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医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医学科学，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学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学的总称。

中医学发源于中国，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医疗实践中，认识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宝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是经过历代传承并不断发展创新的，具有原创理论、独特思维和丰富实践的医学科学体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医学传播到世界各地，对全人类的健康保健和疾病防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发挥了促进作用。

中医学的学科属性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体，注重吸收多学科先进的科技成果，促进学术发展与创新的综合性医学科学知识体系。

中医学以人-自然-社会心理为医学模式。人类的生存与生活必然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此引起一系列有关健康和疾病的医学问题，因此，中医学强调“以人为本”，不仅注重人的生物属性，尤为重视人的心理特征和社会属性，主张顺应自然规律，主动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

现代，中医学原创的理论思维、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学术发展中不断得到传承和创新，现代化与国际化步伐加快，正在为造福全人类健康作出新的贡献。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以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以象思维、系统思维和变易思维为主要思维模式，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藏象、经络和精气血津液神等为理论核心，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医学理论体系。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两汉时期。《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专著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1.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条件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社会急剧变化，学术思想交流融合，科学技术相互促进，古代医家在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基础上，以气一元论、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为认识论，汲取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将零散的医疗经验整理归纳，使中医学理论体系逐步系统化、规范化，以阐释病因、发病和病机，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科学理论与医药实践的基础。

（1）社会文化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呈现“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形成了道、儒、阴阳、法、墨、兵等诸家。各种学术流派相继产生、学术争鸣与交流，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如中医学生命理论深受道家关于世界本原与生命起始认识的影响；医者修身与医德的形成深受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道德观念与进取精神的影响等。

（2）科学技术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地理、气象、历算、物候、农学、植物学、矿物学、冶炼、酿造等方面的诸多创新，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科学技术基础。如天文学的宇宙观为天地人相关整体医学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基础，农业生产的进步促进了中药学的形成和发展，气象学、地理学的相关知识融入了中医学对生命活动、疾病认识的理论和实践。

（3）医药实践基础　人类自从有了生产活动，就开始了医疗活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有“癥”“疥”“蛊”“龋”等病名和“耳鸣”“下利”“不眠”等症状的记载，还出现了“疾目”“疾耳”“疾鼻”等以人体器官命名的病名。《殷墟书契》甲骨文“疾年”的记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明确记载疫病流行的最早资料。《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殷人疾病考》曾指出殷人所记录的疾病已有16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医疗活动更加丰富，先秦文献《山海经》　中对疾病的记载增加到了38种，如“疽”“痹”“风”“瘕”“疫”“呕”“聋”“腹痛”“咽痛”等。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时期著作《五十二病方》以52种疾病进行分类，提及了103个病名。除此之外，《诗经》《尚书》《周易》等十三经文献中也有诸多的病证记载。可见，当时对疾病的认识已较为深入。

当时的医家们在医疗过程中逐步积累了药物学知识，《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药物就有植物、矿物和动物等不同种类，共有247种。《淮南子》《诗经》《山海经》等著作中也有丰富的药物学资料。在医疗过程中，医家们还创造了针砭、艾灸、醪醴等治疗方法。

从《周礼·天官冢宰第一》的记载可见，早在周代，我国就有了初步的医学分科和专职从医人员。《左传》记载的医和、医缓即是当时著名医生。

这些丰富的医疗实践为中医学理论知识的总结归纳及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资料，奠定了基础。

（4）古代哲学思想对医学的渗透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哲学渊源，尤其是气、阴阳、五行学说，渗透并融入中医学，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赋予重要的思维方法和说理工具。如气一元论的万物本原论思想，为中医学整体观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阴阳学说的辩证法思想、五行学说的系统论思想，对中医学方法论体系的建立产生了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指导，借鉴当时自然科学先进技术原理和方法，在丰富的医药学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众多医家共同努力，逐渐形成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2.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

《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四部经典著作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1）《黄帝内经》　简称《内经》，为中医学现存最早的经典著作。本书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共18卷162篇，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东汉至隋唐仍有修订和补充。《内经》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集众多医学家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编纂而成，是对先秦至西汉医学成就的整理和总结。书中汲取了秦汉以前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重要成就，从气、天人关系、形神关系等多方面深入探讨和阐释了生命现象，总结和归纳了西汉前的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内经》以整体观念为指导，阐释了人体生命活动规律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详细论述了脏腑的生理功能，将人体呼吸、循环、消化、排泄、生殖、精神等生理功能分属于五脏，建立了以五脏为中心的功能系统；创立了经络学说，阐述对机体的网络调节作用，并以精、气、血、津液、神的作用维系和调节着脏腑形体官窍的生理功能，从而奠定了藏象经络理论的基础；在疾病防治上提出“治未病”的观点，对病因、发病、病机及疾病诊断、治疗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内经》中还设专篇讨论了医生的职业素养和道德规范，《素问·疏五过论》提出了诊病“四德”，对医生的职业道德进行规范。《素问·征四失论》专门批评了医生精神不专与学业不精所造成的过失，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

（2）《难经》　又称《黄帝八十一难经》，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约成书于东汉，传说为秦越人所作。在《内经》的基础上，该书论述了生理、病机、诊断、病证、治疗等方面的医学问题，其中，对脉学特别是“寸口脉诊”有较详细而系统的论述和创见；对藏象理论中命门、三焦以及经络理论有所阐扬和发展，从而丰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3）《伤寒杂病论》　张机（字仲景）所著，成书于东汉，为中医学第一部辨证论治的专著。经晋·王叔和整理，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伤寒论》创立了“六经辨证”理论，对外感热病的发病因素、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后康复等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金匮要略》以脏腑论内伤杂病，对以内科为主兼及妇科、外科的40余种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处方、用药等都有详细记载。《伤寒杂病论》总结了东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创立了对外感、内伤疾病的辨证纲领和治疗方剂，故后世医家多尊之为“医方之祖”，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伤寒论·自序》中，张仲景立志做能解除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表现了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世尊称张仲景为“医圣”。

（4）《神农本草经》　简称《本草经》或《本经》，成书于东汉，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集秦汉时期众多医家搜集、整理、总结药物学经验成果的精华，全书载药365种，根据养生、治病和药物毒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之药无毒，主益气；中品之药有毒或无毒，主治病、补虚；下品之药有毒，主除病邪、破积聚。根据中药功效将中药分为寒、凉、温、热四性，以及酸、苦、甘、辛、咸五味，为中药学“四气五味”的药性理论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书中明确了“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的用药原则，将药理学与病机学密切结合，使中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同时，该书提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等“七情和合”的药物配伍理论，为中药组方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从战国至秦汉时期问世的《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所载的内容来看，当时的医家们不但已构筑起中医学的理论框架，而且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了理、法、方、药（针）为一体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医学理论不断创新，诊疗水平不断提高。汉代以后，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

1.魏晋隋唐时期（220—960年）

魏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中医学学科分化日趋成熟，医学理论与技术随着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有新的提高，出现了众多名医名著，推动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进步。

（1）《脉经》　晋·王叔和著，成书于3世纪，为中医学第一部脉学专著。本书第一次系统全面论述浮、芤、洪、滑、数、促、弦、紧等24种病脉的脉象形态及其所主病证；提出浮与芤、弦与紧、革与实、滑与数、沉与伏、微与涩、软与弱、迟与缓八组相类脉的脉象鉴别；提倡“寸口诊法”，明确左寸主心与小肠，左关主肝胆，右寸主肺与大肠，右关主脾胃，两尺主肾与膀胱的三部脉位；推动了寸口脉诊法的普遍应用。

（2）《针灸甲乙经》　晋·皇甫谧著，成书于259年，为中医学第一部针灸学专著。全书系统阐述了藏象、经络、腧穴、标本、九针、刺法、诊法、病证、治法等内容，还对针灸用针之形状制作、针灸之禁忌、针灸经络与孔穴部位之考订、针灸的临床适应证与操作方法及临床经验的总结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3）《肘后备急方》（原名《肘后救卒方》）　晋·葛洪著，成书于东晋时期，为中医学第一部临床急症著作。书中对外感热病、传染性疾病、皮肤病、疮疡外科及骨伤科病的论述，反映了当时临床医学的进步。书中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以治寒热病及各种疟疾的记载，屠呦呦受此启发成功提取青蒿素，为全世界防治疟疾作出了重大贡献，因之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在获奖感言中说道：“青蒿素是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

（4）《诸病源候论》　隋·巢元方著，成书于610年，为中医学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全书以1729论分述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诸科病证的病因、病机和症状，尤重于病源的研究，如指出疥疮是由疥虫所致；“漆疮”的发生与体质有关；某些传染病是由自然界的“乖戾之气”引起。诸证之末多附有导引法，对疾病的调护起到指导作用。

（5）《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　唐·孙思邈著，成书于652年和682年，为中医学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两书关于脏腑之论、针灸之法、脉证之辨、食治之宜、养生之术、备急之方、病证诊治等内容，代表了盛唐的医学发展水平；提出“大医精诚”为医学道德准则和追求的境界，开创了中国医学伦理学之先河。《备急千金要方》保存了唐以前大量的古方，对方剂学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后世尊孙思邈为“药王”。

2.宋金元时期（960—1368年）

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医学发展迅速、流派纷呈、建树颇多的时期，对后世医学发展影响很大。这一时期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临床各科学等发展迅速，医药著作大量刊行，开始有国家组织编撰刊行中医药学著作，并开始研究处方、成药、经络腧穴的规范化。

北宋·钱乙（字仲阳）著《小儿药证直诀》　，该书系统论述了小儿体质、病机及治疗特点：体质“血气未实”“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病机“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治疗强调补泻要同时调理以善其后。钱乙重要贡献在于丰富和完善了中医学脏腑证治，将五脏辨证方法运用于临床实践。

南宋·陈言（字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方》），据张仲景“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论点，结合临床实践与《内经》有关论述，将病因归纳为三大类：外感六淫为外因；七情内伤为内因；饮食所伤、叫呼伤气、虫兽所伤、跌打损伤、中毒、金疮等为不内外因。该书以病因与病证相结合的方法，系统阐述了三因理论，对后世病因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后人尊称为“金元四大家”，对中医理论和实践有突破性创新，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里程碑的作用。

刘完素（字守真，后人尊称刘河间）：主张火热论，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化火”为外感和内伤疾病的主要病机，故在治疗中多用寒凉药，后人称为“寒凉派”。代表著作为《素问玄机原病式》（1182年）。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力倡攻邪论，提出“病由邪生”，主张“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用药攻”，故在治疗中多用汗、吐、下三法，后人称为“攻邪派”。代表著作为《儒门事亲》（1224年）。

李杲（字明之，自号东垣老人，后人尊称李东垣）：师从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力倡脾胃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善用温补脾胃之法，后人称为“补土派”。代表著作为《脾胃论》（1249年）。

朱震亨（字彦修，后人尊称朱丹溪）：力倡相火论，主张“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疗善用“滋阴降火”，后人称为“滋阴派”。代表著作为《格致余论》（1347年）。

金元四大家师古而不泥古，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各有创新，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

3.明清时期（1368—1911年）

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的综合汇通和深化发展阶段。标志性成果是命门理论的发展、温病理论的创新，以及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及类书的编撰集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明代关于命门学说的发展，为中医学的藏象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张介宾（字景岳）、赵献可（字养葵）等医家重视命门学说，创新对命门概念及其功能的认识。张介宾提出了“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见解，强调温补肾阳和滋养肾阴在养生康复与防治疾病中的重要性。赵献可认为命门为人身之主，注重“命门之火”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意义。命门学说对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温病是感受温邪所引起的一类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温病理论源自《内经》，至明清臻于成熟，明代的吴有性及清代的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等对温病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作出了卓越贡献。

吴有性（字又可）：著《温疫论》，创“戾气”理论。提出温疫病的病因为“戾气”，而非一般六淫病邪；戾气多“从口鼻而入”，往往相互传染，形成广泛性流行，症状、病程多类似；不同疫病有不同的发病季节；人与禽畜皆有疫病，但各不相同又有一定联系。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著《温热论》，创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理论。阐明温热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顺传，以及“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逆传，对温病理论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并擅长内伤杂病治疗，《临证指南医案》提出“久病入络”“久痛入络”之论，完善创新了络病学说。

薛雪（字生白）：著《湿热条辨》，创新温病理论的湿热病因理论。阐明湿热病的病因、症状、传变规律、治则治法等，对温病理论的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吴瑭（字鞠通）：著《温病条辨》，创立温热病的三焦辨证理论。主张“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使温病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渐走向系统与完善。

王士雄（字孟英，号潜斋，晚号梦隐），著《温热经纬》《霍乱论》等，以《内经》和《伤寒论》理论为经，取叶桂、薛雪等诸家之说为纬，明确提出“新感”“伏邪”两大辨证纲领，重视审同察异，灵活施治，充实并发挥了温病的发病机理和辨证施治理论。

明清时期，在整理已有医药学成就和临证经验的基础上，编撰了门类繁多的医学全书、类书、丛书及经典医籍的注释等。

明·李时珍（字东璧，晚号濒湖山人），著《本草纲目》（1578年），该书总结了明以前历代医药家在药物学方面的实践经验和药物理论，载中药1892种，分为16部60类，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具有卓越的贡献。同样，此书在世界医药学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17世纪末，《本草纲目》即被译成拉丁文传入欧洲，以后又先后被译成日、英、德、朝鲜等多国文字，传播世界，产生举世瞩目的影响。李时珍还著有《濒湖脉学》一书，论脉颇为精辟，易学易用，为脉学门径之书，流传甚广。

明·徐春甫著《古今医统大全》（1556年），辑录230余部医籍，为著名中医学全书。明朝王肯堂著《证治准绳》（1602年），以临床内、外、妇、儿等各科疾病方证为主，为著名中医学临床医学丛书。清·陈梦雷等著《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1723年），分类编排文献注释、基础理论、分科证治、医家传略、艺文记事等，为著名中医学类书。清·吴谦等著《医宗金鉴》（1742年），临床各科理法方药歌诀俱备，为太医院的中医学教科书。

清·王清任（字勋臣）著《医林改错》（1830年），改正了古医籍中在人体解剖方面的某些错误，肯定了“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发展了瘀血理论，创立了多首治疗瘀血病证的有效方剂，对中医学气血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4.近代与现代（1840年以后）

近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变更，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传入，中西方文化出现碰撞与交融，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新旧并存的趋势：一是继续整理和汇总前人的学术成果，如20世纪30年代曹炳章（字赤电）主编的《中国医学大成》，是一部集古今中医学大成的巨著；二是以唐宗海（字容川）、朱沛文（字少廉）、恽树珏（字铁樵）、张锡纯（字寿甫）为代表的中西汇通学派，提出既要坚持中医学之所长，又要学习西医学先进之处，从理论到临床汇通中西医的观点，如唐宗海著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张锡纯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即是中西医学汇通的代表作。

现代（1949年以后），中医学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优势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以满足时代发展和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为人民健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发展成就斐然。东西方医学优势互补、相互融合的趋势已经出现；多学科交叉相互渗透，创建中医学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认识生命和疾病现象已成热点，“血瘀与活血化瘀”“络病理论”“体质学说”“方剂配伍规律”等创新科研成果指导临床实践与产业化发展，中医药学特色与优势凸显；中医药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与影响日益扩大，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和产品开始全面走向国际；以“继承与创新并重，中医中药协调发展，现代化与国际化相互促进，多学科结合”为基本原则，推动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发展。

中医学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永恒主题。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目的是创新。只有重视继承，才能为中医学传统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奠定基础；创新是中医学继续发展的需求，是中医学新观点、新理论、新技术产生的源泉，也是中医学的生命之源。在学术发展中不断传承和创新的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必将为造福全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更新的贡献。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包括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两个方面。

（一）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认识人体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之间联系性和统一性的学术思想。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发源于中国古代哲学万物同源异构和普遍联系的观念，体现在人们在观察、分析和认识生命、健康和疾病等问题时，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与联系性，并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病机、诊断、辨证、养生、防治等各个方面。

1.人是一个有机整体

（1）生理功能的整体性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五脏一体观、形神一体观和精气神一体观。

五脏一体观：人体由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形体（筋、脉、肉、皮、骨）、官窍（目、舌、口、鼻、耳、前阴、后阴）等构成。人体以五脏为中心，配合六腑、形体、官窍，通过经络系统的联络作用，构成了心、肝、脾、肺、肾五个生理系统。心、肝、脾、肺、肾五个生理系统之间具有结构的联系性和功能的统一性，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共同维持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这种以五脏为中心的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观点，称为“五脏一体观”（表0-1）。

形神一体观：形体与精神是生命的两大要素，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指人的形体结构和生命物质；神，指生命活动的主宰和总体现，包括意识、思维等精神活动。形神一体观，是指形体与精神的结合与统一。正常的生命活动，形与神相互依附，不可分离。形是神的藏舍之处，神是形的生命体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

精气神一体观：精、气、血、津液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整体表现。精、气、神为人之“三宝”。精可概括精、血、津液。如《读医随笔·气血精神论》记载：“精有四：曰精也，血也，津也，液也。”精气神一体观，是指精可化气，气可化精，精气生神，精气养神，而神则统驭精与气，形成有机整体。

（2）病机变化的整体性　中医学在分析疾病发生、发展、变化规律时，善于从整体出发，去分析局部病机变化的整体性根源。

人是一个内外紧密联系的整体，因而内脏有病，必然表现于外，具体可反映于相应的形体官窍，即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下》）。在分析形体官窍的病变时，认为局部病变大都是整体生理功能失调在局部的反映。如目的病变，既可能是肝血肝气生理功能失调的表现，也可能是五脏精气功能失常的反应。因此，探讨目病的病机，不能单纯从目之局部去分析，而应从五脏的整体联系去认识。

脏腑之间在生理上协调统一、密切配合，在病机上相互影响。如肝的疏泄功能失常时，不仅肝脏本身出现病变，而且常影响到脾的运化功能而出现脘腹胀满、不思饮食等症状；也可影响肺气宣发肃降而见喘咳；还可影响心神而见烦躁不安或抑郁不乐；影响心血运行而见胸闷等。因此，在分析某一脏病的病机时，既要考虑到本脏病变对他脏的影响，也要注意到他脏病变对本脏的影响。

人是形神统一的整体，因而形与神在病变上也是相互影响的。形体的病变，如躯体、脏腑、经络、官窍以及生命物质精、气、血、津液的病变，皆可引起神的失常；而精神情志活动异常，也能导致躯体、脏腑、经络、官窍功能失常以及生命物质精、气、血、津液的病变。

（3）诊断防治的整体性　人的局部与整体是辩证统一的，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等的生理与病变必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中医学在诊察疾病时，可通过观察分析形体、官窍、色脉等外在异常表现，推测内在脏腑的病机变化，从而作出正确诊断。故有“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灵枢·本脏》）。如验舌、望面、察神、切脉等由外察内的诊病方法，是中医学整体诊病思想的具体体现。

中医学在防治疾病时，强调在整体层次上对全身各局部的调节，使之恢复常态。局部病变常是整体病变在局部的反映，故治疗应从整体出发，在探求局部病变与整体病变内在联系的基础上，确立适当治疗原则和方法。如口舌生疮多由心火上炎所致，其治疗可清心泻火；又由于心与小肠相表里，心火可循经脉下移小肠，故亦可用清泻小肠之法。再如久泻不愈，或脱肛，其病虽发于下，但可以艾灸颠顶督脉之百会穴以调之，督脉通行上下，阳气得温，疾病自愈。

（4）养生康复的整体性　人是形神统一的整体，中医养生主张形神共养以维护健康、形神共调以治疗康复疾病。在养生方面，既要顺应自然、锻炼身体、合理膳食、劳逸适度、外避病邪以养其形，使形健而神旺；又要恬惔虚无、怡畅情志以养神，使神清而形健。在治疗康复方面，若因躯体病变引起精神病变时，当以治疗躯体疾病（治形）为先；若由精神情志伤害引致躯体疾病，则当先调理精神情志的失调（治神）。

2.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环境的各种变化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对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认识，即是“天人一体观”的整体思想。

人类是宇宙万物之一，与天地万物有着共同的生成本原。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道”“太极”或“气”产生的。气分阴阳，以成天地。天地阴阳二气交感，万物化生。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自然环境的各种变化，如寒暑更替、昼夜晨昏、地域差异，必然对人体的生理及疾病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1）自然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　自然环境主要包括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古人以“天地”名之。人在自然环境之中，而天地阴阳二气不断的运动变化，人的生理活动必然受到天地之气的影响而有相应的变化。

季节气候与人体生理：气候是由自然界阴阳二气的消长变化而产生的阶段性天气征象，如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而自然界的生物顺应这种规律，出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变化过程，人体生理也随季节气候的规律性变化而出现相应的适应性调节。如人体脉象可随四季气候的变化，而有相应的春弦、夏洪、秋毛、冬石的规律性脉象变化；又如天暑衣厚，则汗多而尿少；天寒衣薄，则尿多而汗少。另外，人体经络气血的运行还受风雨晦明的影响：天温日明，阳盛阴衰，人体阳气随之充盛，气血运行通畅；天寒日阴，阴盛阳衰，人体阳气亦弱，气血凝涩而行缓。

昼夜时辰与人体生理：一日之内的昼夜晨昏变化，对人体生理有不同影响，而人体也要与之相适应。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说明白天人体阳气多趋于体表，脏腑的功能活动比较活跃；而夜间人体阳气多趋于里，人就需要休息和睡眠，这些反映了人体随昼夜阴阳二气盛衰变化而出现相应的调节。

地域环境与人体生理：地域环境主要指地势高低、地域气候、水土、物产及人文地理、风俗习惯等。地域气候的差异，地理环境和物产不同，人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有所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体的生理功能与体质的形成。如北方多燥寒，人体腠理多致密，体型壮实；而南方多湿热，人体腠理多疏松，体型清瘦；长期居住某地的人迁居异地，常出现“水土不服”现象，但会逐渐适应。说明地域环境对人体生理有一定影响，而人体也具有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

（2）自然环境对人体疾病的影响　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是有限的。当气候变化过于急剧，超过人体的适应能力，或机体的调节功能失常，不能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时，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当人体正气充沛，适应、调节及抗病能力强，能抵御外邪侵袭，一般不会发病；若气候特别恶劣，人体正气相对不足，抵御病邪的能力减退就会发病。

季节气候与人体疾病：四时气候的变化，每一季节都有其不同特点。因此，除一般性疾病外，常可发生一些季节性多发病或时令性流行病。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或某些慢性病恢复期中，也往往由于气候剧变或季节交替而使病情加重、恶化或旧病复作。如关节疼痛的病证，常在寒冷或阴雨天气时加重。

昼夜时辰与人体疾病：昼夜晨昏的变化，对疾病也有一定影响。清晨至中午，人身之气随自然界之气的阳生阴长而渐旺，故病情转轻；午后至夜晚，人身之气又随自然界之气的阳杀阴藏而渐衰，故病情加重。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

地域环境与人体疾病：地域环境的不同，对疾病也有一定的影响。某些地方性疾病的发生常与地域环境密切相关。如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瘿候》指出瘿病的发生与“饮沙水”有关，已认识到此病与地域水质的密切关系。

（3）自然环境与疾病防治的关系　自然环境的变化时刻影响着人的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因而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必须重视外在自然环境与人体的关系，在养生防病中顺应自然规律，在治疗过程中遵循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

季节气候与疾病防治：气候变化剧烈或急骤时，要“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防止病邪侵犯人体而发病。在治疗疾病时应充分了解气候变化的规律，根据不同季节的气候特点来考虑治疗用药，春夏慎用温热，秋冬慎用寒凉，即所谓“因时制宜”。对于某些季节多发病，亦可“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如冬天由于素体阳虚阴盛而发病的咳喘、骨关节痛（寒痹）等，可在夏季培补阳气；夏天由于素体阴虚阳盛而发病的心悸、瘿病等，可在冬季滋养阴气，常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昼夜时辰与疾病防治：根据人体气血随自然界阴阳二气的盛衰而有相应的变化，并应时有规律地循行于经脉之中的学术思路，古代医家创立了“子午流注针法”，按日按时取穴针灸，可更有效地调理气血、协调阴阳以防治疾病。

地域环境与疾病防治：人体的生理及疾病变化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故在养生防病中，要根据地理环境的不同，采用适宜的防病治病原则和方法，即所谓“因地制宜”。中国的地理特点是西北地势高而东南地势低，西北偏于寒凉干燥而东南偏于温热湿润，故西北少用寒凉之药而东南慎用辛热之品。

3.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人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必然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故人与社会环境既相互统一、又相互联系。人不单纯是生物个体，而且是社会的一员，具备社会属性。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人际关系、婚姻等社会因素，必然通过与人的信息交换影响着人体的各种生理、心理和病变，而人也在与社会环境的交流中，维持着生命活动的稳定有序与协调平衡。

（1）社会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　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不同，造就个人的心理特征与体质的差异。一般而言，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可使人精神振奋，勇于进取，有利于心身健康；而动荡的社会环境、纠结的人际关系，可使人精神压抑，或紧张、焦虑，从而影响心身功能，危害心身健康。

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对人的心身功能也有重要影响。社会地位高、经济地位好，养尊处优，易使人骄恣任性；政治、经济地位低下，易使人自卑颓丧。久之，可影响人体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

（2）社会环境对人体病变的影响　当社会环境变化时，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也会随之而变。骤然变化的社会环境，会对人体生理功能造成较大的影响，从而损害人的心身健康。如《素问·疏五过论》指出，“尝贵后贱”可致“脱营”病变，“尝富后贫”可致“失精”病变，说明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剧烈变化，常导致人的精神活动不稳定，从而导致某些心身疾病的发生。再如，亲人亡故、家庭纠纷、邻里不和、人际关系紧张等，易引发某些心身疾病，诱发病情加重或恶化，甚至死亡。

社会动荡、政治腐败、饥荒战乱、经济萧条以及不良的习俗风气等，皆为疾病之源，尤其是心身疾病之因。精神情志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中医学整体观念的指导下，以中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因素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影响，是社会发展给中医学带来的新课题，具有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3）社会环境与疾病防治的关系　社会环境的改变主要通过影响人体的精神情志活动而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疾病变化产生影响，因而预防和治疗疾病时，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因素对人体心身功能的影响，尽可能地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获得有力的社会支持，并通过精神调摄提高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以维持心身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并促进疾病好转。

综上所述，中医学理论体系以人为本，以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为背景，揭示生命、健康、疾病等重大医学问题，阐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精神与形体以及形体内部的整体性联系。在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的过程中，要求医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著至教论》），从中充分体现出整体观念的指导意义。

（二）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并贯穿于预防与康复等医疗保健实践的过程。中医学在认识疾病和处理疾病的过程中，既强调辨证论治，又讲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1.症、证、病的基本概念

（1）症的基本概念　症，即症状和体征，是机体发病而表现出来的异常表现，包括患者所诉的异常感觉与医生所诊查的各种体征。如恶寒发热、恶心呕吐、烦躁易怒、舌苔、脉象等都属症的概念。症是判断疾病、辨识证的主要依据，但其表现的是疾病的表面现象甚至假象，所以未必能完全反映病和证的本质。同一个症状，可由不同的致病因素引起，其病机不尽相同，也可见于不同的病和证中。孤立的症状或体征不能反映疾病或证的本质，因而不能作为治疗的依据。

（2）证的基本概念　证是对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病机本质的概括。如脾胃虚弱证，病位在脾胃，病性为虚。证是病机的概括，病机是证的内在本质，证所反映的是疾病的本质。

证候，即证的外候，是指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势等病机本质有机联系的反应状态，表现为临床可被观察到的症状等，一般由一组相对固定的、有内在联系的、能揭示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病变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构成。如食少纳呆，腹胀便溏，倦怠乏力，面黄，舌淡红苔白，脉沉缓，属于脾胃虚弱证的证候表现。

证具有个体差异性、时相性、空间性和动态性特征。其一，证的个体差异性。由于人的体质差异，故感受同一病邪，可能表现为不同的证。即便同一病证，由于个体反应性差异，也可以表现出不同的症状。其二，证的时相性。同一疾病，由于所处于阶段不同，临床表现各异，因而证也不同，如积聚，在初期、中期和晚期的不同阶段，证会发生变化。其三，证的空间性。如感冒，与不同地域的气候有关，形成风寒感冒证、风热感冒证、暑湿感冒证等。其四，证的动态性。由于疾病受内外环境多种因素影响，可不断发生变化，故证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因此，在临床辨证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证的个体差异性、时相性、空间性和动态性特征，才能进行正确判断。

（3）病的基本概念　病，即疾病的简称，指有特定的致病因素、发病规律和病机演变的一个完整的异常生命过程，常常有较固定的临床症状和体征、诊断要点、与相似疾病的鉴别点等。致病邪气作用于人体，人体正气与邪气相抗争，引起了机体阴阳失调、脏腑形体损伤、生理功能失常或心理活动障碍，从而体现一个完整的疾病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损伤、障碍与修复、调节的矛盾斗争过程，即邪正斗争。

疾病反映的是贯穿一种疾病全过程的总体属性、特征和规律。如感冒、胸痹、消渴、积聚等，皆属疾病的概念。

症、证、病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病与证，虽然都是对疾病本质的认识，但病所反映的重点是贯穿疾病全过程的基本矛盾，而证反映的重点是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症状和体征是认识病和证的着眼点，是病和证的基本构成要素。具有内在联系的症状和体征组合在一起即构成证候，反映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变本质；各阶段或类型的证贯穿并叠合起来，便是疾病的全过程。因此，一种疾病可由不同的证组成，而同一证又可见于不同的疾病过程中。

2.辨证论治的基本概念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治疾病的基本理论与思维方法，即根据中医理论分析四诊获得的临床资料，明确病变的本质，拟定治则治法。

（1）辨证　辨证是以中医学理论对四诊（望、闻、问、切）所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明确病变本质并确立为何种证的思维和实践过程。由于疾病发生的原因、病变的部位、疾病的性质、疾病的发展变化趋势是辨证的要素，故中医学在辨识证时，要求辨明病因、病位、病性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即辨明疾病从发生到转归的总体病机。

辨病因：即探求疾病发生的原因。根据中医病因理论分析疾病的症状和体征，探求疾病发生的原因和机理。某些病因，如外伤、虫兽咬伤等可直接观察或通过询问病史了解。然而，临床很多疾病，不能直接找到病因，只能“辨证求因”，根据疾病的临床表现，推断病因病机特点以确定证。

辨病位：即分析、判别以确定疾病之所在部位。不同的致病因素侵袭人体不同的部位，引起不同的病证。如外感病邪侵袭人体皮肤肌腠，称为“表证”；情志内伤、饮食不节、劳逸失度，直接损伤脏腑精气，称为“里证”；咳嗽咯痰病位多在肺，腹胀便溏病位多在脾。辨明病变部位，便可推知致病邪气的属性，又可了解病情轻重及疾病传变趋向，对确定证非常重要。如水肿病，若水肿以头面、眼睑明显者，属外感风邪所致，称为“风水”，病在表，治当解表发汗；若腰部以下水肿，以下肢为重者，多为脾肾功能失调所致，病在里，治当温肾健脾利尿。

辨病性：即确定疾病的虚实寒热之性。疾病是邪气作用于人体，人体正气奋起抗邪而引起邪正斗争的结果，邪正盛衰决定病证的虚实，故《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病因性质和机体阴阳失调决定病证的寒热，外感寒邪，或阴盛阳虚，则见“寒证”；外感热邪，或阳盛阴虚，则见“热证”。

辨病势：即辨明疾病的发展变化趋势及转归。疾病一般都有一定的发展变化规律。如《伤寒论》把外感热病分为六个阶段，以六经表示其不同的阶段和发展趋势，其传变规律可概括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温病学则用卫、气、营、血和上、中、下三焦表示温热病和湿热病的传变规律；对内伤杂病的传变，《内经》是用五行的生克乘侮规律来表述，现在趋向于以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精气血津液之间的相互影响来表达。掌握疾病的传变规律，可洞察疾病变化及转归的全局，预测在疾病进程中证候的演变，从而提高辨证的准确性。

（2）论治　又称施治，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立相应的治疗原则、方法及处方用药，选择适当的治疗手段和措施来处理疾病的思维和实践过程。论治过程一般分以下几个步骤：

因证立法：即依据证候而确立治则治法。证是辨证的结果，也是论治的依据。只有确立疾病某阶段或某类型的证，才能针对该证性质确定具体的治疗方法。如风寒表证，当用辛温解表法；风热表证，当用辛凉解表法。

随法选方：即依据治则治法选择相应的处方。处方，是在确定治疗手段的基础上，依据治法的要求，确定具体的治疗方案。如选用药物疗法，应开出符合治法要求的方剂及其组成药物，并注明剂量、煎煮或制作、服用方法等。若选用针灸疗法，应开出符合治法要求的穴位配方以及针灸手法、刺激量、刺激时间等。

据方施治：即按照处方，对治疗方法予以实施。针灸、按摩、正骨等手法的治疗实施一般应由医务人员执行，某些情况下可由医生指导患者自己执行。

（3）辨证与论治的关系　辨证与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辨证是认识疾病，确定证；论治是依据辨证结果，确立治法和处方遣药。辨证是论治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与方法，也是对辨证正确与否的检验。因此，辨证与论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理论体系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也是中医临床诊治的基本原则。

3.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

在诊治疾病中，要掌握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原则。同病异治，指同一种病，由于发病的时间、地域不同，或所处疾病的阶段或类型不同，或患者的体质有异，故反映出的证不同，因而治疗也有不同。如麻疹在不同的疾病阶段表现为不同的证，故初期当解表透疹；中期清肺热；后期滋养肺阴胃阴等不同的治法。

异病同治指几种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大致相同的病机，表现为大致相同的证，因而采用相同的治法和方药来治疗。如胃下垂、肾下垂、子宫脱垂、脱肛等不同的病变，其病机的关键是“中气下陷”，表现为大致相同的证，故皆可用补益中气的方法来治疗。

因此，中医学对疾病治疗的着眼点是证，即所谓“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这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

4.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辨证与辨病，都是认识疾病的思维过程。辨病侧重对贯穿疾病全过程的基本矛盾的认识；辨证侧重对疾病当前阶段主要矛盾的把握。

中医学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临床实践在强调“辨证论治”的同时，注重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运用辨病思维来确诊疾病，对某一病的病因、病变规律和转归预后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再运用辨证思维，根据该病当时的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来辨析其目前处于病变的哪一阶段或是哪一类型，从而确立其当时的“证”，然后根据“证”来确定治则治法和处方遣药。对某些难以确诊的病症，可发挥辨证思维的优势，依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辨析出证，随证施治。根据具体情况，有时也使用“辨病施治”的方法，如以常山、青蒿治疟，黄连治痢等。

发扬中医学辨证论治的诊治优势，注重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对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的主要内容

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的理论体系。《中医基础理论》课程属于中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专业基础课和入门课，为学习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临床医学、中医预防医学及中医经典著作奠定理论基础。

《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的内容包括三个模块：即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中医学对人体生理活动的认识、中医学对疾病基本规律及其防治原则的认识等。中医学的主要思维方式独立成章，贯穿全书。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阐释中国古代哲学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及其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气一元论，是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本原；气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中医学以此为指导构建了“天人一体”的整体观念，以及气为生命本原，气机、气化是生命活动特征的理论。

阴阳学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阴阳的对立统一是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学以阴阳交感、对立、互根、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认识和阐释人体的生命、健康和疾病。

五行学说，是多元关系的系统论观点。宇宙万物归为木、火、土、金、水五类，五类物质之间存在生克制化关系，用以说明各种事物既相互资生又相互克制以维持协调平衡的普遍联系。中医学以此阐释人体以五脏为中心的功能系统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

（二）中医学对人体生理活动的认识

中医学对人体生理活动的认识主要阐释有关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包括藏象、精气血津液神、经络、体质等四部分。

藏象，是研究人体脏腑结构、生理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主要阐释五脏、六腑和奇恒之腑的生理功能、生理特性、与形体官窍的关系、与季节的关系和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

精气血津液神，是研究人体生命物质及生命活动的理论。主要阐释精、气、血、津液、神的概念、来源、分布、功能、代谢、相互关系及其与脏腑之间的关系。

经络，是研究人体经络系统的循行分布、生理功能、疾病变化及其与脏腑相互关系的理论。主要阐述经络的概念、经络系统的组成、人体经络系统的循行分布规律和经络的生理功能和应用等。

体质，是研究人体体质的形成、特征、类型及其与疾病的发生、病因、病机、诊断、预防和治疗关系的理论。主要阐述体质的概念和形成、体质的生物学基础、体质的分型和特征、体质理论的应用等。

（三）中医学对疾病基本规律及养生与防治原则的认识

中医学对疾病基本规律及养生与防治原则的认识主要阐释关于疾病的发生原因、发病机理、病变机制、预防治疗的理论和方法，包括病因、病机和养生与防治原则等三个部分。

病因，是研究病因分类和各种病因的性质、致病途径、致病特征以及探求病因方法的理论。主要阐述六淫、疠气、七情内伤、饮食失宜、劳逸失度、病理产物（痰饮、瘀血、结石）、外伤、寄生虫、毒邪、药邪、医过、先天因素等致病因素。

病机，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变化机制的理论，主要阐述发病基本原理、基本病机以及疾病的传变形式和规律。

养生与防治原则，是关于保养生命、疾病预防和治疗原则的理论。主要阐述养生原则、治未病的预防思想，以及治病求本的治疗思想和正治反治、标本缓急、扶正祛邪、调整阴阳、调理精气血津液、三因制宜等治疗原则。

【复习思考题】

1.确立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是什么？

2.简述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3.如何理解中医学的整体观念。

4.何谓辨证论治？辨证与论治有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