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中西医结合医学与中医学、西医学是我国医学体系的三大主体部分。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是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我国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的临床学科。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是研究自胎儿至青少年这一时期生长发育、生理病理、预防保健、疾病诊治与康复的医学科学。

一、中医儿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中医儿科学是以中医学理论体系为指导，研究小儿生长发育、预防保健及儿科所属病证的病因病机和辨证论治的一门临床医学。中医儿科学的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中医儿科学的萌芽期（远古～南北朝）

追溯中医儿科学起源，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儿科病名的记载，如“龋”（龋齿）、“蛊”（寄生虫）。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除了记载“婴儿病痫”“婴儿瘛”等疾病外，还简要介绍了治疗的药物和方法。《黄帝内经》有对小儿生长发育、生理特点及多种儿科疾病（如腹泻、癫痫等）的病因、病机、证候和预后的相关论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这是我国历史上对儿科医生的最早记载，该书还记述了西汉名医淳于意（仓公）用下气汤治疗小儿气鬲（膈）病，为最早的儿科医案。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创立的六经辨证、脏腑辨证学说，对后世儿科辨证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对后世开发中药治疗疟疾产生了重要影响。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医药书中专门列出了儿科、产科等医事分科，同时也出现了有关儿科医学的专著，如王末钞的《小儿用药本草》2卷、徐叔响的《疗少小百病杂方》37卷等。

（二）中医儿科学的形成期（隋唐～宋朝）

隋唐时期，政府设立了太医署，由“医博士”教授医学，其中专设少小科，学制5年，促进了儿科专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以方书命名的医著，其中儿科内容开始以独立篇卷论述。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6卷，论述了小儿伤寒、时气、脏腑、外科等诸多病证的病因证候；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2卷，载方300余首，从小儿初生护养到伤寒、咳嗽等常见病的治疗，共分9门进行论述。

《颅囟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该书是从明代《永乐大典》中辑出，据考可能是唐末宋初所著。书中提出了小儿为“纯阳之体”的观点，还对小儿脉法及惊、痫、疳、痢、火丹等疾病的证治进行了详细论述。

北宋钱乙，是中医儿科学术发展史上一位有杰出贡献的医家。现存《小儿药证直诀》3卷，为其弟子阎季忠所编辑，刊于1119年。书中将小儿生理病理特点概括为“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根据这一特点，钱乙用药时注重“柔润”原则，力戒妄攻和蛮补；对儿科四诊尤重望诊，总结了丰富的痘疹疾病的鉴别方法和面部望诊（如“目内证”“面上证”）经验；在张仲景辨证论治思想的影响下，钱乙首创小儿五脏辨证体系，提出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的辨证纲领；重视脾胃的调理，提出“疳皆脾胃病”的著名论点；在用药上，他善于化裁古方，创制新方，如六味地黄丸、异功散、泻白散、导赤散等，许多方剂不但广泛应用于儿科临床，也被其他学科广为采撷。由于钱乙对整个中医儿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后世称其为“儿科之圣”。

北宋时期，各地天花、麻疹等时行疾病流行。山东名医董汲擅用寒凉法治疗此类病证，撰写《小儿斑疹备急方论》，提出了用白虎汤、青黛等药物治疗痘疹的经验。南宋名医陈文中对痘疹的论治，宗钱乙而又有独创，提出用附、桂、丁香等温燥之药，治痘疹由于阴盛阳虚而出迟或倒塌者。他不仅是痘疹专家，对小儿杂病论治也有丰富经验，著有《小儿痘疹方论》和《小儿病源方论》。在当时，以陈文中为代表的温补学派与以钱乙、董汲为代表的寒凉派之间的学术争鸣，促进了中医儿科学的发展，为中医儿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辨证论治方法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南宋刘昉等编著的《幼幼新书》40卷，整理、汇集了宋代以前的儿科学术成就，是当时世界上内容最完备的儿科专著，成为后人研究宋代以前儿科文献的主要著作。同时期还有《小儿卫生总微论方》20卷问世，从初生儿至年长儿，针对内外五官诸多疾病的证治，分门论述，如认为新生儿脐风撮口是由于断脐不慎所致，与成人破伤风为同一疾病，主张用烧灼断脐法预防该病。

总之，宋代对小儿的生长发育、喂养保健、生理病理特点及儿科疾病的认识已经比较系统全面，形成了儿科独特的学科体系。

（三）中医儿科学的发展期（元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中医药学在金元时代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新时期，以金元四大家为首的名家各有所长，对中医儿科学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元代名医曾世荣，编著《活幼心书》3卷、《活幼口议》20卷，将小儿病因、病机、诊治等编成七言四句歌诀，并加以注释，以便初学者理解和记诵。对惊风抽搐一证的辨证论治有独到之处，将急惊风归纳为四证八候，提出镇惊、截风、退热、化痰的治法，所拟琥珀抱龙丸沿用至今。

明代儿科医家鲁伯嗣所著的《婴童百问》，将儿科病证设为百问，分条论述，详述病源、证候和治法，所附方剂800余首，多为常用良方。明代薛铠、薛己父子精于儿科，《保婴撮要》为其儿科代表作，论儿科病证221种，附有很多验案、验方，薛己对小儿疾病的辨治是以钱乙的五脏辨证为依据，尤重视温补脾肾，对儿科临床参考价值很大。

明代世医万全，著有《育婴家秘》《幼科发挥》《片玉心书》等。在详尽阐述钱乙五脏辨证基础上，系统地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虚”等观点，对后世探讨小儿生理、病理特点有重要指导意义。他十分重视小儿护养，提出“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蓐养以防其变，鞠养以慎其疾”的育婴四法；在痘疹治疗方面，他勇于摒弃以往医家的偏见，主张“温补凉泻，各附所宜”；在处方用药方面，注重固护胃气，提出“五脏有病，或泻或补，慎勿犯胃气”。万全的学术见解和临证经验，对儿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清代儿科医家夏禹铸著《幼科铁镜》，重视望面色，审苗窍，以辨脏腑寒热虚实；运用“灯火十三燋”法治疗脐风、惊风等证；重视推拿疗法在儿科的应用。谢玉琼《麻科活人全书》详细阐述了麻疹各期及并发症的辨证和治疗，是一部有影响的麻疹专书。陈复正《幼幼集成》，将繁杂的指纹望诊概括为“浮沉分表里、红紫辨寒热、淡滞定虚实”，并以三关测轻重，即“风轻、气重、命危”，至今为临床所采用。

吴瑭不仅是温病大家，也是一位儿科专家。其所著《温病条辨·解儿难》提出了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的生理特点；易于感触，易于传变的病理特点；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稍不对证，则莫知其乡的用药特点；并详述痉（惊）、疳、痘、麻四证的病因与治法，对儿科临证具有指导意义。

明清两代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收集和编辑，儿科内容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国家组织编著的《普济方·婴孩》一册，共51卷。王肯堂《证治准绳·幼科》集众书之长，又参以己见，审证论治，条理清晰。张介宾《景岳全书》中“小儿则”等专论儿科8卷，提出小儿“阳非有余”而“阴常不足”的观点，临证用药常注重甘温扶阳。清代《医宗金鉴·幼科心法》由清代官方编写，将清以前的儿科学做了一次全面的整理和总结，内容极为丰富。陈梦雷《医部全录·儿科》分上、下两册，共100卷，收录了历代儿科医学文献120余种，内容丰富，影响甚广。

明清时期，麻疹、天花等时行疾病的流行对小儿危害很大，在400多年（1368～1840）间的儿科专著中，目前可考查的约200余种、600余卷，其中120余种、320余卷为痘疹专书，从此可窥见明清医家对痘疹防治十分重视。较为著名的有胡璟《秘传痘疹寿婴集》、徐谦《仁端录》等。郭子章《博集稀痘方论》载有“稀痘方”，《三冈识略》载有“痘衣法”，是牛痘接种发明以前预防天花的方法。这些原始的人痘接种法，在明隆庆年间（1567～1572）已经盛行各地。至17世纪，人痘接种法先后流传至土耳其、英国、俄罗斯等国。我国人痘接种法较英国琴纳发明的牛痘接种（1796）早200多年，是世界免疫学发展的先驱。

（四）中医儿科学发展的新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儿童健康，中医儿科学有了迅速发展，中医儿科学教育也取得长足的发展。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中医院校，招收了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各个不同层次的学生，同时也编写了适用于不同层次教育的中医儿科学教材和参考资料，大量中医儿科学术著作问世。20世纪80年代，王伯岳、江育仁主编的《中医儿科学》集古今儿科之所长，系统论述了中医儿科学基础理论和临床常见病的辨证论治。江育仁、张奇文主编的《实用中医儿科学》，分基础篇、临床篇、治法篇，是一部紧密结合临床，具有实用价值的学术著作。

基础研究方面，引入现代科学技术方法，丰富、发展了诊断学、辨证学，如光电血流容积诊疗仪用于面部望诊及舌诊的判读、闻诊声音分析、脉象仪信号检测等，都为四诊客观化积累了资料；在传统宏观辨证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医学影像学、病理组织学检查、基因检测等技术，从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基因水平等方面提供微观辨证依据，从而提高了对“证”的认识水平及层次的深度，为儿科常见证候诊断的客观化、规范化提供了依据。临床研究方面，采用循证医学的思维和方法对儿科常见病（如反复呼吸道感染、肺炎喘嗽、儿童多发性抽动障碍、小儿肥胖症、性早熟、肾病综合征等）的中医诊疗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研究，并形成了系列诊疗指南、诊疗方案及临床路径，对指导临床实践，促进中医儿科向标准化和规范化方面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学术方面，1983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成立，使全国中医儿科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2009年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儿科专业委员会成立，建立了世界性中医儿科学术交流的平台。2021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童健康协同创新平台成立，平台实行双主任委员制，王雪峰教授及王天有教授分别担任中医、西医主任委员，同时平台也纳入了循证医学、药理学等多学科领域专家，实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促进了中西医结合儿科学的多元化发展。

综上所述，中医儿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现在正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在前进的征途上，培养人才是关键，继承学习是基础，科技创新是动力，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医儿科学定能够实现现代化，为儿童健康成长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西医儿科学的传入及在我国的发展

西医儿科学是根植于西方文化，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各种先进手段研究自胎儿至青少年这一时期小儿生长发育、保健及疾病防治的医学科学。西医儿科学的传入，最早应追溯到清代。1843年英国人Hobson在香港教授医学，其中《妇婴新说》是一部叙述小儿看护法及小儿疾病的专著，是西医儿科学较早的译本。清代成立了教育委员会，设立了儿科学专业，创办了多所以西医方法诊治小儿疾病的儿童医院。1943年诸福棠等编写了《实用儿科学》，自此，我国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西医儿科参考书。

新中国成立之后，西医儿科学在我国发展迅速。政府成立了各级的妇幼保健院，形成了健全的儿童保健网。自20世纪50年代，提倡科学接生、科学育儿，降低了新生儿的死亡率。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国推行儿童基础免疫，免费接种疫苗，使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比如天花、鼠疫等对小儿危害性极大的传染性疾病基本被扑灭。先天性心脏病的早期诊断和手术治疗，提高了对该病的诊治质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循证医学的发展使儿科医生能更好地运用临床研究中得到的最新、最有力的科学信息诊治病人，保证患儿可以得到最好的、最适宜的临床处理。

自20世纪50年代起至今，西医院校建立了儿科系，出版了系列的西医《儿科学》教材，培养了一大批从事西医儿科的专业人才。全国各大城市建立了几十所儿童医院，西医儿科医师的数量也不断增长，同时各种专业书籍不断再版完善，如《实用儿科学》已修订第九版。总之，西医学的引入对我国儿童的医疗及预防保健工作的提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中西医融合创立中西医结合儿科新医学

医学理论和医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提供的认识手段，每一种医学都是当时科学背景和社会条件下人们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反映。中医儿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是根植于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以辨证论治为其主要诊疗特点，其思维模式是宏观的，是哲理与医理的统一。而西医儿科学的形成则是根植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唯物辩证观，充分利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其思维模式偏重于微观，并受近代还原论的影响较深。随着西医儿科学在我国的不断发展及中西医儿科学在临床实践中的结合应用，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中西医儿科学虽然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是它们却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这就决定了两种医学在价值标准、发展方向和学科属性上必然相通。这种相通就是中西医结合儿科学得以兼容的前提和基础。中西医儿科学在诊治疾病时各有所长，两者的结合将取长补短，有效提高诊疗质量。比如治疗儿童哮喘，西医在急性发作期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可以很快地缓解喘息发作，但是如果在慢性持续期和缓解期长期吸入糖皮质激素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副作用，部分患儿停药后还会出现病情反复。如果同时采用中医辨证论治，从整体调整肺脾肾功能，祛除生痰之源，则可有效缩短激素的疗程，提高疾病的疗效。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西医儿科学在临床实践及科学研究方面广泛结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辨病与辨证结合，加深了对疾病的认识和疗效评价的客观性

“病证结合”已成为目前公认的中西医结合的诊断和疗效评价模式。西医的辨病能从微观角度了解疾病的病因、病机及病理演变情况，但缺乏整体性和个体化；而中医辨证则反映小儿患病后的整体状态，但缺乏精确性。比如，同样是小儿肺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个体中体现的中医证型可能是不同的，只有结合中医辨证才可能更好地实现真正个体化的治疗。再如，同样是血热妄行之紫癜，可能是过敏性紫癜，也可能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因此，明确患儿所患疾病及疾病的中医证型是同样重要的，它是制订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的前提和关键。近十年来，我国儿科界对小儿肺炎、支气管哮喘、小儿腹泻、癫痫、病毒性心肌炎、儿童抽动障碍、肾病综合征等常见疾病的中医辨证分型进行了规范，并制订了相应的疗效评价标准，使辨病与辨证结合得以实现，并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和新药开发领域。

（二）中西医儿科治疗手段的结合，提高了临床疗效

西医辨病和中医辨证的较好结合，使中西医治疗手段的结合成为可能。中医和西医治疗手段在临床上结合应用，可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极大地提高临床疗效。比如，对小儿肺炎后期，肺部湿啰音不消散者，应用中药外敷，可促进湿啰音的吸收，缩短疾病疗程；又如，在采用激素、免疫抑制剂治疗肾病综合征的同时，根据不同时期临床特点结合中药辨证施治，则可减少西药副作用，提高临床疗效。尤其是中医治疗手段的不断丰富，中药剂型的不断改进，产生了颗粒剂、口服液、滴鼻剂、栓剂、膜剂、注射剂、纳米乳剂等，更方便了临床应用，使中西医结合更加普遍。尤其在2020年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手段极大提高了临床疗效。

（三）中西医结合儿科学的科研工作不断深入

中西医结合儿科学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也极大地推动了中西医结合儿科学的科研工作。临床采用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和对照的研究方法，对单纯中医治疗或单纯西医治疗病例与中西医结合治疗病例的疗效进行客观评价，结果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某些疾病可明显提高总体疗效或改善临床症状和体征，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与此同时，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建立，使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探讨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机理研究也不断深入，为中西医结合的科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实验基础。比如大量临床及实验研究表明：活血化瘀药能改善微循环障碍，对血小板黏附、聚集及释放有抑制作用。清热解毒药物不仅具有抑菌、抗病毒作用，而且能改善机体的免疫状态。

（四）中西医结合儿科学会及杂志引领学术发展

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成立于1982年，定期举办学术会议，至今已举行了23次全国会议。《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杂志，1982年创刊，原名《中国医学文摘儿科学》，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术刊物，2020年被评为医学核心期刊，该刊物面向基层儿科，注重临床实践，反映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经验成果，内容涉及中西医结合在儿科临床、科研、预防、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学术动态。

目前，中医儿科学、西医儿科学虽然没有达到完全的融会贯通，但其结合在临床实践中的优势已越来越引起医学界的重视。国家已经将中西医结合专业教育定位在高层次教育上，许多中医西医院校都相继开设了中西医结合五年制专业，并设立了中西医结合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位点。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西医结合儿科学》及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材《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相继出版。随着西医学的不断发展，在对人类基因全序列的解读和研究过程中，西医学专家已经认识到了生命网络调控的复杂性，也力图摆脱还原论的束缚，开始重视用系统的观点（整体观点）研究人体和自然界，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医学和西医学会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实现真正的有机结合，这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见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