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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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意义

不同的人，会赋予生活不同的意义，每个人所赋予的意义中，或多或少都有错误。谁也无法掌握生活的终极意义，而且我们还可以说，任何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意义，都不会百分之百错误。所有的意义，都位于全对和全错这两个极端之间。

人类生活在意义的世界。我们体验的，不是纯粹的事物；我们是在事物对我们的意义中，去体验事物的。从一开始，经验就受限于人的目的。“木材”，指的是“与人类相关”的木材；“石头”，指的是“作为人类生活要素”的石头。如果有人竟想抛开意义，只专注于事物，那他会非常不幸。他会将自己与他人割裂开来；他的行为于己于人都将毫无用处，换句话说，他的行为没有意义。然而，任何人都无法抛开意义。我们在经历现实之时，总会赋予其意义；我们所经历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解析后的现实。因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定，这种意义总是没有完成的，或多或少都不完整，甚至可以说这意义永远无法达到绝对正确。意义的世界，就是错误的世界。

如果问一个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可能无法作答。大多时候，人们懒得去问这种麻烦的问题，也不愿意回答。诚然，自人类有史以来，这个问题就存在；即便现在的年轻人——当然老年人也一样——也常常突然发问：“生活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我们可以说，他们只有在经历了失败的痛苦之后，才会提出这个问题。倘若生活一帆风顺，前方没有艰难险阻，他们是绝不会问出这个问题的。但是，在行动上，每个人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听其言，只观其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人都有着自己的“生活意义”，并且他的一切姿势、态度、动作、表征、举止、期盼、习惯以及性格特征，无一不与其“生活意义”相吻合。他似乎能依靠对生活的某种解析而采取行动。他的一切行为中，都暗含着对世界、对自身的某种阐释。他似乎已经下了判词，“我就是这样的，世界就是那样的”。他为自身、为生活都赋予了意义。

不同的人，会赋予生活不同的意义，而且如前所述，每个人所赋予的意义中，或多或少都有错误。谁也无法掌握生活的终极意义，而且我们还可以说，任何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意义，都不会百分之百错误。所有的意义，都位于全对和全错这两个极端之间。然而，生活的意义虽五花八门，我们仍能够判别，有些回答好一些，有些回答差一些，有些错误很多，有些错误较少。那么，那些比较好的有什么共性，比较差的又缺少什么呢？我们可以去总结发现。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获得一种科学的“生活意义”，用它来衡量那些“真”的意义，用它来应对与人类相关的现实。同样，我们得记住，所谓“真”是对人类而言的，即对人类的目标和意图而言。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真”；就算另有“真”存在，那也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无法了解，对我们也没有意义。

有三种主要关系，人人都有，人人都要考虑。一个人的现实，由这三种关系构成。他面对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这三种关系。他必须回答，因为这些问题会一直追着他，而他的答案则体现了他个人对生活意义的理解。

第一种关系是，我们生活在地球这个可怜行星的表层，而不是别的地方。我们受限于此，无法超出居住地所能提供的可能性范围。我们的身体和心智都必须发展，以便在地球上继续生存，并保证人类的延续。这个问题，人人必须作答，谁也逃脱不了。无论做什么，我们的行为都是对人类生活境况的反应。我们认为何者必要、何者妥帖、何者可能、何者可取，在行动上都有所体现。人类是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我们是其中一员，任何答案都受到这一事实的限制。

现在，只要考虑一下人类身体的脆弱以及我们所处的不安全的环境，我们就能看到，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人类的福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找出好的答案，找出有远见、有道理的答案。这种情况，就像我们面对一道数学题一样，必须努力寻找解答。不能轻率随机，也不能胡乱猜测，而是要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持续不断地努力。我们无法找到某个终极答案，十全十美、一劳永逸；但我们仍然要竭尽所能，去寻找最接近的答案。无论是好是坏，是优是劣，我们都被束缚在地球这个可怜行星的表面上，这是事实；我们必须尽力去找更好的答案，而且我们的答案必须以这一事实为基础。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种关系。人这一物种，并非只有我们自己。我们周围尚有其他人，我们生活在与他们的关联之中。作为个体的人具有弱点和局限，因此不能在孤立之中完成自己的目标。如果有人想独自生活，一个人去解决他所面对的问题，那他就会灭亡。他无法延续自己的生活，也无法延续人类的生活。因为自身的弱点、不足、局限，他总要与他人发生关系。为了自身的福祉，为了人类的福祉，他必须迈出这最重要的一步——与他人建立联系。因此，要解答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就必须考虑这一关系。我们活在与他人的关联之中，独自生活则会灭亡，我们的答案必须以此事实为基础。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必须与同类合作，以延续自己的生活、延续人类的生活，这是我们最为重要的问题、意图和目标，若要生存，连我们的情感都必须与此相协调。

除此之外，我们还受到第三种关系的束缚。人类有两种性别。个体生活与共同生活的存续，必须考虑这一事实。爱情和婚姻的问题，即属于这第三种关系。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要给出答案，无法逃避。人们面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行动，便是他们的答案。人类可以尝试多种不同的方法，从每个人的行动中，可以看出他认为用哪种方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三种关系，提出了三个问题：找到某个职业，以保证我们在地球自然环境的局限下存活；找到我们在同类中的某个位置，使我们能够合作并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我们生活在两性之中，人类的存活和延续依赖于我们的爱情生活，因此我们还要找到某个方法，以适应这一事实。

个体心理学所应对的所有生活问题，都可归入以上三个主要问题之中，即职业、社会与性。就个体生活来说，对这三个问题的反应，无一例外体现了他内心中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举个例子。假如有个人，爱情生活不完整，工作上不努力，也没有什么朋友，觉得和同类交往是件痛苦的事情。依据他生活中的局限和约束，我们可以下个结论：他觉得活着是一件困难而危险的事情，机会很少，失败很多。他有限的行动，可以理解为如下判断：“生活的意义是，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在自己周围筑起堡垒，让自己躲开灾祸、全身而退。”

换个角度，我们假设有另外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是一种亲密而丰富的合作关系，工作中做出了有用的成绩，有很多朋友，且和同类的交往广泛而富有成效。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做如下结论：他觉得生活是一项创造性的任务，机会很多，失败都可以补救。他有勇气面对生活中的所有问题，这可以理解为如下判断：“生活的意义是，对我的同类感兴趣，成为整体中的一部分，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出“生活的错误意义”的共同标尺，以及“生活的真正意义”的共同特征。一切失败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人、罪犯、酗酒者、问题儿童、自杀者、性反常者、妓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缺乏同伴情感和社会兴趣。面对职业、友谊和性这三个问题，他们没有信心通过合作加以解决。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私人的：他们的目标如果达成，对其他人没有好处，他们的兴趣也不会超出其自身。他们的成功，不过是某种虚幻的个人优越感，他们的胜利也只对他们自己有意义。有些杀人犯承认，手里拿着一瓶毒药，有掌握权力的感觉，显而易见，他们只在向自己证明其自身的重要性，在其他人看来，拥有一瓶毒药似乎并不能让他们具备更高的价值。私人的意义，实际上就是没有意义。意义只能在交流中存在：只对某一个人有意义的话，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目的和行动也是这样，其唯一的意义，就是对他人的意义。每个人都在努力获得价值，但人的总体价值，在于对他人生活的贡献，不明白这一点，必定会犯错误。

有一则轶事，说的是某小型宗教团体的一位领袖。一天，她将信徒们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下个星期三是世界末日。人们信以为真，于是他们卖掉地产，抛开尘世的种种事务，激动地等待着领袖所说的末日。星期三过去了，可什么也没发生。星期四，他们一起来要求解释。“看看我们现在的困难吧，”他们说，“所有能给我们安全的东西全都丢了。我们遇到人就说，星期三世界末日要来了，他们笑话我们，但我们并不气馁，反复强调这是永远正确的权威人物告诉我们的。可是，现在星期三过去了，我们周围的世界却还是好好的。”

“可是，我说的星期三呢，”这位女先知回答，“并不是你们的星期三。”通过这种方法，通过私人的意义，她顶住了别人的挑战。私人的意义是绝对禁不起测试的。

一切“生活的真正意义”，都是共同的意义，即他人可以共享和接受的意义。对于生活中的问题，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必然同时也会为他人扫除障碍，因为我们看到，某些共同的问题成功得到了解决。甚至连天才都可以简单定义为“极其有用”：大家认可某个人的生活对大家极有价值，这时候我们才会称他为天才。这样的生活所体现的意义就是：“生活的意义在于为整体做贡献。”我们说的不是人们自称的动机。我们不听他们自己怎么说，我们看结果。如果一个人成功地解决了人类生活中的问题，那么从他的行动上看，他似乎已充分而自觉地认识到，生活的意义在于关心他人，在于合作。他的每一个行动，似乎都发自他对同类的兴趣；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努力通过符合人类福祉的方式去克服。

也许很多人觉得这是全新的观点，他们可能怀疑，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否真的应该是贡献社会、关心他人、与同类合作。他们可能会问：“那么，自己怎么办？如果一个人总考虑他人，总是关心他人的利益，那他个人的利益不会因此受损吗？至少对一些人来说，若要获得个人发展，难道不应该为自己考虑吗？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难道不应该先学着捍卫自己的利益、强化自己的个性吗？”我相信，这类看法错误颇大，问题也是伪问题。如果某个人类个体，在赋予生活意义之时，希望做出贡献，如果他的所有情感都指向这一目标，他自然会将自己调整到适合做贡献的最佳状态。他会让自己适应这一目标，他会训练自己的社会情感，并从实践中获得技能。既然有了目标，训练就顺理成章。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他会开始发展自己，以解决生活中的三个主要问题、提升自己的能力。我们不妨以爱情和婚姻为例。如果我们关心伴侣，努力想让对方的生活更轻松、更丰富，那我们当然会发挥可能范围内的最大潜力。相反，如果我们以为只能在独立真空中发展个体，没有目标、不做贡献，那我们只会把自己变得不可一世、令人生厌。

贡献是生活的真正意义，由此我们还能获得另一个启发。今天，如果我们看看周围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能看到什么呢？能够留到今天的，都是他们对人类生活所做的贡献。我们能看到开垦了的耕地，能看到公路和房屋，看到他们的生活经验以各种方式传递下来：传统、哲学、科学、艺术以及他们应对人类境况的技能。留下这些成果的，都是为人类福祉做贡献的人。那么其他人呢？有些人从不合作，他们赋予生活以不同的意义，只会问“我能从生活中得到什么”，这些人现在怎么样了呢？没能在身后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不仅离开了人世，连他们的整个生活都是徒劳的。好像我们的地球曾这样告诉他们：“我们不需要你。你不适合生活。你的目标和努力没有未来，你所重视的价值、你的心智和灵魂，都没有未来。你走吧！不需要你。死去吧，消失吧！”如果赋予生活以合作之外的其他意义，那么最终要面临的裁决就是：“你没有用处。谁也不需要你。走吧！”当然，在当下的文化中，我们能找到很多缺陷。发现缺陷的地方，我们就必须改变，但改变要能进一步推进人类福祉。

古往今来，明白这一点的大有人在。他们知道生活的意义是关心整个人类，并努力推动社会兴趣、努力去爱。所有宗教中都能看到对人类救赎的关切。人类所有伟大运动，都是人们在努力增加社会兴趣；在这方面，宗教是最了不起的努力之一。然而，宗教常常被人误读。现在，宗教已经做了很多工作，除了更扎实地致力于这一共同任务之外，很难想象用什么方法还能更进一步了。个体心理学用科学的方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提出了科学的方法。我相信，这是前进了一步。科学增加人类对于同类的兴趣，相对于其他政治或宗教运动而言，也许能够更加趋近这一目标。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但目标是相同的——增加对他人的兴趣。

我们赋予生活的意义至关重要，它要么是护佑我们的天使，要么是阴魂不散的恶魔。因此，我们必须搞清楚生活的意义是如何形成的，不同的意义区别何在，如果其中有大错误又该如何纠正。这些问题显然极其重要，这就是心理学的领域，而不是生理学或生物学——即弄清楚各种生活意义，以及它们对人类行为和人类命运的影响，从而增进人类福祉。

在孩子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对“生活意义”的探索。连婴儿都在努力估量自己的能力，以及他在周围群体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到五周岁的时候，儿童已经养成了统一而确定的行为模式，即他自己面对问题和任务的独特方式。对世界、对自己有什么期待，他已经有了最深刻、最持久的确定理解。此后，他便通过稳定的统觉系统（scheme of apperception）去看这个世界，先对经验进行解析，然后才会接受，而且他的解析总会与最初赋予生活的意义相吻合。就算这意义有严重错误，就算我们应对问题和任务的方法常常带来不幸和痛苦，要放弃也绝非易事。要纠正“生活意义”中的错误，只能通过分析做出错误解析的具体场景，认识到错误所在，并修正统觉系统。在极少数情况下，个人受迫于错误方法所产生的后果，也许能修正他赋予生活的意义，或能凭一己之力完成改变。然而，一般人是绝不会这么做的，除非他面临社会压力，或者发现守着旧方法只会走进死胡同。大多情况下，要修正旧方法，最好有他人协助，协助者须在理解生活意义方面受过训练，能共同寻找最初的错误，并提出一种更加恰当的生活意义。

儿时的场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解析，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童年的不愉快经历，可能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有些人不会专注于过去的不愉快经历，除非从中能看出今后补救的方法。他会想：“我们必须努力消除那些不幸的情形，让我们后代的处境有所改善。”另一些人呢？他们会想：“生活是不公平的。好的总是归了别人。既然世界曾那样对待我，那我为什么要对世界好呢？”有些父母就是这样对待孩子的：“我小的时候吃了这样的苦，我熬过来了，他们凭什么不能？”还有一些人会想：“我小时候不幸，所以现在做什么都应该被原谅。”这三种人的解析，会明白无误地体现在行动中；如果不改变解析，他们的行动绝不会改变。正是在这一点上，个体心理学突破了决定论。任何经验都不是成功或失败的导因。经验的震撼——即所谓的“创伤”——不使我们痛苦，而使我们从中抽取适合我们目的的东西。我们赋予经验以意义，并以此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且，当我们以具体经验作为未来生活的基础时，其中很可能会有些错误。意义不是由环境决定的，我们赋予环境以意义，从而决定自己的命运。

然而，童年中的某些情形，极易导致有严重错误的生活意义。大多失败，都来自遭遇此类情形的儿童。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器官有缺陷、婴儿期内患有疾病或残疾的儿童。他们负担过重，很难会觉得生活的意义在于做贡献。除非身旁有人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其他事物上，鼓励他们对他人发生兴趣，否则他们很有可能只专注于自身的感受。久而久之，他们会将自己和周围的人作比较，从而更加沮丧。在我们当下的文化中，同类的怜悯、奚落和回避，甚至可能会强化他们的自卑感。在这些情形下，他们有可能将自己封闭起来，失去参与共同生活的希望，认为自己遭到了世界的切身羞辱。

器官有缺陷或腺分泌物异常的儿童面临特殊困难，我想我是第一个对此进行描述的人。这一科学领域已取得罕见成绩，但其发展方向却与我的期待相去甚远。从一开始，我就致力于寻找克服困难的方法，而不是找个理由，把失望的责任扔给遗传或身体状况。器官上有缺陷，难道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生活方式？腺分泌所产生的效果，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哪两个孩子是完全相同的。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孩子能够克服这种困难，并且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培养出了罕见的有用能力。在这方面，个体心理学可不会给各种优生学计划做广告。很多为我们的文化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人士，小时候都有器官上的缺陷。他们往往体弱多病，有的早早离世。但他们奋力拼搏，去克服身体上和外在环境中的种种困难，进步和新的贡献往往都来自这些人。奋斗让他们更强大、走得更远。我们无法从身体上判断他们的心智发展以后是好是坏。然而，迄今为止，小时候有器官或分泌腺缺陷的儿童，绝大多数都没有受到正确的训练，他们的困难没有得到理解，所以他们大多只对自身感兴趣。在早年遭受器官缺陷的儿童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失败案例，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第二种常常导致错误生活意义的情形，是孩子受到溺爱。孩子惯于宠溺，就会觉得自己的愿望就是律法。他没有努力，便得到了不该得到的特殊待遇，所以慢慢会觉得特殊待遇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结果，如果遇到其他情形，他不再是注意力的中心，他的感受不再是别人考虑的主要目标，那他就会非常失落，他会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了他。他受到的训练，让他期望获得，而不是付出。他没有学会面对问题的其他方法。别人对他唯唯诺诺，以至于他失去了独立能力，不知道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去做。他只对自己感兴趣，从来没有学会合作的用处和必要。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对别人提出要求。在他看来，他必须重新获得特殊的待遇，必须迫使别人承认他是个特殊人物，要什么就得给什么，他觉得只有这样他的境况才能得到改善。

受到溺爱的孩子长大以后，也许会成为我们社群中最为危险的群体。其中有些人会大肆宣传他们的“善意”；有些为了获得控制他人的机会，甚至会变得非常“可爱”。但是，以普通人的身份，通过合作去完成普通人的任务，他们是不干的。还有一些人会公开反叛。一旦无法轻松获得习以为常的温暖和服从，他们就会觉得别人背叛了他们。他们认为社会怀有敌意，因此要找所有社会成员报仇。这时候，如果社会表现出对其生活方式的敌意（这几乎是必然的），他们就会把这敌意看作新的证据，证明自己受到了亏待。由于这个原因，惩罚总是没有效果的，惩罚只会证实他们的想法：“别人都反对我。”但是，被溺爱的孩子无论是拒绝合作，还是公然反叛，无论是通过柔弱去控制他人，还是通过暴力去报复他人，实际上都是在犯同一个错误。我们的确发现，有些人在不同时间会使用这两种方法，但他们的目的还是同一个。他们认为，“生活的意义就是，当第一，让别人承认自己是最重要的，我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只要赋予生活的意义不变，他们所采用的每一种方法都会是错误的。

第三种容易出现错误的情形，是孩子遭到忽视。这样的孩子从不知道爱和合作是怎么回事，他对生活的解析，也就不包含这些友好的因素。可以想见，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时，他会夸大困难，低估自己在他人好心协助下克服困难的能力。他小时候发现社会对他冷漠，因此觉得社会以后会一直冷漠下去。他不明白其实可以通过对他人有用的行动，去赢得别人的喜爱和尊重。他会怀疑他人，也无法信任自己。没有利益关系的、单纯的喜爱，是任何其他经验都无法替代的。母亲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让孩子体验到一个值得信任的他人；随后，她应该放大、拓展这种信任感，使其覆盖孩子全部的生活环境。如果她第一个任务——让孩子对她产生兴趣、喜爱她、愿意与她合作——失败了，孩子就很难产生社会兴趣和同伴情感。每个人都有对他人发生兴趣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必须得到培养和练习，否则其发展便会受挫。

如果有某个纯粹的典型，能够代表所有受到忽视、仇恨或冷落的儿童，那么我们很可能发现，他完全不知道合作的存在，他孤立、无法与他人交流，一切有助于他在与别人交往中生活的东西，他都全然无知。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这种处境下的个体会死亡。任何儿童只要能够活过婴儿期，就证明他得到了一定的照顾和关注。因此，我们面对的不是受到忽视的儿童的纯粹典型，我们面对的儿童只是得到的关注比较少，或者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忽视，在其他方面却没有。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受到忽视的儿童没能完全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他人。我们文明中一个令人难过的事实是，那么多生活的失败来自孤儿或私生子，总体上我们不得不将这样的孩子归入受忽视儿童之列。

以上三种情形——器官缺陷型、溺爱型和忽视型——很容易产生错误的生活意义，处在这种情形下的儿童都需要帮助，以修正他们面对问题的方式，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意义。如果我们留意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关注他们，并且我们在这方面受过训练——我们就能够在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上看出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梦和联想或许有用，无论是梦中的生活还是醒来的生活，人格是一样的，不过梦中社会的压力不急迫，人格显现中的防范和隐藏就少一些。但是，要快速了解个体赋予自身和生活的意义，最有用的方法是通过他的记忆。任何记忆，无论他本人觉得多么微不足道，都代表着对他来说值得记忆的东西。之所以值得记忆，是因为那体现了他所想象的生活。那记忆对他说“这就是你应该期望的”，或者“这就是你必须躲避的”，或者“这就是生活”！同样，我们必须强调，经验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经验一直留存在记忆中，并被用来强化他赋予生活的意义。每个记忆，都是一份备忘录。

早期儿童记忆尤其有用，能帮助我们弄清楚个体对待生活的特殊方式已持续多久，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最初是在什么情况下形成的。最初的记忆尤其重要，因为如下两个原因：第一，其中包含着对个体及其环境的最基本判断，那是他第一次对外部现象进行评估，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认识自己以及环境对自己的要求；第二，这是他主观上的起点，是他为自己所杜撰的自传的开篇。因此，我们从中常常发现，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处于某个脆弱、不足的位置，另一方面又将强大、安全当作目标和理想状态，两者形成对照。个体所说的最初记忆，究竟是不是他能够记得的人生第一件事情，甚至他所记忆的究竟是不是真实的事件，这些对于心理学来说并不重要。记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所记之事被“当作”如此，是因为它们对现在和未来生活的解析和影响。

我们不妨举几种最初记忆作为例子，说明一下由记忆固化下来的“生活意义观”。“咖啡壶从桌上掉下来，烫到了我。”这就是生活啊！女孩以这句话开启她的自传，我们并不意外地发现，她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无助感，倾向于夸大生活中的危险和困难。如果发现她心里批评别人没有照顾好她，我们同样不必惊讶。让那么小的孩子暴露在那样的危险之中，肯定有人非常粗心！

另一个人的最初记忆，也呈现了类似的图景。“我记得三岁的时候从婴儿车上掉了下来。”他的最初记忆还伴有一个常做的梦。“世界末日要到了。我半夜醒来，发现火光满天、一片通红。星星都坠落下来，我们撞上了另一颗行星。可是就在撞击前那一刻，我醒了。”问他是不是怕什么东西，这位学生回答说：“我怕我这一生不会成功。”显然，他的最初记忆和常做的梦打击了他，强化了他对失败和灾难的畏惧。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来到诊所，因为他尿床，而且经常和母亲发生冲突。他的最初记忆是这样的：“妈妈以为我丢了，跑到街上大声喊我，她非常害怕。我一直躲在屋里一个柜子里面。”从这份记忆中，我们可以读出这样的信息：“生活的意义是，通过制造麻烦来获得他人注意。可以通过欺骗来获得安全感。我遭到了忽视，但我可以哄骗别人。”他的尿床也是一种手段，为了让自己成为他人焦虑和关注的中心，母亲为他感到担心、焦虑，也证实了他对生活意义的解析。同前面的例子一样，这个男孩之前已经形成了印象，觉得外面的世界充满着危险，认为只有别人为自己担惊受怕的时候，他才会安全。只有通过这种方法，他才相信，如果他需要，别人都会在那儿随时随地保护他。

以下是一位三十五岁女性的最初记忆：“三岁的时候，我走下地窖。黑暗中，我站在台阶上，一个男孩，我的表兄，比我大一点儿，开门跟在我后面。我很怕他。”根据她的最初记忆，我们也许可以推断，她那时候可能不习惯和别的孩子们玩儿，和异性交往可能感到特别不自在。我们猜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们猜对了。而且，她三十五岁了，却仍然未婚。

下面的陈述，体现了更加充分的社会情感：“我记得母亲让我用婴儿车推着小妹妹。”但是，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不妨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迹象表明，叙述者是否只有和弱者在一起时才更加自在，是否过于依赖母亲。更小的孩子出生时，最好争取大孩子的配合，一起照顾小孩子。要让他们对这位新来者发生兴趣，让他们分担照顾的责任。如果能够获得他们的合作，那他们就不会觉得关注婴儿会降低他们自己的重要性。

希望有人陪伴，并不一定证明对他人有兴趣。我们问一个女孩她的最初记忆是什么，她回答：“我在和我的姐姐玩儿，还有另外两个女孩。”从这一陈述中，我们当然能看出一个孩子正在学习社会交往。不过，当她提到她最害怕的事情时，我们又获得了新的理解。她说：“我怕别人丢下我一个人。”这时候，我们要留意缺乏独立性的迹象。

我们一旦发现并理解了个体赋予生活的意义，就有了打开他全部人格的钥匙。有时候人们会说，人性不变，但只有从未找到正确钥匙的人才持有这种立场。正如前文所述，任何观点或治疗方法，如果不能找出原初的错误，都不能算成功。改善的唯一可能，就是学习一种更加合作、更加勇敢的对待生活的方式。要防止神经症倾向的发展，唯一的方法就是合作。因此，培养、鼓励孩子们进行合作极其重要，应该让孩子们通过共同的任务和共同的游戏，与同龄的孩子们一起，自行寻找解决方法。阻碍合作，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例如，一个受到溺爱的孩子，学会了只对自己感兴趣，上学以后会将对他人的漠视带到学校。他对课程不感兴趣，除非他觉得能借此获取老师的欢心；他对别人的话不感兴趣，除非他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等他慢慢长大成人，缺乏社会情感的灾难性后果会日益明显。当初，第一个错误发生时，他就停止了责任和独立的培养；现在，面对生活，他却没有应对任何考验的能力。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缺陷而责怪他，我们只能在他刚刚感受到缺陷所带来的后果时，努力去帮他进行补救。如果一个孩子从未学过地理，我们就不能指望他这门课考出好成绩。同样，如果一个孩子未受过合作训练，当他面临需要合作训练的任务时，我们也不能指望他能正确作答。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需要合作能力才能解决。一切任务，都必须在我们人类社会的框架之下，以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式，才能顺利完成。个体只有理解了生活的意义在于贡献，才能勇敢地去面对困难，才有获得成功的希望。

如果老师、家长、心理学家都搞清楚赋予生活以意义的过程中可能犯下的种种错误，如果他们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那么我们相信，那些缺乏社会兴趣的孩子会慢慢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意识到生活中的各种机会。一旦遇到问题，他们也不会停止努力或者去走捷径，不会试图逃避或者把包袱甩给别人，不会要求别人对他们特别地好、特别地同情，不会感到羞辱并试图报复，不会问：“生活有什么用处呢？我从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呢？”相反，他们会说：“我们要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的任务，我们有能力去完成。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人。如果要创造新的东西，或者替换旧的东西，那我们得自己去做，别人没这个义务。”如果用这种方式对待生活，把生活看作独立个体之间的合作，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有无限发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