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概况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先秦至汉末是中医学的形成时期。医学起源于人类维持生存和生产劳动中的医疗实践。从远古到春秋时期是中医学的经验积累由低到高、由个别到一般的时期。此时的中医学还没有形成体系，但是古代长期的医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古代科学的发展，如天文、历法、气象、农业等多学科知识对中医学的渗透和影响，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如自然观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古代医家把零散的医疗经验，通过归纳总结和分析研究，形成理性认识，构建中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哲学基础。从战国到汉代，古代医家通过对医药经验的总结提升，形成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其标志是《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四部经典著作的相继问世。

1.《黄帝内经》　简称《内经》，约成书于春秋战国至汉末，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收集医学论文162篇，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防治和养生等问题。其内容包括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针灸和汤液治疗等方面。该书在阐述医理的同时，还对当时哲学领域里一系列重要思想，如阴阳、五行、气、天人关系和形神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2.《黄帝八十一难经》　亦称《难经》，成书于汉代，托名秦越人所作。本书以问答形式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等问题，特别是在脉诊和针灸治疗等方面较《内经》更为详细。全书共提出81个问题，故全称《黄帝八十一难经》，进一步完善了《内经》的理论体系。

3.《伤寒杂病论》　为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是中医学第一部辨证论治专著，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宋代林亿等整理出版时，将其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伤寒论》确立了六经辨证体系，全面阐释了外感病的发病原因、临床表现、诊断和预后康复等。《金匮要略》以脏腑病机理论对内伤杂病进行证候分类，详细论述了中医内科、妇科等40多种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方药等。《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于一体，被誉为“方书之祖”，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神农本草经》　约成书于汉魏，托名神农所作，是中医学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全书收载药物365味，分上、中、下三品，并以寒、热、温、凉分四性，酸、苦、甘、辛、咸分五味。该书为后世中药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阶段

中医学理论体系确立之后，后世医家结合临床医疗实践，从不同角度发展了中医学理论。

1.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丰富的医疗实践使中医学逐渐充实和系统化。晋代王叔和著《脉经》，是第一部脉学专著。书中提出浮、洪、滑、数、紧等24部脉的脉象形体和主病，提倡“寸口诊法”，提出了左右手的寸、关、尺三部与脏腑的相应关系，如左寸主心与小肠、左关主肝胆、右寸主肺与大肠、右关主脾胃、左右尺主肾与膀胱等，发展了脉学理论。晋代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是第一部针灸学专著，发展了经络、腧穴和针灸治疗的方法和理论。隋代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是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唐代孙思邈著《千金要方》，是中医学最早的百科全书，详述方剂分类及处方适应证，发展了脏腑辨证理论，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和系统化，并提出了“大医精诚”的医德标准。在中药学方面，唐代苏敬等主持编写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收载国产和外来药物844种，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为我国和世界医药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方剂学方面，如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等，汇集了历代名方和一些海外传来的方剂，使汉唐的许多名方得以传世，是现代研究唐以前方剂的重要资料。

2.宋、金、元时期　该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中医学流派的形成，并推动了中医学理论的发展，中药学、方剂学不断发展、完善。在宋代，陈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提出三因学说；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发展了脏腑辨证理论；唐慎微编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后世简称《证类本草》，载药1748种；著名的方书有《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前者载方16834首，后者载方近两万首，集宋以前之大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方788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编制的成药药典；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严用和的《济生方》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金元时期，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药方论》虽只论述了20首伤寒方，但却是第一部专门剖析方剂理论的专著，开方论之先河；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阐发《内经》病机理论及运气学说，认为百病多因于“火”，因为“六气皆从火化”和“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善用寒凉药物，被后世尊为“寒凉派”，其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对明清时期温病学派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从正认为人之生病，皆因邪气所致，故治病应以祛邪为首务，善用汗、吐、下三法，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或“攻邪派”；李东垣著《脾胃论》，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饮食不节、劳逸过度、情志内伤皆可损伤脾胃而致元气虚衰，百病丛生，故治疗当以补脾胃为先，养生亦应重视顾护脾胃，被后世称为“补土派”；朱丹溪善治杂病，创见颇多，倡导“相火论”，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后世称之为“滋阴派”。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和朱丹溪四位医家被后人尊为“金元四大家”。

3.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综合性医书。在明代，楼英的《医学纲目》和王肯堂的《证治准绳》，通论中医基础理论及临床各科证治；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和生态条件分为16纲60类，是驰名中外的中药学著作；朱等人编纂的《普济方》，载方61739首，是我国现存载方量最大的一部方书。在藏象学说的研究方面，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和赵献可的《医贯》对命门学说发展影响较大；明代李中梓提出“先后天根本论”，认为“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治疗疾病当固先后天根本，至今仍有重要意义。清代吴谦等编写的《医宗金鉴》和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集古今医书和临床各科之大成，为后世习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在温病学方面，明代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提出“瘟疫”的病源“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染途径是从口鼻而入，不是从肌表而入，这对温病（特别是瘟疫病）的病因和致病途径提出了创见；清代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辨证”，清代吴鞠通创立“三焦辨证”方法，并提出温热病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方剂及养阴清热的治疗大法，从而使温病学在因、证、脉、治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4.近现代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医学大量传入中国，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碰撞与交融，产生了中西汇通派，故此时期的特点是由中西论争发展至中西汇通，乃至中西医结合。如清末朱沛文著《华洋脏象约纂》，主张“中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应“中西参照”；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强调从理论到临床都应衷中参西，主张中西药合用，开中药与西药并用之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西医学工作者在整理研究历代医学文献的同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基础理论，在经络与藏象实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引进一些新的诊察方法与手段，开展了四诊客观化的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和发扬中药学，亦做出许多很有价值的工作；众多医家研制了不少新的有效方剂，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对一些古代著名方剂进行了临床与实验研究，为方剂的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临床方面在继承古代医家诊治经验的基础上，受西医学的影响，分科细化，并提出了中西医学辨证辨病相结合的新思路，这些都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

2010年，中医针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5年，屠呦呦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她从中医典籍《肘后备急方》中受到启发，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取出青蒿素，将之转化成一种强有力的抗疟药物，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201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实现了中医药发展有国法保障，印发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将中医药发展纳入国家战略，中医药发展驶入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