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批评”的兴起：1930年代北平的学院文学批评
——以叶公超、瑞恰慈为中心(1)
季剑青
内容摘要：1920年代，新文学早期的文学批评主要注重于观念的表达和体系的建立，文学批评的过于观念化，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思。到了1930年代，特别是北平的批评界，发出了把批评重心放到作品上的呼声，转而试图建立起以作品为批评对象的“实用批评”。反思文学批评的过于观念化，注重以作品为对象的具体的批评实践，这样的批评立场背后，其实有很强的学院背景。本文试图以叶公超、瑞恰慈为中心，将大学中的文学教育和文学批评课程，带入到对当时文学批评的考察中去，在勾勒出文学批评转向的历史脉络的同时，揭示出学院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关键词：实用批评；叶公超；瑞恰慈；学院文学批评
The Rise of “Practical Criticism”: Academic Criticism in 1930s’Beijing with Focus on Ye Gongchao and I. A. Richards
Abstract: During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criticism in early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put primary emphasis on expressions of abstract ideas and establishment of ideological systems. The over-idealiz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sparked many controversies and reflections. By 1930s, critics—particularly those in Beijing—appealed to making criticism gravitate towards literary works and committed to establishing “Practical Criticism” (shiji piping) with literary works as the objects of criticism. Behind the stance of reflecting on the over-idealization of criticism and emphasizing the practical criticism of concrete works was a strong academic background. Focusing on Ye Gongchao and I. A. Richards, this article tries to bring the literary education and criticism curriculum in universities into the examin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of 1930s’ Beijing, outline the historical vei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reveal the important role the academies played in this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Practical Criticism; Ye Gongchao; I. A. Richards; academic criticism
一、观念化的文学批评
1920—1930年代，大学外文系多开设有“文学批评”课程，以北大、清华为例，1929年起，北大英文系正式设立“文学批评”课程（李良佑等，1988：268~270），此后一直作为三四年级的必修课，清华外文系则自1926年建系之始就设有“文学批评”课程（齐家莹，1999：50~51），也是三四年级的必修课。但从知识形态上来看，当时的“文学批评”课程主要侧重于抽象的理论原则的传授。清华外文系对“文学批评”课程的说明是“讲授文学批评之原理及其发达之历史。自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至现今，凡文学批评之重要之典籍，均使学生诵读，而于教室中讨论之”（《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2：50），基本上偏重“原理”的讲授，所以叶公超注意到大学“文学批评”课程选用的课本“多半是理论的选集，只知道理论，而不研究各个理论所根据的作品与时代”（叶公超，1998：20~21），其结果是产生于具体语境和实践中的批评理论，被抽象和普遍化，为某种类似教条的原则。
叶公超对大学“文学批评”课程偏重理论的不满，其实包含着对文学批评自身发展趋势的反应。1920年代，新文学家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入（刘进才，2002（3）：69~73），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观念的层面，而较少运用于实际的批评实践。1922年，茅盾就提出：“我们现在讲文学批评，无非是把西洋的学说搬过来，向民众宣传。但是专一从理论方面宣传文学批评论，尚嫌蹈空，常识不备的中国群众，未必要听；还得从实际方面下手，多取近代作品来批评”（茅盾，1989：254）。直到1935年，这样的情形还依然存在，萧乾就注意到，当时“杂志的首端‘论文’栏”，“介绍着晚近东西洋的文艺观念和方法，但很少人肯将那些精确的方法应用到本国流行文艺的品评上”（萧乾，1935（142））。固然，观念的消化本身需要一个过程，不过，1920年代的批评家，却多是运用外来的批评理论来构建自身的体系，而体系的建立旨在确立一种立场，从而能够在文学场域中获得自己的位置。因而在他们那里，“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两种知识体系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难以截然区分开来。高利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中指出，192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是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关系更密切”，而对“具体作品的研究”并不重视，至少缺少这方面的自觉（高利克，1997：4~5）。“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的各派代表都著书立说，俨然自成一统”（高利克，1997：306），批评家正是在其体系与其他体系的关系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
具体而言，一个有说服力的现象就是当时对所谓“印象批评”的普遍的贬低。除了周作人曾经自觉地引入法朗士的印象批评从事某些批评实践之外，如成仿吾、郭沫若、梁实秋等人都对印象批评表示不满，这几乎成为“中国批评界大多数人的观点”。他们均致力于寻求文学批评普遍的原理和标准（高利克，1997：18~19，28~35，60~86，281~285）。对于构建体系化的批评理论来说，“标准”“原理”乃是不可缺少的。而不久左翼理论的兴起，几乎将所有的体系化的批评理论都裹挟到论战之中，梁实秋和鲁迅有关“人性”的论战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文学批评的过于观念化，也引起了不少的反思。杨振声在1933年表示：“主张的不同那是党争，不是文艺。题目不对胃，那是嗜好，也不是文艺。唯有技术不同，则在文艺上可有讨论，因讨论而不免批评，因批评而促成文艺的自觉”（杨振声，2016：245）。所谓“党争”，明显是针对左翼方面的文学论战而言，将“批评”限制在技术的讨论上面，实际上是要把批评的重心放在具体作品而非观念之上。有读者认为杨振声“把文艺批评的范围，只局限于‘技术的讨论’一种”，不免狭隘，因为“伟大的文艺……总尽着指导社会的前进未来的真理的任务”，思想方面也很重要，对此，杨振声进一步明确说：“所谓文艺批评，限于技术的讨论，一是为了现代的批评，多是讨论什么主义，反倒把文艺本身忘记了”，可以看作是对“五四”以来文学批评趋向的一个反思（茂青，1934）。有鉴于这样的教训，1930代不少人——特别是生活在北平的作家学者——都发出把批评重心放到作品上的呼声。事实上，反思文学批评的过于观念化，注重以作品为对象的具体的批评实践，这样的批评立场背后，有着很强的学院背景，因而必须重新回到大学课堂中，来探讨其发生的机制。
二、学院背景下的“实用批评”
1920年代以来，特别是左翼文学思潮兴起之后，以观念和理论的方式来讨论文学问题蔚然成风，学院内的文学教育也不能不受其浸染。夏丏尊注意到，当时“中等学校以上的文科科目中，都有‘文学概论’、‘文学史’等类的科目，而却不闻有直接研读文艺作品的时间与科目”（夏丏尊，1928：46）。流风所及，大学中的外国文学课程也“每每趋重抽象式的传授，忽略了具体的深切的指导”，空谈主义，而忽视作品，任教于中央大学的范存忠对此颇为不满，强调“我们应当注重的是了解文学作品本身，不是空谈关于文学的东西。”“外国文学系的毕业生须得知道亚利斯多德，鲍埃洛，蒲泊，约翰生，华兹华斯，柯尔立基，歌德，斯太埃尔夫人等等，却不必管那‘浪漫的与古典的’——其实，既然谈了这些作家，对于‘浪漫的与古典的’，至少也就有了三五分真切的了解了”（范存忠，1932，1（1）：65~69）。这里明显讽刺的是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著作《浪漫的与古典的》。
叶公超对此则更为敏感，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他常年在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书，对大学外文系的教学风气知之甚深。事实上，相比国文系而言，当时大学外文系多能秉持文学本位的立场，注重对作品的研读；尽管如此，叶公超还是会时常提醒，要极力避免过于观念化的文学教育。1931年，他给清华外文系教授翟孟生的《欧洲文学小史》作序，感觉其中有关作品内容的讨论不够，就特地向翟孟生指出清华外文系学生有“好谈运动、主义与时代的趋势，而不去细读原著”的毛病（叶公超，1931）。因为《欧洲文学小史》是翟孟生在清华外文系讲授西洋文学概要的讲义，所以这里谈的其实是文学教育的问题。他自己讲授现代诗歌，也是如此，在介绍他在北大、清华讲现代诗的教材《现代英美代表诗人选》时，就表彰原来的选者“并不想借此表现什么新理论，新主义，或是什么运动；不过是选出几位现代英美诗人来做一种单独的研究而已”。(2)于此亦可见他讲课的态度。实际上，他写下的具体批评文字，亦是遵循同样的思路，强调从作品本身入手，比如《写实小说的命运》一篇，开宗明义，即表示“我也不去谈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还有什么叫作新浪漫主义，印象的自然主义及其他种种人造的主义”，而是“先把现代写实小说的几个最显要的特点提出来讨论一下，看看它们各自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它们所取用于生活的是哪类的资料，然后再从集中代表作品里去推算它们的作家对于生活是抱着哪种的态度与观念”（叶公超，1998：3~4）。
叶公超本人常年在清华大学讲授“文学批评”课程，非常叫座，深受好评，(3)而他对于“文学批评”这门课也颇用心力。如前所述，他看到“文学批评”课程选用的课本“多半是理论的选集”，这些理论本来是历史上各时期具体批评实践的总结，但是一旦被抽离开原先的历史语境，就容易被抽象化为“永久使用的法则”，而被视为批评唯一的“标准”和“原理”，必然会带来各种纷乱和流弊。所以读文学批评史，正确的方法是通过这些理论来了解当时的作品，将理论原则和具体的批评实践结合起来。叶公超把批评文字分为“理论的”和“实际的”两种，前者包括从亚里士多德、贺拉士一直到“普列哈的《艺术论》”“托洛斯基的《文学与革命》”等左翼理论，而叶公超的兴趣实际上是在以作品为对象的“实用批评”方面（叶公超，1998：15~16）。
在1920年代，这种以作品为对象的“实用批评”，由于缺乏足够的自觉，往往流于泛泛的印象批评，文体模糊散漫，多属近于“读后感”一类的文字，当时批评家对于印象批评的贬低，确实也与印象批评自身的不成熟有关。到了1930年代，当人们开始反思文学批评过于观念化的流弊，而日益重视对作品自身的批评的时候，印象批评给人的“印象”也有所改观。如朱光潜就表示：“印象派的批评可以说就是‘欣赏的批评’。就我个人说，我是倾向这一派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缺点，主要是在作品的评价方面，不能说出作品之所以好坏的道理，这方面还需要借助于美学（朱光潜，1987：41）。但不管如何，印象批评关注于作品本身，为扭转文学批评过于观念化的倾向提供了契机，“所谓印象的批评是被我们认为漫无评价标准的，而且不讲评价的，但是却是这派的理论与实践，才让我们去注意观察一件作品所引起我们的反应及给予我们的效果”（常风，1998：49~50）。常风后来的这句话可为注脚。叶公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充分肯定印象批评的价值，认为“批评是读者自己印象的分析，自己印象的组合”，接下来又引用德·辜尔蒙（Remy de Gourmont）的那句名言：“把个人的印象构成法则，这是一个真诚的人的最伟大的成绩。”这句话在当时的引用率很高，最为人熟知的就是李健吾的例子，从而充分说明当时对印象批评的价值及其限度有普遍的认识。在叶公超看来，批评需要从个人对作品的印象入手，但却不能沉湎于这种个人的印象中去，批评家的“目的是要往作品里去讨经验，并不是要埋没在他个人经验的感伤中”，因为最终批评家还是要达成评价和分析的目的，“它的重要功用还是能领我们走到评价的道上去，使我们对于作品能达到一个价格的结论”（叶公超，1998：18~19），而这是单纯的印象批评所无法胜任的。
那么如何为以作品为对象的“实用批评”找到合适的分析和评价的工具呢？朱光潜引入的美学是一个路径，不过他本人的兴趣主要还是在美学的理论方面，而不是具体的实践中的应用。对于叶公超来说，他最感兴趣的是以瑞恰慈为代表的英美近代批评。1934年，他为曹葆华翻译的瑞恰慈著作《科学与诗》作序，认为“国内现在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曹葆华，1937：148）。即重要的不是观念化的文学理论，而是分析具体作品（“实用批评”）的工具理论，毫无疑问，瑞恰慈的批评理论就属于这一类。事实上，在讲授“文学批评”课程之外，自1932年主编《新月》第四卷起，叶公超就有意识地从西方引入这一类的“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并发动学生参与这样的工作。如让常风为李维斯的《英诗新动向》写书评（常风，1995：54），嘱咐卞之琳为《学文》创刊号翻译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的才能》（卞之琳，2002：188）等。在《学文》第1卷第3期“编辑后记”中，叶公超表示要“将最近欧美文艺批评的理论，择其比较重要的，翻译出来，按期披载”，除《传统与个人才能》外，如Edmund Wilson的《诗的法典》，A. E. Housman《诗的名与质》等大体都属此类（叶公超，1934，1（3）：121）。1933—1936年曹葆华主编的《北平晨报·学园》附刊《诗与批评》，(4)曾翻译包括瑞恰慈著作在内的大量欧美文论，很有可能也是出于叶公超的鼓励，因叶公超在《科学与诗》的序言中就“希望曹先生能继续翻译瑞恰慈的著作”（曹葆华，1937：148）。后来这些译文结集为《现代诗论》，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曹葆华在序言中曾解释者集中作者为何以英美人居多：“英国人比较上最不善于谈理论，可是，译者认为最难能可贵的是‘经验’之谈，特别是在诗论中”（曹葆华，1937：3~4）。所谓“‘经验’之谈”，正是与观念化的“理论”相对立的“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与叶公超的思路如出一辙。
在叶公超、曹葆华等引入的英美近代批评中，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瑞恰慈的批评理论。特别是1929—1930年间瑞恰慈本人在清华、北大和燕大的讲学，使其批评理论在北平的几所大学间风靡一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叶公超等人对于英美近代批评的兴趣，很可能也是这种风气熏染的结果。瑞恰慈批评理论的被接受，有其具体的语境，在某种程度上，它恰恰满足了1930年代学院对于文学批评的期待与要求。
三、瑞恰慈批评理论的引进与接受
1929年9月，瑞恰慈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邀到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同时在北大英文系兼课，主要讲授“文学批评”等课程，为期一年。与此同时，瑞恰慈的著作及其译本也开始在北平的学院内广泛流传，一时间影响颇为深远。(5)
为了具体阐明瑞恰慈批评理论在学院中的接受情况，有必要对其作一个大概的介绍。(6)大体来说，瑞恰慈的批评理论以心理学为基础，关注作品传达的经验及其价值问题，瑞恰慈从心理学意义上来理解“经验”，作品传达的经验对读者构成“刺激”，激起读者的反应，调动起读者自身的经验，最终达到一种谐和的状态，作品便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对人生“经验”和心理状态及其价值的重视，表明瑞恰慈在相当大程度上接受了柯勒瑞治、阿诺德以来的“人生批评”的传统，通过文学批评来表达更大范围内的文化和社会关切，力图借助文学（诗歌）的力量，在日益嘈杂的现代社会中为心灵寻找安顿之地。只是瑞恰慈试图为这一关切寻找更为坚实的科学基础，于是便从心理学中寻找依据。
那么，作为读者，如何去接受作品传达的经验并对其做出反应呢？这就需要对经验的载体——语言——有非常精确的把握和理解，对语言产生意义的各种条件作具体的分析，使语言完全成为一种透明的工具，如此才可以顺利抵达经验。为此瑞恰慈发展出一套语义学（瑞恰慈意义学semasiology一词现在通译为语义学）的方法，来澄清原本可能含混不清的语言，目的却是为了让作品更好地传达经验给读者。事实上，瑞恰慈的第一部著作是有关语言和传达问题的著作，即出版于1923年的《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不过，在瑞恰慈那里，语义学只是一种方法和工具，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但是却成为后来新批评的基石，而他批评中的心理学目标则被抛弃了。(7)
就瑞恰慈本人来说，他在中国的经历，事实上让他更加专注于语言的问题。(8)1928年《实用批评》的出版，标志着瑞恰慈已将开始更多地从语言和传达方面来构建其批评理论，这本书实际上是瑞恰慈执教剑桥时期搜集的学生课堂报告，其中记述了学生对于指定作品的各种反应，里面充满了大量的误读，在瑞恰慈看来，这充分证明了语言和传达问题的重要。而这种误读在一个异文化的环境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瑞恰慈在清华一年的教学经验，让他加强了“对语言作为变革之工具的能力的信心”，瑞恰慈评价他的中国学生，不是将种种误读“归结为智力或种族上的特征，而是归结为语言”（Koeneke，2004：54，67）。实际上他走得更远，他已开始考虑建立一种能够准确明晰传达人类共同经验的共同语，这种共同语可以克服各民族文化之间的障碍，帮助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互相交流。这就是以850个左右的英语单词为语汇的“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瑞恰慈1930年代的主要事业便是努力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推行基本英语。
撇开基本英语不谈，瑞恰慈的批评理论，在北平的学院中，被接受的也主要是其语义学（意义学）的部分，而非心理学的部分，尽管就瑞恰慈批评理论自身来说，后者无疑具有更根本的地位。1930年，瑞恰慈在动身赴美之前的几个月里，曾与燕京大学哲学系的黄子通、博晨光（Lucius Porter）及社会学系的李安宅等人合作逐字逐句地翻译《孟子》中的一些段落，以试验“在两种不同的思想传统间进行翻译的可能性”，后来结集出版为《孟子论心》（Mencius on the Mind）（Koeneke，2004：9）。同时瑞恰慈还在燕大任客座教授，“主讲‘意义底逻辑’与‘文艺批评’”（李安宅，1931（114））。李安宅本人亦曾大力译介瑞恰慈的“意义学”，除著有《意义学》（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瑞恰慈为其专门写了序言）一书外，还在报刊上写了不少相关的文章。(9)凡此种种，都促进了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在燕大的传播，受其影响，当时的燕大学生吴世昌、萧乾均曾评述过瑞恰慈的学说。(10)
当时被译介过来的瑞恰慈著作，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科学与诗》和《实用批评》，而非其成名作《文学批评原理》。前两者主要是从语言和传达的角度进行具体的批评实践（主要是对诗歌），后者则更多地包含了作为其批评理论基础的心理学内容。《科学与诗》是20世纪30年代唯一的一部完整译出的瑞恰慈的著作，当时至少可能有四个译本；(11)《实用批评》没有完整地被翻译过来，只有曹葆华译出其中的引论和一章（《实用批评》《诗中的四种意义》），后收入《现代诗论》一书中。但瑞恰慈在清华、北大讲授“文学批评”，实以此书为基本教材，据吴世昌的记述，瑞恰慈“自己在平讲学的时候，只向北平学生介绍他的《实验批评学》（原名为Practical Criticism，应译“实用批评学”，但有谁翻过他的内容，便知应译“实验”。）因此这书在市场可以买到廉价的翻版书”。吴世昌也是有鉴于“他的批评学说还没有好好地介绍过来，尤其是关于批评原理的一部分”，所以才根据《文学批评原理》，作《吕恰慈的批评学说》一文，以为系统的介绍，其中有一大半是讲有关心理学的内容（吴世昌，1936，3（2）：713~725）。1934年8月，翟孟生给在美国的瑞恰慈写信，颇为欢欣鼓舞地说：“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完全地瑞恰慈化（Richardsised）了”，其中清华在鼓吹剑桥学派的语义学著作方面走在前列，而“《实用批评》在全北京和其他几个国立大学中风行”（Koeneke，2004：115）。由此可见《实用批评》及其代表的语义学方法在北平学界的巨大影响。
瑞恰慈批评理论中语义学方法的被接受，固然与瑞恰慈本人当时的理论兴趣有直接的关系，但同时也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结果。语义学方法本身作为一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契合了批评界从注重观念到注重作品的转向。更重要的是，瑞恰慈的语义学方法，本身即构成了对1920年代流行的种种观念化的批评术语进行分析和解构的工具。其实，瑞恰慈本人就对西方批评史上各种空洞的理论术语深恶痛绝，在他看来，“一切伟大的标语”都是“含糊不清的指路标”。批评史不过是“无谓”的“独断和辩论底历史”，而批评的唯一目标是“企求传达之改良”，“求得更精细，更确切，更敏锐的传达之一种工具”，因此就需要“考察意见的技术”，对这些名词术语进行辨析和澄清（瑞恰慈，2003：57~60）。李安宅依据瑞恰慈著作编译的《意义学》一书，就附有瑞恰慈对“意义”“美”“信仰”三个词进行辨析的例案（李安宅，1933，10（1）：61~65）。这样一种方法无疑给了叶公超很大的启示，因为中国的批评界自1920年代以来也正充斥着同样含糊空洞的理论术语，并且极大地影响了青年人的反应能力，“青年人遇见雅俗这样‘腐化’的字，多半已没有反应的能力了，这当然不怪他们，因为他们的教育里只有‘死文学’‘活文学’‘浪漫’‘古典’‘写实’‘象征’这套名词”（叶公超，1998：23）。叶公超试图运用瑞恰慈的方法，来澄清诸如“雅”“俗”“无病呻吟”这一类空洞字眼，他的《文学的雅俗观》《“无病呻吟”解》等文即是这类尝试的产物，他把自己动机说得很清楚，就是“因为常感觉批评里的浮词滥调太过于跋扈了，尤其是在一般摇旗呐喊者手笔下”，这明显针对的是左翼思潮。维持语言的准确性对于批评来说是相当必要的，“不然我们就只有主义与标语而没有批评了”，他又列出诸如“大众化”“趣味”“幽默”等类似的观念化的名词，认为“都是值得我们严格讨论的。惟有从这里入手我们才可以遇着批评的几种根本问题”（叶公超，1998：30）。
叶公超之外，从后来人的眼光来看，瑞恰慈的语义学方法，主要是被运用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分析中，特别是集中在诗歌语词的多义问题上，如吴世昌、朱自清、钱钟书等人的论著。(12)在对同时代作品的具体批评中，瑞恰慈的方法并不容易直接找到用武之地。然而无论如何，对瑞恰慈的批评理论的接受，至少在1930年代北平以学院为中心的批评界，有力地廓清了此前文学批评过于观念化的氛围，如常风所说：“批评在现代已不是玩弄条文规则的把戏，它是最根本的一种努力。瑞恰慈教授的批评学说能以在今日占一优越的地位，他之所以成为著名的批评学者完全是因为他能比其他的学者追踪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不让他的心灵尽在那神秘玄虚空同的条规中游荡”（常风，1995：132）。涤荡了“玄虚空同的条规”，批评家便可以把目光更集中地转移到作品上来了。
参考文献
Koeneke, Rodney. Empires of the Mind: I. A. Richards and Basic English in China, 1929-1979,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卞之琳：《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载卞之琳：《卞之琳文集（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曹葆华：《〈现代诗论〉序》，载曹葆华：《现代诗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常风：《关于评价》，载常风等：《彷徨中的冷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常风：《回忆叶公超先生》，载常风：《逝水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常风：《萧乾：〈书评研究〉》，载常风：《逝水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范存忠：《谈谈我国大学里的外国文学课程》，载《国风半月刊》，1932，1（1）。
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陈圣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国立清华大学一览（民国廿一年十二月）》，清华大学，1932。
季羡林：《清华园日记》，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
李安宅：《吕嘉兹〈《意义底意义》底意义〉译者按语》，载《北平晨报·学园》，1931（114）。
李安宅：《甚么是“意义学”》，载《燕大月刊》，1933，10（1）。
李良佑、张日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刘进才：《1917—1927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引进》，《中州学刊》2002（3）。
刘涛：《瑞恰慈与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茅盾：《“文学批评”管见一》，载茅盾：《茅盾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茂青：《〈关于创作与批评〉及杨振声按语》，载《大公报·文艺》1934（30）。
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齐家莹：《瑞恰慈在清华》，载徐葆耕编：《瑞恰慈：科学与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闻家驷：《怀念公超先生》，载叶崇德主编：《回忆叶公超》，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
瑞恰慈：《实用批评》，载徐葆耕编：《瑞恰慈：科学与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孙玉石：《〈北平晨报·学园〉附刊〈诗与批评〉读札》（上、下），载《新文学史料》，1997（3）、1997（4）。
孙玉石：《朱自清现代解诗学思想的理论资源》，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2）。
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吴虹飞：《瑞恰慈与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载徐葆耕编：《瑞恰慈：科学与诗》，曹葆华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吴世昌：《吕恰慈的批评学说》，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3（2）。
吴世昌：《“一二·九”运动的前奏》，载吴令华编：《文史杂谈》，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夏丏尊：《文艺论ABC》，上海，世界书局，1928。
萧乾：《书评与批评》，载《大公报·文艺》，1935（142）。
萧乾：《我与书评》，载《萧乾全集》第5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杨振声：《了解与同情之于文艺》，载李宗刚、谢慧聪辑校：《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
叶公超：《编辑后记》，载《学文》，1934，1（3）。
叶公超：《曹葆华译〈科学与诗〉序》，载《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叶公超：《从印象到评价》，载《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叶公超：《〈美国诗抄〉、〈现代英美代表诗人选〉》，载《新月》，1929，2（2）。
叶公超：《欧洲文学小史》，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931（166）。
叶公超：《文学的雅俗观》，载《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叶公超：《“无病呻吟”解》，载《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叶公超：《写实小说的命运》，载《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朱光潜：《谈美·六“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考证、批评与欣赏》，载《朱光潜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1) 本文首次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1期，此次略有修订。
(2) 见叶公超：《〈美国诗抄〉〈现代英美代表诗人选〉》，原书名为Chief Modern Poets of England and America，选编者为Sanders & J. H. Nelson。叶公超1932年在北大外文系开设三四年级选修课“近代诗”，教材为Sanders and Nelson’s Chief Modern Poets，即此书，见《国立北京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英文组课程指导书》，北京大学档案，案卷号BD1932012；又据季羡林1932年9月21日日记：“买了一本Chief Modern Poets，老叶的课本”（季羡林，26），可见叶公超在清华也是用它来作课本的。
(3) 闻家驷在《怀念公超先生》中云：“公超先生在清华执教，以讲授《西方文学理论》和《英美当代诗人》名重一时。”
(4) 关于《北平晨报·学园》附刊《诗与批评》，参见孙玉石：《〈北平晨报·学园〉附刊〈诗与批评〉读札》（148~154页，188~195页）。实际上，在《诗与批评》发刊前，曹葆华就在《北平晨报·学园》上译载了一系列欧美现代文论，如瓦雷里的《诗》（1933年2月10、14、16日第456、457、458期）、艾略特的《传统形态与个人才能》（1933年5月26、29日第511、512期）、Herbert Read的《心理分析与文学批评》（1933年8月3、4、7日第549、550、551期）等。
(5) 瑞恰慈在清华大学的一般情形，可参见齐家莹《瑞恰慈在清华》，122~125页。关于中国批评界对瑞恰慈理论的介绍与引进，可参见吴虹飞的《瑞恰慈与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126~133页及刘涛的《瑞恰慈与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97~99页。不过这两篇文章在提供一些具体史实之外，并未揭示出瑞恰慈理论引进与接受的具体语境。
(6) 这里的介绍主要参考了［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杨自伍译，368~39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7) 正如韦勒克所分析的：“尽管运用了描述冲动、态度、欲念的心理学词汇，瑞恰慈还是促进了着眼于文字相互作用和意象功能的诗歌本文分析。由此也产生了他对新批评的巨大影响，虽然新批评往往照搬他的心理学词汇，对于他的心理学思辨却没有流露出多少兴趣”（韦勒克363）。
(8) 有关瑞恰慈1930年代在中国的情况，参见Koeneke 53~130。
(9) 如《我们对于语言底用途所应有的认识》（《大公报·现代思潮》第15期，1931年12月26日）、《什么是意义》（同上第18期，1932年1月23日）、《甚么是“意义学”》（即《意义学》一书的自序，刊载于《燕大月刊》第10卷第1期，1933年12月）等。《国立清华大学一览（民国廿一年十二月）》，清华大学，1932。
(10) 吴世昌在燕大英文系的本科毕业论文即为《吕恰慈的文艺批评学说》（见吴世昌：《“一二·九”运动的前奏》，360~361页，北京出版社，2000），后来整理成《吕恰慈的批评学说》一文，刊载于1936年4月《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第2期。萧乾在1920年代即结识了李安宅，其毕业论文《书评研究》中“‘认识：四种意义’那一节，即出自吕嘉兹《意义之意义》一书”，见萧乾：《我与书评》，48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11) 一为伊人译，华严书店1929年版；一为曹葆华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又据《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13期（1930年3月10日）刊载于《评伊人译科学与诗》，其中提及傅东华译本。又《文学评论》第1卷第2期（1934年10月）所刊“文学评论社”广告中，有董秋芳译《科学与诗》，不知其最后是否出版。不过由此亦可见此书在当时的巨大影响。瑞恰慈批评方法的接受，见孙玉石：《朱自清现代解诗学思想的理论资源》2005（2）：1~36。
(12) 参见吴虹飞：《瑞恰慈与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126~133，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关于朱自清对瑞恰慈批评方法的接受，见孙玉石：《朱自清现代解诗学思想的理论资源——四谈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思想》，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2）：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