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医各家学说的形成

各家学说的形成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医家们由于所处时代不同，自然气候各异，地区环境有别，师承授受及医疗实践经验的特殊情况等原因，创立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治疗法则。虽然，诸家学说各有特长，但就中医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论，则又有其共同的特点。

各家学说的形成因素

各家学说的形成因素很多，大抵可归纳为如下方面：

（一）汉以前医学经典著作的影响

历代各家学说都是在《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医著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医学家们除对上述著作进行校订、注解、阐发，做专门研究之外，还通过临床实践，分别在病机理论、诊疗技术等方面不断加以总结、充实和发展。同时，或对《内经》中的部分材料进行归纳、演绎而成为一种有系统的理论；或以《内经》《难经》等学术思想为依据，结合其临床经验而发挥成为一家之说。徐大椿曾谓：“自古言医者，皆祖《内经》，而《内经》之学至汉而分。仓公氏以诊胜，仲景以方胜，华佗氏以针灸杂法胜。”（见《难经经释》叙）故虽师承各别，但皆不离乎《内经》，逮晋唐以后，则支流愈分。如金元四大家，虽以《内经》病机学说为依据，但通过各自的临床实践而形成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明代各医家的命门学说则是在《难经》命门理论指导下，结合临床而阐明的专题论述。明清的温病学说，也是在《素问·热论》和《伤寒论》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演化而成的。另如王清任的活血化瘀论和吴师机外治方法统治诸疾的创制，也无不受到《内经》《难经》《伤寒论》等书的影响。

（二）哲学及其他学科对医学的影响

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其他学科对各家学说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哲学思想渗透入中医学领域之后，对医学理论的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它在某一时期或对某一医家的学术思想方面甚至还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继《内经》的精、气、神学说之后，道家对精、气、神的研究不断深入，称之为人身三宝，其所称“精气互藏”说，与宋代理学家的“阴阳互根”论颇为相近。这些思想也反映于医学上。宋代理学是儒、释、道结合的产物，标志着儒家哲学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二程及朱熹等理学家讨论的“理一分殊”“理气”“一两”“体用”“道心人心”“天理人欲”等哲学范畴、周敦颐《太极图说》所阐释的宇宙生化图景及观念渗入医学理论的建构中。刘完素的火热病机理论、朱震亨的“相火论”和“阳有余阴不足论”，乃至明代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等人的命门学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哲学的启迪。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曰“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教要乎五运六气，其门三，其道一”，以及主张“相须以用而无相失”的说法，医理与哲理的有机结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至于刘完素强调的“火多因动”，接受了宋儒周敦颐《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的理论。李杲《脾胃论·远欲》中“安于淡薄，少思寡欲，省语以养气，不妄作劳以养形，虚心以维神”等阐说，则是道家清静无为思想渗透的结果。朱震亨作为滋阴一派的奠基人，其“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等学说所浸透着的理学思想，受益于从学于朱熹四传弟子许谦的经历。

《内经》论天地之气有“高下相召，升降相因”等，宋哲学家张载发挥了古人的“元气”学说，重视气之“浮沉升降与动静相感”（《正蒙》），此后中医理论中“气”的学说也随之而发展，如张元素论药物气味有升降浮沉之性，李杲提出了脾胃之气为一身之“元气”的论点，而尤重阳气的升发，这些多与哲学思想有一定关系。同时，李杲还以《易经》中“乾”“坤”二卦的变化来说明人身元气的升降浮沉问题。

在宋哲学家邵雍等从《易经》中阐发先天、后天之说后，元明医家对人身之气也有先后天之分，并且对于脾和肾也有肾为先天根本和脾为后天根本的论说等都体现了中国哲学思想对中医学术理论发展的影响。

（三）时代的影响

各家学说的形成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时代环境的特点对医家学说形成有重要影响。例如，金元医家学术思想活跃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自汉以后，唐宋医学虽大有发展但多详于方治，略于理论。因此长期以来积累的丰富经验必须进行总结和提高。这是金元医家开创医学理论的原因之一。

二是古代医籍历经毁坏，到宋代已多散乱阙佚，但宋代官方比较重视医学，于是由校正医书局刊行了汉唐以来的多种医书，另外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使古代湮没或失佚的医籍，重行于世，为金元医家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条件。

三是当时医界恪守宋朝颁行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局方》），忽视辨证，滥投芳香燥烈，造成极大时弊。于是，激发了金元医家补偏救弊的革新思潮，倡论泻火或滋阴的学风，从而改变了一二百年来的保守局面，开启金元时期的医学争鸣，如孙一奎所说：“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论，盖为当时局方温补之药害人，故著此以救一时之弊。”（《赤水玄珠·虚怯虚损痨瘵门总论》）

四是金元时期社会动荡、战争纷扰、疾病流行，旧有的治法已远难满足新的医疗要求，有革新精神的医家势必努力于开辟新路，在医疗实践中创立新的理论和方药。同时，宋金对峙的局面，也有利当时医家开展对各种医药时弊的批判。

（四）医家学术思想之间的相互渗透

由于师承和私淑等关系，促成了当时医家学术思想的继承和相互渗透，这也是各家学说形成的重要因素。

就刘完素、张元素学说而论，近世有河间学派、易水学派之称，并认为刘完素的“六气病机学说”和张元素的“脏腑病机学说”迥然有别。其实，河间、易水两家并非截然不同。张元素的“脏腑病机学说”除受《中藏经》《备急千金要方》和钱乙等有关脏腑寒热虚实论说之外，还受河间学说一定影响。因为河间的“六气病机学说”虽论述了四时六气，但更重要的是发明了脏腑内在六气的病机问题。所以“六气病机学说”实质上也包括了脏腑病机问题。同时，张元素对运气也很有研究，他还采纳了河间著作中的“天地六位藏象”说，这更足以证实河间脏腑六气病机学说对张元素的影响。此外，张元素还特别重视“去脏腑之火”，并列举各脏腑去火专药。于此，尤见张元素学说的形成与河间学说的渗透是分不开的。河间与易水之间的学术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而与两家各有师承和私淑关系的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医家，其学术思想的互相渗透，则更为人们所熟知。明清之际，各家学说的相互影响更为错综复杂，如明·张景岳不仅在医学上继承了《内经》微旨，而且也受历代名家如王冰、许叔微、李杲、薛己等的学术思想的渗透，同时把天文、易理也融会于医学理论之中。又如清代叶天士的温病学说不仅对仲景《伤寒论》有所发展，而且继承了刘河间治疗热病的经验和李杲的清暑益气法、吴又可的温疫学说、张凤逵“暑邪首用辛凉，继用甘寒，后用酸泄敛津，不必用下”之说，以及喻嘉言芳香逐秽宣窍之法。叶天士“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说，实是承袭《难经》“肺邪传心”、盛启东“热传心包”说。在杂病方面，亦有同样情况。说明各家学术思想的渗透影响，对于医家学说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医疗实践的基础

各家学说的形成，与医家本身的医疗实践关系更为密切，包括所处的方土气候、发病特点，以及治疗对象等不同情况。如朱震亨认为：“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孙一奎也认为：“东垣北人，故著《脾胃论》以补中益气、升阳散火为主治，丹溪南人，故创‘阳有余阴不足’之说，以滋阴降火立法。”至于临床经验，常是形成各家学说的重要因素。如李杲重视脾胃，他亲历大梁之围，围城中人胃气亏乏，疾病流行，而当时医者妄用发表攻下，死人无数，李杲故作《内外伤辨惑论》以阐明内伤发热不同于外感。又如明末吴又可根据当时疫病流行特点，总结其临床经验而著《温疫论》，开创“戾气”之说，对外感疾病的病因发展做出了贡献。清代余师愚，通过临床实践，根据当时疫病特点，认为温疫乃运气之淫热，内入于胃，敷布十二经所致，创制清瘟败毒散，以石膏重剂泻诸经表里之火。当时京师大疫，他以大剂石膏应手而痊。上述例子，说明历代诸多著名医家都是通过其实践经验而立论制方，自成一家之说，丰富了各家学说的内容。

（六）国外医学的影响

在各家学说形成过程中，国外医学也起着一定的渗透作用。早在南北朝，陶弘景整编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就曾引用印度医学的观点。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也引用其地、水、火、风四大不调之说，与阴阳五行交相并列。这些内容反映了国外医学对我国医学有所渗透。《龙树眼论》等医著亦于唐代传入。直至宋代仍列入太医局的学习课程，对我国眼科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备急千金要方》还记载有一些国外的医疗、养生方法。又如宋代，芳香药物的大量输入，为后世“芳香开窍”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了明清时代，西方医学传入日益增多，这对中医学的渗透有较大影响。不少医家如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等，都持有“汇通”中西医学的主张，他们开始探索以西医的学术见解来沟通和发展中医学术，逐渐形成了中西汇通的思潮。

此外，我国各族人民都有丰富的医疗经验。在历史上，曾经涌现过一些少数民族的著名医家和著作，如唐代藏医宇妥·元丹贡布的《四部医典》、元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等，他们的论著丰富了各家学说的内容。又如元代医家积累了不少创伤外科的治疗经验，对丰富骨伤科的治疗颇有影响，从而使中医学理论体系更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