材玲珑浮凸，透过印花细布裙装，可以看见里面的白缎胸衣与紧身裤。她用一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打量着我，拿出一小块蕾丝手绢，轻轻揩擦脸上流血的伤口。
她毫不费力便看穿了我的心思，开口说自己名叫莉娜，就住在这家旅馆里。不断加剧的紧张心情，加上整整一天一夜没有休息，无处排遣的怒气使我对这个女人突然产生了强烈的欲望。我们一路上楼时，她随口说道：“我必须警告你，我很累了，恐怕没法让你得到应有的回报。”
这就是莉娜，如此的随意。刚才在街上遇见的那个姑娘也是一样随意。忽然，我感觉脑子里仿佛出现一片空白，渐渐扩散，越来越大。我赶紧弯腰低头，将脑袋抵在膝盖处，免得自己昏厥过去，肿胀的下颌一阵刺痛。这时侍者进来，打台球的二人要了啤酒，我要了一杯黑咖啡，后来又加上一份火腿三明治。我点燃一根香烟，深吸了几口，或许胃里会舒服些。
两天之后，艾菲死了，扑扑也死了。她们被埋葬了吗？或许没有。我被关在战俘集中营里，莉娜声称自己是半个印尼人，因此未被拘捕。她不但让我得到了应有的回报，甚至还要更多。她定期前来探视，偷偷带给我日本香烟、维生素和药品。我需要这些东西。当时有些荒谬的错误使得很多人丢了性命，由于其中一个错误，我一次又一次遭到毒打和刑讯。亨德里克斯是一个很平常的姓氏，另有一个同姓之人为我方搜集情报，给日军造成许多麻烦，日本宪兵认定那个人就是我，想要从我口中探听出地下情报机构的人员名单和地点。我很明白他们的意图。但是，虽然我曾在一夜之间被任命为上尉，却与情报工作毫不相干，自然也无法答复他们。有时我实在受不了折磨，就编造出一些消息来，由此可以获得几周的缓刑，因为他们要去仔细核查我所说的情形是否属实，过后便会再度施以刑讯。但是我幸存了下来。当战争结束时，莉娜在集中营门口等我，怀里抱着一整条香烟，这次是英国货。我和她结了婚，请了病假，带她前去荷兰。两个月之后，我在阿姆斯特丹签约成为巡回法官，于是我们重返爪哇。
侍者将咖啡和三明治放在旁边，我端起杯子，一口气灌下整杯热咖啡，然后一边观看那两人打台球，一边吃着三明治。这一情景使我逐渐平静下来，那两人打球十分认真，并且技术精湛。尤其是那个胖子，打得一手漂亮的平滑击球。当他仔细盘算如何长击时，似是浑然忘我，一颗圆圆的大脑袋在绿色球桌上来回晃动，两眼略微凸出，让我不禁想起了金鱼，在小小的玻璃缸内，在绿色的水草间，脑袋也是这般晃来晃去。
我也得集中精力——决定究竟哪一样更重要，我的爱还是我的恨。我爱莉娜，爱她对我难以自制的、间歇发作的激情，屈服时近乎野兽一般的凶暴，对生活的兴致勃勃，以及令人感动的单纯幼稚。我恨她是因为她时常爆发的坏脾气会激起我可耻的怒火，还会使我莫名生出卑劣的嫉妒心，令我感到痛苦。另外，在艾菲与扑扑被杀一事中，她也负有一部分责任，此事总是横亘在我们之间。家里的仆人对莉娜又惧怕又轻视，虽然她肤色很白，他们仍是把她看作同等阶层中的一员。心情好的时候，她会送给仆人们丰厚的礼物，一旦心情不好，就会千方百计地找麻烦，并肆意辱骂他们，尤其是对那个英俊的童仆阿马特。但是我必须把所有事情按时间顺序排好，不能抢在前面，这一点非常重要。另一场战争开始了，这是一场奇怪而不真实的战争，叫做警察行动。民族主义者到处反叛，荷兰人的统治土崩瓦解。往昔的仇恨重又燃起，旧日宿怨得以了结，采取的方式则是黑暗中的挥刀一刺，或是空屋里射出的一记冷枪。持续的危险使得气氛紧张，我也变得暴躁易怒。但是莉娜变得格外平静，把自己缩进恐惧的外壳里。当她告诉我说有了身孕时，态度十分阴郁，甚至有些敌意。她在仆人面前装腔作势地大吵大闹，那副模样令人厌恶，但是当我说为了安全起见、她必须去泗水的一家医院时，她却断然拒绝，非要和我一起留在这危险之地。就在那时，我爱她达到了极点。
不久以后，一切都结束了。如今我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如今每一时刻，甚至每一秒钟都至关重要，我必须集中精力。我靠坐在椅背上，将两手深深插入雨衣的口袋里。侍者匆匆走过时，我又要了一杯咖啡。忽然，我的右手触及一个柔软的皮质物件，掏出来一看，是一个红色的摩洛哥小钱包。
我看着掌中的这个东西，不禁大吃一惊，忽然想起这是我在看见珍妮·温特之前，从人行道上捡起来的。珍妮·温特穿着深蓝色外套，头戴一顶红帽子，被两个穿浅色风衣的男子袭击。
我不能打开钱包。莉娜仍在附近。我从没打开过莉娜的手提包或钱夹，这种举动将是对她女性隐私的极其卑鄙无耻的侵犯，就像一个男人不看别的女人，甚至不看自己的妻子，却盯着莉娜一样难以想象。奇怪的是对艾菲就不一样。每当我需要一把钥匙，或是一点零钱时，我会理所当然地打开艾菲的提包或钱夹，无论她是否在场。我甚至从未想过此事，艾菲本人也没有想过。
我极力自持。这并不是混乱险恶的过去，而是简单明了、用以拯救的现在。我必须打开这个钱包，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因为必须证明是否属于温特小姐所有。此物可能是一个行人遗失的，也可能是温特小姐抓起手提包击打高个子歹徒时，从手提包里飞出来的，必须将它送归原主。这一想法简单而符合逻辑，现在将会拯救我。
钱包里有三张十元的荷兰盾，还有一张身份卡片。我戴上老花镜，先仔细端详照片，惊奇地发现她果然酷似莉娜。这显然是在一家价格昂贵的照相馆里拍摄的肖像，不错，莉娜从不拍廉价的快照，甚至包括护照上的相片。我看着那工整的大写字体，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情忽然又被搅乱：“伊芙琳·范哈根，生于1940年6月3日，职业：演员。地址：老运河88号。”
这么说来，她张口就能撒谎，就像莉娜一样自然。卡片上的字迹变得模糊不清，犹如那个闷热压抑的午后，莉娜对我说出最后一个谎言时，一切也变得模糊不清。然而那真是一个谎言吗？午休时，我们谁也没有睡着，直挺挺地躺在潮湿的被单上，态度冷漠，浑身是汗。莉娜试图刺激我与她争吵，当她烦躁不安、感到害怕时，常常会这么做。我也神经紧绷，就像小提琴的琴弦一般，但是并未有所反应。在闷热的法庭里熬过了整整一上午，我太疲倦了。我们冲过淋浴，正无精打采地为了喝下午茶而穿衣打扮时，她突然随口对我说，她怀的孩子并不是我的骨肉。这当头一棒来得太过突然，令我震惊无已，说不出一句话来。她一边梳头，一边从镜中朝我偷偷打量，似乎对我的沉默颇为失望。
我们默默走入屋前的阳台，坐在藤椅中，俯瞰着花园。我把领来的手枪放在桌上，正在茶杯一侧，上头教我们这么做，已然养成习惯。因为叛乱已蔓延到本地区，就在前几天，我方一个军官被一名狙击手打伤。一个性情沉静的爪哇仆人将盛有蛋糕的银盘送到莉娜面前，随即退下，阿马特被辞退时，他已经来了。如今我必须将所有的事都弄清楚，每一秒钟都至关重要。莉娜拿起一小块蛋糕，靠坐在椅背上，小口咀嚼着，看去心满意足。我不能忍受她对我说出那些话之后暗自得意的微笑，于是转头去看花园。湿热的空气弥漫在园中，低矮的花木似是在颤抖。我定定望着篱笆，实则视而不见，还把几片褐色树叶模糊看成了阿马特的脸。就在那一瞬间，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她只是为了激怒我才撒谎，正如她想要激怒阿马特时，就信口说些关于他和其他仆人的谎言。我可能确实想过从树叶中伸出的东西是一根枯枝，但是不能肯定。其次还有一个问题，假设我分明看见阿马特的面孔闪过，并且认出那枯枝到底是什么，我有没有足够的时间抓起手枪、瞄准射击？我是一个神枪手，但是当时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呢？我曾经无数次回想这一场景，但是此事一直是个疑问。只有两桩事实确凿无疑：曾经有那么一瞬间，我希望她死去；来复枪的子弹射入她的前胸。她死在我的怀里。
我两眼昏花，颤抖的两手中握着一张纸，努力看去，看见上端印着粗糙的印刷字体：伯特·温特，老运河88号。下面是一行工整的字迹，如同印刷体一般：最亲爱的伊芙琳。我已经无意识地展开了钱包里这张廉价的笺纸。我要抓住现在，安全的现在，于是继续读出下文：
你知道我是多么不愿打扰你，但是现在非如此不可，实在抱歉。尤其是昨天，我对你说过我很理解，也不反对你抓住这个到手的机会。但是现在，没有你的日子过了一天一夜，我觉得必须最后努力一次。因此我想说：求求你不要走！
你的，伯特
忽然，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震惊，按理说不该读这张便笺。我不禁又看了一眼写在左下角的日期：2月26日。正是前天。我摘下老花镜，将钱夹塞进胸前的口袋里。我已经看过了这封信，那是无法可想的事。我想要思考伯特·温特，还有伊芙琳：关于前天，而不是很久以前在花园里那酷热的一天。
伯特·温特是与伊芙琳住在一起的男人，家在老运河88号。他们曾经住在一起，如今她已离开。莉娜并未离开我，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是我离开了她。
“好一记立杆击球！”胖子大声叫道。他专心注视着对手，那人正将三个球摆好，动作精确，令人赞叹。我也曾经是个打台球的好手，我喜爱精确的、控御自如的运动，以及法庭所采用的基于严格事实的精确推理。伊芙琳就是一个事实，千真万确的事实，一个穿着深蓝外套、头戴红帽的姑娘。她的情人却仍是面目模糊，让我试着通过推理来看个清楚。从他不加修饰的工整笔迹和成熟节制的措辞中，看得出他受过良好教育，可能戴着近视眼镜，因为其字迹有一种类似印刷体的清晰准确。他不可能十分阔绰，因为写如此重要的一封信，用的竟是从一本廉价笺纸簿里撕下的一页，如今我才想起伊芙琳的外套看去也并非崭新。伯特的文风虽然成熟，但是在某些方面一定还有些孩子气，因为印在信纸上的抬头有些笨拙——这是企图以低廉的费用来树立个人风格的行为。伊芙琳离开了他，不过不是为了阿布街55号的扬森旅馆，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我招呼侍者过来，说话声音有点过大，旁边那人打歪了一杆，胖子朝我投来责怪的一瞥。我感到很是抱歉，给侍者多付了一些小费，然后出门离去。
夜晚的街中熙熙攘攘，人声嘈杂。每人都有各自的目标，如今我也有了一个。我朝停在街角的出租车走去，对司机说道：“请开到老运河88号。”
司机发动引擎，迅速加入车流之中。他的驾驶技术很好，我坐在后排欣赏他开车，看得津津有味。我一向喜爱精细的手工技艺，正是因此，我喜爱台球、线描和打靶，同时也喜爱精细的脑力活动：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冷静机智的推理。我之所以从事记账这一工作，原因正在于此，其实我的退休金足够维持如今简朴的生活，并不需要去工作。我的情感生活是一团毫无希望的乱麻，因此必须寻求坚实的事物，抓住它来支撑自己。这一点也表现为我不愿与一些陈年之物分离，比如一辆老车，一把老枪，一件旧外套或是一顶旧帽子。这些老旧的、非常熟悉的东西能够帮助我，给予我极其需要的支持。在过去几年中，就在阿姆斯特丹的住处，偶尔想到要结束自己这阴暗的存在时，我总是畏惧退缩，是否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呢？因为我害怕假如失去了身体，是否也会失去……？我不由自主地将手伸进侧兜内，那个铁皮管还在原处，自从军医将它交给我之后，就一直放在这里。当时日军正渐渐逼近。军医对我说道：“务必小心服用此药。一片可以止痛，两片可以催眠。再多的话，就会让你睡得很沉，再也不会醒来。”后来听说他饿死在丛林里。我时常揣想，他自己是不是也随身带了这么一管药片。
司机开口咒骂几句，骂得生动而出彩，令我猛然回到现实中。汽车正缓缓行驶在运河边一条狭窄的街中。一侧是灰石砌成的道牙，高高耸起，另一侧是无防护的运河河岸，两辆车在其间难以并行。前方稍远处停着一辆黑色小货车，距离水边有几英尺远。
“前面就是你要去的88号，”司机低声说罢，回头看了我一眼，“我非得把车子倒回街角去不可，看见停在那边的货车了没？不知是哪个混蛋干的。”他驾车离去，虽然收了小费，调转车头时仍发出刺耳的声音。
这里靠近阿姆斯特尔河，是最古老的城区之一。尖顶房屋肮脏黑暗，唯有河岸边的一排铁灯柱发出亮光。86号是一家旧式药房，门上挂着一个木刻头像，一个裹着头巾的突厥人张开大嘴，露出长长的红舌头，通常称为“哈伯”。这是药房的传统标志，此时却使我隐隐感到不安，那一对硕大的黑眼睛似是紧盯着我，露出不怀好意的神色。我快步踏上五级石阶，走到88号门前。黄铜门环做成狮头形状，表面涂的绿漆已然剥落。我取出打火机，借着火光，打量门铃下方的住户名字。一楼是尼瓦斯公司，做进出口生意。这名字很熟悉，是爪哇的一家大糖厂。二楼住着一个裁缝和一个油漆匠。三楼住着三个化学系的学生，名字潦草地写在带有污迹的名片上，没有一人叫做伯特·温特。我转身打量暗黑的阿姆斯特尔河，一辆水警使用的小摩托艇正顺流而下，船顶发出光亮，看去阴森怪异，让我想起卡戎(4)的渡船。这一场现实中的出行是否会走入死胡同呢？我忽然感到焦虑，意识到这一联系是多么薄弱，就在此时，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这里一定还有地下室。
我迅速走下台阶，再次回到街面上，看见石阶下面果然有一道狭窄的楼梯直直下去，通向一扇褐色的小门。我眯起两眼，急忙去看插在玻璃窥孔后面的名片，只见上面印着一行字：伯特·温特，法学学士。这正符合我对此人的猜测，一个大学生。我瞧了一眼露出地面半截的两扇窗户，厚厚的窗帘后面透出一线灯光。
我伸手按了一下门铃。大门立时开启，温特先生显然听到了出租车的声音，就站在门背后，正等待有人前来。
他的个头比我高，宽肩细腰，一头卷曲的长发，但我看不清他的脸面，因为门厅里的灯泡光线很强。
“你有什么事？”他说话的声音颇为悦耳。
“我名叫亨德里克斯，”我彬彬有礼地答道，“有样东西要交给范哈根小姐，交给伊芙琳，我……”
“进来吧，”他急忙说道，并未让我脱下外套，打开左边的一扇门，将我请入室内。这房间低矮而凌乱，桌上堆满书籍纸张，还摆着一盏装有绿色灯罩的台灯。虽是一间典型的廉价出租房，看去却温暖舒适，壁炉前有一只老式的圆形煤炉，里面燃着红热的炭火。
“坐吧！”主人说着，用手一指书桌旁的高背座椅，椅面用草编成。后面另有一张带软垫的扶手椅，他却不加理会，将一摞厚重的法学书推到一旁，半坐在书桌边沿，两脚踩在旧地毯上，显然不希望我在此久留。
他举止灵活优雅，像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穿一身合体的褐色粗呢套装，越发显得身材健壮，看去三十左右，年纪比我预想的要大几岁，相貌英俊，留着短短的小胡子，一张大嘴显得十分诙谐，金色鬈发整齐地梳到一侧。他仔细整整笔直的裤缝，一双宝蓝色眼睛打量着我，两眼下方已有明显的眼袋，或许正是因此，看起来更显得老相一些。
我本想把帽子放在一叠笔记本上，想到帽子仍是湿的，于是改了主意，将它放下地面。最上面的一个笔记本摊开放着，用红笔醒目地标着分数，与写给伊芙琳的书信上的笔迹很相像。伯特为了挣外快，给学生批改作业。很久以前，我自己也做过同样的事。看来伯特确实需要外快，因为这房内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张凌乱的坐卧两用床，墙角处一个放厨具的架子，一组旧书架上摆满了廉价图书，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墙上挂着两张高更的画，是从周刊上撕下的复制品，两张电影明星的彩色照片，还有一张姿态迷人的芭蕾舞女像，我猜这都是伊芙琳挑选的。
主人递过一只打开的烟盒，我连忙道谢，这是上好的埃及进口香烟。他自行抽出一根，指尖染有尼古丁的污渍，被我看在眼里。此人是个运动家，然而技艺荒疏已久。等我点燃了香烟，他才随口说道：“范哈根小姐不在这里。”
“哦，她当然要去工作！”我咧嘴一笑，笑得十分笨拙，“她告诉过我工作的地方，我本应去那里……”
我半身立起，本能地使出巡回法官的小伎俩。
“不，”他急忙说道，“她不在克劳德舞厅，她在度假。”
“这我并不知道，”我重又坐回椅中，懊悔说道，“本来应该先写封信才是。我住在海牙，与她多少失去了联系，这都是我的过错。她几时会回来？”
“再过两周左右。不过，如果换了我，我会先给她寄一张明信片，确认一下再说，亨德里克斯先生。”
他说话时略带一点口音，卷舌音r念得有美国味儿。
“好的，我会照你说的去办。哪里……”我左右打量，想找到烟灰缸。
他扫视一下书桌，然后跳下地来，迈着大步迅速朝烟囱走去，拿来一只碟子放在桌上，重又坐回原处，“对不起，烟灰缸不知弄到哪里去了。这该死的清洁女工……”说罢住口不语，盯着手中的烟头，又随口问道：“亨德里克斯先生，你认识范哈根小姐很久了吗？”
“我曾经出国了一阵，与她的联系少了很多。两年前我们常常见面，一起上过课，学习一点朗诵、表演之类。”
“你也从事表演工作？”他发问的口气听去难以置信。我并不想责怪他，因为我看去实在不像一个夜总会里的演员，于是赶紧说道：“不，我是个律师，为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不过我对表演很有兴趣，用来作为业余爱好。”
他听罢松了口气，微微一笑以示鼓励，又问道：“是投资方面的兴趣？”
“不不，我喜欢那种气氛，一向乐意与艺术家打交道，可以令人放松自我，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他立时就明白了。我是个有钱人，在演出结束后，可以让姑娘们享受一阵子，喝着香槟吃晚餐，然后在高级酒店里过夜。他回过神来，说道：“我很抱歉伊芙琳不在。你想留个条子吗？”
“温特先生，转告她我会写信即可。”
“我一定办到。”
我想要再拖延一会儿，但又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话题，于是抬手指着一堆法律书籍，说道：“当你必须背会所有那些东西时，确实很无聊。不过后来我发现还是有用处的。”
“的确很有用处。”他表示赞同，转脸朝向门口。
我站起身来，与他一起走到门厅内。
“很抱歉打搅了你。”
“没关系。”他打开门扇，外面又在落雨。
“坏天气。”他说道。
“糟透了。”我们并未握手道别。
(1) 莉娜是林奈特的昵称。
(2) 即《圣经》。
(3) 艾菲是伊芙的昵称。
(4) 卡戎（Charon）是希腊神话中冥王哈得斯的船夫，负责将死者渡过冥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