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书记

姜德明

买书是件雅事，古人向来爱写藏书题跋，常常是在得书之后随手而记，讲起来多少有点得意。卖书似乎欠雅，确实不怎么好听。先不说古人，黄裳兄跟我说过，他卖过几次书，传到一个“大人物”康生的耳朵里，那人就诬他为“书贩子”，果然在“文革”开始后，有人便盯上了他的藏书，来了个彻底、干净地席卷而去，还要以此来定罪名。贤如邓拓同志，因为需用巨款为国家保存珍品而割爱过个人的藏画，亦被诬为“倒卖字画”。

我也卖过书，一共卖了三次。

头一次可以说是半卖半送，完全出于自觉自愿，并无痛苦可言。那是天津解放后不久，我要到北京投奔革命了。风气所关，当时我的思想很幼稚，衣着如西装、大衣之类与我已无缘，我就要穿上解放区的粗布衣、布底鞋了。旧物扔给了家人。最累赘的是多年积存的那些旧书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为了表示同旧我告别，我把敌伪时期的出版物一股脑儿都看成汉奸文化当废纸卖掉了。这里面有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学》，上海出版的《新影坛》《上海影坛》，还搭上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的《青青电影》《电影杂志》《联合画报》（舒宗侨编），等等。有的觉得当废纸卖可惜，如北京新民印书馆印的一套“华北新进作家集”等，其中有袁犀（即李克异）的《贝壳》《面纱》《时间》《森林的寂寞》，山丁的《丰年》，梅娘的《鱼》《蟹》，关永吉的《风网船》《牛》，雷研的《白马的骑者》《良田》等。再加上徐 的《风萧萧》和曾孟朴的《鲁男子》（这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读的一部小说），等等，凑成两捆送给我的一位堂兄，让他卖给专收旧书的，好多得几个钱。这也是尽一点兄弟间的情谊，因为那时他孩子多，生活不富裕。我匆匆地走了，到底也不知道是否对他略有小补，也许根本卖不了几个钱。

留下的很多是三十年代的文艺书刊和翻译作品，还有木刻集，包括《苏联版画集》《中国版画集》《英国版画集》《北方木刻》《法国版画集》《抗战八年木刻选集》，等等。临行时，几位同学和邻居小友来送别，我又从书堆中捡出一些书，任朋友们随便挑选自己喜爱的拿走，作个纪念。我感到一别之后，不知我将分配到天南海北，更不知何时才能再聚。可是风气已变，记得几位小友只挑去几本苏联小说，如《虹》《日日夜夜》，和西德小说《面包》之类，别的都未动。

这就是我第一次卖书、送书的情况。

到了北京，学习紧张，享受供给制待遇，也无钱买书。后来，我已做好了去大西北的准备，可分配名单却把我留在北京。几年之后，社会风气有变，人们又讲究穿料子服了，我也随风就俗，把丢在天津家中的西装、大衣捡了回来。参加“五一”游行的时候，上面号召大家要穿得花哨些，我穿上西装，打了领带，手里还举了一束鲜花，惹得同伴们着实赞美了一番。当然，也有个别开玩笑的，说我这身打扮像是工商联的。

我把存在家中的藏书全部运到了北京。

生活安定了，办公的地方距离东安市场近，我又开始逛旧书摊，甚至后悔当初在天津卖掉那批书。

第二次卖书是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

那时既讲炼钢，又讲炼人。人们的神经非常紧张，很多地方都嚷嚷着要“插红旗”“拔白旗”，而批判的对象恰恰是我平时所敬重的一些作家和学者。整风会上，也有人很严肃地指出我年纪轻，思想旧，受了三十年代文艺的影响。我一边听批评，一边心里想：“可也是，人家不看三十年代文艺书的人，不是思想单纯得多，日子过得挺快活吗？我何苦呢！”有了这点怨气和委屈，又赶上调整宿舍搬家（那时我同李希凡、蓝翎、苗地诸兄都要离开城外的北蜂窝宿舍，搬到城内来），妻子一边帮我收拾书，一边嫌我的书累人。我灵机一动，也因早有此心，马上给旧书店挂了个电话，让他们来一趟。

第二天下班回到家里，老保姆罗大娘高兴地抢着说：“书店来人了，您的书原来值这么多钱呀。瞧，留下一百元呢！”望着原来堆着书的空空的水泥地，我苦笑了一下，心里说：“老太太，您可知道我买来时花了多少钱吗？”他拉走的哪里是书？那是我的梦，我的故事，我的感情，我的汗水和泪水……罗大娘还告诉我，那旧书整整装了一平板三轮车。不过，当时搬家正需要用钱，妻子和孩子们还真的高兴了一场。我心里也在嘀咕：就这样可以把我的旧情调、旧思想一股脑儿卖掉了？我这行动是不是在拔自己的“白旗”！

这一次，我失去了解放前节衣缩食所收藏的大批新文学版本书。其中有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和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文学丛书”，包括有《四世同堂》在内的老舍先生的全集（记得当时只留下其中的两本，一是老舍先生谈创作经验的《老牛破车》，一是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现在这两本书还留在我的身边）。失去的还有几十本《良友画报》，整套的林语堂编的《论语》和《宇宙风》，还有陈学昭的《寸草心》、林庚的《北平情歌》等一批毛边书，都是我几十年后再也没有碰上过的绝版书。

那时我并不相信今后的文学只是唱民歌了，但是我确也想到读那么多旧书没有什么好处。我顶不住四面袭来的压力，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地轻松自如？有那么多旧知识，不是白白让人当话柄或作为批判的口实吗？趁早下决心甩掉身上的沉重包袱吧。

第三次卖书是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那时的风声可紧了！《林家铺子》《北国江南》《李慧娘》都成了“大毒草”，连“左联”五烈士的作品也不能随便提了。我的藏书中有不少已变成了毒草和违碍品，连妻子也为我担心。那时人人自危，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爱上了文艺这一行，真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这是自投罗网，专爱“毒草”！深夜守着枯灯，面对书橱发呆，为了妻子和孩子的幸福，也为了自己的平安，我又生了卖书的念头。这一次又让旧书店拉走了一平板三轮车书，连《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也一起拉走了。我想有两套选集足够了。第三次卖掉的书很多是前两次舍不得卖的，几乎每本书都能勾起我的一段回忆，那上面保存了我少年时代的幻想。我不忍心书店的人同我讲价钱，请妻做主，躲在五楼小屋的窗口，望着被拉走的书，心如刀割，几乎是洒泪相别。妻子推开了门，把钱放在桌上怆然相告：“比想象的要好一点，给的钱还算公道。可是，这都是你最心爱的书呢……”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懦弱的人。我在一股强风面前再一次屈服了。

不久，“文革”来了，我们全家都为第三次卖书而感到庆幸，因为拖到这时候连卖书也无门了。

风声愈来愈紧，到处在抄家烧书，而我仍然有不少存书。这真是劣根难除啊，足以证明我这个人改造不彻底。若在第三次卖书时来个一扫而光该多干脆，不就彻底舒服了吗！书啊书，几十年来，你有形无形地给我添了多少麻烦，带来多少痛苦，怎么就不能跟你一刀两断？我应该爱你呢，还是恨你！

大概人到了绝望的程度，也就什么都不怕了。这一次，我也不知道何以变得如此冷静和勇敢。我准备迎受书所带给我的任何灾难，是烧是抄，悉听尊便，一动也未动。相反地，静夜无人时，我还抽出几本心爱的旧书来随便翻翻，心凉如水，似乎忘记了外面正是一个火光冲天的疯狂世界。

然而，居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的残书保留下来了。二十年来，我再也没有卖过一本书。

今后，我还会卖书吗？不知道。

198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