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走进“边地”

凌云岚

使用“边地”这个词来界定这本散文集中作家们书写的对象，大概会引起他们中很多人的不满。刘亮程在采访中，就明确表示过不喜欢“西部”这个词。与“西部”相比，“边地”这个词更不讨喜，因为有“边地”，就意味着有“中心”，站在中心，我们才能指认出边地、边疆或边缘。

· 流动的边地

当我试图说明哪里是“边地”时，会发现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将边地理解为地理意义上的边疆的话，那么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中国疆域范畴的改变，“边地”的所指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举个简单的例子，长城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边城”，但现在，从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驱车，不过几十公里，你就可以看见它绵延起伏的城墙。如果将边地理解为由于地理位置上偏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那么这种边缘性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比如突如其来的战争，可以在短时间彻底改变一个区域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版图上的位置。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等地，不都经历了由“边陲”而“中心”的突变吗？因此在使用“边地”这个词时，我们先得承认边地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对于哪里是边地，不同的人会基于各自的生活经验、历史认知或者理论储备给出不同的答案。同时，对于边地的概念，使用者要保持警惕，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某种中心主义的误区。

虽然“边地”一词不够严谨，但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品之前，我还是只能使用它来概括这本集子中的散文所书写的对象。边地不可界“定”，但至少可以被描述，对于这部散文集而言，“边地”这一概念的使用，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边地”指向地理空间上的“边缘”，包括边境地区或靠近边境的地区。历史学家们认为中国的边疆是在秦统一中原、其重心部分形成之后确立的。在随后的历史沿革中，它不断发生变化。但总体而言，边地指国家毗邻边界线，与内地“内陆、内海”相对而言的区域。（马玉华《云南边地问题研究·序言》）这里的边地隐含着国家地理的内涵，它本身当然也是被建构和想象的一个产物。王明珂在《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指出，中国人并不完全依赖内部的文化一致性凝聚在一起，凝聚他们的最主要的力量来自对华夏边缘的维持。例如在汉代华夏边缘形成之后，汉朝的中央政权便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通婚、通商、征伐、封赏等来羁縻边疆部族和政权，以此来维系“边缘”。“边缘”存在的意义由此产生，它提醒我们何为华，何为夷，“他们”和“我们”的区别何在。换言之，有了边缘，才能确立中心。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对于边地的“认知”在不断被改变或加强。阿来在《消费社会的边疆与边疆文学》中提到，唐代的《凉州词》所写的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现在已经是中国的内地了，离甘肃省会兰州只有一两百公里，但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它还是有“关外”“异域”的属性。这一印象的形成，显然是历史长期作用的结果。在梳理何为边地散文的时候，那些写现实和历史上的边疆区域如西藏、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的散文，无疑是首批入选的对象。

其次，“边地”也指向文化空间上的边地。沈从文的名作《边城》所写的便是一个文化意义而非地理空间上的边城。《边城》中的小城位于湘西，湖南的西部，从地理位置上看，处于中国的腹部。它之所以被称为“边城”，是由于地处群山峻岭之中，与外界交通不便，加上是苗汉杂居之地，因此地方风俗文化迥异华风，自古被称为“蛮夷之地”。正是由于地方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沈从文说这里的人民“对历史毫无担负”，也就是被遗忘、排斥于主流历史和主流文化之外。正因为这种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双层隔离，湘西反而为原始、健康、未受城市文明污染的自然人性，保留了一块空间。在沈从文的文化改造思路中，边城文化也因此成为对已显病态的主流文化进行重造时的重要资源之一。文化边地的形成原因各不一样，历史、政治、经济的因素都有可能对其产生影响。2000年，凤凰的苗疆边墙被前去考察的专家组认定为南方的长城，这是明清两代为了镇抚此地的苗民而修筑起来的城墙。它的存在，更进一步地证实了文化“边城”产生过程中的复杂性。在一个看似强大统一的区域中心地带，“边地”仍然可能产生。基于此，本集中选入了一些写湖南、四川等地的散文。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均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边疆之地，但在文化意义上处于中心、主流之外；它们的被发现和被书写，点亮了文化空间中原本晦暗的区域。

最后，这里的“边地”概念中也天然包含着族群、民族层面的话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边地”和“少数民族聚居地”有着某种程度上的重叠。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但从历史上看，主体民族汉族的认同与凝聚，实有赖于对边缘与异族的认知。近代以降，在外来侵略者的刺激和“国族主义”概念的兴起的背景下，民族之间的融合成为关注焦点。从民国时期的“五族共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自治、民族大团结，都显示出“边地”和在边地生活的“异族”，在新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下的边地书写中，族群关系、族群形象的重塑、族群文化的现代化进程都成为文学表现的对象。边地和民族问题的重合，也就使得边地书写具有了另一层意义。由于边地往往处于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传统的交界之处，边地的生活景观和文化景观与内地相比，具有了某种异质性，这也使得边地书写不论对于写作者还是读者，都产生了更大的魅力。本集所收录的散文中，有相当篇幅聚焦于“民族”，不论是对民族风情习俗的呈现，还是对民族文化与民族历史深层次的寻根，均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我们在建构民族国家过程中，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想象和思考。

· 发现边地

就文学而言，发现边地，意味着边地被书写与阅读。

书写边地，首先得进入边地。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边地受关注的程度和方式不一。在唐朝那样的开明盛世，国家强大自信，建功立业的刺激使得大批文人投笔从戎，边塞诗也就自然而然地兴起，形成文学史上边地书写的一个高潮。古代中国交通不便，能够进入边地的写作者多有公事在身，除了戍边之外，常见的还有出使，最出名的当数“凿空西域”的张骞；官员的上任或贬谪，如“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的林则徐。此外出于经商、宗教、私人游历等原因，进入并书写边地的也大有人在。诗歌、游记、日记、笔记等成为边地书写中较为常见的形式。

强国盛世，边塞安定，边地被发现和书写会形成高潮，反之亦然。事实上，近代以来边疆之学的两次兴起，均与异族的入侵有关。大规模的战争同样会使边地成为被关注的焦点，甚至将边地变为“中心”。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整个中国的西南地区都因战争，从地图上的偏远边地，一变而为全国政治文化之中心。这种对国家地理空间的认知改变，早在1932年的西北开发潮中便已显现。抗日战争期间，单以滇黔而论，“公路和铁路的兴修，公私工厂的迁移，国际贸易出口的集中，更见出这两个远处西南边僻省份，地位已一改旧观而成为非常重要的省份”（沈从文《黔滇道上》）。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湘西，亦已成为“军事上后勤物资供应和兵役补充上”都占“特别重要地位”的区域。战争也为西南地区带来大量“移民”，他们被迫进入这些“边陲之地”，大规模的边地书写也就随之产生。不论是联大师生步行团在由湖南至云南旅途中的采风、日记，还是作家们在大后方四川、云南等地对西南中国的集中发现和书写，共同构成了民国文学中边地书写的最高峰。当然，这样的书写热潮，往往只是“一时之盛”，随着战争的结束，边地很快会由“中心”退回边缘。抗战结束后，李震一在《湖南的西北角》中描述胜利后的湘西是“国家在复员，湘西在复原”的场景。边地，再一次被暂时遗忘。

新中国成立之后，边地书写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构，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因此，边疆的统一安定、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风貌都成为文学重点表现的对象。单就散文而言，“十七年文学”中的边地书写显得相当丰富，从书写者的角度看，大量的“外来者”进入边地，他们的身份包括记者、文学工作者、军队中的文职干部、去往边疆工作的开发者等，游记、报告文学、各类采风文字等均成为常见的写作形式。从题材看，新的书写包括以“开发”“勘探”和“垦荒”为主题的创作，如李若冰的《在勘探的道路上》、杜鹏程的《塞上行》等；也有以军队“进藏”“进疆”为背景书写的，如宝音达来的《翻身后的两位老人》、若松的《草原七日》等。军旅文学中的边地写作传统在后来的周涛、毕淑敏等作家那里得到了延续。边地景观和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成为重点描写对象，碧野的《天山景物记》对边地自然风光的描写，储安平的《新疆新面貌》、黄钢的《拉萨早上八点钟》对边地人民新生活面貌的纪实性报道等，都引起相当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文学此时也开始受到空前重视，成为文学类别中独立的一门。这一时期的边地散文书写，从风格来说具有某种趋同性，即宏大、刚健、清新、乐观，洋溢着时代新风。文学中这种边地图景的出现，是对全新的民族政策的呼应，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但也不可避免地对边地的复杂、多元产生了一定的遮蔽。

新时期以来，边地书写随着边地的重新“开放”而再次形成热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青文学”中被回忆的边疆，“寻根文学热”中被发现的荒僻乡土，“先锋文学”中马原、扎西达娃笔下的魔幻西藏，都在再次建构我们的边地想象。散文领域，老一辈写作者们重新归来，汪曾祺、王蒙、宗璞等人，均在重新书写他们的边地记忆和印象；而周涛、韩少功等写作者从个体经验出发的边地书写，无疑引发了更多关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散文热的兴起，不论是传统的抒情散文领域，或新兴的文化散文领域，边地题材的创作都颇有成绩。特别是所谓“西部文学”“西部散文”等概念的兴起，正能说明边地书写的热度。包括刘亮程、鲍尔吉·原野、李娟等新生代作家在内的写作者，为这一时期的边地散文注入了更为新鲜的气息。

新时期边地书写的大背景中，有一些因素值得关注，也决定了新时期的边地书写和传统写作的不同。其一是消费主义的兴起对边地书写的影响。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开放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边地游成为最受欢迎的旅游消费品之一。大量消费者涌入边地，作为商品的边地不断被奇观化、异质化，无可挽回地成为被消费的对象，“香格里拉热”的制造和传播便是经典的案例之一。新时期的边地书写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挟于这股消费浪潮之中，有人随波逐流，也有人在愤怒中反思并反抗。其二是边地书写中，越来越多的作家，在试图摆脱文化中心主义的迷思，重新审视边地文化和边地历史，并通过自己的写作，尝试建立新的主体意识。他们以写作为“边地”正名，也在对边地文化和历史的独特体验中，寻找更有活力、更为丰富多元的精神传统，并以此打破文化中心的单调、禁锢和僵化。

· 边地的时间

边地书写，一般而言因写作者的身份不同，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写作视角。一类写作者以“外来者”的身份进入边地写作，一类则是生长于此或长时间生活于此的“在地”书写者。这两类书写者对于边地的感知方式和观察角度当然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体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比如能否进入“边地的时间”。

刘亮程的散文中，出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概念：“新疆时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中只有“北京时间”。我们当然知道“时差”，可这个概念往往和“国家”相关联。在《新疆时间》中，刘亮程写道：“人们一直在忽视新疆的时间。一些内地朋友，天不亮打来电话。他们那边，大半个中国的天都亮了，他不知道新疆的天还黑着，我们还有两小时的梦和睡眠。当我们在北京时间10点上班，他们已经快下班了。而他们下午上班时，我们正在午休。我们和内地的接触和联系，一直存在着时间障碍。”时间的障碍，意味着认知、交流的障碍，它的产生与空间的距离有关，但当然远远不止于此。

许多外来的写作者，进入边地只是暂时的，他们的观察和书写也只能是旁观的、片断的。他们在边地的经历，是日常生活之外的体验，当然，他们无法进入和感知边地特有的时间。这方面，在地的写作者们显然敏锐得多，因此央珍有她的“拉萨时间”，刘亮程有他的“新疆时间”，在阿来等人对边地民族历史的叙述中，实际上也包含了对于边地时间的重新建构。发现并承认、尊重边地时间的独特性，也正是重新认识边地的开始。

“边地时间”的出现，一是源于空间的距离，当历史学家注意到地理空间分布导致的发展差异时，其实已部分地揭示出了时间在不同空间中产生差异的秘密。边地由于地理上的相对边缘、自成一体等空间特性，和内地空间自然产生了“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一方面体现在现实中的“时差”的产生，一方面则体现在以“现代化”为统一标准时，边地和中心的发展差异上。其二，边地时间的出现，除了地理空间的特殊性，更重要的还源自其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的自成一脉，使得这里的居住者对于边地的时空，均有自己的认知方式和书写方式。例如马丽华在散文中，写藏历新年的各种习俗，可以想象，当藏民们在帐篷和玛尼堆上更换经幡，祈求风调雨顺时，身在内地的汉族人民可以对此一无所知。其实，又何止藏族如此，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节俗，也有他们自己对时间的感知方式。对很多人而言，边地时间和内地时间的差异，往往被“简单化”地处理为“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差别。央珍敏锐地感觉到这种处理方式的简单粗暴，她说“六十年代内地处在生活困难时期，但西藏毕竟离内地很远，跟印度的通商也没有断绝，我们在八廓街还可以看到很多物资，比如说英国的巧克力，德国的饼干、口香糖，等等”（《西藏往事——作家祝勇访谈央珍》） 。也就是说，在历史时间的某些段落中，西藏并不一定比内地落后或封闭，我们关于它偏远、落后甚至野蛮的印象，无疑是一种对边地历史的无视与误读。尊重边地的时间，是我们以平等的姿态面对边地的开始。

在边地长期生活过的写作者，和那些自始至终的在地写作者，不约而同地在他们的边地书写中，表现出对这种“平等”的追求。他们的写作，成为对边地被奇观化、边缘化、刻板化的自觉反抗。这一倾向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边地散文的书写中表现得越来越清晰。这种努力，一方面体现在对于边缘—中心关系的警惕，周涛在散文《边陲》中感慨“边陲”这个概念对于很多人来说，意味着被藐视和怜悯，其根源在于“在一个有着漫长中央集权传统的社会群体心目中，它意味着远离权力中心”。因此自觉的边缘意识，就意味着远离文化中心的自觉，意味着一种抗争。不少写作者的文字中，将被排斥于主流之外转化为自觉的“流放”，并在这种放逐中确立新的精神和文化皈依，他们的写作正呈现出这种努力的艰难和悲壮。相比之下，李娟、央珍、刘亮程等人的写作则代表了另一种反抗方式：在对边地日常生活的审美和实录中，尝试将被奇观化的边地还原。李娟的散文呈现了一个外来者融入边地生活的艰辛和乐趣，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既在边地之中，也在边地之外，因此对边地的文化与生活始终保持了相当的尊敬。在这本选集中，“旧游”和“在地”两辑，前者收录曾经在边地长时间居住，以回忆的方式描写边地的作家的作品；后者收录现在长期居住于边地，或生长于边地的作家的作品。对其中的很多写作者而言，边地已经不再是边地，而是他们曾经和现在的“家园”，是他们的“中心”所在。

在边地的外来者中，行色匆匆的过客占了绝大多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字的分量就比较轻。在建构我们的边地想象的过程中，外来者和在地者的书写，两者缺一不可。外来者的边地书写中，最常见的是记游之文，本集中的“行色”一辑，所选的大都是此类文章。与“行走”搭配得最好的文体，非散文莫属。对边地风光、边地民俗、边地文化和独特生命形态的记录，是这些行走类散文的共同主题。至于“行思”一辑，则收录了一类比较特殊的外来书写者。他们的共同身份是“学者”，这也决定了他们的边地书写具有较为浓厚的“学院”风。他们的长处或者不在文字本身，而在于借助自身的学识学养，对边地历史和现状进行独特的考察和沉思。

关于这本散文集，还有几点需要补充说明的地方。其一是出于编辑体例统一的需要，散文集中所收篇目，篇幅均需控制在五千字以内，这就导致一些有分量的作品无法入选。比如周涛曾直言自己最满意的散文作品是《伊犁秋天的札记》和《哈拉沙尔随笔》，但都因为篇幅远远超标而无法入选。祝勇在谈及当代散文发展的趋势时，认为散文发展的趋势之一便是越写越长。散文这种文体，宜短还是宜长，这里且不展开讨论。但本集中的不少作者，如阿来、熊育群等，都有大量长篇散文作品。这也使得我在选择时，不得不对一些作品“割爱”。实在无法放弃的长篇散文，只能采取节选的方式，这又势必影响到作品的完整性。其二是由于散文中的边地书写，对书写对象而言有明显的不均衡性，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相对而言作品较多，而其他区域，包括其他民族相关的优秀作品就显得单薄很多。在编选时虽然有所注意，但仍不能避免这种题材上的集中。其三是很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特别是使用民族语言的写作，无法进入编选者的阅读视野，必然会造成遗漏。这些都是编选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