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总论
第一章 方剂学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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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已发现药物治病的功效。最初只是使用单味药，经过世代日积月累的口尝身受，渐渐涉及药物的配合运用，《左传》以鞠芎、曲麦治河鱼腹疾，即是早期配伍用药的记载。经长期的医疗实践，认识到几味药物配合应用，其效果优于单味药物的使用，从而逐渐形成了方剂。
先秦、两汉时期 《五十二病方》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之一，为现存最早的方书，原书未见书名，因其目录之末载有“凡五十二（病）”，且将所载283首方剂分列于五十二类疾病之下，整理者据此而定其名。诸方用药242种，其中有一些药物未被《神农本草经》收录。方剂的用法，有内服与外用，内服有丸、汤、饮、散，但除丸剂之外，只有制备方法，而无剂型名称；外用有敷、浴、蒸、熨。此外，还有炮制和用量方面的若干要求和规定。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载方13首，剂型有汤、丸、散、丹、膏、酒之分，其对治则与治法的总结，对方剂分类方法及组方结构等理论的阐述，为方剂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载方314首，大多有理有法，配伍严谨，疗效确切，古今大量著名方剂，或由其化裁而成，或师其法而制，被后人尊为“方书之祖”。仲景在制剂方面，尤有发明，其桂屑着舌下方、蜜煎导、蛇床子散，以及大建中汤之水煎去滓后纳入饴糖、大乌头煎之取煎液入蜜再煎，实为后世舌下含化剂、肛门栓剂、阴道栓剂和糖浆剂的肇始。对剂型的选择，如十枣汤中因甘遂的逐水成分为非水溶性物质，而以之为散，用枣汤送服；麻子仁丸因作润肠缓下之用，主药麻子仁富含脂肪油，并辅用蜜制成丸剂，皆为因证、因药而灵活决定剂型的典范。该书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于一体，且剂型丰富，煎服有法，为方剂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临床基础。
晋唐时期 东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计有药方1060首，其中内服方714首，外用方346首。所辑之药方及用法，葛氏“已试而后录之”，如用青蒿一握取汁服，以治疟疾，为现代青蒿素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其用药力求“单行径易，约而已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如葱豉汤、黄连解毒汤等，“简、便、廉、效”是该书的显著特点。
唐代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30卷，前者合方、论5300余首，后者合方、论、法2900余首。其书以病证类方，涉及内、外、妇、儿等科，同时专列“食治”方，并收录了若干保健、美容方剂，为后世补虚弱、抗衰老，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方剂和经验。王焘编辑的《外台秘要》载方6800余首，其特点有三：一是以张仲景方为主干，集选当时伤寒方之大成，整理并保存了一大批唐代及其以前的医方，如《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深师方》《崔氏方》《集验方》等，清徐大椿称王氏“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之方，赖此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泯”。二是重视传染病防治方剂的记述，收载众多民间单方、验方。三是编排体例以先论后方形式，即每一门之中，先列各书中关于此病病因病机之论述，后乃陈方，理法方药贯穿其中，井然有序，多为后世方剂著作所效法。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所著方书，有广博的典籍，也有简要的论著。《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为政府组织编辑的方书，前者载方16834首，后者已近2万首。许叔微《普济本事方》、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严用和《济生方》等，又为个人撰著的小型方书。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已是典型的专科著作，对儿科、妇科的形成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方虽仅有788首，除去引用宋以前百余首医方，其他绝大多数可认为是当时医家方剂运用经验之精华，具有强烈的时方气息和特征，众多方剂声名卓著，疗效十分突出，在方剂学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引导作用。该书因系北宋政府官办药局将其所藏医方经校订编纂而成，使大量成方制剂的生产规范化，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制的成药药典。
金人成无己之《伤寒明理论》首次依据君、臣、佐、使理论分析了《伤寒论》中20首方剂的组方原理，开后世方论之先河，拓展了方剂学理论研究领域。
金元时期，名家辈出。刘完素擅用寒凉，著《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张从正擅长攻下，著《儒门事亲》；李杲是补土之宗，著《脾胃论》；朱震亨是滋阴之祖，著《丹溪心法》。这些医家将其学术思想融入其著作之中，不仅对治法多有建树，而且为汗、吐、下、消、清、补诸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所创方剂，每多新意，自成风格，亦为方剂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整个方剂学，既有卷帙浩繁、载方数量空前的官修巨制，又有集约的袖珍良方，且在医方义理、方剂分类及治法的探讨等方面，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理、法、方、药日臻成熟。
明代朱棣编纂的《普济方》载方61739首，自古之方，无不赅备，是我国现存古籍中载方最多的方书。施沛立足于追溯诸方的衍化源流，所著《祖剂》载方788首，对研究类方配伍规律及变化特点影响较大。清代吴仪洛著《成方切用》，收方1180余首，其选方切于实用，文字通俗流畅，流传较广。张秉成著《成方便读》，选录古今成方290余首，辑成歌诀，配以注释，便于初学者习诵。
探析制方理论是此时期的特点之一。明代吴昆的《医方考》，选方700余首，“考其方药，考其见证，考其名义，考其事迹，考其变通，考其得失，考其所以然之故”，是历史上第一部方论的专著。它如罗东逸《古今名医方论》、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等皆为方论性著作。清·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在方剂配伍理论、组方原理、方药服用方法、古今方药剂量考证等方面亦做了大量工作，对方剂学理论的提高作出了不少贡献。
方剂分类在明清时期已具模型。张介宾《景岳全书》中的“八阵”、程钟龄《医学心悟》的“八法”是以治法（功效）分类方剂的范例，施沛《祖剂》是以主方归类方剂的代表，张璐《张氏医通》为以病证分类方剂的代表作。汪昂《医方集解》以治法、病因并结合专科用方为特色，分补养、发表、涌吐、攻里、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等21类，首开综合分类方剂的先例。
治法在明清有较大发展。《景岳全书》重视虚证，对补法的形成贡献良多。程钟龄《医学心悟》提出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进一步完善了治疗大法。雷少逸《时病论》所载之方，不以方名而以治法名之，给学者提示方即是法，法即是方。
明清时期正值瘟疫病流行，期间温病学派兴起，填补了中医学诊治外感热病的治法与方剂的空白。叶天士著《温热论》，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的辨证方法，根据感病不同阶段提出了“辛凉解表”“透热转气”“凉血散血”等法。吴鞠通《温病条辨》继叶氏之后，据其治法创制银翘散、清营汤、犀角地黄汤等方剂。值得一提的是，吴又可写成首部瘟疫学专著《温疫论》，创“戾气”学说，倡瘟疫与伤寒分野，强调分阶段施治，并创制达原饮、三消饮等名方。杨栗山《伤寒瘟疫条辨》载“升降散”、余霖《疫疹一得》创“清瘟败毒饮”等，均在疫病治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明清两代方剂学发展的又一成就。
该时期涌现出一些新颖而灵验的方剂，如明·陈实功《外科正宗》所载之消风散、玉真散，清·王清任《医林改错》创制的血府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等多首活血化瘀方剂，备受后世推崇并在临床中广泛使用。
近现代时期 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方剂学发展更加迅速。六十多年来，对一大批古代的重要方书进行了校刊、出版、影印，为古方和方剂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重新编辑方书辞典及其他方剂工具书中，以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最具代表性。此书共11册，收录历代方剂96592首，汇集了古今方剂学研究的成果，内容浩瀚，考订严谨，填补了自明初《普济方》问世以来缺少大型方书的空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随着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药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医药院校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使用的方剂学教材、教学参考书更是不断更新；同时，有关治则、治法及组方原理、配伍规律和复方效用的研究，既有文献的整理、临床的观察，又有大量现代实验探索。中药药剂学的分化，使中成药在生产工艺、剂型改进、药效与药理、毒理、质量标准和临床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随着中医学的全面发展，方剂学的独特优势将会进一步得到发挥，并为人类的健康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