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艺之始——杨家有女初长成

最初的选择，决定一生的道路

《山河袈裟》中，李修文说：“人活一世之真相，都在戏台上。”然。

戏台暗喻人生，人生演就戏事。

杨俊，一生从事黄梅戏艺术。在表演艺术上，她获得过“梅花奖”和“文华奖”，以及其他多项地方性奖项。她的人生，从安徽起步到扎根湖北，一路艰难挣扎，一路起伏跌宕。不论从戏曲史还是人生传奇来讲，都算得上是：金花笺上有芳名。

1.杨家有女初长成

当涂，坐落于安徽东部，处于长江下游东岸。

这个小城，追根溯源，源于古涂山氏国，《尚书·益稷篇》就有禹娶涂山氏女的记载。后又取地处临淮涂山之意，有了当涂之名。

当涂不是一般的县，算来已经有2200多年的置县史。历史上曾为宋代太平州，明清太平府，清代长江水师、安徽学政署所在地。当涂的自然风光、历史人文吸引着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在此停留，先后有600多位诗人在这里写下诗文。南朝谢氏家族中的谢朓，称当涂为“山水都”，这位当过官，最终还是做了文人的人，用这样三个字为当涂的胜景背书。来自唐朝的、咀英嚼华惊神泣鬼，口吐半个盛唐的、偏爱在诗酒月之间漫游的李白，7次游历当涂，写下56首绝唱，死后长眠当涂青山。还有那首“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也是北宋李之仪为当涂写下的。

小小的当涂，尽管从国、郡、府一路缩小至县级建制的地方，却是大大的文艺故乡。

当涂，以千年的风情孕育地域文化，李白的加盟又让当涂的文化带有丰沛的诗情，带有对月亮的亲近和追寻。当“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歌动白伫山，舞回天门月”“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吟哦之声。一声一声浪千叠的时候，当涂在呼唤一位代表当涂文化的现代人现世。

当涂在等，安徽在等，黄梅戏在等。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城，1963年11月，杨俊带着这样的脉动出生。

她守着青山，在青山下读书，在青山下玩耍，在青山下长大。

杨俊曾笑着说，小的时候，她感觉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她在家排行第四，在她出生之前，家里已经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哥哥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中国人自古重男轻女，哥哥在父母心里自然是重要的。大姐姐是家里第一个女孩，出生便带有父母的宠爱，小姐姐由于患有小儿麻痹症，也惹人怜爱。

因此，她的到来并未给家庭带来想象中的快乐。父母曾说过，她不是他们计划中想要的孩子，这就让她有了多余的感觉。当然，这并不是说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实际上，父母所给予她的宠爱，一分都没有少。当时的情况是由家庭条件决定的。

小杨俊刚出生时，我们国家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人们还没从这样的困窘中走出来。杨俊所经历的贫穷和饥饿，所经历的苦难的童年，都是全国普遍现象。

她的父亲是当涂县农林局的干部，哥哥和姐姐需要上学，只能随着父亲住在城里。母亲带着她和小姐姐在青山林场看林子。于是，一家人两地分居。

她从记事起，就记得和父母睡同一张床，每晚她在似睡非睡之间，听到父母所谈的话，都是该问谁借钱。他们家当时应该欠了不少债。她看的听的都是人间的不幸、生活的不易。

她温柔地说，她是代替小姐姐看世界走天下的，她身上有两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的使命。

为了让她能照顾姐姐，父母让小姐姐留级，和她同班同级，她背着小姐姐度过了童年。她记得，她小小的背上，总是有小姐姐残疾的身子，她背着小姐姐走路、上学、放牛、喂猪，仿佛她生下来的使命就是保护小姐姐。为了保护好小姐姐，她没少和欺负小姐姐的人打架。那些男孩子欺负小姐姐比欺负她更让她难受，这是不可以的，每次她都会攥紧双手，在心疼得不行的时候，伸出拳头去。为此，在学校打架，她也是出了名的。也是这样的家庭和这样的成长环境，让她养就了男孩的性格。

小姐姐杨林在她们上学的校园里，看着葱茏的树木，说，是小俊妹妹背着她上学放学。说这话时，小姐姐的神情是带点儿骄傲、怀念、怅惘的。这时候，旁边的大姐姐搂了搂小姐姐的肩。她们姐妹间的温暖是自然而然的，就温馨地“泄露”在眉目间和肢体动作上。她们原来的家，就在学校附近，出了学校的后门，穿过一条小巷子就到了。

在她的记忆里，她的父亲很刚，一点儿不柔软。中国古话讲得好，刚则易折，父亲一辈子不求人，也因此给他们留下了自尊坚强的品格。

用她的话说，刚强的父亲给他们留了一笔财富，这个财富的名字叫“自由的根”。这“根”的意思就是能去哪发展就去哪发展，只要能出人头地。父亲心里的世界很大，教会他们奔向无限的可能。后来，是父亲亲手把他们送出当涂，让他们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也因为父亲，兄妹四个都成为心里长牙的人。用小姐姐杨林的话说，他们兄妹几个都在努力经营自己，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不俗的成绩，这一点很让家乡人敬佩，这都归功于父亲。

母亲善良能干，给了他们温柔和绵善。

父母的品质在杨俊身上兼而有之：既刚也柔，既坚强亦绵善。

他们的生活质量一点儿都不高。父母工资低，有点钱还要给残疾的小姐姐和双目失明的奶奶看病，所以总是捉襟见肘。家里多一个人就要多一份口粮，因此，等杨俊到来的时候，家里情况就更紧张了。套用一句流行语，是贫穷限制了发展，是贫穷导致了童年的感受。到现在，她都没有消费观，也不爱吃零食。这样的她，一生都对小人物存着悲悯之心。小姐姐说，小俊只要看到乞丐就会给人家钱。

这样的善良本质，伴随她一生，她一生都没有丢掉她的本真。

杨俊看着家里的情况，在很小的时候就立下志愿，她要出人头地，她要改善家里的生活。

虽然，那时他们并没有过上多少好日子，却让他们全家更懂得亲情的要紧，懂得血缘的可贵。

在她看来，苦难的童年也不是一无是处，不管是母亲怀着她时，还是她长大一点跟着母亲看林子时，有一样是不缺的，那便是水果。每当有水果落下来，她们便会捡来吃，由此便养了一副水果般的好皮肤。

后来她知道，父母是宠爱她的，只是在生活重压下，没有表现出来。父亲的爱深沉，母亲的爱绵柔，伴随着她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小学那几年，她是班里的文艺队长。爱唱爱跳，学什么都是一触即通。她是学校的脸面，经常被老师带出去炫耀。成绩也不错，只有考试或者比赛，能让她找到自信和快乐。世界是公平的，此处有彼处无，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她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平衡，用智商去弥补生活的不足。而且人在哪个方面着力，哪个方面就会有成果，天道酬勤。

杨俊记得，到她小学毕业的时候，家里还有债务没还完。这样的重压，让家里人早早地寻找出路。

当年的当涂，要离开家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当兵，二是文艺。

哥哥当了兵。

当个女兵是她的第一梦想，但是当兵的要求太多，并不是有志愿便可以，尤其是女兵。当不成，就退而求其次，从事文艺。

适逢安徽省艺术学校来当涂招生，小学老师带着她去考试。当涂考完，她的各项表现都很让招生的老师满意，随后负责招生的老师们还需要看看父母的身高以确定她能长多高（这时父母才知道她要考试）。看到她的父母个子都高，招生的老师们放心了，断定她以后还会长个子。就这样她被选上了。

选上了还要到芜湖地区去会考。这次会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从千万人中挑出寥寥几十个人，难度可想而知。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是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出路。对于平民百姓，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从他们这一届开始，学费全免，还有两季练功服。对于杨俊这样的家庭来说，则不仅给家里减轻了负担，还是一个理想的去处。

不仅仅她经历的这次考试是如此，那个年代，戏曲兴盛起来，全国各地都在为戏曲培养人才，所有的艺校或戏校招生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父亲带着她到芜湖去。

可是看着别人考试，父亲却犯疑了，那么多考生，别人会唱还会动作，而他家小俊只会唱，也没学过动作，这咋办？父亲着急了。当年去考试的人里，还有一个叫张辉的男生。张辉的母亲许桂兰是郎溪县皖南花鼓戏剧团有名气的演员。一辈子不求人的父亲为了他家小俊，还是去找了张辉母亲：看看能不能为我家小俊设计一个动作啊？张辉母亲答应了。也许是这一次小小的相遇，让张辉母亲记着杨俊一辈子。那时候，张辉母亲断定，这个孩子以后一定有出息。多年后，杨俊成名了，张辉母亲依然会说，谁也没有小俊演得好啊！

考试的时候，杨俊唱的是儿歌《我是公社小社员》，还有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歌。她在这方面有天分，虽然这两首都是歌曲不是戏曲，但她考的成绩一样不差。

考完回去，又等了半年，最后险险地，她被安徽省艺校黄梅戏班录取了。

1975年，未满12岁的小杨俊从县城来到省会合肥，到安徽省艺术学校报到。

她还能记得11岁多的自己，拎着行李，从安徽当涂县的小火车站踏上未知的漫长的行旅。那个小小的火车站，是低矮的平房，门上有“当涂站”三个字，两边绿树成荫。如今的小站不禁让人想起崔健的那一首《站台》，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每一座车站都是水流中的孤岛，只能作为故事的开始，只能寻找另外的空间延续。每一个从车站走出的人，命运都会不再相同。

那个小车站，对于他们家人来说，有着特别的沧桑记忆，家人无数次地去那个小车站送自己的亲人和友人。小姐姐说，车站送别，是他们家的一道风景。

当时和小杨俊同时离开家的还有她亲爱的哥哥，这是杨俊和哥哥上演的属于她人生的第一出“双下山”（杨俊的代表作剧名）。

从离开那时起，杨俊便是孤独一人闯荡，风雨兼程。

在艺校的日子，她很快乐。

她学的行当是刀马旦，兼习小花旦。她刻苦练功：圆场，拤腰，云手，翻身，飞脚，蹲跳，拿顶，下腰，前桥，后桥，毽子，弹板，一项项，她不厌其烦地练，汗水流在训练场上。她在心里暗暗地长牙。这些功夫没有白练，这让她在日后的从艺中如虎添翼。除了做功，唱功、念白，她一样也不敢懈怠。在一年年的竹子拔节一样的成长中，她出落得有模有样。她除了自己的专业学得好，还是美术系的模特、音乐系的报幕员，等等，她像一道光，穿梭在学校的斑驳树影中。

艺校那五年，她就像果园里的叶片一样，疯狂地吸收着水分，变成自己的叶绿素，然后，向着太阳倔强地生长。她仿佛窥见了舞台上散发出来的光亮，仿佛听见了黄梅戏对她的呼唤，那是她命定要终生奋斗的地方。

冥冥中，她天生属于舞台，属于戏，属于表演。在学校，她仿佛找到了实现梦想的地方。

那么美，那么好。

美好的是她的成长，美好的是学校留给她的感觉。

五年教育，五年成长。五年岁月如天上流云，一闪即逝。最终杨俊以全班第一名的毕业成绩毫无争议地留在了省城，进入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

苦难的童年，五年的小学求学生涯，再加上五年的艺校训练，小杨俊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代，成长为《双下山》里的小尼姑一样的青春浪漫、甜美娇憨的模样。

杨家有女初长成。

2.生死轮回，几番跌宕

这一年是1980年，杨俊进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

进剧团不久，也就是在1982年，剧团要到香港演出。

杨俊他们之所以能到香港演出，是有前缘的。

20世纪50年代，黄梅戏在安徽发展了起来。不仅仅在国内流行，还通过影片和唱片传播到了香港。当然，这样的传播要归功于黄梅戏电影《天仙配》。电影让黄梅戏长出了一双翅膀，飞得更远，覆盖面更广。尤其是在港澳地区的放映，效果是空前的。那时港澳地区人人俱唱黄梅调，连著名歌星邓丽君都是唱黄梅调起家的。歌星、影星对黄梅戏的追捧更让黄梅戏家喻户晓。

到80年代初，杨俊、马兰他们一批人进入各级剧团。他们的加入，给黄梅戏补充了新鲜血液，强大的阵容，让安徽上下充满朝气和力量。这时，全国戏曲演出日益红火，黄梅戏演出更是盛况空前，各地黄梅戏剧团翻箱倒柜，把所有能恢复的剧目演了个遍，安徽全省从省到市到县有36个剧团（1981年的官方统计）在演出，就这也满足不了人们的精神需求。那时候，奔波看戏的人群成为一道风景。

有这样的氛围和铺垫，黄梅戏剧团到香港演出顺理成章。

1981年秋，在安徽省政府和文化部门支持下，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积极准备赴香港演出，意在打造黄梅戏品牌。演出的指导思想是“以著名演员为艺术指导，以中年演员为骨干，大胆起用青年演员在舞台上承担重任”。

去香港演出前夕，剧团把演出人员集中到三十里铺排戏。

杨俊看着同学们都带着练功服去排练了，她心里有说不出的不舒服。那时的她，常演的角色有《天仙配》里的三姐、《女驸马》里的小春红、《罗帕记》里的小汪锦龙，等等。凭她的机灵和才情，这些角色对于她来说，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驾轻就熟，很容易就能完成，没有得到心仪的角色，她不高兴，没有跟着去。

她在艺校时，是综合素质特别高的女孩子，是光束照着的中心人物，可是此刻，她却不复学校那样的光彩，命运的追光照的是别人。她不去排练，对同学有嫉妒心，心里难受，就去三十里铺周围的果园里待着。

有时候，只是望着果子出神。有时候躺在树下，看着阳光被树叶切割成许多细细碎碎的光影，想一些不想为外人道的心事。心里那种属于少女的不满像野兽一样叫嚣着，就要挣脱身子，挣脱被衣服包裹起来的听话和服从。说到底，这是少女时期，自己与自己的冲撞。

烦躁时，她就数果子，一个两个三个无数个，数完这棵数那棵，一直数到果园的围墙边，一直数到夕阳落下时。心里的小野兽在数果子的过程中，变得委屈，变得不解。很难过的时候，她会把双手聚拢，接住从树叶边缘流下来的雨，还有早晨的露水，流下一些因为好强而从不向外人显露的泪水。

她想问为什么。她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自己在学校时不算合群的学生，但她基本功很好，综合素质高，在艺校是高才生，是老师们手里的宝。不知谁说过，综合素质高的人去哪儿都吃不了亏，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也始终让自己保持着学习的能力。

到了剧团的她，以为自己会像在学校一样，获得大众的关注，收集众人的目光，站在台子上，她就是中心，舞台会给她存在感。

可是，没想到，剧团和学校是不同的两个世界。学校的第一名和演出的第一顺位，是不一样的排行顺序。到了剧团划分行当后，多是青衣演主角，而小花旦只演二、三路角色，她没有一样是差的，表演、基本功、悟性、模样，她都不差，可还是不能成为主角。这样的反差，让她不服又委屈。她怀疑自己，是自己业务不行了吗？她说自己行，可怎么向剧团老师证明自己行？

她不服。

不服，怎么办？

不服，也只能在果园里数果子，看天看白云，看地看青草。也在果园里想着往事。

求学时，她是班里最小的学生。练功时，她常常头晕，老师会对千里迢迢来艺校看望的妈妈说，孩子活动量大，营养不足，身体差会影响成长的。多少年后，妈妈依然心疼地说，家里最对不起的就是小俊了，那时候，全家省吃俭用也得给小俊买麦乳精。这个没想着要生下来的孩子，从出生起就是那么坚强。

她知道自己家里条件不好，从不向家里提要求，家里给买的麦乳精，她一次只敢吃一点，一桶要吃好久。

她还记得为了节约车费，偶尔还学着逃票。我们都知道，少年的荒唐都不是过错，这里有一种隐秘的快乐，那是属于少年才有的调皮和试着突破规则的尝试。

在艺校时，她酷爱练功，对于高强度的训练，从来没觉得苦。老师的教授，她很快就得要领，她还会被老师指定去给别的同学做示范。

“我是孤雁。”杨俊这样形容那个时候年少的自己。

一只孤雁，形单影只地飞翔在黄梅戏的天空下，沾湿了的翅膀，只能自己暖干，低回的鸣叫只有自己能听到，下雨了，也只能自己给自己打伞。

这些，她都不能给家里讲，因为离开家的那一天，爸爸就说过，以后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

果园里阳光婆娑的树影，接纳了杨俊的痛苦和不甘，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她进行了治疗。

任何事都不会一成不变，人生亦然。有高山就有低谷，有沙漠就有草原，转机还是在杨俊低迷的叹息中来到了。

就在黄梅戏风靡港澳地区的氛围中，著名导演李翰祥不断地拍摄黄梅戏或黄梅调影片，先是黄梅调《红楼梦》，后又一口气拍了《玉堂春》《凤还巢》《红娘》《杨乃武与小白菜》四部黄梅调的影片，还有《貂蝉》《梁山伯与祝英台》等。1957年，他曾在香港看过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石挥导演的那一版电影《天仙配》，他觉得严凤英的扮相一点儿都不漂亮，但由于演技优异、表演细腻，越看越爱看，越看越觉得美过天仙。他对黄梅戏是熟悉的，或者说，他对黄梅戏、黄梅调或者对中华戏曲是热爱的。

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正式赴香港演出时，杨俊还是那三个剧目三个小角色：《天仙配》里的三姐，《女驸马》里的小春红，《罗帕记》里的小汪锦龙。

他们到达香港的第一场演出就是《女驸马》，杨俊饰演小春红。杨俊和平时一样地演。但这次，奇迹发生了。

那天，李翰祥于晚上七点零九分到达新光剧场，当时由香港演出团团长侯甸和安徽省文化局副局长余耘作陪。后来，李翰祥在他的长篇回忆录《三十年细说从头》里说到了这件事：

《女驸马》的舞台布景，设计得不错……前景的几条柱子不变，而将衬景略一移动，道具稍一更改就可以客厅变花园，洞房变金殿，还真是颇具巧思。饰演女驸马冯素珍的是19岁的马兰，由于年纪轻，当然扮相也就比严凤英秀丽得多。幕启之后的几句合唱，真是清脆悦耳。马兰在歌声中背影慢慢转正之后，紧接幕后的合唱，唱了几句闺怨，是叙事体的平词，乍听起来还真有些严凤英的味道。第二个出场的是扮演丫鬟春红的杨俊，据说只有16岁，扮相的甜美俊秀真像她的名字一样，加上口齿伶俐，动作活泼，一上场就把观众的视线全勾到她身上。倒也不是她故意抢戏，而是由于她特别打眼，既俏皮又调皮的缘故。

俏皮又调皮的杨俊吸引了李翰祥的目光。

戏散场后，杨俊正在后台卸妆，听到后台忽然像炸了锅一样，说是大导演李翰祥来后台了。她没有在意，她认为人家即使来后台，也是来找主角的，跟她没关系。

然后听到有人说：“杨俊，有人找。”

正在疑惑间，就听到有人问：“春红在哪？小春红在哪？”

杨俊低头嘀咕：“春红，春红不就是我吗？”

这时李翰祥已经走进了化妆间。“谁是春红？”

杨俊抬起头，羞涩地说：“我就是。”

李翰祥走到杨俊面前，一把将杨俊抱在怀里。在场的人都有点蒙，杨俊更是吓着了，浑身哆嗦。李翰祥看到杨俊的反应，知道自己把她吓着了，就轻轻地拍了拍杨俊的肩膀，对大家说：“我是李翰祥。”

哇，李翰祥，电影大导演，大家都知道的人物。杨俊也在心里默默地感叹，继而就睁着明亮的眼睛，忐忑也渴望地望着这位黑乎乎的高高的大导演。

李翰祥看着俏皮的杨俊，轻轻地问：“你想拍电影吗？”

“想啊。”杨俊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好，过两天你就跟我去北京。”

“去北京？去北京干什么？”杨俊心里的疑惑摆在脸上，愣愣地问。

“拍电影啊。”李翰祥笑着耐心地回答。

团里的人都把羡慕的目光投向了杨俊。杨俊羞涩地低下了头。她的内心并不像外表那么平静，心里反复回响着声音：“你们老说我不行，只能跑龙套，看看，我能行吧？黄梅戏剧团甚至整个安徽省，我是第一个拍电影的人！”内心曾经有多失落，此刻就有多骄傲。

随后，李翰祥带着她和黄新德周游香港。杨俊在香港获得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她觉得香港那么美。

那次香港演出后，《文汇报》《大公报》等媒体纷纷赞扬，说他们安徽黄梅戏剧团是老演员“宝刀不老”，中年演员“造诣颇深”，青年演员“唱做俱佳”，黄梅戏“后继有人”。

杨俊他们这一批崭露头角的新人迅速在这样的大型演出中，成熟起来。“五朵金花”的赞誉横空出世，花香遍中国。

马兰、吴琼、袁玫、吴亚玲，还有杨俊，日后在戏曲界赫赫有名，如雷贯耳，摇曳生香。这是黄梅戏历史上，继严凤英之后出现的又一次高峰。人们把这段时期称为新时期黄梅戏的第二次高潮。

五个人，五个锋芒毕露的性格，日后上演出许多故事，让众多戏迷津津乐道，让多少媒体以挖到她们的故事为荣。

但这次演出，对杨俊的意义又是不一样的。她顶着“五朵金花”之一的赞誉，收获了李翰祥的青睐，她仿佛看见的都是鲜花，但命运总是这样啊，万里晴空总避不及阴云密布。

从香港回来，她应广州电视台导演刘炽之邀，出演了电视连续剧《飘然太白》中的杨玉环。之所以选中她，除了她的演技，竟是因为她能全篇一字不落地背诵《长恨歌》，而且就丰腴的形象和气质来说，都适合演杨贵妃。当时饰演杨贵妃，还是为那个时候很著名的石维坚配戏。石维坚主演的《天云山传奇》，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杨俊很高兴。为此，她又不顾形象去增肥，每天可劲吃，吃到吐，吐了再吃，增重几十斤之后，去和“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贵妃相遇。她研究剧本，她看史书，她去琢磨剧中人物。在创造角色这件事上，她一直是认真的，创作和舞台是她神圣的信仰。

李翰祥兑现承诺，带着19岁的少女杨俊到达北京，准备让她在《垂帘听政》里饰演丽妃。这部电影是中央主管部门1979年就批准拍摄的，期间多番变化，一直到1982年才开拍。李翰祥为此做了充足的准备。剧组大腕云集，有刘晓庆、梁家辉等。

当时，刘晓庆、梁家辉、陈烨，还有杨俊，他们几个人的形象由此登上了《世界画报》的封面，整个安徽都轰动了。

对于这一切，杨俊兴奋得飘飘然。

一个不到19岁的少女，哪里经历过这些啊。当时的她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同时对即将到来的情况也毫无准备。

李翰祥看了杨俊饰演的丽妃样片之后，有点失望，这不是他想象中的丽妃，丽妃应该是清瘦的，飘飘欲仙的，杨俊有点胖。不用说导演失望，杨俊自己看到样片中的自己，都无地自容，本来就胖，从宽银幕里映出来，更胖。这一点，从事过影视工作的人都有体会，本来人被拍进镜头后，就会显得胖，显得脸宽，有的人看起来好看，却不适宜上镜头，有的人平时看起来不好看，却很适宜上镜头。李翰祥不死心，那是他亲自挑选的演员，那是他看到的活泼娇俏的小春红，如果就此不用，实在不甘。李翰祥就让杨俊再试其他角色，拍出来一看，还是胖。李翰祥不断地摇头，叹息：太可惜了。

李翰祥始终没有对制片部门说杨俊不行。但杨俊还是从其他渠道得知丽妃的角色换了别人，真是满腔热情瞬间成灰，无地自容啊！

杨俊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东四宾馆的，躺在宾馆的床上，泪水携带着委屈和屈辱，往外奔流。

天堂到地狱，只是一步之遥。真的只是从早上到晚上，从镜头到生活的那一步之遥。梦想、理想在一扭身之间，就成了果园里被蒸发的雾气。她不敢出门，也不想见任何人，她就在宾馆的床上，眼看着太阳升起又落下，月亮出门又回家。时间这会儿是箭是刺是刀是每一件武器，扎在心上。

这个遭遇磨去了她所有棱角，她的精神瞬间就垮了。

那么小那么小的一个女孩子，当多数孩子还在享受父母的疼爱，享受家庭的温暖之时，她却已经遭受人生重大抉择。

有一天，她去了颐和园，坐在昆明湖边，面对着柔柳碧波，她的痛从湖底下涌上来：我该怎么办啊？留在北京吧，没有亲朋好友，没有背景关系。回合肥吧，当初那么兴冲冲地离开团里，此时这样回去，别人若问起来，怎么说？什么样的说法都能猜到。

一试镜就被淘汰了，丢人现眼啊！

电影明星回来了，什么时候可以看你演的电影啊？

你们不知道吧，原来她被淘汰了才回来的。

哼，你不是离开团里了吗？连小春红也不让你演了。

人们可能会说出的这些话，像风一样，从杨俊的两耳吹进去。杨俊的脑袋像针扎一样地疼，她捂着脑袋低下头。

人言的可畏，可以打垮一个人，甚至杀掉一个人。

杨俊钻在自己的灰色情绪里，看着湖面想跳下去。在她的老家当涂，诗人李白就在采石矶边投身大江，捉月而去，挥去滚滚红尘的风云变幻，沐浴着千秋万代的无限荣光。就在她脚下这昆明湖边，也站过学者王国维的身影，王国维是为那可预知的变局而殉身。

可她不是李白，不是王国维。

站在湖边的那一刻，所有的过往都像过电影一样，一卷卷胶片迅疾地掠过。她想起那刚硬不折的父亲，想起柔软慈祥的母亲，想起给自己做了红棉袄送自己上学的大姐姐，想起无话不谈又爱又敬的哥哥，想起在自己背上度过几个春秋的小姐姐。如果她走了，谁来替她孝敬父母？谁来偿还大姐姐的爱？谁来代替小姐姐走天下看世界？想啊想，她犹豫了。那许多的爱都还没来得及付出，许多的孝还没有去尽。她不能走。

看着湖水中的倒影，看着自己映在湖水里的并不清晰的脸庞，看着周围走过的年轻男女，她的求生欲上来了。只要内心选择生，就会有一重一重的婉转。一个小念头在这个思维的空隙间跑出来。她在想，李翰祥导演否定的只是我上镜的形象，那他当初把我从众人中挑出来，不是因为我有演技吗？演戏不是要看重演技吗？可傍身的主要成分并没有丢失啊。胖，我可以减肥，这是可以轻易达成的目标啊！想通了，杨俊就在泪水中笑了。

她决定：我不回合肥，我只要瘦了，我就有机会。又是从地狱一步到天堂。这一步，不是外界给予的，而是小杨俊自己走过来的，她用不符合自己年龄的成熟和坚强，踏过了这一步。

她给自己在风雨里打伞。

杨俊家里，有许多她的照片，一帧帧的，从小到大，可以看到她的成长。杨俊妈妈说，他们知道这段经历，那时候担心极了，生怕她想不开，但又不敢问。说着说着，妈妈就哭了。

煎熬、等待、苦楚、失望、难过、悲伤，她经历了所有的情绪转折，但她又不想或不能、不愿放弃，她不甘心啊，于是她选择留在北京，寻求拓展的机会。

天无绝人之路，终于在9个月后，她等来了《西游记》剧组的召唤。

杨洁导演看过她的戏，就是赴港前在北京的演出，那时候她的三个剧目都看过。杨洁导演说过，这个演员，一定要用一次，于是就选中了她来演白骨精幻化的村姑。她喜欢《西游记》这个大家庭，这里有许多戏曲演员，如师徒四人中的六小龄童、马德华，还有杨春霞、左大玢、赵丽蓉、高玉倩等。杨洁导演是有慧眼的，选角色一定是演员与角色精神上的贴近，所以，时隔多少年，这一版的《西游记》都让人百看不厌。杨洁导演把戏曲演员用了个遍，杨俊觉得这里像自己的家。她终于找到了重生的感觉，她的希望她的梦想都在“白骨精”身上重生。后来，白骨精被现代人赋予新的意义：白领、骨干、精英，这也成为杨俊的人生写照。

她终生都感激杨洁导演。2017年4月，杨洁导演离世后，她在朋友圈写下这样的话：在我事业最低谷，是她把我从尘埃中拉了起来，让我找到了自信，没有丢掉自己。祈愿杨洁导演一路走好。

是这一版每年都会播出的经典电视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杨俊。远比她演黄梅戏更出名。

是这一版的电视剧，留住了当初的影像，我们看到那个村姑，看到喜悦的、狠厉的、调皮的、勾引的各种眼神，我们就知道她多么会演戏。

也是这一版的电视剧，为她带来了更加广阔的机遇，她找到了另一片天空。

后来，她开始减肥，一直瘦到今天。

那一年，《红楼梦》剧组也选中了她饰演平儿一角，只是因为她和袁玫只能有一个人离开团里，那时袁玫去了，她又错失了一个机会。

她总结这一段，认为这一段经历对于她极其重要，上过高山，跌落过低谷，这样的飞升或降落，磨砺了她也锻造了她。她感激每一个让她成长的人。而成长的过程就是要经历阵痛的。

她真诚地说，有这样的磨砺，要承认是自己没准备好，虽然有了影视经历，自己对表演还是储备不够的，只是模仿，而未成为自己，还在偶然王国里打转，未找到自己艺术的必然王国。

她说，人真的不能怼天怼地，只应该怼自己，但凡不如意，一定是自己没有准备好，而许多事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

这几年光阴，和《天仙配》一样，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忽然甜蜜，忽然冷酷，忽然晴空万里，忽然雷霆闪电，聚也有，散也有，真是在仙凡之间历练。

有痛苦也是好的，证明我们活着。

电视剧之后，漂泊的杨俊渐渐地又找回了自信。

那个年代的人还是很看重自己的金饭碗的，没有戏拍的日子，也不能天天在外漂着。总是得回去，尽管，心已野，也得遵从规则，回到自己的单位去，做一个公家人。即使痛苦，也得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定势，那时还不能想象，到了今天，公职已不是唯一的选择，人们可以有无数个人生走向。

回单位的日子还是一如既往，演演小角色，跑跑龙套。但此刻的杨俊，已不是躺在果园数果子的杨俊，她内心里的小野兽已经被《西游记》牵跑了，《西游记》就是降妖伏魔的。她经过那种天上地下的穿梭和折磨，内心已变得强大很多。

她相信，配角也有光彩，命运之神随时都会扑扇着翅膀飞过来。

在等待的日子里，回忆过往，她清楚地知道，几个电影电视剧的导演都是看了她的表演才决定和她合作的，一年之中，她迎来了这么多次机会，正是因为舞台。悟到这里，就像阴暗天空那一瞬间的闪电，“哗”的一下照亮了她的身心内外，她感知了从里到外的通透，她明白，她的根还是舞台。

这个时候，她非常清晰而准确地探知自己的根在哪里。

其实，人生每一步路都不白费，杨俊因为影视经历，等来了自己的《孟姜女》。

20世纪80年代，把戏曲搬进电影，是时尚，几乎所有的好戏都拍成了电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要拍《孟姜女》，导演在安徽选演员，选中了杨俊。外形、气质、精神、表演经验、与角色的贴合度，杨俊都是合适的。

为什么会选中她呢？很多人都会问。《戏苑百家》里，白燕升代替观众问出这个问题。

那时导演去团里选演员，大家都是要做小品的，杨俊不。她不想参与这样的竞争，她愿意选择孤独，也因为她已经有从事影视的经验，她内心的小骄傲就冒头了，你们愿意用就用，不愿意用便不用。杨俊说自己那时候还是有点盲目自信。导演说她，你不做小品，怎么能证明你能行呢？她说，我就是行，我有笔记，我把所有的表演心得都写进笔记了，你可以看笔记。

最后，虽有波折，还是选定了她。

可是一试唱，导演有点不满意，想让她的同学吴琼配唱，杨俊也认为这样很好。吴琼是舞台剧《孟姜女》的主演，一向又以唱功见长，导演的要求合乎情理，那时候拍出的戏曲电影经常有甲演乙唱的情况。但这样的合作对杨俊和吴琼来说，却是挑战，她们有自己的标准和艺术追求，她们也看重彼此的友谊。

吴琼支持杨俊自己唱，吴琼找出自己舞台剧里的录音带全部给了杨俊。后来，吴琼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自传里，吴琼说：“我觉得这次要咸鱼翻身了呢，谁知道还不是。杨俊来找我，我不配唱，但我支持杨俊自己唱，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我们的友谊经受住了考验，我们依然是好朋友。”

那一刻，杨俊想起了她们的过往。她们同时到安徽省艺术学校求学，她们在宿舍里住上下铺。小小的她，和住在上铺的小小的吴琼，用现在的话就是“相爱相杀”。她们有过快乐，把平时攒起来的钱凑在一起，去吃她们向往已久的小笼包，那个时候的小笼包，不仅仅有香味，还有她们一筷子一筷子地夹起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咽下去，又相互对视着吃的那种满足和开心。她们也闹过矛盾，杨俊不让吴琼踩她的下铺下来，总觉得自己铺好的床被不能被踩坏，两个人免不了争执。其实，争执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多年过去，想都想不起来了，可那时年少，就是互不相让。她们在成绩上飙劲，互不服输。就连在练功这一事上，都要拧着劲，谁要是去练功不喊对方，对方绝对会埋怨，她们都怕对方超过自己。杨俊总是给上铺的吴琼写字条，说她的不满，说她的生气。杨俊说，这也因此养成了她用字条和人交流的习惯。她们的相爱相杀，结果就是以并列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双双进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

那时候的时光，想来多么美啊，多么让人留恋啊。怀揣着这种感动，不擅表达的杨俊暗暗地记下这样的友谊，如果有机会，一定以友谊相还。两个个性如此之强的人，竟也一直维持着友谊，并把对黄梅戏的热爱坚持到最后，真是难得。

人是需要朋友，也需要对手的，不然，江湖多么寂寞。

多年后，杨俊参加《伶人王中王》的比赛，吴琼知道后，赶到现场去声援，节目里讲到了这个细节，大家都被这样的故事温暖着。人世间，同性的爱，也是必需的和美好的，犹如一道光亮，能照亮彼此，也照亮周围的世界。

吴琼支持杨俊自己唱，杨俊自己行不行呢？

《孟姜女》的作曲时白林[1]给了杨俊27天去练唱。

机会来了，但是怎么下手，杨俊还在踌躇中。

这时，时应远[2]说：“把杨俊交给我，给我二十天，我让她唱好。”众人不相信，为这两人捏了一把汗。

时应远对其他人说：“杨俊不是唱不好，是因为脱离舞台的时间太久了，近几年都搞影视去了，嗓子生涩，不灵动，当然唱得不好听，我们都知道应该曲不离口，你问杨俊这两年她练过唱没有？”

时应远老师说出了问题的实质，这也是杨俊必须面临的对自己的拷问和挑战，作为戏曲演员，要回归舞台，唱念做打，唱排第一，必须拿下“唱”这个关键才能不负众望。

已经两年没开口唱的杨俊，虚心地静心地接受时应远老师对她的调教，她在心里发狠，起早贪黑地练唱，不要命地练唱。二十多天后，杨俊一开口，导演和作曲时白林相视一笑，频频点头。导演满意了，时白林满意了，当下决定，《孟姜女》电影就由杨俊演，杨俊唱。

杨俊做到了，自己演，自己唱，做了一回自己人生的大主角。由此，杨俊感激时应远老师，那是自己声腔上的引领者。杨俊也感激时白林老师慧眼给了她机会。

几十年后，杨俊在朋友圈写下这样的话：当年如果不是时白林老师首肯让我唱他的黄梅戏《孟姜女》，我现在在哪，还干没干这行都不知道呢，感恩时老对我的培养，感谢那一口人参水对我的救治。

一口人参水是咋回事？

关于这个问题，杨俊说，当时她演唱晕倒了，之所以这样，是来自于压力，来自多日来没日没夜地练唱，在录音棚录到最关键的《哭城》一段时，这个自有黄梅戏以来少见的难度极大（两个高八度）的唱段，唱了一遍又一遍，那时候录音不是分轨，是同步录音，需要全体人员配合，有一点点差错就得从头来（不论是谁的差错，都得全体从头来），一遍遍地练唱，尤其是唱到《哭城》那一段时，唱着唱着，终于体力不支，唱晕了过去。大家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办，是时白林老师拿出了珍藏的人参，泡水灌给她，才让她缓过来。

我们在她从艺四十周年庆典时，听到了她很美的唱腔，可哪知道她曾经为此付出的是怎样的艰辛！

命运也是看人去锻造时运的，你强势，拿命去换，它就会示弱，所以命运是一道哲学命题，只有强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孟姜女》电影拍成后在全国播放，深受观众喜爱。影片曾经送到新加坡参加影展，也获好评。杨俊凭借这个电影锋芒初露，声名远播，从此奠定了她在黄梅戏中的艺术地位。

杨俊说，《孟姜女》是一部“招魂”的戏，她不仅仅是自信回来了，她的奋斗、她的信念、她的爱，都回来了。那个曾经活着没有戏演就像“死去”的人真正地活了，心魂都活了，她漂泊的心不再漂泊，她未曾落地的脚真正落地了。那些日子，她感觉到，这辈子能碰到《孟姜女》，真不枉人世走了这么一遭。

在此之前，她的人生伸出多个枝杈，却在《孟姜女》这里归为一点。《孟姜女》就相当于杨俊人生的里程碑。

通过这部戏，她奠定了自己的表演风格，那就是美和真情。

如果说，艺校的五年，是黄梅戏滋养了她，她所经历的苦难都是为黄梅戏准备的，这部电影就是安顿她灵魂的，她被“招魂”，回归黄梅戏。

最初的选择决定了一生的道路。而更大的转折，还在后面。

注释

[1]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的作曲之一，在黄梅戏音乐的风格建立和规范化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2]安徽省黄梅戏剧团著名的二胡演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