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岁时引

龙舟竞渡话端阳

陈白尘

我爱端午节。

端午亦称端五、端阳，又称蒲节，而我的家乡称为五月节，正如中秋被称为八月节，通俗的称谓也。

我爱端午节，可不是为了免于逃学的自由。因为这天私塾放假也不过一天半天，这个自由有限得很。我爱的是端午的风俗。

这风俗，不仅在于划龙船，此外还多得很呐！这天家家门上要悬挂蒲和艾；堂上要挂判官画像；中午要吃雄黄酒，全家要吃粽子；小孩儿要穿老虎鞋，女孩儿胸前要挂上一连串特制的饰物（即所谓的“端午索”）；男孩子额头上还要用雄黄写上个“王”字，以避五毒；艾叶还要点燃，艾香扑鼻，据说是辟邪的……可说名目繁多，而且大都集中于端午这天的正午时演出，够热闹的了。而全市商店一到正午时刻，家家上门板，打烊休息。这时候，即使是欠下商店债务的人，也敢于出头露面，债主再也无权逼债了。过了中午，人们吃过雄黄酒，酒醉饭饱之后，这才整其衣冠，到运河两岸看龙船去了。

我没研究过风俗学。据猜想，风俗也是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吧？例如端午节，我虽说不出它始于何时，但它似乎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纪念我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的，据说他在阴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沉，龙舟竞渡便是为了凭吊他；粽子，也是为了投入江中祭奠他的。一是辟邪，可以称为辟邪节，或者可以径说是个卫生运动日。因为剔除了它外面的迷信色彩，它是颇有点科学性的。但是我们没人对这些风俗进行过研究，而一概以封建迷信目之，加以反对，这也算不得真正科学态度。日本人在这方面似乎比我们开明些，它虽然在明治维新时期大大欧化了，而日本固有的风俗比我们保存得多。比如茶道、花道、和服等等，至今未废。甚至在中国已经失传的《兰陵王入阵曲》的舞蹈和唐乐在日本还被保存下来，也是由于传统的风俗未遭破坏之故——这自然是题外话了。

再说我们的端阳节吧。门悬蒲剑，说可以辟邪，我不知有无道理，待考。但悬艾叶（应称“艾虎”，是药物），那确有道理。现今我国的针灸学已经跨进国际医学界了，其中之灸，至今还是用的艾绒。幼时我家在中午拜祭钟馗这位判官老爷时，要将艾叶焚化，艾香四溢，如果不叫作“辟邪”，而称之为驱除蚊蝇之类烟熏剂，岂不是卫生之道？至今农村中还以艾绒搓绳，燃之以驱蚊蝇，更是明证！至于雄黄也是药物，载之《本草》，它在医学上作为解毒、杀虫之用，外敷治疥癣恶疮和蛇虫咬伤。端午节内服雄黄酒，额上用雄黄写个“王”字，可说是外敷。它们都是为预防五毒咬伤之意，何尝是什么迷信？

至于悬挂判官钟馗像而拜之，自然是迷信之举了；但他可以捉鬼，在科学不发达的年代，总还给老百姓以精神安慰吧？当然，关于他的传说，我颇不以为然的。据说，他是唐玄宗患疟疾时梦见的一位大鬼，专捉小鬼而食，自称曾应举不第，遂触阶而死的鬼魂。经这一吓，倒把唐玄宗的疟疾吓好了，因而命吴道子画了钟馗像以赐群臣。这位钟老爷只因考试不取，便触阶而死，未免太认真，或者说是太迷信考试了。你有真才实学，何必要那“学位”？至于唐玄宗因此便命大画家画其像而供奉之，也叫少见多怪！比如在历史上，因各种考试不第而自杀者多矣，虽有千百吴道子，又安能一一而画之，并一一而供奉之呢？或云，钟馗实无其人，本是一种植物，叫作终葵，可以驱鬼，后人遂谐音而创造出一个钟馗来。如此，终葵大概是专驱疫鬼的，把他放到端午节来祭奉，其目的也似在驱除病疫了。这和雄黄、艾叶可算同一作用。不过神话一经成立，自有艺术生命力，我们至今还是宁愿有个钟馗这样好判官，而不去信什么终葵了。童年时代，每到端午，我家也挂出一幅钟馗像的，不知是何人手笔，——自然不是吴道子的真迹，后来却颇怀疑是我父亲所作，但也没问过。这幅钟判官也画得可爱，应该说，他并无一般的“神”气，却极富于人味。只可惜早不知它流落何方了。后来，看到各种戏曲中的钟馗，愈觉他可爱得很！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在《钟馗嫁妹》或《李慧娘》中看到他貌似狰狞、其实妩媚的形象，他是不朽的了，但却和端午节脱离关系，未免可惜。否则，每逢端午，家家客堂里都悬上一幅我们田原同志画的《鬼敢来乎》，岂不也可美化生活？——不过中青年知识分子之家大多除外，因为他们的住房还有待落实，哪来的客堂？

拜过判官之后，便可午餐了。但我首先要去抢那被切开而涂上雄黄的咸鸭蛋来吃。这份鸭蛋，似乎是放在天井里被正午太阳晒过的，这不知所为何来。但蛋黄，自然也连带雄黄，还是好吃的。之后，坐上桌子进行家宴了。这天的菜自然较为丰富，在我们这种小康之家，有两样菜似乎必不可少：一是拌凉粉，二是炒鳝鱼。前者可能是表示暑天降临，后者呢，据我揣测，它可能是五毒之一蛇的代用品，表示征服了它吧？这种家常式的炒鳝鱼，是不及菜馆里“炒软兜”了，但加上少许韭菜，撒上胡椒粉，也还是别有风味的。这两样菜都是我喜爱之物，因此，另外还有什么大鱼大肉，都视若无睹，也就记不得了。而且，这顿饭吃得特别快，因为我急于要去看划龙船。

可是大人们并不着急。母亲和嫂子们要梳妆打扮，父亲和哥哥们也要着上新衣，而且要我也穿上长衫和马褂！这真够讨厌的了！长衫，基本是杭绸的，但上半截却是夏布，这叫作“两截围”。我的第二位老师顾大先生夏天便穿这种长衫。理由呢，是绸衫遇汗粘身，其实是节俭之道。而且外面套上黑纱马褂，也看不出两截了。我，十岁左右的孩子，也长袍马褂穿起来，确实是一副清代遗少的形象，虽然此时已没有辫子，连“马桶盖”也早革除了。这种穿着，在当时我是无力也无法反对的。因为母亲曾经一再自夸过，在光复以前最穷困的年代，她对孩子总要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即使打个补丁，也补得一眼看不出来，而何况现在？

全家男女终于出发了，出东门径奔轮船码头而去。在大闸塘稍下南岸，有好几家轮船公司，其中有招商、太古、戴生昌等等。我父亲是经常乘轮船到镇江转上海的，是老主顾，因此可以在戴生昌或招商的码头上占一席地。当然只有站着看了。要看得清而且舒服，那要雇条木船在河中看，这可是要官家或绅士财主才可以的，我们只好站稳老腿了。

龙舟竞赛，其实早就开始了。锣鼓震天，彩声四起。只见那一艘艘装有龙头龙尾的彩船上鼓手们挥舞鼓槌，大有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姿态，锣手们敲个不停，拼命让自己的船追上前者，好不热闹！而我的长衫马褂便在这时候一一脱去了。

但精彩的表演还在后头：那是凫水英雄们个人表演了。据我记忆，这种表演至少有三种：一是咬鸭蛋壳，二是追鸭子，三是水底捞月。这都是由看官们出彩头而由凫水者争夺的。

我不知鸭蛋与端午节有什么相干。中午既吃了咸鸭蛋，凫水者又要争咬鸭蛋壳，总该有个道理吧。这也有待风俗学家解答了。但争蛋壳的表演是精彩的。一只被掏空的鸭蛋壳，既轻且滑，有钱的看官们将之抛入河中，好些凫水能手便都向它凫去。但水动，蛋壳也随之漂去，因此凫水者总难追上它。即使有巧手追上，但张口一咬，它每每又溜走了。这一争夺战要持续好久，两岸上发出欢呼之后，每每又是同声叹息。当然，最后总有能人咬住蛋壳的，于是夹岸欢呼，凫水能手也得到赏赐。

追鸭子，据行家说，那是颇为残酷的。鸭子头顶用刀划破，创口上涂以水银，它疼痛难忍，放入河中便钻到水下；鸭顶见水愈加疼痛，只好再钻出水面。而凫水能手们四方追来，鸭子更拼命逃走，甚至向大闸塘上游凫去。水中健儿要溯流而上并与漩涡相搏斗，当然是精彩的表演，会获得万众喝彩的。最后，捉住逃鸭的英雄，高举他的俘虏钻出水面，自然又获得一笔赏金。

至于水底捞月，并不好看。它是由船上高官贵人们掏出一枚或几枚袁大头抛入河中，凫水英雄可以一个猛子栽到水底将它含出水面，这彩头便归他所有了。这种表演太简单，它不过让那些达官贵人显示其阔绰而已。我对此是很反感的。自然，即使是上两种表演，虽然精彩，也都沾上铜臭，如果像现在体育运动那样，由国家发给奖杯或金牌，岂不美哉？

今天，是我过第七十六个端午节了，但寂寞得很！长江大桥上下，如果有百十只龙舟在竞赛，将是如何壮观！体育项目里虽有快艇比赛，但龙舟竞渡这一群众性的水上运动不仅可以加强国民体质，也可以丰富群众文娱活动，何乐而不为呢？全中国好像只有广东以及几个少数民族还保留这一美好的风俗，以偌大一个中国来说，岂不也太寂寞了么？近年，由于农村富庶，许多民间文娱活动都恢复起来了，比如荡湖船、舞狮子、踩高跷以至舞龙灯都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过。可是龙为水中物，只让它在陆上飞舞，岂不有蛟龙失水之叹？

今天，正是我国伟大诗人屈原逝世两千二百六十二年忌辰，但还没听说有什么全国性的纪念活动。而活着的人倒有人捧场纪念，这是可悲的事！不知中国的诗人们作何感想？记得抗战期间，诗人们曾一度以端午节为诗人节。可是全国解放后，反倒无人提起了。这是因为我们的诗人都已获得解放，再用不着请屈原老先生帮忙了呢？还是觉得他老先生怀沙自沉未免消极不足为法呢？……

我不是诗人，只有咬着粽子写下这段回忆来。这段回忆在我童年生活中倒不寂寞，可是放下笔来倒感到异常的寂寞了！

1984年6月4日，端午节于南京

后记：写完上文，放了两天，想改一改。而两天报纸上和电视屏幕上倒也出现了几次有关端午节和诗人节的新闻和录像。比如浙江杭州等处、四川重庆等处都有龙舟竞赛的镜头，令人振奋，安徽铜陵和广东佛山也有关于龙舟竞赛的消息。只是佛山市的“屈原杯”全国竞赛要到9月16日才举行，未免急煞人也！诗人屈原也一再被提起，比如近日来到湖南汨罗江畔屈子祠凭吊的中外游人接踵而至云云。又据上海消息，为了欢迎国际笔会的外国作家们，上海笔会中心举行座谈会，特别标明是为了“纪念我国伟大诗人屈原”的“诗人节”云云，但中国广大诗人似乎并未参加。另外，还有一二处报告会、演讲会，也都打着端午或屈原的旗号。凡此种种，都可说慰情聊胜于无了。特再补上一笔，以免读者补充、更正。但我的寂寞并未消除，而且增加了些感慨。这就不说了。但愿明年端午节，在全国、而不是在个别地方；在群众中、也在诗人们中掀起一番盛大的纪念活动，使我这“后记”连同正文都成为废话，则幸甚幸甚了！

端午节后二日补记

（原载1984年第9期《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