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常璩（约291—361），字道将，蜀郡江原县小亭乡（今四川崇州三江镇）人。是东晋时期的著名史学家，也是四川本土彪炳青史的历史文化名人。其所著《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较早且较完整的方志史书，为研究我国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巴蜀地区文明提供了重要史料，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在方志编纂体例上，《华阳国志》将历史、地理、人物三者有机结合，比较完整地展示了古代西南地区的历史风貌与文化全貌，具有开创之功和典范作用。

如今，在四川崇州市城区中心广场上，立有一尊常璩的站立铜像。常璩一手握毛笔，一手执《华阳国志》，眼望远方，蹙额凝思。2020年，第二批四川十大历史名人出炉，常璩榜上有名。崇州市还建有常璩纪念馆、常璩文献馆、华阳国志馆，以表达故乡人民对这位历史名人的敬仰和纪念。

一、作者简介

因《晋书》无常璩传记，故后人对其生平事迹知之不详。钩稽相关史料，可约略勾勒出常璩的生平、著述：

（一）常璩生平

常氏为蜀郡江原县（今四川崇州）的世家大族、文化家族，“江原县，……东方常氏为大姓”（《华阳国志·蜀志》）。自后汉迄晋，常氏世代为官，兼而读书著述。这对常璩产生了重要影响。

根据《华阳国志·后贤志》记载，常璩的族曾祖常廓是饱学之士，“以明经著称”；常璩的族曾叔祖常勖，“治《毛诗》《尚书》，涉洽群籍，多所通览”；常璩的族祖常骞，“治《毛诗》《三礼》，以清尚知名”；常骞族弟、常璩族祖常宽，“治《毛诗》《三礼》《春秋》《尚书》，尤耽意大《易》，博涉《史》《汉》，强识多闻”，撰有《蜀后志》及《后贤传》，又续陈寿《益部耆旧传》作《梁益篇》。

常璩出身官宦之家，书香大族，幼时家道败落。四世纪初，因蜀地动乱，常氏以常宽为首领，从杜弢等东走荆湘。常璩“时尚幼，家较贫，未能远徙，随族结坞，附青城范长生以自存”（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并且很有可能跟随范长生读书学习（黄剑华《常璩传》）。

常璩少好学，遍读先世遗书，颇负才名。初仕成汉李雄，为文书小吏。成汉李势时，官至散骑常侍。据史书记载，成汉李雄时，尝“兴学校，置史官”（《晋书·李雄载记》）。常璩在成汉任史官时，有机会翻阅宫中典籍和档案，并先后撰有《梁益二州志》《巴汉志》《蜀志》《南中志》《汉之书》等书多种，也为日后完成《华阳国志》创造了条件。

东晋永和三年、成汉嘉宁二年（347），桓温统率大军伐蜀，兵临成都城下，“（李）势众惶惧，无复固志”。常璩与中书监王嘏等劝李势降晋，后为李势接受。在桓温平蜀后，常璩随至建康（今江苏南京）。因“江左重中原故族，轻蜀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常璩等人受到中原、江左士大夫的歧视，在东晋王朝得不到重用。因此，常璩不复仕进，心怀幽愤，勉力撰著《华阳国志》。

常璩的这种心境，尝流露于笔端，“流离困瘵，方资腐帛于颠墙之下，求余光于灰尘之中”（《华阳国志·序志并士女目录》）。今人任乃强认为，常璩之作《华阳国志》，“其主旨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颃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藐”（《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可谓“同情理解”。

（二）常璩著述

根据《隋书·经籍志二》《旧唐书·经籍志上》《新唐书·艺文志二》等史志目录记载，常璩的著作除《华阳国志》十二卷外，还有《汉之书》（又名《蜀李书》）十卷、《蜀平记》十卷、《蜀汉伪官故事》一卷等。

《蜀汉伪官故事》记述的是三国蜀汉政权的历史，《蜀平记》记述的是桓温平蜀之事。由《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的著录来看，《蜀平记》和《蜀汉伪官故事》亡佚得很早，到唐初修《隋书》时，就已经看不到了。

《汉之书》记述的是成汉政权的历史。《汉之书》后入晋秘阁，改名为《蜀李书》（《史通·外篇·古今正史》）。《汉之书》早已失传（大约亡佚于唐末、五代），仅存《经典释文》《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所引佚文数条，有清人汤球辑佚本。

二、作品介绍

（一）成书与内容

《华阳国志》写作于常璩归附东晋之后。其撰写时间，约在永和四年（348）秋至永和十年（354）间。初称《华阳国记》或《华阳记》，后定名为《华阳国志》。

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对其记事的时间与空间范围有所界定。

就时间而言。《华阳国志·序志并士女目录》曰：“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凡十篇，号曰《华阳国记》。”《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记载：“永和三年，从征西于山阳战死也。”也就是说，《华阳国志》所记载的时间下限是永和三年（347）。即上起巴、蜀二国的传说时期，下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成汉政权的灭亡。

就空间而言。《华阳国志·巴志》引《洛书》曰：“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尚书·禹贡》记载：“华阳、黑水惟梁州。”其地域属于《禹贡》九州之梁州，其地包括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四省市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

《华阳国志》共十二卷，约十一万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卷一至卷四类似于“地理志”，记述梁、益、宁三州地理与古史。卷五至卷九类似于“编年史”，记述公孙述以来割据蜀地者的历史。卷十至卷十二则类似于“人物志”，记述巴蜀人物。

一般认为，《华阳国志》一至四卷的四志（《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是全书的精华部分，任乃强认为“其为历世所称道与引用者，大抵不出前四卷”（《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此四志不但内容翔实，而且体例严整，完全自成体系。其实，后八卷亦斐然成章、价值可观。

（二）价值与影响

1．价值

（1）宝贵的史料价值。

《华阳国志》取材广博、选材审慎，内容丰富、记载真实，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记载了西南地区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以及行政区划、地理沿革等，内容较正史的《地理志》更为详博。比如，关于李冰在蜀中兴修水利（都江堰、郫江、检江、文井江等），《华阳国志》的记载便远较《史记》和《汉书》详细而全面。《华阳国志》关于民族、风俗、神话、传说、歌谣以及物产、矿产、农业、科技、宗教等方面的记载，也是颇为可贵的。如关于盐井、火井、道教的记载，便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即使是《华阳国志》所叙述的蜀汉史事，亦较《三国志》为详。比如，关于诸葛亮平定南中，《三国志·蜀书》仅有寥寥数语，裴松之注也是语焉不详，而《华阳国志》则有长篇论述。再比如，《华阳国志》关于两晋时期蜀中史事的记载，亦较他书更为详细、更为真实。因为常璩在写作两晋蜀事时，不仅利用了成汉的档案资料，而且结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而这些都是第一手资料。“可以说，后人之得以比较具体地了解成汉的历史，首先应当归功于常璩”（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前言》）。

范晔撰《后汉书》、李膺撰《益州记》、裴松之注《三国志》、郦道元注《水经》、李贤与刘昭注《后汉书》，以及唐修《晋书》、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后人之研究西南历史文化、撰写云贵川地方史，在史料上都离不开《华阳国志》。今人王仲荦说：“（《华阳国志》）叙述有法，材料丰富，是研究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兄弟族以及蜀汉、成汉政权的较好史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魏晋南北朝史》）

（2）不朽的体例创新。

《华阳国志》以前的方志，往往将历史、地理、人物三者割裂开来，各写一面，结果只能反映地方历史文化的一个侧面，而不能反映其全貌，这无疑是一个明显的不足与缺陷。《华阳国志》将历史、地理、人物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比较完整地展示了古代西南地区的历史风貌与文化全貌。

《华阳国志》在方志编纂体例上的创新与实践，今人不吝笔墨、一再褒扬，“从内容来说，（《华阳国志》）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华阳国志》）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两个三结合构成了《华阳国志》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也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这是常璩对中国方志编纂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前言》）；“常璩开创地方志新体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徐适瑞、刘重来《〈华阳国志〉研究》）。

2．影响

《华阳国志》问世之后，历代好评不断。兹举几例：

唐人刘知幾云：“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昺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史通·内篇·杂述》）

宋人吕大防认为，“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华阳国志序》）。宋人李认为，《华阳国志》是“有补于史家者流”（《重刊华阳国志序》）。

近人梁启超说：“晋常璩《华阳国志》为方志之祖，其书有义法，有条贯，卓然著作之林。惟通行明刻本缺两卷。他刻虽补足，而讹舛殆不可读。嘉庆间廖氏刻本，乃顾涧薲据宋元丰吕氏、嘉泰李氏两本精校，自此始有善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当代学者任乃强，更是将《华阳国志》与《史记》《资治通鉴》相媲美，“正史几十种，人莫不推司马迁《史记》为典型。编年史几十种，莫不推司马光《通鉴》为典型。地方志几百种，莫不推《华阳国志》为典型”。他还说，“一书而兼备各类，上下古今，纵横边腹，综名物，揆道度，存治要，彰法戒，极人事之变化，穷天地之所有，汇为一帙，使人览而知其方隅之全貌者，实自常璩此书创始。此其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记》者”，盛赞《华阳国志》“为地方史一鸿篇巨制”（《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

笔者曾经指出，在史学方面，蜀学特别注重“文献之传”，尤其重视“通观明变”。毫无疑问，《华阳国志》就是“文献之传”，而常璩亦能“通观明变”。

（三）特点与缺点

1．特点

（1）秉笔直书，恪守实录精神。

“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并且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史学精神之一。《史通·外篇·惑经》：“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如董狐、南史、司马迁，便是其中的辉煌表率。

“秉笔直书”，也是常璩所坚持的原则与精神。此中旨义，即《华阳国志·序志并士女目录》“撰曰”所说“以副直文，为实录矣”。《华阳国志·序志》又云：“博考行故，总厥旧闻。班序州部，区别山川。宪章成败，旌昭仁贤。抑绌虚妄，纠正谬言。显善惩恶，以杜未然。”所谓“抑绌虚妄，纠正谬言”，亦即贬废虚妄之文，纠正荒谬之言，坚持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

（2）取材广博，坚持审慎批判。

常璩撰写《华阳国志》所使用的资料，大致可以一分为三：一部分是传世文献资料，一部分是宫廷档案资料，还有一部分来源于他的实地调查与采访资料。常璩使用的传世文献，有《尚书》《左传》《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以及《蜀本纪》《蜀后志》《后贤传》《巴蜀耆旧传》《益部耆旧传》等。书中所说的“长老言”（《华阳国志·巴志》）、“长老传言”（《华阳国志·蜀志》《华阳国志·南中志》），便是实地调查与采访资料。《华阳国志》所记载的两晋史事，部分内容实属常璩所亲闻、亲见、亲历者，此即《华阳国志·大同志》所说“第璩往在蜀栉沐艰难，备谙诸事”。

对于前人的著作，包括像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这样的名家名作，常璩亦不迷信、不盲从，审慎批判，择善而从。对于广为流传的说法，如“苌弘之血变成碧珠”“杜宇之魄化为子鹃”（《华阳国志·序志并士女目录》），常璩也予以批驳纠正，并不盲目信从。正因如此，《华阳国志》获得了后人的好评。如明人李一公《重刻华阳国志序》就说：“其文古，其事核，其义例深严，足备劝惩，昭法戒，骎骎良史才也。”

（3）详今略古，重视当代史事。

“详今略古”，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历代的史家与史官，多能恪遵这一传统。汉代史家司马迁、班固，便是个中显例。比如司马迁的《史记》，“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史通·外篇·杂说上》）。

常璩在写作《华阳国志》时，自觉师法司马迁、班固，也遵守了“详今略古”这一传统。诚如《华阳国志·后贤志》所说：“是以史迁之记，详于秦、汉；班生之书，备乎哀、平。皆以世及事迩，可得而言也。”以篇幅而论，《华阳国志》总共十二卷，后八卷所记述的都是近代史和当代史，占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而前四卷虽然贯通古今，但所重视的仍然是近代史和当代史。

（4）经世致用，考稽存亡成败。

在常璩看来，撰写历史著作，并非“为写作而写作”，而应该“通古今之变”，应该有现实关怀，应该有道德关切，并且要识“古”而鉴“今”。此即《华阳国志·序志》所说：“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

另如，《华阳国志·序志并士女目录》所说：“宪章成败，旌昭仁贤。……显善惩恶，以杜未然。”即注重从历史的成败与存亡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为后世永远的借鉴。同时，褒扬历史上的仁贤之士，彰善惩恶，以杜绝于未然。常璩笔下的败亡例证，前有公孙述、刘焉、刘璋，后有成汉李氏。此即《华阳国志·序志并士女目录》所说：“夫恃险凭危，不阶历数，而能传国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孙、刘氏以败于前，而诸李踵之，覆亡于后。天人之际，存亡之术，可以为永鉴也；干运犯历，破家丧国，可以为京观也。”

（5）尊重一统，拥护国家统一。

在《华阳国志》的《巴志》《蜀志》中，常璩将巴蜀的历史与黄帝、大禹挂钩，认为巴蜀古族源出黄帝，“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于涂山”（《华阳国志·巴志》），“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华阳国志·巴志》），“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华阳国志·蜀志》）。远古洪荒，无由稽考，姑且存疑。但常璩如此写作与表述，确实与其“大一统”思想不无关系。诚如任乃强所说：“常璩此书，纯用中原文化之精神，驰骛于地方一隅之掌故，通其痞隔，畅其流灌，使中土不复以蜀士见轻，而蜀人亦不复以中土为远。唐宋以降，蜀与中原融为一体，此书盖有力焉。此就掌握地方特殊性与全国一致性相结合言，常氏实开其先河者。”（《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

常璩鞭挞公孙述、赵廞居心叵测而图谋割据，暗讽成汉李氏割据一方而胡作非为，确实是其拥护国家统一的“大一统”思想的透露与展示。对于在分裂割据下的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常璩曾目睹，且深恶痛绝。诚如《华阳国志·序志并士女目录》所说：“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府庭化为狐狸之窟，城郭蔚为熊罴之宿。宅游雉鹿，田栖虎豹。平原鲜麦黍之苗，千里蔑鸡狗之响。丘城芜邑，莫有名者。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反侧惟之，心若焚灼。”

（6）重视女性，分传诸郡贤女。

常璩是第一个将一方妇女（“人女”）与同地士人（“人士”）并列而为她们作传的史家，开创了地方史志为妇女立传的体例，完善了地方志的结构，对后世的地方志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中，常璩为蜀郡、巴郡、广汉郡、犍为郡、汉中郡、梓潼郡、江阳郡的53位普通妇女立传书写，歌颂她们的美德、贞节、家教、勤劳。常璩如此而为，自然有其深思熟虑，并且颇有“男女平等”的意味。套用常璩自己的话说，“忠臣孝子，烈士贤女，高劭足以振玄风，贞淑可以方蘋蘩者，奕世载美”（《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意即“忠臣孝子”与“烈士贤女”可以“奕世载美”。并且，这些“人女”传记与“人士”传记一样，文字简洁，文辞典雅，语言华美。诚如刘知幾《史通·内篇·补注》所说：“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2．缺点

如果按照后世的方志标准衡量，《华阳国志》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比如，全书没有图（如天文图、舆地图），许多门类（如赋役、职官、礼俗、艺文等）亦付阙如。

无须回避的是，出于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原因，《华阳国志》在内容记载上出现了诸多偏差，甚至是错误。关于这些方面的偏差与错误，我们不能苛求作为古人的常璩，谓之“瑕不掩瑜”可也。

通语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贞观政要·奢纵》），此诚颠扑不破之真理也。常璩不能脱离他那个时代，我们也不能脱离我们这个时代，此势之必然与理之当然。在笔者看来，对于常璩及其《华阳国志》，我们应该报以“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应该加以“善意同情的理解”（贺麟）。如此，对于常璩及其《华阳国志》才能设身处地地感同身受。

（四）著录与版本

1．著录

《华阳国志》成书之后，历代的史志目录、公私目录均有著录。

（1）史志目录

《隋书·经籍志二》：“《华阳国志》十二卷，常璩撰。”入史部霸史类。

《旧唐书·经籍志上》：“《华阳国志》[十]三卷，常璩撰。”入史部杂伪国史类。

《新唐书·艺文志二》：“常璩《华阳国志》十三卷。”入史部伪史类。

《宋史·艺文志二》：“常璩《华阳国志》十卷。”入史部别史类。

《宋史·艺文志三》：“常璩《华阳国志》十二卷。”入史部霸史类。

（2）公私目录

刘知幾《史通·外篇·古今正史》：“（常）璩又撰《华阳国志》，具载李氏兴灭。”

郑樵《通志·艺文略》：“《华阳国志》十二卷，晋常璩撰。以巴汉风俗及公孙以后据蜀者，各为之志。”入史部霸史类。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七》：“《华阳国志》十二卷（一云二十卷）。”入伪史霸史类。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七：“三曰伪史类……，《华阳国志》至《三十国春秋》，一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四十二卷。”入伪史类。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华阳国志》十二卷。”入伪史类。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华阳国志》二十卷。”入杂史类。

高似孙《史略》卷五：“《华阳国志》十二卷。晋常璩志巴、汉风俗，公孙以后据蜀事。”入霸史。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六：“《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入史部载记类。

2．版本

在北宋之时，《华阳国志》仍然是完本。到南宋之时，《华阳国志》已经残缺不全。现在所流传的《华阳国志》，是一部经历代人士校勘、校改、删补的残缺本。

目前所知的《华阳国志》的最早刻本，是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成都府尹吕大防的刻本，是为吕本。吕本所据非善本，亦未加校勘。此刻本早已失传，仅有吕序留存。

至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邛州知州李（著名史学家李焘之子）因旧本“刓缺愈多，观者莫晓所谓”，于是“摭两汉史、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互相参订”（《重刊华阳国志序》），加以校正，重刊《华阳国志》，是为嘉泰本（李本）。这是《华阳国志》的最早刊行之整理本。嘉泰本（李本）行而吕本遂废。明清以来刊印的《华阳国志》，所使用的祖本都是嘉泰本（李本）。

明、清时期的重要刻本，有下列数种：

（1）嘉靖甲子（1564）成都刘大昌刻本（刘本）。因刘大昌无校订此书之力，故所保存宋刻原文最多，而此恰好形成该刻本的一大优点。

（2）嘉靖甲子蒲州张佳胤刻本（张本）。张本以吕本为蓝本，改动原文之处颇多。但传世极少，故可谓珍秘。

（3）嘉靖中钱穀手钞本（钱本）。钱本所钞为李刻本，“藉钱氏此钞，获于今日识见李刻形制，为益甚大”（《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

（4）乾隆通州李调元辑刻《函海》本（《函海》本）。《函海》本“校勘工作甚细致，态度矜慎”，忠实著录各家批注，亦不妄改文字，多有“远胜宋明诸刻之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

（5）嘉庆甲戌（1814）廖寅南京刻本（廖本）。

（6）成都志古堂翻刻题襟馆本及顾观光《校勘记》（省称志古堂本）。

学界普遍认为，廖寅刻本出自顾广圻之手，最为精审。其实，顾广圻因“矜负意气”而与廖寅不合，中途辞去校勘工作，“终其业者实为顾槐三”。廖本的优胜之处在校勘，“其校勘态度之审慎，见解之精辟”见诸全书，但也存在“着力虽多，取信不足”的缺点，“较之《函海》，互有短长”（《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

另外，李勇先、高志刚主编的《华阳国志珍本汇刊》（成都时代出版社2014年版）、李勇先、高志刚主编的《华阳国志珍本汇刊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收有明、清、民国刊本30种，便于读者查考。

（五）整理与研究

不无遗憾的是，作为经典方志、重要典籍的《华阳国志》，在其成书1600年之后，竟然没有一部完整的校注本。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局面才被打破。今人整理研究《华阳国志》的重要著作，一为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一为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被学者誉为《华阳国志》“划时代的两部整理研究专著”，是20世纪《华阳国志》“整理研究的杰作”，将《华阳国志》的“整理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徐适瑞、刘重来《〈华阳国志〉研究》）。

除此之外，汪启明、赵静的《华阳国志译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也值得一提。与《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和《华阳国志校注》不一样的是，《华阳国志译注》“意在尽量忠实于原文的笺释、疏通与译解，不注重于考释和引证”“注重语词的笺释，即传统小学之训诂学意义的训释，不以考释史实、地理为主”（《华阳国志译注·后记》）。《华阳国志译注》是带有普及性质的一个读本。

三、本书凡例

（一）底本与校勘

本次校勘，以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充分吸收任乃强、刘琳等人的校勘成果。对于一些散见的校勘成果，本书也留意借鉴和注意吸收，在注释中用“按”的形式。依据丛书体例，对底本中的一些明显错误径改，不出校记。引用他人学术成果处，在注释中予以说明。

比如，《华阳国志·巴志》的“弜头虎子”，《蛮书》卷十引《华阳国志》作“一名弦头”。任乃强、刘琳于此均不取，仍保留原文“弜头虎子”，本书亦如此。“弜”字读音，《华阳国志新校注》作qiǎng，《华阳国志译注》作jiàn，《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作jiànɡ（同“强”姓发音），本书认为其读音当作jiànɡ。

再如，《华阳国志·南中志》的“孔雀常以二月来翔，月余而去”，任乃强认为“二月”当作“六月”。任说于意为优，因二月天气尚凉，孔雀不可能“来翔”。但因任说无版本依据，故笔者仅在注释中予以说明。

又如，《华阳国志·后贤志》的“克复江阳”，底本作“克复江陵”，任乃强、刘琳认为当作“克复江阳”。笔者认为可从，故改作“克复江阳”。

为免烦琐，本书对于各本的异文没有一一罗列，仅择要注明重要的异文，尤其是影响理解的异文。比如，《华阳国志·巴志》的“刊山”，廖本作“刊山”，其他诸本或作“邗山”。因此山不可考，故本书标出异文，以便供读者参考。再如，《华阳国志·蜀志》说益州“户：夷、晋二十四万”，廖本作“二十二万”。户口数字是重要数字，但因《蜀志》脱漏三郡，无法统计具体数字，故本书保留了异文。又如，《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的“太史令韩约”，诸本或作“韩豹”，或作“韩约”，《晋书·李班载记》亦作“韩豹”。因无法判断何者为正，故本书保留了异文。

（二）题解与分段

1．题解

本书的“题解”，以卷次为单位，逐卷撰写“题解”。“题解”的内容，以内容概括为主，同时点明写作主旨，并做适当评价。

2．分段

《华阳国志》传世各本的正文均分段，但其分段不尽恰当。因此，任乃强、刘琳对原文均做了重新分段、标点。本书吸收了任乃强、刘琳的分段、标点成果，并且做了调整。又，为便于读者阅读，本书将一些过长的段落进行了细分。

（三）注释与译文

1．注释

本书的注释，以语文词汇的训诂解释、人物和著作的简单介绍、地名的渊源梳理、事件来龙去脉的简介为主。在进行注释时，适当引证相关文献依据和实物证据。同时，对于比较重要的具有参考价值的不同看法，本书也适当加以介绍，可谓“多闻阙疑”“多见阙殆”。

笔者本次译注《华阳国志》，注意吸收已有的译注成果、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特别是已经公布的新资料及其研究成果，尤其是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资料和先秦、秦汉、三国、两晋等出土考古资料，如，两周铭文（利簋、秦公簋、楚公逆镈、楚公逆钟、叔尸钟、嬭加编钟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四川出土的汉代官印、云南昆明晋宁区河泊所遗址新发现的汉代封泥等出土文献资料，以及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重庆忠县中坝遗址、重庆云阳旧县坪遗址“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碑”、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四川荥经铸钱遗址、四川蒲江县盐业遗址与冶铁遗址、四川凉山石棺葬与大石墓、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云南昆明晋宁区石寨山古墓群、贵州赫章可乐遗址等出土考古资料。这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自觉恪守。

在对《华阳国志》中所出现的地名进行注释时，力求对地名进行准确的古今对照，特别注意依据最新的行政区划进行对应，以方便当代读者查对和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使用，本书在对一些语文词汇进行注释时，前后有所重复。如此处理，其目的在于减免读者的翻检之劳。在对一些人名、地名、书名等进行注释时，则参考使用了“互见法”，提示读者“参看某篇某注”，如“参看《华阳国志·巴志》注”“参看《华阳国志·蜀志》注”“见本卷上文注”等。

2．译文

常璩在写作《华阳国志》时注意遣词炼句，全书以散文为主，不时间以骈文，“文词雅典”。因此，想要传情达意地翻译这部著作，传神地展现这部著作的韵味，确实很具有挑战性。这不但需要严复所说的“信达雅”，而且需要贺麟所说的“艺术工力”。

本书的译文，以直译为主，力求做到“信”和“达”。同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适当增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文字。在直译无法传达时，通过在译文中添加少量辅助性的说明文字，以帮助读者理解。在白话翻译时，尝试译出原文语言的韵味和情感等，此即金岳霖所说“译味”。

常语云，“后出转精”，后人掌握有数量更多的史料、技术更精的图谱，这是常璩那个年代所不能同日而语的。本次所推出的“三全本”《华阳国志》，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读本。书中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彭华

202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