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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我杀死了玛丽亚·伊丽巴内·温特尔。但没有人知道我是如何认识她的，我们之间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杀死她的念头又是怎样逐渐形成的。我要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因为虽说由于她的过错，我受了不少罪，但我也没有想成为完人的愚蠢念头。

一九四六年的“春之厅”里，我展出了一幅题为《母性》的画。其风格与许多前人的风格相仿：正如评论家用他们不可忍受的术语所说，该画结构严谨、线条分明。总之，此画具有那些饶舌者经常在我的画布上发现的各种特征，包括“一些深刻的理性”。但是，通过画面左上方的一扇小窗户还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小画面：荒凉的海滩边上有一个眺望大海的女人。她望着大海，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可能是某个已经消失了的遥远的呼唤。我认为，这个画面提示了一种忧郁的、绝对的孤独感。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画面。人们只朝它匆匆瞥上一眼，觉得它仅起装饰作用，无关紧要。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画面是最关键的部分，只有一个人例外。那是在开幕的那天，一位陌生的姑娘在我的画前待了很长时间。她看上去并没注意画面上最显眼的正在逗孩子玩的妇女，相反，她紧盯着画上方窗户里的景色。我敢肯定，她在看画时与整个世界隔绝了：她既看不到也听不到在我的画前走过或停下来的人。

我一直热切地观察着她。当我还在无法战胜的恐惧和想要喊住她的惶惑不安的念头之间犹豫不决的时候，她却在人群中消失了。我在怕什么？这种恐惧可能就像一个人把一生中能支配的所有金钱全都押在某个赌注上时的心情一样。但是，当她消失时，一想到她已消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几百万无名居民中，可能永远无法再会，我心里是又恼火又伤心。

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有点焦躁不安，闷闷不乐，怅然若失。

在展览会结束前，我天天都去展出大厅。为了能看清停下来看画的人，我站在离自己画足够近的地方，但是，她再也没有出现。

以后几个月里，除了她，我什么也不想。我只想重新见到她。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只是为她而画。小窗户里的景色似乎开始变大了，延展到了整个画布、整个作品中。