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医眼科学发展史简况

中医眼科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它积淀了我国人民几千年来与眼病做斗争的丰富经验，是历代医家尤其是眼科医家的智慧结晶，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及整个中医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其发展进程可大致划分为以下5个时期。

一、萌芽时期（南北朝以前）

在我国南北朝以前，尚没有系统的眼科学专著，但随着人们对眼及眼病认识的深入，眼科的构建已初见端倪，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早期非医学史料中已有散在眼及眼病的记述

最早记载眼及眼病的文字资料可追溯到前14世纪～前13世纪的殷代武丁时代，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载有“贞王弗疾目”“大目不丧明”等，可见当时已将“眼”这一视觉器官称为“目”，眼发生病变称为“疾目”，眼病造成的视力丧失称为“丧明”。西周时代对眼病的认识已有了进步，如《诗经·灵台》载有“矇瞍奏公”，据《毛传》注释：“有眸子而无见曰矇，无眸子曰瞍。”即视力已丧失，根据眼球中的瞳孔完好与否区分为两类。春秋战国以后，有关眼及眼病的记载日益增多，如《韩非子·解老篇》对“盲”下的定义：“目不能决黑白之色，谓之盲。”《荀子·非相篇》谓“尧舜参眸子”，《史记·项羽本纪》亦有“项羽亦重瞳子”之说，这是世界上对瞳孔异常最早的描述之一。《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目不识五色之章为眛”之句，是世界上有关色盲的最早概念。《山海经》记有“眴目”“眯”“瞢”等眼的病证名，以及7种治疗眼病的药物，如《西山经》谓：“植楮……食之不眯。”《墨子·贵义篇》有“今有药于此，食之则耳加聪，目加明”的记述，显示当时已有作用于眼的内服药。《淮南子》中记载用梣木（秦皮）治疗眼病，还载有“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表明当时已有治疗眼病的灼烙术。《晋书》亦载有手术治疗眼病的方法，谓：“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庄子·外物篇》载有“眦可休老”，提出了按摩眼眦周围对眼有保健防衰之功。值得一提的是，前4世纪的扁鹊已成为最早的五官科医生，正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称：“扁鹊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遂为耳目痹医。”

（二）秦汉医学著作为建立中医眼科学做了先期准备

大约成书于战国末期的《黄帝内经》，集先秦医学之大成，奠定了临床各科的发展基础，眼科的许多基本理论亦源于此。秦汉时期有《神农本草经》，书中载有可用于防治眼病的药物达80余味。东汉末年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该书有关通过眼症与全身脉证合参辨证论治疾病的原则，为后世眼科的整体辨治起到了示范效应。晋代王叔和著的《脉经》一书，已提及眼病的鉴别诊断，同时有专节论述眼病脉象。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总结了先秦两汉的针灸学成就，其中有30余穴在主治中提到了眼病，以头面部穴位居多。此外，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陶弘景的《肘后百一方》等，亦分别载有医治眼病的针灸穴位与方药。

（三）重要文献简介

1.《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托名黄帝所著，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它集先秦医学之大成，不仅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学术特点，亦奠定了临床各科发展的基础。中医眼科学的五轮、八廓、内外障学说及脏腑辨证等许多基本理论都源于《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中有关眼科方面的论述有238条之多。其中《素问》116条，《灵枢》122条，可归纳为生理、病理、诊断及治疗四个部分。该书从整体观念出发，用大量的经文阐述了眼是机体的一部分，与脏腑经络有密切关系，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不断上输于目，脏腑经络有病又可外显于目。同时，它首次明确指出了眼部的主要解剖结构名称，对眼的生理功能也做了精辟的论述，涉及眼部疾病计40余种；对眼病病因的论述，涉及内因、外因和医源性致病等多个方面；对眼病的诊断，从病位、病性等方面进行阐述；对眼病的治疗，涉及较多的针灸和少量药物的记载。

2.《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所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大约成书于秦汉时期，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秦汉以前，甚至远古的药学成就。全书3卷，收集药物365味，其中明目或治疗眼病的药物80余味。如决明子，主青盲、目淫肤、赤白膜、眼赤痛、泪出；白芷，主侵目泣出；秦皮，主目中青翳白膜；伏翼（夜明砂），主目瞑、夜视有精光等。经长期临床实践表明，书中所载大多数药物的功效比较正确，至今仍为眼科所常用，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眼科药物治疗已达到较高水平。

3.《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张仲景博采东汉以前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精华，并结合自己临床经验撰集而成。该书以六经论伤寒及以脏腑论杂病，首创了理、法、方、药和辨证论治的原则，对临床各科均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虽然该书主要阐述全身性疾病，但涉及眼部病证有关条文20余条，列眼部病证20余种。其中所载“狐惑”一病，主要表现为目赤如鸩眼、阴部及口腔溃疡，并提出清热、解毒、除湿的治法，至今仍为眼科治疗该病的常用方法之一。书中所列诸多方剂，如麻黄汤、五苓散、小柴胡汤、承气汤、白虎汤、苓桂术甘汤、炙甘草汤、泻心汤等至今仍为眼科广泛应用。仲景所创的六经辨证，对后世中医眼科应用全身辨证和经方治疗眼病影响深远。如近代著名中医眼科专家陈达夫教授，通过多年潜心研究和临床探索，将仲景六经辨证大法与眼科传统的局部辨证及全身辨证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独具一格的中医眼科六经辨证理论体系。

二、奠基时期（隋代～唐代）

隋唐时期，中医眼科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其发展的重要标志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医学分科教育为中医眼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唐初武德年间，设置了负责医疗保健和管辖医学教育的太医署。太医署设九科，眼病、耳病与口齿病一并从原所依附的内、外科分出，组成耳目口齿科，这是中医眼科朝着专科方向发展的重要一步。

（二）眼科专著问世为中医眼科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隋书·经籍志》载有《陶氏疗目方》和甘浚之的《疗耳目方》，可谓我国最早的眼科方书，惜已散佚。《外台秘要》转载的《天竺经论眼》，以及《通志·艺文略》记载的《龙树眼论》和《刘皓眼论准的歌》，均为我国早期的眼科专书。其中《龙树眼论》目前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眼科专著，《刘皓眼论准的歌》则是在《龙树眼论》的影响下著成，眼科著名的五轮学说、内外障学说均源自该书，对后世中医眼科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三）重要医籍中的眼科论述为中医眼科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重要医籍的记载说明对眼病的认识与研究均取得了较大进展。如隋代巢元方等人所著的《诸病源候论》有“目病诸候”一卷，载有眼病38候，加上与全身病相关的眼症，共计收入眼病50余种，对后世眼科病证学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唐初孙思邈撰集《备急千金要方》，书中载有眼病十九因，为后世眼科病因病机学说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晚唐王焘编撰的《外台秘要·卷第二十一》中有专篇论述眼科，认为眼产生辨色视物之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黑白分明，肝管无滞”，即眼的组织结构须正常；二是“外托三光”，即须有光线照明；三是“内因神识”，即须大脑的整合，这种见解与现代眼科的认识十分相似。书中有我国关于针拨白内障的最早记载。

此外，唐代已能配制义眼。据《太平御览》记载：“唐崔嘏失一目，以珠代之。”《吴越备史》亦载，唐立武选，周宝参选时“为铁钩摘一目”，用“木睛以代之”，并称此木睛“视之如真睛”。可见我国为世界上配制义眼最早的国家，并且已达到一定水准。

（四）重要文献简介

1.《诸病源候论》

《诸病源候论》为隋代巢元方等人所撰（610年），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病因病理专书。全书分67门，列证候1720条。该书卷二十八目为目病诸候，载列目病38候。此外，在风病、虚劳病、解散病、伤寒病、时气病、温病、妇人病、小儿病等诸候中记载与目病有关的证候18候，共计56候。在眼的解剖方面，该书首次使用了睑、眉、睫毛、缘等解剖名称；在眼病的病因病机方面，该书强调目病之因以风热为先，脏腑失和可致目病，但以肝脏病机为主；在眼病的病名方面，该书收载了不少新的眼病病名，如针眼、蜡目、雀目、目偏视、目珠管、伤寒毒攻眼、时气毒攻眼、热病毒攻眼、温病毒攻眼等。该书对许多眼病的病证描述形象而具体，其中有些病证是最早的记载。如《诸病源候论·目病诸候》中雀目候谓：“人有昼而睛明，至瞑则不见物，世谓之雀目。言其如鸟雀，瞑便无所见也。”这种入暮则视物不清的夜盲症描述，在欧洲到17世纪才有记载。又如目肥候，其症为“白睛上生点注，或如浮萍，或如榆荚。有如胡粉色者，有作青黑色者，似羹上脂，致令目暗，世呼为肥目”。可见该书对内障和外障眼病均有了较系统的认识。

2.《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为唐代孙思邈著，成书于7世纪中叶，共30卷。该书虽名为方书，但内容却十分丰富，较系统地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其卷六和卷三十集中记载了眼科方面的资料。《千金翼方》是孙氏为补充《千金要方》所撰，亦分为30卷，眼科中药资料收载于该书卷一之中。

《千金要方》首次对眼病的病因进行了总结，明确提出了易致眼病的19种因素，为后世中医眼科病因病机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眼部病证的记载较多，达百余个，其中首次记载了老人目昏；对眼病的治疗，主张内治与外治并重，其中对外治用药方面的记载尤为详细，介绍内服和外用药方共81首，首先提出羊肝治疗雀目的方法，书中载有点、熏、洗、渍、熨、敷等外治法，并首次记载了赤白膜（胬肉攀睛）的割除手术。书中还记载了较系统的眼科针灸资料，如卷六载有28种眼病及卷三十载有34种眼病证候的针灸处方，大大超过了以前各书。所以，《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对后世眼科影响很大。

3.《外台秘要》

《外台秘要》为晚唐时期王焘所编（752年），是汇集唐代及其以前的数十种医学著作分类选编而成。全书共40卷，卷二十一集中收载眼科资料。该书作者首次采用证候分类法，将眼病分为19类，对各类眼病，简述证候，并有治疗处方，这种分类法为后世许多眼科著作所采用。该书卷二十一首先记载了印度医学理论《天竺经论眼》，谓眼为六神之主，身由地、水、火、风四大原质所成。在眼的解剖生理方面，认为眼乃轻膜裹水，外膜白睛重数有三，而黑睛水膜只有一重；对眼的生理功能也有新的见解。在眼病的病机方面，提出了绿翳青盲之类的眼病为“皆从内肝管缺眼孔不通所致”的独特见解。在眼病鉴别诊断方面也有较大提高，如强调绿翳青盲（类似于西医学的青光眼）须与脑流青盲（类似于西医学的白内障）相鉴别。在眼病的治疗方面，以内治法为主，针灸治疗则只用灸法而未采用针法，并提出脑流青盲（晶珠变混的内障眼病）的治疗“宜用金蓖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这是我国首次提到“金蓖决”治法的医著。此外，该书还辑录了晋唐间医书中有关诊治眼病的大量资料，收载了150余首眼科方剂，并且将其按19类眼病进行了分类。因此，该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4.《龙树眼论》

《龙树眼论》是我国著名的眼科专著。因原书已散佚，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均不详。但在北宋《崇文总目》（1034～1042年）中首次记载了此书，后见于南宋初叶郑樵所著《通志》（1161年），可见唐代确有此书。再从唐代白居易（772～846年）“案上谩铺龙树论，盒中虚撚决明丸”及元稹（779～831年）“复有比丘溢，早传龙树方”的诗句来看，说明《龙树眼论》一书在唐代较为盛行，故推测此书应为唐代或唐代以前的著作。至明代金礼蒙编著的《医方类聚》中则将其改名为《龙树菩萨眼论》，后世所见者即是从《医方类聚》中辑出之本。

据该书体裁格式，大体可分为总论与各论两部分。总论有“眼疾因起，谬误失理，应伏宜治，㭊理诫约”四节，各论三十节。总论所述病因病机与《诸病源候论》相似，多主张风热为病；对有关医德方面的见解，与《外台秘要》所载略同。各论所载的眼病资料缺乏分类，排列也无一定规律，其收载处方或无方名，或处方名同而药异，这些都符合隋唐时期眼科文献的一般情况。书中所用的眼部解剖名词和病证名多见于隋唐时期文献，并有所发展。收载的病证主要有内障、绿盲、乌风、黑风、雀目、青盲、坐起生花、痨眼（神膏混浊）、痨热（外障眼病）、天行赤眼、暴风、息肉眼（小眦赤脉）、顺翳、逆翳、翳如旋螺、损翳（蟹睛）、倒睫、漏睛眼、睑皮里生赤肉、上睑皮里有核、粟子疾、风眼胎赤、疼痛突出、撞刺生翳、撞打睛出、神祟眼及偏风牵行等30余种。对眼病的治疗，提出内障（圆翳内障）“唯用金针拨之”；绿盲“初觉即疗之”；睑皮里有核宜“翻眼皮，可针破，捻去物”；粟子疾可“翻眼皮，其针拨去”；对胬肉攀睛的治疗，首创割烙法等。此外，该书对每一病证依次介绍症状，或病名，或病因，或病机，再介绍治疗，或预后，或注意事项等，初步形成了中医眼科的辨证论治体系，这对后世眼科的发展影响很大。

5.《刘皓眼论准的歌》

《刘皓眼论准的歌》是我国早期眼科专著，原著亦已散佚。该书名首载于南宋初叶郑樵所著《通志》，提示该书是宋代以前的文献。该书在《宋史》中又称为《刘皓眼论审的歌》，据日本人丹波元胤考证，现存《秘传眼科龙木论》中“审的歌”即属《刘皓眼论准的歌》的内容。

该书为诗歌载体，将眼病分为内障、外障72症，这是我国最早论述内外障具体内容的文献；所载“五轮歌”，首次指出了眼科五轮的解剖位置，并将各部与五脏联系起来，即“眼中赤翳血轮心，黑睛属肾水轮深，白睛属肺气轮应，肝应风轮位亦沉，总管肉轮脾脏应，两睑脾应病亦侵”。这些对后世中医眼科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三、独立发展时期（宋代～元代）

宋元时期，中医眼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均已具备了独立发展的内外环境，其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设立眼科为专科建设打开了发展空间

北宋元丰年间，太医局将眼科从耳目口齿科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将《龙树眼论》列为专科教材之一，并有专习眼科的学生。从此，中医眼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发展起来。

（二）眼科基本理论的创立为中医眼科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内在依据

宋代以来，眼科领域出现“五轮”“八廓”“内外障七十二症”等学说，反映了中医眼科独特理论的形成，成为眼科这门独立学科所必须具备的理论框架。五轮学说起源于《黄帝内经》，完善于宋代，北宋王怀隐的《太平圣惠方》中对五轮的配位做了改动，强调“五轮应于五脏”，将五轮与五脏紧密地联系起来。南宋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对五轮的脏腑配属及定位更加明确，推进了五轮学说的临床应用。南宋开始出现八廓学说，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首次提出“八廓”一词，但无具体内容，其后的《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论述了八廓的具体名称及其与脏腑的关系。元代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以绘图的方式，将八廓分属于眼部外表的八个部位，配上了“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象名词。元末托名孙思邈著的《银海精微》又为八廓加上了八卦名称，至此，八廓学说有了较为完善的内容。与此同时，宋元时期医家辑前人眼科著述而成的《秘传眼科龙木论》提出了“内外障七十二症”学说，并有相应的治法与方药，眼科辨证论治体系初具。

（三）眼科治疗方法及药物不断丰富深化了中医眼科的内涵建设

北宋之初的《太平圣惠方》收载治疗眼病的方剂500余首，并详细介绍了金针拨内障及胬肉割烙术。其后的《圣济总录》载有眼科方700余首。此期著名的眼科专书《银海精微》除介绍五轮八廓的基本理论外，还重点讲述了81种眼病的证因脉治，并附有简明插图。该书还载有治疗眼病药物的药性及外用药的制法，可谓一应俱全。在这一时期，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及《宣明论方》、张从正的《儒门事亲》、李杲的《兰室秘藏》及《脾胃论》等书中皆有不少关于眼科的论述，丰富了眼科理论及治疗手段，推进了眼科学术向前发展。

此外，宋代已开始使用眼镜，如南宋的《洞天清录》中载有“叆叇，老人不辨细书，以此掩目则明”。《正字通》注释：“叆叇即眼镜。”此处当为用眼镜矫正老视。

（四）重要文献简介

1.《太平圣惠方》

《太平圣惠方》为北宋之初王怀隐等人集体编撰，成书于902年，收集了北宋以前的各种医学著作。全书共100卷，卷三十二、三十三为眼科专篇。该书收载的眼科病证约60种，其中新病名有坠睛、眼睑垂肿、睑生风粟、眼血灌瞳仁、眼被物撞打、眼赤脉冲贯黑睛、丹石毒草攻眼等。在眼生理解剖方面，该书并载《黄帝内经》《外台秘要》《刘皓眼论准的歌》三家之说；对五轮学说的论述，该书对五轮的配位进行了改动，并应用《黄帝内经》之五行生克原理，将五轮学说首次明确地运用于眼病的病机理论方面，从而推进了五轮学说的临床应用，更以“眼通脏腑，气贯五轮”的著名学术观点强调以五轮学说为基础的整体观念；在眼病的病因方面，该书在《备急千金要方》十九因之基础上，去掉五因，又添十因；在眼病的治疗方面，该书较全面地介绍了前代眼科的内治与外治方药，收载眼科方500余首，对眼科手术的收集也较全面，尤其是对金针拨内障法的介绍较为详细。因此，该书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2.《圣济总录》

《圣济总录》为北宋末叶由朝廷组织编撰，将宋代及宋代以前历代医籍及民间验方整理汇编而成，刊于1117年。全书共200卷，第102～113卷为眼目门。该书体裁承《太平圣惠方》，每一病证的条目下先论病因病机，后述症状，再列多个方剂。该书收录的眼科病证有58种，载方达700余首，介绍了治疗眼病的钩、割、针、劆等手术方法，以及熨、烙、淋洗、包扎等外治法。该书未载录五轮学说及金针拨内障法。该书收集资料丰富，是一部具有研究价值的历史医学文献。

3.《世医得效方》

《世医得效方》为元代危亦林所著，成书于1345年。全书共计19卷，卷十六为眼科资料。其内容分总论、各论、附篇三部分。总论主要阐述五轮八廓学说。对五轮学说，该书遵循《黄帝内经》的生理解剖观点，将五轮所配眼位与《灵枢·大惑论》所划眼部和脏腑相应的关系相吻合，形成沿用至今的五轮配位法；对八廓学说，该书不仅首次配上了八象名称，而且还将每廓配属了眼位，充实了八廓学说内容。各论列眼病72症，颇似对《刘皓眼论准的歌》的白话解，多数眼病有治有方，少数病证被认为难治或不可治；其治疗方法以内治为主，外治甚少，更无手术治疗。附篇是对各论的补遗，介绍危亦林对16种眼病的辨证论治，与各论所述72症没有明显的联系。

4.《秘传眼科龙木论》

《秘传眼科龙木论》简称《龙木论》，现存的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三年黄毅刊行本，但该书并非明代医著，据考证，为宋末元初之医家辑前人著作而成。全书共10卷，其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由《龙树眼论》《刘皓眼论准的歌》及其他部分组成，即卷一至卷六；第二部分由诸家秘要名方、针灸经、诸药辨证药性组成，即卷七至卷十；第三部分为《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其内容辑自《太平圣惠方》《黄帝内经》《七十二证眼论》等医著。

《秘传眼科龙木论》为我国古代著名的眼科专著，在形成眼科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本书的主要成就：其一，将眼病分内障与外障两大类，创病证归纳大纲，这对后世眼科的发展影响深远。如《世医得效方》《医宗金鉴》的眼科部分，《一草亭目科全书》《秘传眼科七十二症全书》等眼科医著，在编写体例上均沿用本书以内外障为纲、病证为目之方法。其二，列眼病72症，初具眼科辨证论治之体系。该书所列72症，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宋代以前所认识的眼病，并且所载的病证名开始从前代较为笼统的目赤痛、失明、目翳等常见病证名向更能揭示眼病的病因、病机、病位特点之病证名分化，如圆翳内障、胎患内障、惊振内障、高风雀目等。对眼病的记载，采用先冠以病证名，再描述病变的初期表现、演变后症状、病因病机和治疗方法，并提示必要的禁忌，歌诀随后，继列方药。可见，对眼病的编写，从病名、症状、病因病机、病程演变，到治疗方药各个环节都已基本具备，已初具眼科辨证论治的体系。该书对眼病的这种归纳方法，奠定了眼科病证学基础。其三，保存了历史上有案可稽却又散佚的眼科名著——《龙树眼论》《刘皓眼论准的歌》，从而使后人得知五轮学说的最早记载。其四，重内外合治，集唐宋眼科治疗学之大成。在《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医著中，所载疗目方药多为广收单方、验方、秘方而成，其药物组成无明显规律，但本书在疗目方剂的药物组成上开始出现用药规律，即注重调理脏腑功能，尤以调理肝肾为多，清肝泻火解毒之剂也被大量运用，从而使眼病的治疗与脏腑功能失调等病因病机得以密切结合，使眼科方剂从前代主要选择经验方转变为有一定法度的便于掌握和推广应用的方剂，从而促进了中医眼科脏腑辨证的发展。对眼病的外治，该书在较全面系统地介绍眼科外治法的同时，病证的选择更为合理，并且绝大多数病证都采用内外合治的方法。

5.《银海精微》

《银海精微》著者及成书年代均不详，托名孙思邈著，据考为宋代以后、明代以前的中医眼科著作。全书共2卷，其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序论；第二部分为各论，重点介绍81种眼病的病因病机与证治，并附有简明插图；第三部分为附篇，从眼的生理、病理、辨证与治疗，到中药药性、炮制、常用方剂、外用药制法等一应俱全，这部分的文字较前两部分精炼，不像是原作，很有可能是后人补辑的。

《银海精微》是一部我国著名的早期眼科专著。该书始终遵循《黄帝内经》所倡导的整体观思想来阐述眼的生理及眼病的病理、诊断和治疗。对眼生理的论述，该书强调眼须依赖脏腑气血的濡养，谓：“目者，肝之外候也，肝肾之气充则精彩光明。”“眼者，乃五脏之专精也；目者，乃心之窍也；瞳仁者，肾之精也。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行，血裹之，气辅之，共奏于目。”对眼病病机的阐述，认为脏腑功能失调及阴阳气血失和是导致目病发生的内在原因，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医特色的眼科发病学，如论述痛如神祟的病机是“阴阳升降不和，气血偏盛，相攻使然”、蝇翅黑花的病机是“肾水衰，肾水不能济于肝木则虚热”、坐起生花的病机是“肝血衰，肝肾二经虚”等。该书十分推崇五轮学说，于首篇即详细叙述五轮与五脏的分属，绘制五轮八廓图，并认为眼病“或蕴积风热，或七情之气，郁结不散，上攻眼目，各随五脏所属而见”。根据黑睛风轮属肝之论，认为花翳白陷责之于“肝风热极”，这种用五轮联系五脏去认识眼病的观点，对后世五轮辨证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眼病的治疗，该书强调内服药物兼顾外治，并力主祛邪。可见，《银海精微》在理论上崇尚《黄帝内经》，始终贯穿眼脏一体、天人合一的观点，在临床上从辨证立论到遣方用药都符合实际，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四、兴盛时期（明代～清代鸦片战争之前）

明清两代是中医眼科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不论是眼科文献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眼科理论与临床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均大大超过以往各代。其兴盛之势可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中医眼科专著大量涌现，营造了浓厚的眼科学术氛围

元末明初倪维德撰《原机启微》，该书总结前人之经验，结合自身临床体会，深入地阐析了眼病的病因病机，倡导药物与手术并用，内治与外治同施，遣方用药强调君臣佐使，是一部在理论和实际应用上均有很高价值的眼科专著。明末傅仁宇纂辑的《审视瑶函》，又名《眼科大全》，转录前人论述，结合本人经验著成，兼收并蓄，持论公允，内容丰富，实用性强，为中医眼科必读之书。清代黄庭镜编著的《目经大成》，后经邓赞夫增补而成《目科正宗》，于1810年出版，该书发挥和充实了五轮、八廓学说；继承和整理了针拨术，总结出著名的针拨八法（审机、点睛、射覆、探骊、扰海、卷帘、圆镜、完璧）；强调端正医疗作风，提倡详细记录病历；勇于实践，敢于革新，修订病名，如将多年沿袭的“黄膜上冲”修正为“黄液上冲”，使之符合临床实际。该书在中医眼科学术体系中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清代顾锡著《银海指南》，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眼病的病因病机及辨证要点；比较详细地阐述了眼与全身病的关系，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其循经用药可谓独树一帜。此外，袁学渊的《秘传眼科七十二症全书》、邓苑的《一草亭目科全书》、马云从的《眼科阐微》、王行冲的《眼科百问》、颜筱园的《眼科约编》、张廷桂的《眼科要旨》，以及撰人不详的《异授眼科》及《眼科奇书》，对后世眼科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著名医家充实了中医眼科理论与临床，提高了眼科整体水平

明代王肯堂所辑的《证治准绳》，有眼病专篇，收载眼部病证170余种，凡肉眼所能见到的症状，几乎描绘无遗，书中的病证名多为后世眼科所采用；首次提出了瞳神含有神水、神膏，使瞳神更具解剖学特征。明代朝鲜人金礼蒙等汇集的《医方类聚》，保存了较完整的《龙树眼论》原文，收录了26部医籍中有关眼科的论述，以及59种文献中的眼科方剂计1300余首，其数量之多前所未有；而且内服外用俱全，膏丹丸散均有，食疗药膳齐备。明代杨继洲的著作《针灸大成》，叙述了106个穴位治疗眼病的功效，记载了63种眼病的90余首针灸处方，是眼科针灸较为系统的总结。清初张璐编著的《张氏医通》，详述了金针拨障术的适应证、操作方法，以及拨针的制造与消毒等。书中提及“过梁针”使用、术中常见出血情况及处理措施，足见其有较高的手术水平。此外，如朱橚等编汇的《普济方》、徐春甫著的《古今医统大全》、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张介宾著的《景岳全书》、吴谦等编纂的《医宗金鉴》等，均有眼科专病、专方、专药的记载，推动了眼科理论与临床不断向纵深发展。

（四）重要文献简介

1.《原机启微》

《原机启微》为元末明初倪维德所撰，刊于1370年，共2卷。原著佚失，今之所见《原机启微》辑录于《薛氏医案》与《古今医统大全》。上卷按病因病机将眼部病证分为18类，即淫热反克之病、风热不制之病、七情五贼劳役饥饱之病、血为邪盛凝而不行之病、气为怒伤散而不聚之病、血气不分混而遂结之病、热积必溃之病、阳衰不能抗阴之病、阴弱不能配阳之病、心火乘金水衰反制之病、内急外弛之病、奇经客邪之病、为物所伤之病、伤寒愈后之病、强阳搏实阴之病、亡血过多之病、斑疹余毒之病、深疳为害之病。这种病因病机分类法，充分体现了中医学之“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精神，为中医眼科创立了系统的审证求因、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突破了自唐宋以来把眼囿于局部而使病陷于孤立的传统思维。在阐述眼病的病因病机方面，突出内因为主导的思想；治疗以内服中药为主，对外障眼病还恰当地配合外用药物或手术治疗。下卷为附方，首论用药组方原则，继列治疗眼病的方剂40余首和前贤医案10篇。每首方剂均有明确的君臣佐使，用药以升发药、清热药及调和胃气药居多。因该书论述理论比较系统，临床实用，故对后世中医眼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2.《普济方》

《普济方》为明初朱橚与滕硕编著，成书于1406年，是一部广泛收集明代以前医著之作。该书原为168卷，清初编《四库全书》时将其改为426卷，100余门。该书“身形”部“眼目门”载有眼科资料16卷。“眼目门”是由数十种医籍中的眼科资料汇成，而且大多是原文摘要，对眼部病证的不同记述多达300余种，为明清时期中医眼科病名的大量增加奠定了基础。书中所列每个病证项下，首述该病的病因病机、症状或预后等；次列若干处方，包括主治、剂量、用法等。因该书收集资料丰富，载方众多，故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此外，据陈明举考证，该书所引用的资料基本上都是摘要，唯独全文收载了《龙木论》，与黄毅刊行的《龙木论》基本相同，但比黄毅本早169年。这可谓是当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龙木论》，对校勘研究《龙木论》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3.《医方类聚》

《医方类聚》是朝鲜人金礼蒙等汇集150多种明代以前的中医古籍编成的一部巨著，成书于1446年。该书卷六十四至卷七十为“眼门”，不仅全文收录《龙树菩萨眼论》，而且还汇集了其他26部古籍中有关眼科的论述和59种文献中的眼科方剂。该书是目前唯一保存有完整的《龙树眼论》原文的文献，因而是研究中医眼科学的重要资料。

4.《薛氏医案》

《薛氏医案》为明代薛己所撰。薛氏根据嘉靖壬辰南京礼部祭司主事王庭所藏《原机启微》抄本，校印整理而收录于《薛氏医案》，同时还有王庭所加的《原机启微》序言，从而使已近绝传的《原机启微》得以流传至今。目前所能见到的《原机启微》单行本就是从《薛氏医案》中辑录的。此外，该书在《原机启微》之后附录了各医家论述摘要、前贤医案、按十剂分类的40余个处方，以及治疗小儿眼病的25个处方，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5.《古今医统大全》

《古今医统大全》为明代徐春甫所著，成书于1556年，共100卷。该书同样收载了《原机启微》十八篇内容，但无序言和附录。

该书在眼科总论部分，载有五轮病证、八廓病证，并简要论述各轮的病因病机、所主病证及其治法；阐述各廓的所属脏腑及所主病证。同时，该书首次对八廓学说提出异议，认为于理不通，也无临床价值。各论列述圆翳、冰翳、滑翳等72症，对眼病的治疗提出行血为治目之纲、散热为治目之要的治疗学观点。

6.《证治准绳》

《证治准绳》为明代王肯堂所撰集，成书于1602年。全书包含伤寒、疡医、幼科、女科、杂病证治准绳及杂病证治类方六个部分，又名《六科证治准绳》。该书在杂病中的“七窍门”中列有眼科专篇。眼科专篇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总论，列历代有关论目的文献，述说五轮八廓、开导法、点眼药法、钩割针烙法等；第二部分为各论，分述眼科病证170余种，对肉眼所能见到的眼病，几乎均做了描述；第三部分为附录，汇集治疗眼病的单方、针灸，并附有前贤医案28则。

《证治准绳》虽非眼科专著，但书中所载眼论是自唐代以来，在中医眼科发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医著。该书对眼科的基础理论及临床病证的论述，均较前人有较大的发展。在眼的生理解剖方面，该书首次阐述了神水、神膏、神光、真气、真血、真精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对五轮学说的论述，该书不仅首次对五轮、八廓名词的含义进行了诠释，而且首次将过去八廓与五轮重叠的配位法改为八方配位法；对眼部病证的记载，该书大胆地突破了自唐代以来大多拘泥的“七十二症”之说，全面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所知的170多种眼部病证，当今眼科临床中医诊断所用病名大多源于本书。对眼病的分类，该书以症统病，即先按症状分类法将眼病分为41类，每类又列若干证，如目痛类分为白睛痛、天行赤热证、暴风客热证、火胀大头证、羞明怕热证、睑硬睛疼证、赤痛如邪证、气眼证、痛如针刺证、热结膀胱证、大小雷头风证、左右偏头风证、阴邪风证、阳邪风证、卒脑风证、颠顶风证、游风证、邪风证等18种。对眼病的治疗，该书主张采用内治与外治兼用。其中用手术方法治疗目偏视为王氏首次提出，他在“瞳神反背”中指出：“其珠斜翻侧转，白向外而黑向内也，药不能疗，止用拨治，须久久精熟，能识其向入何，或带上带下之分，然后拨之，则疗在反掌。”可见，《证治准绳》是一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医著。

7.《景岳全书》

《景岳全书》为明代张景岳所撰，成书于1640年。全书共64卷，在杂证谟的眼目卷及古方八阵的因阵中均列有眼科专篇。

《景岳全书》对眼科基础理论的论述，既重经典，亦取众家，更敢于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在眼目卷首，张氏摘引了《黄帝内经》有关眼目的经文31条，并命题为“经义”。同时，也客观地引述了对眼科具有影响的7条名家论述，命名为“述古”。这7条论述各有侧重，有的偏于病因，有的则侧重于治疗禁忌，有的以五轮为纲论述眼与五脏的关系，有的指出退翳时的用药先后所宜，有的是阐述眼科外用药多辛热、慎用苦寒的道理。此外，还有李东垣所补充脾与眼关系的论述。可见，书中“述古”七条展示了中医眼科辨证论治的规律和治疗手段的丰富，以及眼与脏腑的密切关系。对明清时期众家所推崇的“五轮八廓学说”以及“七十二症之说”，张氏提出“眼目一证，虽古有五轮八廓及七十二证之辨，余尝细察之，似皆非切当之论，徒资惑乱，不足凭也”的反对意见。这种学术争鸣，有利于学术发展。

对眼科辨证的阐述，该书强调八纲辨证，在八纲中更突出虚实，谓：“凡病目者，非火有余则阴不足耳，但辨以虚实二字，可尽之矣。”对内障的辨证，该书提出将内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瞳神内有障蒙蔽（即圆翳内障），另一类是瞳神内无障遮蔽，唯珠或瞳神散大等。可以说，这是有关狭义内障与广义内障之分的最早论述。对内障病因的认识，张氏也不受内障多虚之束缚，提出内障既有肾气不足所致者，也有因七情不节、肝气上逆或夹火邪而蒙眛不明者，再次强调虚实二纲对眼科临床辨证的指导意义。

对眼病的治疗，既强调整体，也不忽略局部，其治疗方法包括内服药、外用药（洗剂、散剂、膏剂）、点刺出血等。其中，对火邪内炎上攻于目的外治方法，张氏继承了前人王节斋关于冰片的论述，认为如火之微者所致眼病，因热势不深，可用黄连膏之类点之，浮热去而目疾自愈；若火之甚者，欲以寒凉济此炎炎之盛势，反而产生闭热之害，故以冰片点眼，取其辛热，以散其邪，以散其热，达到拔出火邪之目的。故赞点眼药材用辛热，洗眼用热汤。

8.《审视瑶函》

《审视瑶函》为明末傅仁宇所撰眼科专著，刊于1644年，又名《眼科大全》。全书共6卷。卷首介绍前贤名医医案24例、五轮八廓定位图、运气学说等。卷一所载目为至宝论、五轮八廓所属论、钩割针烙宜戒慎论等，是从不同角度阐述眼科临床与理论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其中，“识病辨证详明金玉赋”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眼病辨证经验，其参考价值尤高，其理论精深而明确实用。卷二为全文转录《原机启微》18篇论述。卷三至卷六按病证分节，详述108种眼症的症状、诊断和治疗。此外，书中还附有详细的针灸资料、手术方法、外用药的处方及配制法。因该书具有篇幅大、内容多、论述精的特点，故又名《眼科大全》，是一部流传极广、参考价值较高的眼科专著。

9.《张氏医通》

《张氏医通》为清代张璐所著，成书于1695年，全书共16卷。该书在“七窍门”中汇集了明清以前20余种医著中的眼科资料，其内容可分为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阐述眼的生理解剖、病因病机，以及外用药、手术等内容。对五轮八廓学说，该书只赞成五轮学说，不推崇八廓学说，认为八廓与治疗无关。其各论部分，宗《证治准绳》体裁，按症状分类，以症统病，列述约160种眼症。该书对各病证的阐述具体而通俗，是一部比较实用的参考文献。

10.《医宗金鉴》

《医宗金鉴》为清代吴谦等人所辑的一部丛书，成书于1722年，全书共90卷。该书卷七十七至卷七十八为“眼科心法要诀”。其总论部分，主要阐述五轮、八廓及三因学说等，对八廓不配五脏而只配六腑与命门、包络，为其特殊之处；各论部分，主要根据《龙木论》的病名，先述内外障72症（内障24症、外障48症），后补遗10症，因此，该书实述眼病82症。其体例是每症之前，冠以歌诀，后附注释，并重配方剂。“眼科心法要诀”中载106个内服方和7个外用方，但没有手术治疗方法。对眼胞菌毒、针眼、眼丹、胞生痰核、椒疮、粟疮、皮翻证、目中胬肉等需要手术治疗的眼病，吴氏则将其收载于《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中。该书采用七言诗歌，便于记诵，内容简明，适于初学者参考。

11.《目经大成》

《目经大成》为清代黄庭镜所著，全书3卷。卷一述及眼的解剖、生理、辨证、治疗及一些杂论；卷二阐述12类病因、81症及似因非症8条；卷三收载200余首方。该书是一部自成一格的眼科专著，有不少突出的见解。该书的主要特点：其一，对五轮八廓学说的新见解。该书认为“方以日月，定名曰轮”，乃是以日月之圆与转来比喻目之五轮；又曰“张小使大，开扩五轮之旨，故曰廓”，意指八廓由五轮扩大而来，对五轮八廓的含义做了新的解释。在五轮八廓的配位方面，黄氏认为五轮中血轮的部位除两眦外，还应包括内眦头如珠之肉（即泪阜），水轮包括金井（瞳孔）及膏中状如水晶棋子之“珠”；对八廓则从命名到眼部配位均另立新说。其二，对针拨术的发展。该书对针拨术总结出了审机、点睛、射覆、探骊、扰海、卷帘、圆镜、完璧等八法，使手术操作过程规范化，并首先提出进针的部分。其三，独创病名多。该书对很多病名做了改动，其中有的改得比原名贴切，如将“黄膜上冲”改为“黄液上冲”；但有些改得并不合理，如“春水扬波”“虚潭呈月”等已不符合医学病证命名原则。其四，强调端正医风与详细记录病历。黄氏反对迷信与巫医，强调诊病时要耐心细心，处理时既要慎重又要大胆；为便于总结经验教训，要详细做好病例记录。其五，处方详细，便于应用。该书所载248首方，每个方剂的药物组成与制作法、服用法、适应证、方解等均很详细，便于临床选择应用。

总之，该书虽有不少缺点，但也有很多独到之处。以后，该书曾经邓赞夫增补，易名为《眼科正宗》，于1810年出版。

12.《银海指南》

《银海指南》为清代顾锡所著之眼科专著，成书于1807年，又名《眼科大成》，全书共4卷。卷一阐述眼科五轮八廓、五运六气、六淫七情与眼病的关系等。卷二主要叙述脏腑主病、气血疾郁等杂病及临床各科常见疾病的病因病机、眼部表现和治疗原则。卷三选载眼科常用内服方药170余首、外用方10余首及其制法。卷四收录眼科医案170余例。书中以病因、脏腑等分析、归纳眼部病证的方法，明确而实用；治疗以内治为主，外治除主张运用药物外，不赞成施用手术。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对眼病的病因病机之论述精辟而详尽，对眼科病因病机学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衰落与复兴时期（清代鸦片战争以后至今）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以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中医眼科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中医眼科发展停滞衰落

清代鸦片战争以后的百余年间，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政府的扼杀与摧残，使中医学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中医眼科亦受到相应影响。其间在眼科医家的不懈努力下，编印了极为有限的眼科专著，如黄岩的《秘传眼科纂要》、陈国笃的《眼科六要》、刘耀先的《眼科金镜》、康维恂的《眼科菁华录》、王锡鑫的《眼科切要》等。此外，在西医眼科传入的影响下，出现了具有中西医眼科结合倾向的专著，如徐庶遥的《中国眼科学》、陈滋的《中西眼科汇通》，其学术思想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取得明显的成就。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医眼科蓬勃发展

1955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开设了研究中医眼科的科室；1956年起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中医院校，培养了一大批中医眼科教师与医师；1959年后，一批西医学习中医的眼科医生加入中医眼科队伍，壮大了中医眼科的力量；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全国统编的《中医眼科学》教材；1978年后，陕西、四川、北京、湖南等地的中医药院校先后招收了中医眼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一代新人；1980年后，各省市陆续成立了中医眼科学会、中西医结合眼科学会，为中医眼科及中西医结合眼科学术发展搭建了平台；1987年后，一些中医药院校开设了中医五官科专业，专门培养眼科人才；20世纪80年代后期，创办了《中西医结合眼科杂志》《中国中医眼科杂志》《中医眼耳鼻咽喉杂志》，促进了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眼科学术的研讨、争鸣与发展，经过不断努力，《中国中医眼科杂志》已进入中文核心期刊行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了大量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的眼科专著。有名老中医的经验总结，如路际平著的《眼科临症笔记》、陆南山著的《眼科临证录》、姚和清著的《眼科证治经验》、陈达夫著的《中医眼科六经法要》、庞赞襄著的《中医眼科临床实践》、张望之著的《眼科探骊》、黄叔仁著的《眼病的辨证论治》、陆绵绵著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眼病》，以及韦玉英编写的《韦文贵眼科临床经验选》、马德祥编写的《陈溪南眼科经验》、周奉建编写的《张皆春眼科证治》、彭清华主编的《中医眼科名家十讲》和《全国中医眼科名家学术经验集》。有文献方面的整理，如杨维周编的《中医眼科历代方剂汇编》、曹建辉编著的《眼科外用中药与临床》等。有专业参考书，如唐由之等主编的《中医眼科全书》、李传课主编的《新编中医眼科学》和《中医药学高级丛书·中医眼科学》、曾庆华等主编的《眼科针灸治疗学》、彭清华主编的《中西医结合眼底病学》和《中西医结合眼科学》、王明芳等主编的《中国传统临床医学丛书·中医眼科学》、李志英著的《中医眼科疾病图谱》等。众多眼科论著的出版发行，对继承和弘扬中医眼科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量现代仪器设备如裂隙灯显微镜、检眼镜、眼压计、视野计、眼底照相机、眼超声检查仪、眼电生理检查仪、眼科计算机图像检测分析仪及眼用激光机等，在中医眼科临床中广泛应用，提高了诊疗水平。既往中医眼科疾病多以肉眼观察到的形态来命名，而其中眼底病由于古人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微观眼底变化，常以患者的自觉症状为命名依据，这种自觉症状可以是多种眼底病的共同表现，也可以是一种眼底病的不同阶段，难以明确疾病的本质和部位，给诊疗带来了困难。当代中医眼科利用检查设备就能观察眼底的病理变化，为诊治这类疾病创造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湖南学者彭清华等提出应规范中医眼科病名并对暴盲病名进行分化；1993年欧阳琦主编的《临床必读》和新世纪规划教材《中医眼科学》根据眼底的不同表现，创立了部分眼底病新的病名，推动中医眼科学向前发展。

为了加强中医医疗技术标准规范化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1983年开始编制了部分中医病证诊疗标准，在部分省市试行；经过10余年实践和多次审定，于1994年6月发布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其中眼科46个病证规定了病证名、诊断依据、证候分类、疗效评定标准。1997年10月1日，由朱文锋教授为主编制的《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作为国家标准在全国实施，其中包括中医眼科标准病名91个，新增了目倦、酸碱伤目等多个病名。2007年1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出了18个眼科重点专科（专病）建设项目及7个特色专科（专病）建设项目。2011年6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22个专业95个病种的《中医诊疗方案》及《中医临床路径》，其中包括7个眼科病种。2012年7月，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了20个病种的《中医眼科常见病诊疗指南》，中医临床路径和诊病指南的制定，有力地促进了中医眼科标准规范化建设。

近年来，中医眼科在手术、针灸、药物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一些眼科疑难病症进入了现代科研领域，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已研制出了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生产的专治眼科疾病的多种中药新药。在广大中医眼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医眼科事业蒸蒸日上，展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