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的发展简史

在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Hippocrates和Aristotle都进行过动物解剖，并有论著。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解剖学著作是Galen（130—201）的《医经》，其对血液运行、神经分布及诸多器官进行了较详细、具体的记叙，但由于当时处于宗教统治时期，禁止解剖人体，该书主要资料均来自动物解剖观察所得，故存在较多的错误。

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巨匠Vesalius（1514—1564）从学生时代就冒着被宗教迫害的危险，执着地从事人体解剖实验，完成了巨著《人体构造》，较系统地记叙了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形态和结构，纠正了Galen等的许多错误论点，成为现代人体解剖的奠基人。英国学者Harvey（1578—1657）提出了心血管系统是封闭的管道的概念，创立了血液循环学说。继显微镜发明之后，18世纪末，研究个体发生的胚胎学开始起步。19世纪，意大利学者Golgi（1843—1926）首创镀银浸染神经元技术，西班牙人Cajal（1852—1934）创立了镀银浸染神经元纤维法，成为神经解剖学的两位创始人。

我国历史悠久，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人体形态结构的记载：“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皆有大数”。而且认识到“诸血皆居于心”，“心主全身血脉”，“经脉充不止，环周不休”。秦汉至两宋时，曾有解剖的记载和五脏六腑、《存真图》的绘制。宋慈著《洗冤集录》（1247年），对全身骨骼和胚胎的记录更为详细，并附有检骨图。清代王清任著《医林改错》，他亲自解剖观察30余具尸体，纠正了对人体的错误描述，如“灵机记性不在心在于脑”“听之声归于脑”“两目即脑质所生”“两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

近20年来，生物力学、免疫学、组织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向解剖学渗透，一些新兴技术如示踪技术、免疫组织化学技术、细胞培养技术和原位分子杂交技术等在形态学研究中被广泛采用。

组织学发展迄今为止已有300余年历史。法国人Bichat（1771—1802）用放大镜观察肉眼解剖的组织，德国人Meyer于1819年将组织分为8种，并创用Histology一词。德国学者Schleiden（1804—1881）和Schwann（1810—1882）分别于1838年、1839年指出细胞是一切植物和动物的结构、功能和发生的重要单位，创立了细胞学说。19世纪中期以后，光学显微镜、切片技术及染色方法的不断改进与充实推动着组织学的不断发展。20世纪40年代，电子显微镜问世，至今仍广泛用于观察细胞和组织的微细结构及其在不同状态下的变化，使人类对生命现象结构基础的认识进入到更微细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